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如果要论人们最为熟悉、影响最大的作品，非四大名著莫属。四部小说的作者姓名早已家喻户晓，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能背出来：《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是施耐庵，《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水浒传》看似再简单不过的文学常识，如果深入了解就会发现，事实的真相远非如此简单，这是一个需要长篇大论才能说清楚的话题。限于篇幅，这里只说一个问题，那就是，《水浒传》的作者除了施耐庵，还有罗贯中。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吗？怎么又写了《水浒传》？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一个最为基本的问题开始，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是怎么知道四大名著的作者的？毕竟这些小说已经面世了几百年，作者不可能出来自证著作权。办法还是有的，那就是寻找早期的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主要有两种：一是当时作品上的署名，二是当时的记载。先看作品上的署名。《水浒传》最早的版本是明刊本，现存多种。查看这些刊本的署名，除了一些不直接署名者外，署名的有如下三种情况：一种是单独署施耐庵，如英雄谱本、刘兴我刊本皆署“钱塘施耐庵编辑”；一种是单独署罗贯中，如志传评林本署“中原贯中罗道本明卿父编集”，郑乔林刊本署“元东原罗贯中编辑”，清初德聚堂刊本、汉宋奇书本署“东原罗贯中编辑”；一种则是罗贯中、施耐庵合署，如嘉靖间残本、天都外臣序本、一百二十回本皆署“施耐庵集撰

《補三國兩晉南北朝史藝文志著錄小說資料集》第一册，王齊洲主編，張伶俐、張嫚、陳衛星編纂，湖北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一册目錄凡例

今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地冷，2022年的最后一天，石昌渝先生也离开了。从在京读书起就开始读石先生的著作，细算来却几乎没有单独聊过，大抵只是答辨与会议上见过，寥寥数次，但第一次见面印象却深。石昌渝先生那一年，张俊师请石先生来，我在校门口迎着，至今记得，那一剪匆匆踏进校门的身影，天有些阴，整个画面有些廖阔。九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仍能感受到各种文化思潮、学术思潮的喧哗，初上研的自己惟恐落后，总是如饥似渴地阅读。那时候张俊师经常在课堂上或闲聊时谈到最新的某本书，然后，我们都会立即找来读，其中就包括石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1994）。在当时重写文学史的风气下，这部著作在小说史领域颇有拓开风气的意义，是当时小说研究文体学与叙述学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重写小说史，石先生首先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新”（此“新”取动词意）文献，从目录入手，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1993-2004）；二是“新”理论，自界定“小说”文体开始。《中国古代小说总目》重撰小说史，先要弄明白什么是“小说”，如何理清传统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与后来深受西方影响下的“小说”在概念上的异同。所以，石先生特地撰写了《“小说”界说》（1994），实际《中国小说源流论》的第一章便是界说“小说与小说文体诸要素”，特辨小说家与传统目录学家在“小说”概念上的分歧，文言与白话的双水分流，由此切入小说文体的诸要素，譬如篇幅、结构与叙事等。大抵意犹未尽，后来又有《唐前小说非小说论》（2005）一文。一部源流论，其实是以中国小说目录为基础，自文体切入，从小说的孕育与古小说的形成，到传奇、话本、章回小说，由源而流，实际以文体的兴衰异变来划分时期，并进一步细分门类，由此考辨中国传统小说诸体的生成与演进史。那时候，张俊师给我们上明清小说课，同样是以目录为纲，以文体为别，并细分门类；我至今仍保存着当年手录的课堂笔记，都是纪要，却恰恰是一份明清小说目录，或者说，一份纲要体的小说史，是后来张俊师《清代小说史》（1997）的雏形。《中国小说源流论》当时张俊师曾感慨明清小说史书写过多地集中于《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等名著，所以重写清代小说史，便从整理与考辨目录入径。大抵因为相同的研究旨趣，课中张俊师不时提及石先生的《中国小说源流论》，而课前课后，和师兄们在一起，聊新书新研究也经常会聊到这部书。后来我们写毕业论文时，纷纷以演义体、以章回体等为切入点，譬如纪德君关注的是历史演义、罗书华和我关注的是章回小说、胡胜关注的是神魔、苗怀明关注的是公案，自然是张俊师的引导，也是当时风气所及，其间，一些具体的思考与方法或多或少都受到石先生这部书的影响，譬如，新理论新思考必从辨体入手。另一层机缘，来自2008年修订博士论文《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我是一直内心认同章回小说真正的兴起，不得不自明中叶说起，因此，才以嘉靖元年至万历二十年为研究时段，由此上溯下衍，来重新思考章回小说何以兴起，又如何演进。这样，于这一时段究竟有哪些章回小说，是重刊，还是初刊，是编撰中，还是修订中……都不得不详加追溯；其间，《三国》《水浒》的界定尤为复杂。《中国小说发展史》，石昌渝著，山西教育出版社2019年9月版。当时为重写绪论部分，几乎海搜了2000年博士毕业以来的新论文，自然便特别关注石先生的《水浒传》成书于嘉靖说。石先生继1999年发表《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成书研究之一》以来，陆续发表了一系列考辨文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2001），《林冲与高俅——成书研究》（2002）、《成书于嘉靖初年续考——答张培锋先生》（2005）、《成书问题再答客难》（2007），等等，力主《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年间，而非一般所说元末明初，从而引起学界较为广泛的关注，商榷文章也随之而起。这里，并不是说我认同石先生的主张，当时重写《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绪论，也只是客观考辨各家主张的异同，并由此拓宽思考。就成书问题本身而言，是否可以确证《水浒传》成书于明代中叶，又如何来定义“成书”与“定稿”，始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然而，我对石先生的研究却有一种戚戚然的感觉，无他，如此奋力一博，不过是想验证一种直觉，在今天所看到的《三国》与《水浒》版本中，明前中期的思想脉动是如此强烈。而石先生对明代士兵、兵器等的考订，也让我对明代军制与军户产生了兴趣，后来随着对明史了解的深入，我对《水浒传》的人物关系与情节设置之后所隐含的文武矛盾也便有了新的认识。可以说，明代文武矛盾成为我思考有明一代思想与文学的聚焦点之一，直接源于对《水浒传》的阅读。《小说》若干年后，我重新思考明代中叶的文学大变，文学复古思潮的兴起，曲学与诗（词）学之间的消长，最终聚焦于陈铎，一连写了《陈铎的生平与家世考》（2013）、《从诗学到曲学：陈铎与明中期文学复古思潮的滥觞》（2013）两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正是明代文武矛盾，由此来观照金陵陈氏的数代兴衰，并进一步发明陈铎的文学转向与开风气之先，后一篇恰好也是发表于《文学遗产》。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缘份罢。2020年，石昌渝先生推出《中国小说发展史》（山西教育出版社），这无疑是其小说史研究的力作，学界已有风评。不过，于我而言，当初阅读

