《白话小说生成史》后记

（《白话小说生成史》，孟昭连著，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

本书是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汉语的发展与白话小说兴起之关系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做这个项目的初衷，是想解开一直萦绕在心头的一个疑惑，即白话小说生成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对传统的结论，我总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有人把思维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简单问题复杂化，一种是复杂问题简单化。我大约属于后者。虽然也做了几十年的“文人”，但一直缺乏文人们的深思熟虑，尤其是没有培养出那种玄妙幽远的思维方式。这可能与我出身农家有关。在考察文学史的各种现象时，我总会想起一句民谚：“无利不起早。”不少人认为这句话含着贬义，但在我看来这个原始古朴的想法，其实具有相当普遍的真理性。趋利避害乃人之本能，也是社会不断发展的驱动力。所谓“利”即用处。用这个观点来看文体的兴衰，就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复杂，一种文体出现了，繁荣了，根本原因是“有用”，要么是精神上的“有用”即荣誉；要么是物质上的“有用”即经济利益。以这个观点考察文学史，大多是相合的。汉赋发达，是因为皇帝喜欢，靠献赋能得官，当了官既有名又有俸禄，封妻荫子，好处无穷。科举制度出现后，文学就与科举紧紧地绑在在一起，也就等于与金钱地位发生了直接的关系。唐诗发达，因为诗赋是当时的科考项目，是仕途上的一块敲门砖，所以唐人作诗绝不只是为了“言志缘情”而已。宋代科考取消了诗赋，宋人作诗的热情大大降低，功夫主要用在文上，连作诗也有“以文为诗”的倾向，所以宋诗成就也就被认为远不如唐。但宋代城市娱乐业的发展，歌舞女们演唱的需要，又促使“诗之余”的词发展起来。小说也是如此。唐传奇繁荣，也与唐代科举有关，天马行空般的想象与华丽的词藻，既有助于青年才俊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何乐而不为呢？所以我尤其相信“温卷”说。宋代科举兴糊名制，“温卷”派不上用场，写小说只是文人士大夫们的“业余爱好”，玄虚离奇的想象不再有利于功名，他们宁肯往传统的写实说理的方向发展，因之唐宋小说面貌大不相同。

在语体的选择上，这种“有用”说也体现得很清楚。古代书面语自春秋战国以来，正统文章用的都是文言，甚至一直延续到清末，原因也很明显，首先是科举的需要，其次是官场 上的要求。既然主流社会要求书面语必须用文言，所以尽管很难学，大家也还是乐此不疲。我在书中引用了蔡元培先生说过的一段话：“吾国之旧教育以养成科名仕宦之材为目的。科名仕宦，必经考试，考试必有诗文，欲作诗文，必不可不识古字，读古书，记古代琐事。……其他若自然现象，社会状况，虽为儿童所亟欲了解者，均不得阑入教科，以其于应试无关也。”此言真是一针见血。文言在古代社会所表现出的超强“生命力”，应该说不是产自自身，而是政治、思想强力干预的结果，是“外力”在起作用。与之相联系，与口语大体一致的白话书面语，晚至宋代才达到成熟，同样是因为这个“外力”在起作用。由于白话与科考无关，又为正统文体所不容，所以它只能在非主流的文体中显示自己的存在，并慢慢成长起来。虽然白话对官场与正统文人无用，但对于民间社会来说它是有用的。作为一种大众阅读物，小说运用白话比用文言具有更强的表现力，而且通俗易懂，能为更多的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这就对读者“有用”；更不要说由于新兴出版业的逐渐发达，能为书商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对他们就更“有用”了。相比较而言，文言的传奇虽然能为青年才子们带来登科的喜悦与光明前途，但那毕竟只是少数文人得利，与庞大的白话小说读者群体不可同日而语。所以，白话最终战胜文言，成为明清小说语体的绝对主流，乃是必然的结果。如此看来，小说以至于整个文学，其实也就像社会上的其他现象一样，有用的人们就会接受并进一步发展，无用的则为人们所摒弃并最终消亡。

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有一个思维习惯，对于语言较为口语化的无名氏作品，常常不加思考地将之归于民间艺人作品。《诗经》如此，变文如此，话本小说也是如此。这可能与存在决定意识的哲学思想，以及人民创造历史的观念有关。事实上，民间口传艺术与书面语作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文学来源于生活，并不等于书面语创作的文学作品都是来源于民间。无论文言还是白话，毕竟都是用文字表现出来的，而只有文人才具有这种表现能力。文人创作即使偶从口传艺术中吸取一些东西，一般也只是在素材上，而且会进行语体的转化，就像唐传奇作家所做的那样。所以从语体上判断书面语作品与口传艺术的关系，非常不可靠。文人的虚构想象能力不输于民间艺人，加上知识的丰厚积累，创作能力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更何况，从文学创作规律上来讲，利用文字进行书面语创作，在编织故事、结构情节、刻画心理、描绘细节等方面，相比于口头创作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根本不需要搜集民间艺人的“底本”再作加工，甚至怀揣笔砚偷偷地到说书现场“记录”。敝以为，若不改变传统的思维定势，对古代文学史上的有关现象可能会作出南辕北辙的结论。

另有一点顺便提及。在进行上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时，由于涉及近代汉语的产生与发展，超出了小说研究的范围，使我不得不进入语言研究领域，系统地了解古代汉语的研究状况。好在我对语言问题本来就有一定兴趣，在南开读本科时语言学课程学得也还扎实，所以倒并不觉得困难。当我全面考察了古代汉语发展历史，系统地掌握了有关文献之后，没想到竟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就是“之乎者也”这些所谓文言虚词，其实并非古人的口语，而只是一种提示语气兼作断句的书面语符号。后来我将考证及结论整理成文，这就是《破解“之乎者也”千古之迷——文言语气词非口语说》（《南京师大学报》2013年第3期）与《论“辞”——文言语气词非口语再说》（《南开学报》2014年第5期）二文。文中有关内容，我节选了一小部分，置于本书第一章第一节。也许因为这个观点过于“惊世骇俗”，二文发表后，整个语言学界保持集体沉默，至今只有一位上古语言研究专家对我的主要观点表示赞同，而且只是在私下里。尽管如此，我的研究热情并未少减。在此二文的基础上，我撰写的《文言虚词非口语论》一书即将完稿，更为系统地提出，其实不止语气词，几乎全部文言虚词及某些语法形式，都是古代文人人为制造出来的书面语表达方式，在古人口语中并不存在。就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关重大，不仅是语言学问题，可能还牵扯到诸如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等广泛领域，应该引起充分注意。但到底如何，在当前的学术环境下，似乎很难预测，唯有拭目以待之而已。

最后，感谢南开出版社能以学术的宽阔胸怀接纳拙稿，并很快完成了编排任务。尤其要感谢社长孙克强兄，能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对我的“另类”学术观点不断予以支持与鼓励，由衷期待在《文言虚词非口语论》（暂名）一书的出版中，再次合作愉快。

孟昭连 2015年5月于南开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