历史走到今天，关于“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能够挖掘的原始资料也越来越少。特别是早期文献，除了各种公文，民间以往公开的日记或回忆录主体，大多是第三方观察家（那些在日军进入南京后仍然留在这座不设防城市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等）对难民和保护难民的行为记录，亲历者记录中较常见的还以口述史居多，因与历史事件相隔久远，其真相细节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模糊。因此笔者最新发现的一位名叫“吴雁秋”的亲历者写作于1938年的《难民回忆录》手稿，其珍贵的文献价值不言而喻。《难民回忆录》封面和日记体一样，回忆录也是一种自传体写作。《难民回忆录》手稿全文19137字，由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侵华日军飞机投弹日起、至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止，以七个半月的南京——六合——南京流亡经过为本，记述了期间种种遭遇、见闻和感想，最后署“雁秋记廿七年三月于五间厅住宅”。由此可见作者安顿下来旋即进行了回忆录的写作，当属南京大屠杀史料中较早的一份一手资料。作者虽自谦：因无日记参考之故，凭余头脑思索恐有不尽之处是所难免，以见拙之心虽一时不能尽情详记，以为引证搜罗其他材料补续于前，但亦不能不将暴日惨杀真实情形披露以留我子孙参考于后，文字之简陋虽不足以供高明大雅之见赏，关于世乱兴衰，余聊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应有记述。余不学无术，幼年失学中年谋生于外，以老大年华徒增岁月之感，自愧一无长进，拙记自序置诸异日永作我子孙勿忘国耻之纪念耳（第三十页）。[1]可见作者是一位有远见和历史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具有留存文字以供后人警醒镜鉴的自觉意识。手稿书写工整，虽然记录日期偶有误差，但无论是对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情状的描摹，还是对时局和社会的分析，对设立难民区的前因后果，对偷渡过江的士兵的描述，以及对乡村匪患、船票飞涨等时事世风的记录等，都以实录文字为还原历史提供了许多可贵的真实细节。而其对大屠杀期间普通市民一家日常生活的详细而生动的记载文笔，又凸显了作者的文学行文功底。所亲历者都化作了笔下的文字亲诉。因此，《难民回忆录》无论从文学还是史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看，都具有十分突出的史料价值。《难民回忆录》首页一《难民回忆录》的文学价值吴雁秋逃难之前为最高法院实习书记官，日常写作公文，而《难民回忆录》给我们展示的却是极具个性化的写作风格。作者的文学书写修辞非常成熟老到，文章教养显见高出常人。比如，回忆录对环境的描写，信手拈来特别具有画面感。逃亡路上，“是日气候酷冷，寒风逼人，沿途田野间布满白色银幕，一望无边，公路上难民往来络绎不绝，肩荷重担，扶老携幼，大都由江南岸而来，各奔家乡安全地迈进，真是一帧实地流亡图”（五）。《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尤其是写到南京沦陷后，作者第一次返家，午后三时抵故里五间厅，门前排列棺柩三五具，其上浮桥至余处沿途无一人，在万籁无声鸡犬不惊中家家门户紧闭。寂寞徘徊良久，余觉得置身另一世界（十九）。此情此景，恍然不像是在熟识的人间。居然“门前的棺柩”连守灵人都没有，门户紧闭“鸡犬不惊”，都是一派战争灾后的死寂。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作者把世界末日的绝望之感表现得淋漓尽致。相比之前炮轰三天三夜，各种逃难场景的鸡飞狗跳、左冲右突，都没有此刻的无声之境来得惊心动魄。这样的场景式叙事，在画面感和戏剧性之外，已经具有了更为深层的社会悲剧涵义。作者的叙事行文虽然文白夹杂，但顺畅流利，而且在遣词造句方面有特别讲究，极善传情达意，描摹人事情景氛围，这或也是他的职业能力体现。全文近2万字，其中“幸”字用了32处，除去几处“不幸中之幸”的强调，有17处是表示庆幸，类同于“不幸中之幸”。如“余之行装幸赖秋平世兄之助搬运，一一送上尾车。”“闻若辈均江南夜间偷渡过江。所幸近日气候适宜，江中风平浪静，得能生还。”“幸赖蒋公坐镇中原，指挥有方，将士用命未几敉平，”“犬正在无隙逼近中，幸有附近农人赶至，呼唤而散。”“所幸本年丰收，粮食可告无虞，”“当时受吓过剧，被日兵推倒以后完全不知人事，幸蒙邻人救起”等。最特殊的是第一处的“幸”字，“所幸内人在乡间产生一女，出世即亡，否则多一累赘”。表层看是作者意图表达与上述内容相似的“庆幸”、“万幸”，但读者的感受并不完全受限于作者的字面之意，反而更加同情于作者的言外悲凉之情。怀胎十月，一朝分娩，一个生命的诞生本该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难民回忆录》内页可在作者的此时此刻，却是无比“庆幸”亲生小生命的消失。妻子乡间产女，不说感受不到一点对新生命降临的喜悦，反而庆幸在这局势危急时刻婴儿的死亡刚好能免于痛苦，否则还“多一累赘”。可见人性和道德在战争摧残下的无奈与痛楚。作者当时本有三子二女，对在世的四个孩子，作为父亲的他一直都在照应庇护。文中提到名字的有三：延儿，年儿，佩女。延儿应为长子，祭祖也好，走亲访友也好，凡作者当大事记录、多费笔墨处，都是将他带在身边，俗称“见世面”的。出城前，“旧历冬月初一（时1937年12月3日），……携延儿至汉中堂访鲍忠牧师，在途不期而遇，探听难民区情形”（三）；避居六合以后，坐吃山空，生活无着，拟作小本经营，“得梁家欣兄建议，各出资五十元赶至竹镇集采购。于废历十一月二十日，余偕延儿随同梁君前往”（九）；年前回祖籍祭扫并留宿两晚，也是“偕延儿前往”；回来后，“内人告余同来避难之丁府与蔡嫂未识近况若何，嘱余明日探望。余告知内人在冬月初偕延儿与袁大表兄以作初次之问候。次晨偕内人与延儿作第二次之问候”（十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可见在文中看得见、看不见的地方，延儿都是作者非常器重寄予厚望的孩子。年儿最幼，逃难途中，作者时时体谅幼子，舍不得他太辛苦，走路走得好也是要表扬的。记录的两次长途跋涉，出城时“只有年儿最幼，仅有八岁，尚能走二十里”（五）；年后返城，“年儿方九岁，骥尾相随，不言不语，精神活泼如作得意状，行走或歌或唱，毫无倦容表示”（二二）；继而心疼，“午后年儿精神疲乏，行走维艰，只得雇驴代步”（五）；即便是在经济最是窘困的时刻，“余爱惜小儿起见，在新街口雇黄包车一辆，嘱内人携带趁（乘）坐”（二四）。作者对女儿同样呵护有加。文中佩女应接近成年，“体格健全，臂力过人”，能帮作者长途负重。这个年纪和性别在当时处境中显然最是危险，作者深恐女儿遭日兵侵犯，回城时纠结再三，独留她在乡下再躲一阵，各种提心吊胆，牵肠挂肚。“余告知长女过江黄山尾附近有少数日军非法举动，青年妇女往来间恐遭侮辱均不敢冒险过江。为汝安全设想，单留汝在此少候，一俟无阻余亲来接汝。望汝善体斯意，好好耐守，不可大意，慎重门户，叮咛再三并托内亲关照一切而别。内人含泪，余目覩心酸，亦复难过，余又面嘱佩女，望汝耐守，稍安毋躁，不日接汝，留洋壹元以作零星日用”（二一）。半个月以后，亲自去接，“父女间闲谈家事，其乐融融”；过江时提前将女儿“藏于船底舱以避风险”，暴雨来临时特地提醒安慰女儿“镇静躲避舱内，切勿声张”。每次外出归家，儿女笑脸相迎，“在细雨濛濛中车抵站时见双方儿女鹄候，笑容可掬，相见而归”，“到达西袁已灯烛明亮。儿女环绕，问余所购何物，答以花生糖是也。”《难民回忆录》内页可见作者在家并不是传统的大家长形象，无论儿子女儿，亲子关系都非常和谐温馨。回到南京后，没有生活来源，为维持生计，不仅夫妻俩做小本生意，长子也“持香烟沿街纳（呐）喊”贴补家用，作者为此又专写了长篇感慨：最令人痛心一般尚未成年儿童，平日受良师教导，生活无忧，度其天真烂漫活泼生活，值得父兄欣羡不已。经过此番浩劫，儿童变为难童。因父兄失业，在长期抗战中商业一时不易恢复常态，故将儿女暂充临时走贩以维现状，所见此类儿童逐日奔走往来于途，喊得喉干舌哑，一遇阴雨周身泥污，以半潮半湿之身满面憔悴，其状可悯，路人怜惜，父母心酸（二五）。即便是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作者首先想到的还是子女的童年生活情状和受教育问题，足见他对子女和家庭的感情观念。这种内在的人情人性和思想意识，都是在作者的叙事行文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可谓情动于中而显于形。毫无娇饰刻意之感。离乱文字，足见人心和修养的实况。《见证与记录：南京大屠杀史料精选》对比了这么多，再回头读“所幸内人在乡间产生一女，出世即亡”，这个“幸”字比初读又多了几许心酸悲怆，甚至还有对“转瞬即逝”的婴儿免受后世疾苦命运的安慰。读来不能不感同身受于作者用字之间的压抑情怀。好的作品也是分析人性最好的材料。鲁迅在给柔石《二月》的序中，评主人公萧君（涧秋）“浊浪在拍岸，站在山冈上者和飞沫不相干，弄潮儿则于涛头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尚整，徘徊海滨的人，一溅水花，便觉得有所沾湿，狼狈起来。”[2]同样，回忆录作者也介于这几类人之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沦为难民的知识分子，既没有勇气弄潮又想努力挽住尊严。一个个吴雁秋们展现了离乱大时代中的“小我”和“大我”的矛盾，甚至尴尬。作者在文中处处流露出一个中年男人对于时代和家庭变故的不安，流露出强烈的家庭观念。处事决定都是“得内人同意”。“比时得内人同意，决先进城再作计较”（三）；“结果得内人同意，通知周君”（四）；“得内人同意，遄赴谢家集原籍扫墓”（十）；“废历正月十四，内人促余赴南京，若再迟延，势必生活无法支持”（十七）；“加以内人催促，于废历二月十五日作第三次过江”（二五）。连逃出避难也是刘天囚建议，又与姚瘦秋商议，再经周绍庭力劝，最后由内人拍板才决定。其他如做小本生意，是“得梁家欣兄建议”等。最见内心纠结的是，作者在逃难时留母亲在南京、返城时留女儿在六合时，“时余母坚不允去，因老人心中不忍抛去置家庭于不顾。老人云：我已年迈，精神有限，只要家内柴米不缺，我宁愿看门以待汝等平安归来，此我所盼望，路上须要当心，务必将孙男孙女照应服帖使我放心。要紧促我登车。余此刻谨遵斯命，内心非常不安，我携儿女眷属逃命他往，独留老母一人在此，外人不明，而余之良心必受舆论责备似无异说”（四）。《难民回忆录》尾页笔下描写的各种痛楚挣扎，无不体现了作者的瞻前顾后之心。同时作者又知恩图报，逃亡过程中遇到的任何一点滴水之恩，都会“濡笔以记之”，“承xx做xx事”句式随处可见。反之，作者对邻居友人也是重情守诺，“午后三时告别并向丁母声言：一俟交通恢复，余决计不避艰险，只身过江探听诸位仁兄下落，请丁母蔡嫂暂时耐守，静听佳音”（十二）；“茶余间余对老人表示：现闻长江开放，交通恢复，余不日过江一行，老人如有使命，余决不推诿。比（彼）时老人复云：君如过江，如见我儿女，以平安见告汝辈，能随君过江接我更好，否则听天由命，切勿免强汝辈云云。余以前犹疑，故未成行。今见老人迫切希于一行，若再迁延时日，恐发生不测均在意中。此行无论有多艰险在所不计，俗云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揆诸事理均不容辞”（十五）。离乱中的道德考验，在小节上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行。同样，作为“小我”的作者，为求生计能放下身段做小营生，面临危险（接受日军盘查）时为保护自己和家人发挥出小智慧，能屈能伸也颇有自得之情：“离开茶社进和平门，日兵络绎不绝，妻儿见而生畏，在未进城之先经余告诉一番，继而进城，日兵见儿辈活泼可爱馈赠糖果，儿童恐惧之心仍为稍减，由余指导接受变为欢迎状态，一路喜笑容容，一路无阻”（二四）。写出了遭受侵凌下的弱国子民的情态。《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之《遇难同胞名录》回忆录在记叙每个具体事件后，都会引发对事件的审视和反思，这些地方多超越了“小我”而体现出“大我”的思考意识。比如前文所述对儿童失学和师范学校停办的痛惜，开篇和南京沦陷后对国情和战事的分析，以及对六合民风民俗的描摹和评价等。当然，最能体现“大我”思考的便是自觉留下了这本泣血之作的《难民回忆录》：“关于世乱兴衰，余聊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应有记述”。文中还引用过顾亭林（炎武）名言“国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见作者毕竟有着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者的精神承传与胆识觉悟。历史正是在作者这样的有识之士记录中才保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二《难民回忆录》的战争史料价值作者吴雁秋是普通难民身份，因避难六合，回忆录本身对南京刚沦陷时日军在南京所作暴行的直接描述不多，但隔着长江听闻的三天轰炸声，江水飘红，沿途尸体，茶馆所见所闻，这一路的流亡历程同样给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战争逃难现场和灾后民众惨境。以下记录都是作者亲历：关于日军杀戮之烈和同胞遇难之惨的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所见街道两旁尚有芦席裹藏尸体，到处均有，南京破城已达三月之久，掩埋工作不为（谓）不久，而未能掩埋者比比皆是，足见死亡之众信而不诬，开南京有史以来惨杀之浩劫”（十八）；“午后三时抵故里五间厅，门前排列棺柩三五具（十九）；所见公路两旁房屋破坏，无一完整，田间死尸垒垒，或卧或仰，晒得黑而发赤，群犬争食（二三）。关于城市民众财产受损被毁的记录：（六合）进城所见最繁盛十字街竟成一片焦土，两旁摊户林立，完整住房、整齐商场已摧毁殆尽。十室九空，庐舍邱墟，疮痍满目令人视之真不寒而慄”（十五）；“街市房屋毁坏无一完整，最繁盛下关商埠街竟成一片焦土，真是疮痍满目，令人不寒而慄望而生畏。路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荷肩负担苦力同胞小贩而已”（十八）；“城内与下关破坏相等，凡是繁盛之区，高大建筑、完整房屋被炮弹炸毁或遭飞机燃烧。敌人进城到处烽火连天，不分昼夜竟达一星期之久。将若大南京灿烂首都烧成一片焦土，变为瓦砾场。所见芦舍坵墟疮痍满目，沿途扶老携幼不啻人间地狱（十九）。关于陷城后日军掠杀平民的记录：母告我汝等过江之翌日，在汝处看门，南京陷落，日兵挨户检查，进门时有一兵因言语隔阂无法传达，该兵酒后手持刺刀向我索钱，我用手表示身上没有钱，该兵气忿之下用力一推，将我推倒地下，险遭非命。未逾片时对门与隔璧（壁）被该兵用刺刀接连戳死，两人当时血流如注，尸身横倒地下已多日，经地方人收殓抬埋。日兵凶恶毒辣，言之历历可畏。其恐怖之心似未稍减，如我不在汝处，汝之东西早以罄净矣。限我之病由汝处而起，当时受吓过剧，被日兵推倒以后完全不知人事，幸蒙邻人救起，已患软瘫病，周身麻木不能行动近已两月尚未全愈，时时需人照应，望汝速即归来（十九）。关于日军暴戾欺侮无辜民众的记录：同来汤君口吸香烟过街，被日军呼回严厉申斥，口中噜噜喃喃表示汤君无礼貌轻视意思。幸有其他之卫兵代为缓颊，嘱汤君行礼道歉。汤君低首九十九度一鞠躬，告毕而行，言道国未亡而身先亡，战败国人民受此侮辱，真是人民奇耻，勿怪江北岸人不愿回到江南岸，均视若畏途。我等同行睹此情状，只得付之一叹。由海甯门2进城，照例脱帽敬礼，由卫兵检查各人身畔。余告以进城登记（因无安居证故），甲兵阻余进城，乙兵面有和色，挥手指我进城”（十八）；“翌日（即阳历二月十七日）4晨八时至水西门外领安居证，在日军严厉检视下，规定每四人一排分男左女右，各人循规蹈距（矩）秩序井然已达五小时之久，时交中午一时将护身符证书领回”（二十）；“离开茶社进和平门，日兵络绎不绝，妻儿见而生畏，在未进城之先经余告诉一番，继而进城，日兵见儿辈活泼可爱馈赠糖果，儿童恐惧之心仍为稍减，由余指导接受变为欢迎状态”（二四）；“午后一时距水斋湾不足里许，见乡人纷纷逃避，闻有日兵自由行动，在村中打鸡（劫）勒索人钱并有奸淫妇女情事。余因赶路心切，不避艰险，行至该处，果见日兵三五持枪鹄立村头，对往来行人注视甚严，余至此埋头而过，幸无若（任）何举动（二六）。这些直接的史实记录以外，虽然作者本人名不见经传，但是对同为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后来在抗战中编写了《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等救亡启蒙书籍的文化名人刘天囚[3]，《回忆录》第二页也有人物描写和神情刻画：《怎样争取最后的胜利》院中刘天囚君与余同事，此公谈吐有佳近于诙谐，在公余之暇闲谈中有时令人捧腹转瞬间又使人悲奋交加，如坠五里雾中不知其所以然。公性爽直为人慷慨，待人接物相见以诚。余在此三年受益良多。抗战时国府西迁，院务在未疏散之前公极力劝余一同赴汉，声言祸福共之。记录虽短，也足以看出刘天囚的为人性格和不凡见识，有助于后世对于历史人物的丰富性进行了解。相比一般史料仍有特殊的价值。回忆录作者受限于难民身份，仓皇之际，看到的还多是表面现象，所闻所感大多来源于日常生活和茶楼酒肆，不免带有片面性，有些判断也未必准确。但同样反映出了一般社会群体在战争期间的形象思维和心理状态，以及对于家国遭遇的评价立场。比如对南京保卫战的说法就极为生动，犹如报纸新闻述评，或是茶楼说书的口吻：《南京保卫战》回忆沪上苦战方殷之际，敌人由金山嘴登陆，庙行不守，影响前方军事关系甚大，敌人淞沪得手，采取速战速决以期攻下首都为当务之急。随（遂）以高压手段分海陆空并进，直捣南京。陆路分兵三路，一由京沪线，二由京杭公路线，三由广德泗安下宣城取芜湖威胁首都。水路攻江阴要险直取南京。空军担任掩护轰炸为任务，动员三十余万之众。当时我军要坚强抵抗到底，陆路凭藉两年前建筑最新式昆山马奇尔防线，水路藉江阴新式要险加以沿江炮垒林立。敌人素以精兵之称，采取速战速决主义，我军虽然物质落伍，要是节节抵抗到底，纵然首都不守估计须要一年以上。不料我军自庙行败北采取不抵抗，沿途闻风而溃。敌人以破竹之势，形同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仅有四十余日而首都已被敌人占领。如此迅速成功真出乎敌人意料所不及，证明我方军心唤（涣）散，士无斗志，于此可见平日我方军事当局对于兵额重量而不重质，缺乏训练，遭此惨败，真此国家莫大耻辱（六）。三《难民回忆录》的社会学价值在《难民回忆录》中，作者记录了逃难避居六合的日常生活与当地的风土人情。战乱期间，六合小镇除了房租（每月三元）和川资（过江船资最贵的时候六角/人，最便宜的时候四毛/五人）水涨船高，其它生活成本较南京城低廉，全家吃一顿大餐才四角，日常开销三四百文。《最漫长的十四天

南京大学戏剧学科有着百年辉煌历史，产生了近十位国学大师，出现了数十名高端研究人才。我能在当代若干时段，与其交往及合作，倍感荣幸。现以时间为序，开列如次（仅限资料尚存者）：1982年6月初，我在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专业元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方向攻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印制完毕，等待答辩。时赵兴勤在南京大学随钱南扬先生做访问学者，6日，介绍我到南秀村20号拜访钱先生。钱先生话不多，但很到位。没有寒暄，话题即由其在北京大学从许之衡学戏曲，从吴梅拍曲开始，说到曲学传承，绝学难继，治学方法，年青学人的职责。作者硕士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当我告知1978年曾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时，他只说了一句：“那时都是学校负责。”但翻看了我的硕士论文后，便让我再从宋元南戏中查找渊源，思考一个贯通剧目可以影现中国戏曲史线索的问题，还建议将类似的剧目继续做下去，说这样一定会有大成。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一语中的，是钱先生留给我的深刻的印象。1982年5月20日，先师王进珊先生具函邀请陈多、蒋星煜、吴新雷三位先生担任邓瑞琼和我硕士论文评审答辩委员会委员（陈多为主席）。新雷先生从此是我在戏曲研究方面交往甚密的师长，参见后文。聘书1998年10月19日8：30，由徐州教育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文化报联合发起，徐州教育学院主办之“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研讨会”在徐州市铁路宾馆举行。新雷先生出席。1998年10月19日中国古代戏曲专题研讨会合影于徐州1999年9月13日上午，中山大学主办之“世纪之交中国古代戏曲与古代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开幕。9月15日下午，会议组织游览虎门。中国文化报“古代戏曲论坛”主持人吴新雷、黄天骥、齐森华、吴敢、卜键、杨胜生与观，遂借机合影，用为纪念。1999年9月15日吴新雷、黄天骥、齐森华、吴敢、卜键、杨胜生合影于虎门1999年11月14日8：00，由徐州教育学院、东南大学戏曲小说研究所、《艺术百家》编辑部、江苏省昆剧院联合发起，徐州教育学院主办之“江苏省古代戏曲研讨会”在徐州楚都酒楼举行，新雷先生出席。1999年11月14日江苏省古代戏曲研讨会合影于徐州楚都酒楼15日上午大会发言，冯建民主持，重点讨论推进江苏省古代戏曲研究与酝酿成立江苏省古代戏曲研究会事宜，吴新雷做会议总结，我致闭幕词。2000年5月25日，南京大学中文系举行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午，卜键、刘美源答辩，冯其庸为主席，陈美林、卞孝萱、吴敢、韦家骅、吴新雷、俞为民为委员。2000年5月25日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论文答辩会合影下午，解玉峰、曹文姬、权容浩答辩，陈美林为主席，冯其庸、卞孝萱、吴敢、韦家骅、吴新雷、俞为民为委员。解玉峰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戏曲角色研究》，我在答辩会上的发言即我写在《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评阅意见表》上的学术评语：中国戏曲角色体制关联着中国戏曲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早已引起戏曲史家与戏曲艺术研究者的注意，并出现一些可观的成果。该论文则主要围绕角色与戏曲体制的关系，继往开来，后来居上，对中国戏曲角色作出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本论文（提交评阅答辩部分）其实是一篇北杂剧角色研究，然这一研究是放在整个中国戏曲角色研究的大范畴内统观的，因而不但如剥茧抽丝，洞幽察微，而且似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引一发而动全身，窥一斑而见全豹，作出既有集成性又具开创性，既多搜求又富辩证的论文架构，且其行文晓畅典训，用笔老到敦厚，是一篇合格的的博士学位论文。其导论，首先界定“角色”概念，接着阐明考察角度，本着“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态度，最后找到论文构想和行文方法；其角色考释，对北杂剧全部角色、准角色作有全面解析，尤其是对“外”角的准确概括，和对“花旦”的深刻破解，都可谓小题目做出大文章，其角色装扮、表演、演变研究，均较有见地，最突出的是对“净”角性质的排比认定；其角色编改研究，对明人编改元杂剧的流程，特别是对《元曲选》编改冲末、外、丑、净、花旦、小旦、贴旦、副旦、副末的归结，作了精到陈述，颇具光彩，是为本论文的压台戏。可惜因为一些章节的缺略，没有展开进行北杂剧角色文化底蕴和审美原则的阐释，似觉不够完整。如此说来，我与玉峰君也算是有师生之谊。但在戏曲文献与戏曲格律研究方面，玉峰虽则方刚起步，却已多有识见，前途不可限量也。《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2006年10月1日收到玉峰赠书《20世纪中国戏剧学史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8月一版），内附一信，云：吴敢先生道席：敬启者

1982年5月，我在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专业元明清小说戏剧研究方向攻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印制完毕，等待答辩。聘书5月20日，先师王进珊先生具函邀请陈多、蒋星煜、吴新雷三位先生担任邓瑞琼和我硕士论文评审答辩委员会委员（陈多为主席）。新雷先生从此是我在戏曲研究和活动方面交往甚密的师长。收到1987年9月30日新雷先生信函：吴敢同志：很感谢你送给我尊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我已收到，并浏览了一遍！你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使我为你大感兴奋的，我在此谨向你表示祝贺之意！近几年来，欣闻你在徐州步步高升，不仅荣任文化局的第一把手，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你发现了张竹坡年谱（族谱），对金瓶梅的研究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仅此一端，已是了不起的成就了。王老今年我曾两次相聚（在南京），他老人家身体甚键，干劲很足。他为有你这样的好弟子而自豪。我们也都祝愿着你在新领导岗位和研究领域两方面获得双丰收！即此

1945年3月17日，我在安徽省蚌埠市出生，5岁以后在丰县（山东省，1953年前；江苏省，1953年后）生活。我儿时多病，父母皆忙，由祖母看护。其时家境尚好，常被祖母带去戏园听戏。在我的记忆中，戏园里有好多小吃，也好玩，至于唱的是京剧、拉魂腔（柳琴戏、泗洲戏）还是梆子戏一概不知。耳濡目染，就这样，我与戏曲结下不解之缘。作者近照我是在丰县中学读完初中、高中的。初中时代，每次姑母从淮南市来丰探亲，我都闹着让她带我去人民剧场听戏，什么拉魂腔的《周公赶桃花》、梆子戏的《反徐州》、四平调的《站花墙》等都有印象。高二暑假期间，听一家“小窝班”（农村民间小戏班）唱戏，一个小花旦的表演让我流连忘返，近邻马奉理竟动起为之说亲的念头。好在家人坚决制止，否则真不知我此生会如何度过。那时候考大学，填报志愿都由班主任代庖。我因为各科成绩皆可，被填报考理工科，为浙江大学土木系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录取。因为升学、生病、文革，很长时间无暇顾及戏曲，只是随大溜听听、唱唱“样板戏”而已。直到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其时我在六机部6214厂参加三线建设，终于可以弃工从文，我选择了唐宋诗词与元明清戏曲小说方向备考。于是古代戏曲进入我的视野，但昆曲究系何腔何调，无有一人可以请教，也找不到专业类书籍能够索阅。幸好丰县老乡、厂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王庭箴兄手头有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7月版《汤显祖集》送我使用，这才解了燃眉之急。该辑第三、四册为戏曲集，由钱南扬先生校点。因此，“临川四梦”成为我学习古代戏曲的入门。作者硕士论文《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封面1979我回到家乡在徐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今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读研，专业是中国文学史，研究方向是元明清戏曲小说，硕士论文为《赵氏孤儿剧目研究》，从此进入戏曲尤其是昆曲的学术殿堂。撰写硕士论文期间，围绕赵氏孤儿剧目演变，纠缠在杂剧、南戏、传奇、昆曲、花部之间，必须从套数、曲牌（引子、过曲、尾声、集曲）去分析文本与声腔，很想能够听听昆曲是什么感觉。1981年9月底至10月19日，为撰写硕士论文，我与邓瑞琼师兄在北京读书。其间一日（因为该时日记丢失记不清具体时间了）到广和剧场观听北方昆曲剧院演出《牡丹亭》，算是第一次听到实体昆曲。该剧马少波为艺术顾问，叶弢、傅雪漪做剧本整理，执行导演为马祥麟，作曲为傅雪漪，董瑶琴饰春香，蔡瑶铣饰杜丽娘。邻座是中国戏剧家协会的郭亮，郭先生是知名编剧，我们向他请教了不少昆曲常识。1991年4月20日与郭汉城于吉祥戏院平心而论，我没有听懂所有唱腔，冷僻曲牌甚至不看字幕不知所唱何字。那种吴侬软语式的水磨调与我听过的地方戏曲差别太大，令人一时摸不着头脑。这是我第一次在剧场观看昆剧演出，谈不上喜欢，只是专业需要，但毕竟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了昆曲。1983年6月4—29日，我到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柏林寺）、首都图书馆（国子监）、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资料室（东四八条）读书。其时我已在徐州市文化局工作，

关键词：《论衡》；版本；印本；递修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本《曹子建集》《曹子建集》宋嘉定六年本证伪——曹植集版本系统新证

拙著《万历戏曲史》的撰写可谓曲折无常，《金瓶梅研究史》、“金学丛书”、《戏曲格律文献研究》、《徐州戏剧史》、《徐州琴书研究》等穿插其间，前后耽搁了十几年之久。《金瓶梅研究史》2019年2月5日，己亥春节，打算恢复其拟稿之时，却又突发奇想，再次将《我与师友》《我与戏曲》插在其中。明词研究专家、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仲谋兄问我为何不把最重要的一本书抓紧毕稿，我自嘲说：“学术需要功力，创作需要才气，我已年逾古稀，眼看江郎才尽，还是先完成急需者吧！”于是，至2019年4月27日，将《我与师友》材料搜求齐备。至2020年3月5日，《我与师友》竣工，凡33篇，立传师友52人。《我与师友》单篇稿请苗怀明兄先后发表于古代小说研究网公众号，自然难免重复。结集出版时复经修订，自2020年11月3日至2020年12月6日，再度杀青。1986年10月22日与陆大伟、及巨涛合影于徐州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拙著原拟请宁宗一先生赐序，宁先生说：“不敢了，写不出来了。您想，我怎么能驾驭这么大题目。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您一定信。”我说：“我懂，倒逼我写一自序。”宁先生说：“这就太好了。其实当时我第一反应就是您自序最好，也最说明问题。他人写往往是‘评’，而您自己写才能写出‘情’与‘意’。这是我肺腑之言！您在叙述中必定渗透着他人难以感受、难以把握乃至超越的情怀！您说对不对？这句话，您一定写上！”宁先生的至理名言终于使我自吹自擂，只是恐怕我写不出宁先生所期盼的“超越的情怀”。2008年7月11日与宁宗一会议于在第七届（临清）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我与文学艺术界师友的交谊是从1984年开始的。进入文化教育领域，热爱小说戏曲专业，收入本著的传主都是我在工作与科研中的良师益友。我出道于书生，本质是书生，书生意气是我最鲜明的色彩，但阴差阳错我步入仕途，至今未能适应官场。应该说我任事较为干练，学术也小有成绩，业务上与性格上均跨连学界与政界，既能自己做点学问，也能在政界与学界之间铺设阶梯与桥梁。1989年9月30日与冯其庸于徐州燕影堂大概是这种属性，我能够批量结交学界师友。一手助着学术团队，一手用着工作班子，学术团队中的不少人与工作班子中的不少人久而久之也成了朋友。政府部门干部与教研单位干部的思维走向和行为方式有别，他们更善于顺势运作，高效收结，是故我在工作岗位的那些年，能够组织起也能够组织好学术活动和师友往来。助人为乐、成人之美、善解人意、曲尽人情，是我追求的处人境界。做人争取尽善尽美，做事务须精益求精，处事不厌其细，待人不厌其烦，多奉献之意，少自私之心，不工于心计，宁疏于防范，此乃我与师友相处之根基也，殆亦师友愿意与我相交之缘由也。1991年4月20日与吴晓铃于北京吉祥戏院我与本著52位师友的际遇情意均在其相应篇章中体现，自不赘言，但我与师友相处过程中的感知，其中所蕴含的人生况味，更让我愿意从总体上抒怀阐释。这些师友中，有中国大陆21人、香港2人、台湾1人，其余为日、韩、欧美、苏俄学人。大陆21人中，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的5人（王利器1911年、朱一玄1912年、吴奔星1913年、吴晓铃1914年、马少波1918年），出生于20年代的5人（徐朔方1923年、冯其庸1924年、祝肇年1925年、宋谋瑒与林辰1928年），出生于30年代初的7人（洛地1930年，宁宗一、胡忌、沈天佑、陈辽1931年，宋词1932年，邓绍基1933年），不少人在20世纪40年代已经蜚声学坛（其学术成就则主要在其后），其余则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专业人才。1992年6月19日与雷威安于枣庄20年代前后与30年代初出生的师友，虽然名副其实是我的前辈学人，但我们共同生活在新中国相似的政治生态之中，自然有着相似的生存感受。见解相类，志趣相近，使我们感同身受，能够成为忘年交。我没有刻意结交名家，名家出现在我的生存环境之中。自然而然，不期而期，心有灵犀，意有感应，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就这样，我与师友在这段历史中相会。此其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给全民提供出一个又一个足可运作的平台。没有武汉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讨会，便没有我迅即进入《金瓶梅》研究领域。没有学术禁区的开放，便没有在徐州召开的首届（1985年）、二届（1986年）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首届（1989年）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没有张竹坡研究的突破和《金瓶梅》会议的召开，便没有本著众多金学界师友的相识。没有我到徐州市文化局任职，便没有文艺界朋友的出现。没有仕途的险恶和宦程的曲折，便没有师友的纵横捭阖，仗义执言。时势造英雄，时势出机遇，时势增良知，时势酿友情。就这样，我与师友在机缘处结交、创获。此其二。1992年10月18日，92中国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开幕式主席台我与本著中师友的交往之所以合情顺意，是因为我们之间没有权益的纠葛，只有真挚和诚信。为了一门学问，甚至为了一次会议，探讨，切磋，提示，商议，没有国籍区别，没有年龄差异，胸无城府，互通信息。为了拓宽交流渠道，甚至为了打通一个关节，写信，赠书，通话，电邮，没有地域局限，没有时政障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为了一个专题，甚至为了一点存疑，启迪，辨析，推敲，辗转，没有格物迟疑，没有致知顾虑，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就这样，我与师友在纯正里畅心、抒怀。此其三。1996年7月29日与刘辉于大连旅顺口二三十年代出生的师长，尤其值得称道。他们的道德文章，可以看到民国学人的身影。不妨说，他们的行为举止是民国最后一道风景线。时代制造色彩，氛围彰显禀赋，纯粹在新中国成长的他们的下一代，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具备民国个性，遑论其第二代及其后代。没有课题申报，没有社科评奖，没有师门组合，没有权钱交易，没有学位互助，没有论文替换，他们心无旁骛，不会钻谋，不善运作，只有做人治学。就这样，我与师友在正心间联谊、奉献。此其四。1997年10月18日与王利器于北京王府平心而论，当年我那点微不足道的小职务平添了不少师友间的机趣。在其位，谋其政，文化教育岗位包容学术，召开会议，组织活动，似也不算不务正业。在我是为师友设置服务，在师友是假借服务扩容际遇，相得益彰，相辅相成，历史为我与师友如此这般提供了契机。在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历史轨道上，星罗棋布着数以千计的本专业方向的精英。尽管我没有充分利用机遇交结更多师友，收入本著的师友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但代表了时代精英们之间的能动、互动，草蛇灰线，蛛丝马迹，记录下一段文人交游佳话，展示着这群老少学子的音容神情。1999年2月24日与赤松纪彦于其京都大学办公室当然，受到地域层次、岗位层次、个性层次、课题层次的局限，我没能给师友提供更为广阔伟大的舞台，去绘制更加威武雄壮的画卷，但交游层次没有稍减，依然是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这样，我与师友在高端中打造、拓宽。此其五。本著人人皆异，事事均殊，时时有别，看似一盘零碎，充其量是一平面历史，实则字里行间用心相处，用诚相得，用实相辅，用情相燃，师友格局已经拓展为三维空间。一斑窥豹，一孔见天，从细微处走来，向广大处走去；从生活中走来，向社会中走去；从具象里走来，向幻境里走去；从情义间走来，向哲思间走去。对脾气相见恨晚，推杯换盏，一醉方休；得创见竞相跟进，交互鼓舞，务求完美。2000年10月25日与刘辉、黄霖于五莲九仙山民间史料包含其内，真实历史蕴藏其间，剥除伪装，显露真容，各路才俊，各色人等，各种取舍，各类追寻，汇聚在新中国最具创意的时段，上演着人世间最富代表的剧目。就这样，我与师友在大路上迈步、相伴。此其六。与我过往甚密的师友自然不止本文52人，但愿天假其健，我还能写出续篇。是为序。吴敢

8085两件历书与唐宋时期流行的星曜行度文献可以发现，西夏星历与应用于星命推算的星曜行度文献内容体例一致，所用历元相同，都为后人整理编成，且在инв.

一、引言《聊斋志异》（下简称“《聊斋》”）、《阅微草堂笔记》（下简称“《笔记》”）是清代文言小说的两部翘楚，被誉为“双璧”。《聊斋》作者蒲松龄（1640-1715）“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皆鬼狐怪异之事”[1]；《笔记》作者纪昀（1724-1805）于乾隆己酉（五十四年）夏，至滦阳（今承德）编排秘籍，“昼长无事，追录见闻”[2]，“托狐鬼以抒己见”[3]。《聊斋志异》手稿本所以，作为异类的狐狸是两部小说共同的主要题材之一，《聊斋》约有70多则，《笔记》约有132则。但两部书的旨趣不同，因而狐狸的类型、形象及其中的喻意与寄托相异。本文就狐狸居所的描写作一比较，以此作为理解两者不同旨趣的一个视角。蒲松龄对于狐狸的来源、产地、居所没有系统的看法。《五通》

《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本三國志演義》，罗贯中著，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2年5月版。內容簡介元末明初，羅貫中編撰了中國小說史上第一部長篇歷史小說《三國志演義》，清初毛宗崗重新加以修改和批評。毛宗崗的評改本是《三國志演義》版本史和批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從此毛本替代了羅貫中原書與其他諸明刊本，成為三百多年來最風行的讀物。毛宗崗評改的《三國志演義》（毛評本），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四大奇書第一種》乃是其最早的刊本。國圖所藏這一版本為六十卷一百二十回，存封面、序、凡例、總目、人物圖、讀三國志法。刊本每回首葉或末葉的板心下方，刻有“醉耕堂/藏板”五字或“醉耕堂”三字。该書據藏於國家圖書館的醉耕堂刊毛宗崗評改本原貌影印，並由《三國志演義》研究專家陳翔華先生作序，製作成一套適合閱讀與收藏的古籍圖書。目

对日本南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关键词:边瑛；《玄对画谱》；渡边瑛；林麓《宁夏府舆图》国图藏清彩绘本《宁夏河渠图》绘制时间考

《风华绝代：宁稼雨细说魏晋风度》，宁稼雨著，河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版。内容简介南开大学宁稼雨教授所著《风华绝代：宁稼雨细说魏晋风度》一书，最近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将其作为该社“中华文脉”之一种，隆重出版。饮酒、服药、清谈，浸润文艺和纵情山水是魏晋时期名士所普遍崇尚的生活方式。本书以十二讲的形式，说出了魏晋名士们独特的风采、风貌、风流。比如魏晋名士的休闲生活、才情与艺术、隐逸与人生等等。书中所提炼出的士人精神与当下人们的精神追求也相契合。为配合这些内容，书中选取大量历史图像，与以上内容相得益彰，相映成趣。该书值得阅读，值得收藏。目

金社长、董院长、苗老师、各位同学、出版社的各位朋友、新闻界的校友们：大家好。首先代表我个人感谢南京大学出版社为我的朋友苗怀明老师和同学们出版了这本好书，也祝贺苗怀明的第三本红学课作业集顺利出版。我就讲三点感想。《红楼前梦：曹雪芹未写的人生传奇》，苗怀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第一，《红楼前梦》作为第三本作业集，在前作的基础上不断升级。从2010年《寻梦金陵话红楼》出版，到2022年《红楼前梦》问世，十余年间出版的三本书不仅见证了苗怀明的红学课从1.0版到2.0、3.0版不断发展，也体现了一位红学课教师对课程理解的不断深入。2010年，《寻梦金陵话红楼》出版时恰逢南京大学接受教育部首批审核评估，各个院系需要接受评估组的突击检查。当时，中山大学的陈春声书记与教育部高教司的一位领导在听了我们的汇报后对这本书非常感兴趣，高教司的领导十分认可《寻梦金陵话红楼》的创意，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探索，并要了一本带回教育部。十年前的作业集还带有传统的课程作业的意味，学生们自主学习，围绕金陵这一地域展开课程论文的撰写，最终形成了一本以金陵为中心的《红楼梦》的专集。2020年，第二部作业集《南京大学的红学课》出版了，我们在文学院也举办了与今天类似的座谈活动，这部作业集已经跃升为“花式作业”了。《南京大学的红学课》花式作业的价值在于，在正规的学院式的学术训练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学会创造性的转换与创新型的发展，特别是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讲好。从这一层面看，第二本书是一次十分有意义的探索。今天这本书是第三本作业集，更高一级。首先，《红楼前梦》实现了向传统的回归。拟写、续写一部伟大的作品是中国的传统。从《楚辞》开始，战国到汉代的作家就已开始模拟屈原的作品；此后，又出现了拟古诗，表面看是一种模仿，实则是一种创新性、创造性的转换，这些拟作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古人作品的深刻理解，而且以“文化实践”的方法代替的“文本解读”，用文化实践的行动表达自己对作品的接受与发展。中国的小说中，续传与续书就更多了，然而《红楼前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其既回归传统，又以“前传”的题材创新传统。《红楼梦》的已有大量续传，同学们的“前传”则独具创意，而且包含了许多现代意识。徐兴无教授在新书座谈会上发言我认为，将来这批年轻的作者不仅是会读《红楼梦》的人、会读中国经典的人、会读小说的人，而且是一批“会讲故事的人”。我们现在特别注重“讲好中国故事”，所以我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这次的红学课是一个很大的创新，它实现了红学课的第三级跳跃。第二，我刚刚卸任文学院院长，所以对教学改革有一些想法。本科教学改革每年都在强调，每过几年都会评选省级、国家级的教学成果奖，然而教学成果奖有很多是观念上的设计，观念要在实践中取得成果是非常难的。最近，教育部非常强调“新文科”建设，尤其是本科教育中的新文科建设。对于文学院、对于一门古典文学的课而言，新文科之“新”并非一种拓展式的新，也就是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将中文与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相结合，例如用数据统计的方法研究《红楼梦》，这种“新”只是一种新。徐兴无教授第一次题签我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新”有两种：一种是“革故鼎新”，将过去的否定掉，用一种新事物替代它；还有一种新更难做到，就是“苟日新，日日新”的“自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表面看似并无改变，但是内涵在不断提升，这就是非常难的“自新”。一门课程要自新、一种教育要自新，新文科建设要创新，就至少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优化培养方案。常见优化培养方案的方式就是增加课程设计，在专业课程之外加上人文通识等课程，但是这种拓展打通的路数能否变成“资深自得”呢？孟子说：“资之深，则左右逢其源，君子欲其自得之。”所以需要不断提升课程的内涵。一部《红楼梦》，除了把该教的教给学生之外，能不能有不该教的？教到学生不懂的？能否再让学生像掘井一样不断努力深挖？目前这样的教学实践还是比较少的，因为表面文章好做，而这样的文章需要坚持。苗怀明就坚持了十年。坚持是很难的，需要精确的设计与学生的配合，还要能调动学生的情感、认同与激情，我认为这是值得提倡的。苗怀明教授二是要实现教学手段的优化。目前，许多课程通过翻转课堂、线上课、精品课、课外讲座等诸多途径寻求创新，然而这些从本质上讲都是“手段”而非“内涵”的创新。内涵创新需要一门课自身的知识与教学方法的不断更新，教学方法的更新则远非技术上的更新，而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与“学”的关系的更新。我们以前停留的角度与关注的重点在于能否将课堂教学变成研讨，即传统意义上的“讲学”。但是，苗怀明红学课的探索将课堂教学与研讨上升到了创新、创作的高度。文学院一直提倡培养“三创”人才，一为创新型人才，主要侧重学术创新；二为创作型人才，即有文学创作能力的人；三为创意型人才，也就是能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等领域有创造力的人。徐兴无教授第二次题签我发现，“三创”在这门课中都有所体现，它的基础是创新，它的实践方式是创作，运作这门课、直到今天我们这样来销售这本书，那就是创意了。我认为，《红楼前梦》在课程内涵提升上，为实现“自新”而非手段的更新也做出了很好的表率。三是要讲究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现代大学的培养模式以课堂及课外研讨为中心，结合导师制、暑期学校、国际交流等辅助方法，然而这些方法我也归之为外在的手段，而非内在的转换。真正的模式创新在于老师与学生之间成为朋友，老师与学生构成一个真正的学习与生活的共同体。我们文学院一直提倡师友会，形式上的师友会坚持的很好，然而还是局限在老师与师友会的同学们每学期进行一些文体活动、思想与学术的交流与研讨，这种模式能否深化为一门课上老师与同学们一起创作、一起经营一本书，共同进行一段长时间的学术、文化、艺术等各方面的交流与实践，从而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学术共同体，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我认为，《红楼前梦》与《南京大学的红学课》、《寻梦金陵话红楼》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苗怀明在这方面有所探索。《红楼前梦》新书座谈会合影总而言之，新文科建设最难的就是内涵提升的三个方面，而这本书与前两本书都说明了苗怀明在这些方面有着自觉的探索。以小见大，这样一本书能够给中国研究型大学的人文学科教学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示例。第三，《红楼前梦》对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特别是让一批与时代和当下生活关系密切的年轻人来创作，是一次很好的尝试。我们现在一谈到“普及”，都认为应该由“专家”来普及，而当今体制下的专家或没有时间普及，或缺乏普及的才能，例如许多研究《红楼梦》的专家根本写不了普及性的作品，走向了学究化、学院化。而如何指导年轻人用自己的文笔、用时代的口吻和趣味讲故事、做普及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我认为，《红楼前梦》的读者可能更多的并非高校的学生、老师，而是社会上的《红楼梦》爱好者。如果社会上喜欢《红楼梦》的人读了这本书，无论如何都将获得更大更深的认同。此外，这样的形式表面看来极富普及化意味，但事实上也能纠正当下社会对《红楼梦》的许多误解，比如索隐派过度的解读以及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戏说，从这一层面上看，《红楼前梦》对于社会、对于当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有示范意义。徐兴无教授第三次题签2017年，中央国务院两办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意见的通知》，其中一个重点任务就是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经典。我认为，这本书是从一个大学中探索出的一条向社会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创新路径。很荣幸，我的老朋友苗怀明让我给这本书题签，我的字也借助这本书得到了大量的传播，就像植物界的花，开得再好也要借助蜜蜂传播花粉。我为《红楼前梦》一共题了四次签：第一次怀明发微信给我，要我写“红楼前传”，我就认认真真地写了“红楼前传”。发给他之后他说你写错了，要写“红楼前梦”。我把微信截图发给他看：明明是你要我写“红楼前传”。他说那你就重写吧。第二次我写了“红楼前梦”，他又说，现在出版社规定封面上必须写简体字。可是“红”字忘了写成简体字，绞丝旁下面还是写了三点。徐兴无教授第四次题签于是我又写了简体字的题签，下面题跋说“已为题第四签矣”。但是他又说，一共只题了三次签，于是我又用隶书补写了一个“第三签”。借今天这个机会把这个小故事讲出来，再次非常感谢苗老师与各位同学赏识，特别是出版社美编大师赵庆老师，把我的字设计的这么好，比我写的好看多了。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相关阅读】苗怀明：二十年间三本书——《红楼前梦：曹雪芹未写的人生传奇》前言新书推介|苗怀明主编：《红楼前梦——曹雪芹未写的人生传奇》徐兴无：茶酒争胜——唐人饮茶饮酒与三教论衡发言稿由张子玥同学据徐兴无教授发言录音整理而成，经徐兴无教授审阅并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红楼前梦：曹雪芹未写的人生传奇》，苗怀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内容简介

这是继《寻梦金陵话红楼》、《南京大学的红学课》之后，我主编的第三本红楼梦研究课程作业集。在大学谋生，放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教学而不是科研，尽管这与当下国内各大学的办学理念及实际做法并不一致，尽管科研也确实很重要，但我一直坚持这一点，并且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红楼前梦：曹雪芹未写的人生传奇》，苗怀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6月版。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自己在从教以来的二十多年间，不断进行探索和尝试，寻找适合学生特点、让他们更有收获的教学方法。探索的结果其实就一句话：教学方法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二十多年间，我承担的本科课程主要有两门：一门是中国文学史，另一门是红楼梦研究。前者是文学院二年级的核心课程，后者是文学院三年级的选修课程，两门课程都是开放的，其他院系及海内外其他院校的交换生都可以选修。我很喜欢这种安排，学生在二年级学习中国文学史，掌握必要的专业背景知识，到三年级进行专书的研讨，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相比之下，我对红楼梦研究这门课程下的功夫更大一些，从讲授方法到课程考核，经历了几次改进。在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作业是重中之重，原因很简单，教学效果的好坏主要通过作业来呈现。为此，我设计了各种作业，有课堂上做的，有平时做的，也有需要一个学期来完成的，构成了一个作业体系，其中的花式作业受到同学们的欢迎，经媒体报道后，也受到社会的关注。《南京大学的红学课》，苗怀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版。在所有的作业中，份量最重的是课程作业，我戏称其为大作业，需要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我始终认为，期末在教室里进行的闭卷考试，很难考察出学生的真正水平，更难考察出学生的最高水平。道理很简单，考试这个时段，学生要同时应付多门课程，通常是开夜车搞突击，经过短时间的死记硬背，固然可以拿到学分，但考过之后，大部分内容都忘记了，课堂上所学的东西既没有储存在脑子里，也没有形成一种基本的技能。如果让同学们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完成一项比较复杂且可以学到技能的学术训练，效果会好得多。基于这种想法，课程考核我主要采用系列作业的方法进行，其中分值最高的是大作业。我曾布置过两种形式的大作业：《扬子晚报》对《红楼前梦》的报道一种是从本年度发表的各类学术论文中，选出十篇对自己有启发的红学论文，先归纳各文的核心观点并做阐释；再从本年度发表的学术论文中，选出十篇自己觉得很差的红学论文，先归纳各文的核心观点并指出其问题所在。另一种是每位同学分配一回作品，将脂本与程本进行互校，写出详细的校记，根据校勘所得，总结脂本和程本的差异及其特点，并根据这一回的内容，写一篇学术短文。两种形式的大作业都布置过多次，从实际效果来看，各有利弊，我一直想找到一种能训练学生各方面能力的方式，毕竟选修这门课程最多的是文学院的学生，学术研究能力外，文学审美感知能力也很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创作实践，只用冷冰冰的手术刀去解剖作品，总是隔了一层。《寻梦金陵话红楼》，苗怀明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事实上，不光是我，现行的教学体制对文学院学生这一能力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但问题是，怎么才能将科研能力与创作能力放在一起训练呢？这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要有可操作性。本书就是我在这方面进行的一个新的尝试。众所周知，任何一部小说，都会从某个时间点开始，《红楼梦》

未有贰心(宣十二)／诸侯皆有贰志(又十七)／无有贰心(成八)／绛无贰志(襄三)／敢有贰心乎(又二十六)／皆有贰心(昭十三)

排架古籍保护作为工作方法的书目——1950年代文化部文物局在港抢救文物工作所涉古籍书目考

一、关于《左传》“贰于×”句《左传·僖公三十年》：“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一般都把“贰于楚”解释为“对晋国怀有二心，而与楚国相近”。清光绪壬辰年宝善堂刻红印本《春秋左传》秦礼军先生文《〈左传〉“贰于×”解》(载《中国语文》1984年第5期，以下简称秦文)谓此说“值得考虑”，因为“‘贰’如果理解为‘二心’的话，那么‘贰’与后面表对象的补语‘于楚’合起来就得解释为‘对楚国怀有二心’，同原意恰恰相反”；“从‘贰于楚’的结构形式来看，‘贰’后对象补语只有一个，而上解却出现‘晋、楚’两个，亦觉难通”。因此，秦文据《史记·晋世家》“七年，晋文公、秦缪公共围郑，以其无礼于文公亡过时，及城濮时郑助楚也”及《郑世家》“四十一年，助楚击晋。自晋文公之过无礼，故背晋助楚。四十三年，晋文公与秦穆公共围郑，讨其助楚攻晋者，及文公过时之无礼也”文，谓“《史记》在叙述时用‘助’而不用‘贰’恰恰证明了这里‘贰’的意思为‘助’”，从而认为“贰于楚”当解为“助于楚”。至于“贰于×”的“贰”是否有作“二心”解的，秦文谓“《左传》也有此用法，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夏，齐侯围成，贰于晋故也。’这里是说同‘晋’有‘二心’，于意义于形式都能讲得通”。笔者以为，解“贰于楚”为“助于楚”，至少会遇到以下两方面的困难：首先，“贰”虽有“辅助、做助手”之义，但“辅助某人、做某人助手”的意思，经典中往往以“贰×”的形式表达。《尚书今古文注疏》如《伪古文尚书·周官》：“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而不以“贰于×”的形式表达。且“帮助某人、某方”的意思，古汉语一般也不说成“助于×”。①其次，虽然《史记》以“助楚”字样叙此事，我们也没有充足理由断定《左传》“贰于楚”之“贰”也训“助”。因为“助楚”完全可能是“贰于楚”的一种表现(如果通说成立的话)。况且，笔者考察了《左传》中所有的“贰于×”句，“贰”皆不当训“助”(见下文)。但是，认为《左传·僖公三十年》之“贰于楚”与《左传·襄公十五年》之“贰于晋”意思迥然有别，却是秦文富于启发性之处：笔者认为，《左传》中“贰于×”句确应分为两类。《春秋左传词典》“贰”的古代常用义是“携贰，有二心”。②如果要表达“对某人或某方怀有二心”的意思，则用表对象的介词“于”引进补语。此为“贰于×”A类句。除秦文结末所举《左传·襄公十五年》例外，《左传·成公九年》尚有一例：“为归汶阳之田故，诸侯贰于晋。晋人惧，会于蒲，以寻马陵之盟。”按，成公八年，晋侯命鲁归其汶阳之田于齐，失信于诸侯，故诸侯对晋怀有二心。如对某人或某方怀有二心，则往往会投靠他人或另一方。这样，“贰”就从“携贰，有二心”引伸出“携贰而依附(他人)，有二心而归依(另一方)

清明节将至，我又打开相册，端详父母墓茔的照片，以寄托哀思。这本相册里也珍藏着我所任教的南京大学文学院（2007年以前名为“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简称“南大中文系”）几位老先生的墓茔的照片，大多是我拍摄的。家父1985年1月去世后，家兄和我遍访南京城内和近郊各大陵园，最后决定在望江矶筑墓。望江矶位于雨花台区花神大道，古时临近长江东岸，据说于此可观“二水中分白鹭洲”景致。矶体形若龙爪，相传梁武帝时称此处为龙岗。胡小石墓小山岗上遍植青松翠柏，布满造型各异的水泥坟墓，其中有我院胡小石（1888—1962）、方光焘（1898—1964）、汪辟疆（1887—1967）三位老先生的墓茔。方光焘墓三位老先生的碑文，分别出自哪位名人的手笔？敬请知情者赐教为感！汪辟疆墓我校原副校长李方训(1902～1962)院士（时称中科院学部委员）及夫人林福美教授、外文系原名誉主任陈嘉(1907～1986)先生及夫人黄友葵教授的墓亦在这个山岗上。李方训墓这些老先生的墓位于山腰，而家父的墓临近山头，我每次祭扫家父墓途经这些老先生的墓茔时，都要停下来恭恭敬敬地鞠三个躬。陈嘉墓1996年，望江矶地块被征用开发。在迁坟之前，我给这些老先生和家父的墓拍了照，留着纪念，亦作为资料保存。据媒体报道，胡小石墓后来迁至江北求雨山文化园，园内分别建造享誉海内外的“金陵四家”即四位书画艺术大师林散之、萧娴、高二适、胡小石的纪念馆；胡小石纪念馆2003年8月16日奠基，

《汉语大词典》列“归宁”五义项：《汉语大词典》1.已嫁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例为《诗·周南·葛覃》：“害浣害否，归宁父母。”朱熹集传：“宁，安也。谓问安也。”《后汉书·列女传·刘长卿妻》：“妻防远嫌疑，不肯归宁。”（以下例略）2.指大归。谓妇人被夫家遗弃，永归母家。3.男子归省父母。4.诸侯朝觐后返回国安邦。5.回家治丧。应该说归纳得尚为全面而合理，唯其第一义项“已嫁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所举第一例为《诗·周南·葛覃》“害浣害否？归宁父母”及朱熹集传“宁，安也。谓问安也”，则有可商：因为此“归宁”非彼“归宁”（已嫁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我们细绎其诗：韩伍绘诗经《写意·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中国狐文化源远流长，流播甚广。狐不仅是民间口头故事的重要角色，亦是文人笔端创作的重要叙述对象。狐是自然物，行动敏捷且狡狯多疑，但在狐文化中，它并不以其原生态形式出现，而是被夸张、变形或者虚化，进而超越了其本身的生物性，成为观念的载体。《中国狐文化》狐被“妖”化、“仙”化、甚至“人”化，卷帙浩繁的狐精故事让其独具魅力。较之其他动物，狐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含义。不管是在世俗、宗教方面，还是在伦理、哲学方面，抑或是历史、审美方面，狐的文化内涵随着历史的推进被不断丰富，意味深长且绵延不绝。作为一种神秘动人的原型意象，狐发挥着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和艺术功能。狐文化历久弥新，强烈吸引着后世人们运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东西方国家的一些汉学家亦从学术角度予以关注。其中比较突出的则属美国汉学家韩瑞亚，其对中国狐文化的相关探究显示了“异域之眼”的独特角度，给人带来不少启发与思考。韩瑞亚（Rania

《竹书纪年》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由魏人所编纂的通代编年体史书,叙事上起夏商,下迄魏襄王二十年(

去年3月1日，为纪念陈白尘先生诞辰113周年，我给一些微信好友发送了下面两张照片。去年微信截图收到照片的有些好友给予了点赞，时任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的苗怀明教授并嘱咐我写篇文章“说说陈年往事”。我直言“文思枯竭”不敢领命。转眼一年即将过去，在考虑后天怎样纪念陈先生的生日时，我忆起怀明教授的嘱咐，心想，我虽然写不了文章，但也可以用收藏的一些照片来“说说陈年往事”呀！上个世纪80年代，拍照片要用相机，要用胶卷，不像现在“随手拍”这么方便，所以记录《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编写工作的一些照片（其中大多是我用海鸥120相机拍摄的），恐怕还是具有史料价值的吧！《中国现代戏剧史稿》而陈老是指挥《中国现代戏剧史稿》编写工作的主帅，公开这些照片来纪念他114周年诞辰，想来并非毫无意义。1983年3月，全国文学、艺术学科规划会议确定由南京大学戏剧研究室编写论述中国现代戏剧史的专著，陈白尘先生为这一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负责人。一个月后，该书编写组成立，于15-20日召开首次编写工作会议。因担任学术顾问的赵铭彝和柯灵两位老先生也出席会议，而当时南大附近的宾馆或客满或价格过高，所以把两位老先生安排下榻我的中学校友担任所长而他表示给予优惠的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俗称“AB大楼”，现名“华东饭店”），会议也就在那里召开。会议确立了史著编写的总体要求及基本思路，拟订了全书的大纲、体例，进行了人员分工。前排自左至右：柯灵、屈南松（赵铭彝夫人）、赵铭彝、陈白尘、顾文勋；后排自左至右：徐天健、姚远、董健、朱栋霖、马明、陈雪岭。1983年4月摄于南京军区第一招待所。1984年4月19—28日，编写组在完成部分初稿的基础上，在苏州东吴饭店召开第二次编写工作会议，老一辈戏剧家夏衍、于伶、赵铭彝、柯灵、石凌鹤、葛一虹应陈老邀请作为学术顾问出席会议。自左至右：柯灵、于伶、赵铭彝、葛一虹、夏衍、陈白尘、石凌鹤。这次会议之所以在苏州东吴饭店召开，主要原因是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夏衍那些日子在苏州，住在靠近东吴饭店的南林饭店。夏公与陈老老一辈戏剧家们在会议上畅所欲言，回顾、评说了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些现象、事件、人物、作品，对中国现代戏剧发展规律、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戏剧队伍统一战线等问题发表了意见。编写组成员都深感收益甚大。于伶、夏衍、陈白尘夏衍在发言时右手时不时地伸进上衣口袋又马上抽出来，其子沈旦华告诉大家，老爷子已经戒烟了，却未改掉从口袋里掏香烟这个习惯性动作。

囱、窗与中霤、屋漏，这几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遥远的古代实为一物，是我们的先民穴居生活的遗迹。《易·系辞下》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陆贾《新语·道基》也说：“天下人民，野居穴处，未有室屋，则与禽兽同域。”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就是说原始人类的居处，与禽兽无别，或居于洞穴，或住在荒野。这洞穴，当然是指天然形成的山洞。这已经有大量考古资料证明，自不待言。但是，天然的山洞毕竟不可多得。于是，当古人的识见与能力(包括工具)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便营造洞穴居住。《诗·大雅·绵》写周人祖先古公亶父从豳地的杜水迁往漆水之时，就是住在人工营造的洞穴之中的：“民之初生，自土(杜)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对“陶复(假借为)陶穴”，毛传的解释是：“陶其土而复之，陶其壤而穴之。”孔颖达疏也进一步解释：“盖以陶去其土而为之，故谓之陶也。”这是说，挖土洞与制瓦器的原理是一样的：瓦器的特点是土制，中空，《老子》十一章所谓“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穴的特点也是土制，中空，《老子》所谓“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制瓦器、挖土穴皆须掏空中间的泥土，故制瓦器叫陶，掘土穴也可叫陶。陶，《说文解字·阜部》释为“再成丘也”，即两重的山丘；陶器的意义是其假借义。本字为“匋”，金文象人制作土器之形。后“陶”行而“匋”废。“陶复陶穴”，郑笺读“陶”为“窑”，王筠《说文句读·穴部》申其说。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出土陶器但既说“复、穴”，前面的“陶”，似不能再读为“窑”。又于省吾先生《泽螺居诗经新证》“陶复陶穴”条谓“陶”为“烧制穴底与穴壁”，“为的质地坚固，以防潮湿”，亦可备一说。那么，什么是“复()、穴”呢?《说文解字·穴部》：“穴，土室也。”又：“，地室也。”段玉裁解释为：“谓旁穿之，则地覆于上；穴则正穿之。”这可以代表很多学者的意见。如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孚部》：“……凡直穿曰穴，旁穿曰，地覆于上，故曰也。”这“旁穿之”而成的“”，就是依山崖、陡坡而挖的洞；洞掏成，上面自然有土层覆盖，所以叫“”。现在山西、陕西山区居民所住的窑洞，就是这种“”的遗迹。至于“穴”，那是从地面向下直挖的洞。但是，尽人皆知，向下挖穴，比起向侧面挖，难度要大得多，而且，出入穴又远不如出入方便。陕西窑洞那为什么古人还要挖穴居住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原因，当然可能是无坡坎崖岸可资利用；其次可能是虽有坡坎崖岸，而土质不坚密，挖易致坍塌。而最重要的原因，大概还是为了御寒。《礼记·王制》说：“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后汉书·东夷列传》载有挹娄国，“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其人“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有一部书叫《外国图》(吴佚名撰，清陈运溶辑，收于《麓山精舍丛书》第二集，《古海国遗书钞》中)，说“藏路之民，地寒穴居”，又说“丁零之民，地寒穴居”(转引自《渊鉴类函·地部》“穴”条)。这都说的是北方的外族。至于周人的祖先所住的豳地，在今陕西省彬县以东旬邑县境，《诗·豳风·七月》说那里冬天“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明嘉靖壬午刊本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卷首载庸愚子即金华人蒋大器作于明孝宗弘治甲寅年(1494）的《序》，是今见研究罗贯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或简称《演义》）的第一篇重要文献。其所涉及如作者为“东原罗贯中”的史实及以《演义》“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等论已得到学界的重视与使用，但其在有关罗氏生活时代、《演义》成书时间及最早版本面貌等方面的考据价值，尚未见有学者论及，试说如下。《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一、《演义》作者罗贯中为元人这虽然是很早就有的说法，但未曾从《序》得到过说明。事实上《序》的字里行间透露出有关罗贯中生活时代与《演义》成书时间的信息，二者的一致性表明《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是元朝人，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序》并未排除《演义》是“前代”即元人之作。《序》称：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1]《序》作于明弘治甲寅，上引标举“前代”，一般说应是指明代所取代的前朝元代；下句虽无时间限定，但通常或当理解为与“前代”相对，讲作者当代也就是明朝的事，即除以其为确指“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令瞽者演说”为“前代”之事和《演义》作者为“东原罗贯中”之外，还应是表明，这位罗贯中与“前代尝以野史作为评话”者不是同时代人，而为元代以后《序》作者蒋氏生活的明朝人。应当说，如果各种有关罗贯中生平时代的资料都一致或多数表明其为明朝人，作如上通常的理解就可以确定无疑。《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但实际的情况，一面是可以导致认为罗贯中是明朝人的蒋《序》附《演义》流行而广为人知，另一方面蒋《序》附《演义》流行的百余年中，明朝人有关罗氏生活时代的说法不一，有称其为“南宋时人”[2]者，又有称其“虽生元日”“身在元”[3]者，却并无许多以其为本朝人者。在这种情况下，又倘或上引蒋《序》所透露的有关罗氏的时代的信息可有别样理解的话，我们也就不便以其所称“东原罗贯中”一定是明朝人，而不是“前代”即元朝人了。而上引《序》说罗氏的话正是还可以作别样的理解，从而有了不排除是以罗贯中为“前代”人而《演义》成书于“前代”即元朝的可能。理由有四。一是以上引文虽系两句，但下句既然没有另作时间的标示，则其称“前代”不完全排除为统一限定二句的时间副词，乃谓“尝以野史作为评话”云云者是“前代”人，而“东原罗贯中”也是“前代”即元朝人。二是反过来说，如果蒋《序》是以“东原罗贯中”其人其作在明朝的话，则当在“若东原”的“东原”之前加“我朝”或“本朝”等时间的限定，如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上卷《论剔红倭漆雕刻镶嵌器皿》云“元时有张成、杨茂二家，技擅一时，但用朱不厚，漆多翘裂。若我朝永乐年果园厂制，漆朱三十六遍为足”[4]者即是。《遵生八笺》而蒋氏却不然，这似不能仅仅委之以表达不够严密，还有可能是他确实认为罗贯中非明朝人，所以与“尝以野史作为评话”者并为“前代”即元朝人一起说了。三是退一步说，从如上蒋《序》前句冠以“前代”和后句不标称“我朝”之类限定看，最保守的估计是蒋大器不十分明了罗贯中生存的朝代。而以生当明弘治甲寅年(1494）前后的蒋氏这样有为《演义》作《序》资格的文化人，尚且不明了罗氏的时代，那么他很可能就是蒋氏所谓的“前代”即元朝人了。四是也不排除蒋氏明知“东原罗贯中”之时代，但罗系由元入明之人，或由于政治上避讳等的原因，不便明说其为何代之人而故作囫囵语的可能。倘或如此，则罗氏为元明之际人，却多半是在元朝生活时间更长，晚年又未曾出仕明朝，所以原则上仍当归其为元朝人，而《演义》也更多可能是成书于元代。第二，从蒋《序》所述《演义》传抄的情况看，是书当成于元代。蒋《序》作于明孝宗弘治甲寅年，而称罗氏《演义》“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此数语虽因重在引起下文的议论，而于《演义》成书后传抄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但所称既是“争相誊录”，则或同时，或先后，誊录当非止一时，誊录者也应非止一人。由此可以推测，《演义》抄传很可能早在明弘治甲寅以前就开始了，蒋氏所见闻的抄本或不止一种，进而可以得出以下认识。《三国志通俗演义》一是《演义》成书后从作者手中流出并开始传抄，到形成诸多抄本，应该也有较长一段时期了，那么其原本成书的时间当然更早。二是以上述《演义》抄传岁月为百余年的话，其原本成书也就与上引称“前代”云云时间上互相契合。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即以《演义》抄传岁月为百余年是否合理，也就是能否把《演义》成书的时间从蒋《序》写作的明弘治甲寅上推至百余年前的元代？笔者认为这是合理与适当的。理由是明弘治甲寅年(1494）上距明朝建国的洪武元年(1368）虽有126年，而对于古代书籍刊刻传播的相对缓慢来说，126年虽不为短，但也说不上是很长。这可以从与有明确记载的清乾隆时期的几部章回小说成书到刊本出现间隔岁月的比较得到旁证，现举例如下。夏敬渠《野叟曝言》的成书，“保守的推断，……夏敬渠六十八岁时已完稿”[5]。夏敬渠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到他68岁《野叟曝言》完稿是乾隆三十八年(1703），而其“最早刊本为光绪七年(1881）毗陵汇珍楼活字本”[6]，算来其成书后以抄本流行的时间为178年。汇珍楼刊本《野叟曝言》李百川《绿野仙踪》据卷首《自序》于乾隆二十七年壬午(1762）“苟且告完”[7]，“初以百回抄本流传，至道光十年(1830）本才付刻印行”[8]，其成书后以抄本流传并有今存最早刻本的时间为68年。李绿园《歧路灯》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至1924年方有石印本[9]，其成书后以抄本流传的时间为147年。吴敬梓《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五年(1750），今见最早刻本为嘉庆八年(1803）[10]本，其成书后以抄本流传的时间为63年。以上四种与《演义》篇幅大小相去不远的长篇小说，均成书于印刷术出版业比明朝弘治年间有了巨大进步的清乾隆年间，至有最早或今见最早刊本问世，平均间隔达114年。那么，与此类比，从明弘治甲寅年上推至元末为《演义》成书时间，其后以抄本流传的时间至少有126年之久，应该是合乎情理的，而不必有什么诧异。第三，从蒋《序》用典看，似以罗贯中为元代人。蒋《序》云：“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这是引《孟子·万章下》的话。而《万章下》中接下来的话说：“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朱熹《孟子集注》本句下注曰：“尚，上同。言进而上也。颂，诵通。论其世，论其当世行事之迹也。言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夫能友天下之善士，其所友众矣，犹以为未足，又进而取于古人。是能进其取友之道，而非止为一世之士矣。”[11]可知“尚友”义指以非当今“一世之士”之古人为朋友。由此逆推上文“予谓诵其诗”云云，虽然可以是就任何前人的著作而言，但一般应是针对古人之诗与书说的。这既是读经时代学者人所共知的道理，蒋《序》于此经典的常话也应该不至于引喻失义。上海涵芬楼1929年影印本《明弘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又与其前称“前代尝以”云云相联系，实不便以他所谓“予谓诵其诗”云云仅是针对明成化、弘治稍前一时期之人说的，而应理解为原据孟子“尚友”的本义，把罗氏《演义》作为“前代”即元朝人之作看待而言。另外，蒋《序》虽标榜孟子知人论世，但对“东原罗贯中”除赞论其所作《演义》之外，于其生平事迹，绝无提及。个中原因除上述可能的政治上的避讳之外，另有可能就是他对罗氏除有《演义》之外别无所知。这两种情况同样也与其称“前代尝以”云云的口吻相合，表明罗贯中生活之世正是去蒋氏已远的“前代”即元朝。二、《演义》原本有《书例》蒋《序》论《演义》又云：《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与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上引文中“书例”，向来标点者多不加书名号，遂使此一段文字仅被视为蒋氏寻常的道德说教议论。其实不然。“书例”一词，一指书中文词之用例，与上引无关，可以不论；二指著作发凡起例之体例说明，多称作“凡例”。在“凡例”即体例的意义上，用法较早见于《后汉书志·天文志上》韦昭注：“述虽以白承黄，而此遂号为白帝，于文繁长，书例未通。”[12]又清代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二《谈艺二·唐才子传》云：“按《全唐诗话》《唐诗纪事》二书例，皆以诗系人。”[13]等等，皆指著作之体例。后世明清小说载有《凡例》者，今见亦有数种，如《隋炀帝艳史》《魏忠贤小说斥奸书》、毛本《三国演义》《万国演义》《石头记》《野叟曝言》等，皆章回说部，载之卷首，为作者所自撰。上引“读《书例》”所云《书例》，即此类章回小说之《凡例》无疑，而“若读到古人忠处”云云即《书例》中语。这对于上窥《演义》旧本乃至原本面貌可有以下帮助。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影印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第一，《书例》为一书作始并通部遵循之体例，除作者之外，应无他人所为的可能。由此可以认为，罗贯中创作《演义》曾拟有《书例》，并置之卷首。这一点也与作者题署有作“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口吻相互印证，表明包括《书例》在内皆作者所自为，兹不具论。而明弘治甲寅蒋序本《演义》虽然也未必是原本，却是有原本之《书例》的，所以更接近于原本。第二，蒋氏所引“《书例》曰”云云即罗氏《演义》之《书例》仅存的佚文，对于我们理解《演义》教忠教孝的创作意图是重要参考。第三，嘉靖壬午本等《演义》存世诸明刊本均无此《书例》，表明《书例》在蒋序弘治甲寅本之后，或自嘉靖壬午本始就被刊落了；第四，《书例》虽非正传，但对于理解本书有重要价值，一般后来翻刻者不会不予以保留。因此，从《书例》之被刊落可以推测，自已佚蒋序弘治甲寅本之后，也许就是今存嘉靖壬午本刊落《书例》时，《演义》应是经过了较大的改动，内容与形式上已经与蒋序本所有的罗氏原本《书例》所叙有了较大不同，留之于刊本流传无益，只好把《书例》删掉了。

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明初说，元末说，明初说，以及明中叶说，等等。至今诸说并存，包括被用为教科书者在内的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著作，就有把《三国演义》作为元代或明代作品对待的差异，给教师、学生和普通读者造成接受上的不便。这进一步彰显了《三国演义》(与之相关的还有《水浒传》）成书年代的确考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工作。《三国演义》年画然而，这曾是一个

《三国演义》成书时间，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说、明初说、明中叶说等等。这些说法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元中后期说。《不京不海集》持这一意见的章培恒先生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的考证认为“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而没有明确上限；袁世硕先生则断定“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说明：鄙文《关于《现代汉语词典》释义的几个问题》刊于《北方论丛》1982年第6期，后收入笔者《训诂散笔》（2005年1月，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今阅《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七版（2016.9），并检讨鄙文，发现鄙文固有得失；而所评及的某些条目，《现汉》今版或已做了修改（当然，修订者是否依从笔者意见而改，则不得而知），或一仍其旧。今重新对读之，凡发现笔者所评而修订者改动的，则标出,以与尚未改者对照；有必当说明者，亦如之：以见笔者新的思考及所望于编者之意。《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版《现汉》（1978年第一版）在释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大家公认的。可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缺点和错误。总的看来，成语、文言词语释义的问题稍多。按发生问题的原因，大致可分如下几类。一对所释词语的意义理解得不准确。如：【不动声色】不说话，不流露感情。形容态度很镇静。也说不露声色。“不动声色”是不让感情从语气和表情上流露出来，不一定是不说话。欧阳修在《相州昼锦堂记》一文中称赞丞相韩琦“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在“临大事、决大议”时不可能不说话，只是语气平静，态度从容而已。现代小说中也可见这样的描写：“证据呢?小姐！”佐佐木正雄坐在转椅上，双目直视墙壁，不动声色地问。(杨沫《东方欲晓》)又：“我都知道了，张师傅。”刘忍不动声色地说，“你们本是热热和和一家子。”(《张铁匠的罗曼史》——《新华文摘》1982年第3期)可见《现汉》的理解是片面的。已改为“内心活动不从语气和神态上表现出来，形容态度镇静。也说不露声色。”《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白驹过隙】形容时间过得飞快，象小白马在细小的缝隙前跑过一般(见于《庄子·知北游》)。《庄子·知北游》原句是：“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成玄英疏云：“白驹，骏马也，亦言日也。”把“白驹”释为”白色骏马”是正确的。驹，常指幼马，但也指少壮的骏马，即“口小”而又善驰骋，可供骑乘的骏马；把“白驹”释为“小白马”，则易使人理解为“马崽子”，那就不符合庄子的本意了。庄子在另一篇文章《盗跖》中，表达同样的意思，写为“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可作证明。正如“千里驹”不能释为“能跑千里的小马”一样，这里的“白驹”也不能释为“小白马”。

“等到19级选课同学毕业典礼的当天，我拎着鼓囊囊的皮包，将‘人生的第一桶金’发给你们！而且一定要是现钞，现钞才有那种成就感！”（欲知有关《红楼前梦》的最新进展，敬请关注本公众号的其他内容）

列位看官，咱们书接上回。在山的那边江的那边，有一家九乡河文理学院，俗称南京大学的就是。院里有一位苗姓宗师，自称曹雪芹的“转世灵童”，[1]开班教学，号为“小妖特训营”，这位宗师也人送诨号——“苗魔头”。每逢有狂徒前来挑战，苗魔头出手便是一招“《红楼》回目倒背如流大法”，将来人绕得不知天地为何物。[1]《枣窗闲笔》载：“其人（指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苗师尝戏称：“这写的不就是我吗？”遂自比为曹雪芹的“转世灵童”。（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页。）

成书在后的《右台》，第112则举假药致人死亡、医者误开药方等事，直称“卜可废，医亦何不可废之有”，并重提“余曾有《废医论》，刻入《俞楼杂纂》”，宣布“虽骇俗听，不顾也”。对自己的“废医论”有所呼应。

文本形制讲说图（中国审计博物馆藏，四川广汉出土，出土年代、地点不详）从国图藏BD11178等文书看唐代公文钤印流程

《古典小说论集》，杜贵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9月版。内容简介该书为作者40年间所作古典小说研究论文的选集。内容主要关于明代“四大奇书”和所谓“乾隆三大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聊斋志异》等“八大名著”的研究。研究应用作者所提出“文学数理批评”理论，揭蔽古典小说叙事“三复情节”“三极建构”“二八定律”“‘六一’模式”“‘中点’模式”“五世叙事”，以及多书相关之“石头记”“女仙指路”“方位学”“反模仿”叙事模式或创作方法；提出并论证“罗(贯中）学”、破解“太行山梁山泊”千古之谜、发现泰山与《水浒传》《西游记》等小说之隐秘关系，以及提出“‘雅’观通俗”即以“治经”的态度解读八大名著的研究方法等。质疑解惑，新见迭出，是普通读者和相关专业研究的有益参考。目

《世说新语》译注本，宁稼雨译注，安徽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版。内容简介该书对《世说新语》原文全文（不含刘孝标注）进行注释和白话文翻译，并采用作者多年研究《世说新语》和魏晋文化的成果观点，对全书所有故事逐条进行解读提示，帮助普通读者阅读理解《世说新语》原文及其蕴含的魏晋文化背景知识。目

一到十，是中国的十个基本数字，也是汉字，又用以组词。这些数字及其组成的词语，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包含着特定的文化内涵，今摘要而漫谈之。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一，是原始的记数符号，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汉字。古代记数，一二三四都是画横来表示。宋徐灏的《说文解字笺》说：“造字之初，先有数而后有文，一二三亖，画如其数，是为指事，亦为象事也。”指事，是许慎解说文字的“六书”之一，即“视而可识，察而可见”；象事，也即“象形”，象不同数量的横条。由数字“一”又引申出“全，满”（如“一身正气”）“相同，一样”（如“一视同仁”）“纯一，纯正”（《尚书》篇名有《咸有一德》）等意义来。又可引申出“专一”之义。《古文尚书·大禹谟》有名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精，指用功精深；一，指用心专一。这十六字被儒家奉为励学处事的思想方法。既然“一”就是数字1（后来中国采用的阿拉伯数字），本来也并无深意。可是中国古代哲人是善于想象的：既然“一”是数字之始，那么它就可以比喻世界、万物之始。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一部》说：“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这种认识大概本于道家学说，《老子》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不过是想说，宇宙万物的起源，是由一个元初之气（道）开始，由单纯到复杂，从无到有，而用数字模式概括出来。这很笼统——也许越笼统就越少漏洞，就越接近于实际。宇宙起源，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企图认识世界而苦苦思索的重大问题之一。当今最通行的理论，是宇宙大爆炸（Big

《燕丹子》的文学成就及小说史地位，问题虽小但涉及面大，书中所论，对于学界之中国小说史观念，或能起纠偏补益之助；在汉初小说作品《燕丹子》面前，任何自短民族小说史历程的理论和观点，均有与事实难惬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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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斤部》：“所，伐木声也。从斤（斧类工具），户声。《诗》曰：‘伐木所所。’”可是今本《毛诗·小雅·伐木》记的却是“伐木许许”，这说明东汉许慎所见的《诗经》原来是写作“伐木所所”的。清初毛氏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所”从“户”声，“许”从“午”声，看来这“所所”或“许许”声，相当于“唬唬、呼呼”，不像是用斧类工具砍树的声音，所以有人说是锯木声。语言中“处所”之“所”，有音无字，于是人们借“伐木声”之“所”来表示“处所”之“所”。这种用法由来已久，如《诗·郑风·太叔于田》“袒裼暴虎，献于公所。”《小雅·出车》“我出我车，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谓我来矣。”又《史记·周本纪》：“（武王）遂入，至纣死所。”现代汉语中的“住所”“招待所”“拘留所”等“所”是其遗迹。古代表处所的词，往往也用来表时间。如“处”就可以表示“时，时候”。唐刘长卿

古有所谓“四民”之说。《汉书·食货志上》：“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影唐写本汉书食货志》

史载周武王灭殷，访于殷的贤人、纣亲戚箕子，求问治国大法。箕子陈述《洪范》九条，第三条为八政，八政的第一项，就是“食”。这有两个涵义：一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要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二是天下人吃饭要靠农民。《洪范正论》所以“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这是历代明智的统治者都心知肚明的：治国安民的根本，就是善待农民。古代民分四等：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汉书•食货志上）。第一等是士，“学以居位”——通过学习以取得官位者，所以有人把“士”解释为“读书人”或“官员的后备军”，都不错。农民占第二位，仅次于“士”，地位不算低了，这是因为他们自食其力，并供养天下人，在社会经济中占重要地位。在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作巧成器”的工匠地位自然远逊于农民。又由于他们要为上层统治者加工制造奇珍异宝，以满足其游玩享乐的需要，以致有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迁怒于他们，说他们“作为淫巧，以荡上心”（《礼记•月令》），所以他们只能排在“民”中的第三位。至于商人，因为他们不能创造财富，而被认为只是投机取巧、籴贱贩贵、囤积居奇以逐利致富，遂被列为民中最下等，与“工”一起被贬称为“末技游食之民”（贾谊《论积贮疏》），而受到鄙视。《新书校注》“农”的地位既重要，人口又最多，故统治者以农民为主体而安排居民。西周施行井田制：井方一里，共九百亩土地，八家农户，各受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共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农民春夏秋三个农事季节在其田野中的庐舍（简易的棚屋）兼场圃桑林用地。使他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受到的教化一致，为公私生产付出的劳力也大致均衡——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就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让大家四面顾望对比，彼此生活境况都差不多，谁还能心怀不满呢！那时是这样给农民分配农田的：田地按质量分为三等，上等田地每个农夫一百亩，中等田地每个农夫二百亩，下等田地每个农夫三百亩。每年都能耕种、无须休耕的是不改换的上等田地；耕种一年须休耕一年的是改换一次的中等田地；耕种一年须休耕二年的是改换两次的下等田地。为使大家不致苦乐不均，每过三年各家便交换耕种这三种田地及庐舍。《说文•走部》：“𧻚，𧻚田，易居也。”清嘉庆刻本《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遂人》（《周礼•冬官考工记》官名）：‘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下地夫—廛，田百亩，莱二百亩。’注：‘莱，谓休不耕者。’《公羊》何注曰：‘司空谨别田之高下美恶，分为三品，上田—岁—垦，中田二岁—垦，下田三岁一垦。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三年—换主易居，财均力平。’”这倒是很公平合理的土地使用方法。𧻚（yuán）田，字又作爰（yuán，交换）田，《左传•僖公十五年》：“晋于是乎作爰田。”孔颖达疏：“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易其疆畔，正是交换田地。又作原田，《僖公二十八年》：“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是谋。”以田地庐舍当换易，故“舍其旧而新是谋”也。其字又作“宣”，《诗经•大雅•公刘》“既顺乃宣”、《绵》“乃宣乃亩”，“宣”

陆龟蒙与皮日休皆为晚唐有才华的诗人，在苏州时，又是居止接近、彼此经常一起饮酒出游、互相馈赠唱和的挚友。观《全唐诗》两人诗集，两人互相赠答、唱和的诗作，就占了很大一部分，难怪人称“皮陆”。《晚唐皮陆诗派研究》这里仅谈谈他们的一组唱和诗中陆龟蒙的一首和诗，因为它曾被2020年全国语文高考1卷选中，成了一道9分的阅读题：奉和袭美抱疾杜门见寄次韵虽失春城醉上期，下帷裁遍未裁诗。因吟郢岸百亩蕙，欲采商崖三秀芝。栖野鹤笼宽使织，施山僧饭别教炊。但医沈约重瞳健，不怕江花不满枝。附注：1.袭美，即陆龟蒙的好友皮日休。2.下帷：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教书。裁诗：作诗。3.《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比喻培养人才。4.商崖：这里泛指山崖。5.沈约，南朝诗人，史载其眼中有两个瞳孔，这里以沈约代指皮日休。陆龟蒙画像1.下列对这首诗的理解和赏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A．作者写作此诗之时，皮日体正患病居家，闭门谢客，与外界不通音讯。B．由于友人患病，原有的约会被暂时搁置，作者游春的诗篇也未能写出。C．作者虽然身在书斋从事教学，但心中盼望能走进自然，领略美好春光。D．尾联使用了关于沈约的典故，可以由此推测皮日休所患的疾病是目疾。2．请简要概括本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6分）为了正确理解陆龟蒙该诗，并判断出题者之是非得失，我们有必要追述这首诗作的缘起。是皮日休先作了一首诗寄给陆龟蒙（字鲁望）——《鲁望春日多寻野景，日休抱疾杜门，因有是寄》：野侣相逢不待期，半缘幽事半缘诗。乌纱任岸穿筋竹，白袷从披趁肉芝。数卷蠹书棋处展，几升菰米钓前炊。病中不用君相忆，折取山樱寄一枝。《皮子文薮》从题目可知，是因春日到来，皮日休知老友陆龟蒙喜爱春游寻野景，而自己抱疾杜门，不能陪伴同游，故寄此诗，以叙情谊。开头即称自己与龟蒙是“野侣”，自可因寻幽探奇或作诗不期而遇。接着回顾他们同游的怡情与潇洒：毫无顾忌地推起乌沙帽露出前额，穿过竹林，随意地披着白色袷衣寻找“肉芝”（愚意以为即是野生的“肉苁蓉”之类，据说吃了可以延年益寿）。又回忆两人相聚，无非是研讨古书、下棋，垂钓前煮几升菰米饭充饥。诗末他叮嘱老友不必惦念自己，寄去一枝山樱花以表心意。通篇是都是在歌咏诗友之间的深厚友情与文士之高雅情趣。可以想见，陆龟蒙的和诗当然也不会超越这个范围。而对照陆诗，审视出题者的附注与拟定的问题备选答案，发现颇有瑕疵。《陆龟蒙全集校注》首先，附注释陆诗“下帷”为“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指教书”，这是照抄《汉语大词典》释义，而《汉语大词典》又是抄《词源》，似乎无可挑剔。但其实这释义是有毛病的：什么是“室内悬挂的帷幕”？悬挂这帷幕何用？为什么“放下室内悬挂的帷幕”，就“指教书”？都是讲不通的。其实“帷”指门帘，《说文•巾部》：“在旁曰帷。”“下帷”即“放下门帘”：闲杂人等不得入室，室内的人也不得随意出去：固然可以表示教书，但又绝非只能表示教书，因为还可以表示闭门用功，如可以说“下帷苦读”。下帷，只是表示杜绝随意出入而已，当然也可以表示摒绝宾客，专心写作：陆龟蒙和诗不是明明写着“下帷裁遍未裁诗”嘛！而出题者注释陆诗“下帷，……指教书”，显然是不合理的：教书是常业，不会因与朋友游山玩水而停止；因此陆龟蒙不可能说，因挚友病而未如期出游，才闭门给学生上课。他明明说的是“下帷裁遍未裁诗”，而非教书。《皮陆年谱》再说，据《新唐书•隐逸传•陆龟蒙》及其他有关陆龟蒙的记载，他一生除了务农，就是读书、校书、出游、著述、赋诗，也做过幕僚，但从来也没有教过书。这样，备选答案C．“作者虽然身在书斋从事教学”就站不住脚了。其次，“裁诗”释为“作诗”，当然是对的，《红楼梦》第五十回贾宝玉的诗《访妙玉乞红梅》第一句即是“酒未开樽句未裁”。陆龟蒙“下帷裁遍未裁诗”也只能理解为“放下门帘，写遍了未曾写过的诗”。可是备选答案B．却说“作者游春的诗篇也未能写出”，与附注“裁诗”的解释、陆龟蒙“下帷裁遍未裁诗”句相龃龉，令考生无所适从。再次，颔联“因吟郢岸百亩蕙”，固然是用《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典，屈原此句也确实是比喻培养贤才。但是陆龟蒙用《离骚》此典，用意却未必是“比喻培养人才”：他不过是借用此典，引出与之关系密切的另一典“三秀”，以便该联结尾字是“芝”字，才能与其所和皮诗该句“白袷从披趁肉芝”的“芝”相同。《皮陆诗歌研究》那么，陆龟蒙“欲采商崖三秀芝”所用为何典，而与《离骚》“树蕙百亩”之典关系密切？曰：《楚辞•九歌•山鬼》：“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曼曼。”三秀，灵芝别名也。故先有“因吟郢岸百亩蕙”句，才能顺理成章地引出对句“欲采商崖三秀芝”来。故陆龟蒙的“百亩蕙”句，非说“培养人才”，只是对句“欲采商崖三秀芝”之衬句而已。陆龟蒙不过是说，自己下帷作诗，吟诵至《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句，因而有志，“欲采商崖三秀芝”，此和句方才自然妥帖。再说陆龟蒙明明用的是“因吟”二字，何来“培养人才”之意、之事？此小题要求考生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不正确的一项，标准答案是A．“作者写作此诗之时，皮日体正患病居家，闭门谢客，与外界不通音讯”，这当然没有问题。可是由于备选答案“B．由于友人患病，原有的约会被暂时搁置，作者游春的诗篇也未能写出；C．作者虽然身在书斋从事教学，但心中望能走进自然，领略美好春光”都有错误表述——“诗篇也未能写出”不合乎“下帷裁遍未裁诗”句意、“作者身在书斋从事教学”之事又不存在。而出题者却误把它们当成了对诗意的正确理解，这让考生如何理解诗意？又如何正确作答？《松陵集校注》应该说，是出题者用错误的附注与自己对诗意的错误理解，误导了考生，干扰了考生的正确思路！此题的第二问“请简要概括本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6分）”，标准答案是：1.表达了不能与友人相聚，一起赋诗饮酒、饱览春色的遗憾；2.宽慰友人，表达对友人能够战胜病患的信心和对以后美好生活的展望。应该说，这两点只对了一半，且漏掉了主要内容：“宽慰友人，表达对友人能够战胜病患的信心和对以后美好生活的展望”仅是该诗尾联所表述的内容。且全诗无半点遗憾之意，因为首句“虽失春城醉上期”之后，马上来了个转折“下帷裁遍未裁诗”：虽然咱们耽误了春城醉中的约会，我却趁机下帷用功，写遍了想写而未写的诗篇，并且读了《楚辞•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作者结合顾颉刚日记、信札等文献，指出顾、沈二人早在1940年代便订交，顾氏视沈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抗战胜后沈文倬入职国立编译馆，新中国成立后供职上海图书馆，都与顾颉刚的支持和举荐有很大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是中国小说的主体部分，其成就可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古代小说相媲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小说的优良传统，借鉴其丰富的创作经验，无疑对当前的小说创作和文学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对中国新时期的新文化建设也不无裨益。《中国通俗小说史》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进行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因为这是了解、继承、发扬、借鉴的基础，有了这个扎实的基础，才能进行相关的批判继承和开发利用。一、近百年的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不够平衡中国古代小说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一类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一般不入二十五史《艺文志》。这里所说的二十五史，是学术界对历代官修正史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而《艺文志》则创始于《汉书》，著录当时传世的汉及汉以前文献，《隋书》和《旧唐书》则称《经籍志》。在二十五史中，虽有部分正史未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但清代学者都做了补辑工作。《汉书艺文志》因此，就各个朝代而言，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含补志）对文献的著录是基本完整的，而它们所禀承的小说观念也是大体一致的。本文所说的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便包括上述《经籍志》或补志所著录的小说。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小说作品目录开始，经过《隋书·经籍志》调整为在四部之子部著录小说目录以后，中国历代史志无不沿袭。清人补志约有40余种，涉及小说著录的有近20种。据初步统计，《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15部，《汉书艺文志拾补》著录13部，《补后汉书艺文志》著录12部，《后汉艺文志》著录5部，《补后汉书艺文志并考》著录2部，《三国艺文志》著录3部，《补三国艺文志》著录2部，《补晋书艺文志》著录30部，《补宋书艺文志》著录2部，《补南齐书艺文志》著录2部，《补南北史艺文志》著录5部，《隋书·经籍志》著录25部，《旧唐书·经籍志》著录14部，《新唐书·艺文志》著录123部，《续唐书·经籍志》著录30部，《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63部，《补南唐艺文志》著录19部，《宋史·艺文志》著录359部，《宋史艺文志补》著录45部，《补元史艺文志》著录16部，《补辽金元艺文志》著录35部，《补三史艺文志》著录6部，《金艺文志补录》著录5部，《金史艺文略》著录3部，《明史·艺文志》著录127部，《清史稿·艺文志》著录63部，共计1024部。《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今人补《清史稿艺文志》2种著录古小说511种（不含通俗小说和翻译小说），因观念与古人明显有异，故不计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以来，白话通俗小说受到重视，有关作品及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取得了巨大成绩。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三言二拍”，无不有专家校勘整理的多种版本面世；以这些作品为中心的专题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编纂工作也受到重视，有些作品出版的相关资料汇编还不只一种，从而极大地方便和推动了古代通俗小说的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包括才子佳人小说和狭邪小说在内的通俗小说也得到了整理出版。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华书局编辑出版了“古本小说丛刊”，共41辑，205册，收书169种，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了“古本小说集成”，共5集，693册，收书426种，其中有大量珍稀古本，主要是白话通俗小说。这两套丛书将白话通俗小说的主要作品的重要版本几乎搜罗殆尽，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而史志子部小说作品和有关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虽然一直有人在做，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有了不小进步，但也仅限于个别门类（如志怪、传奇）、个别时段（如唐五代）和少数作品（如《世说新语》、《聊斋志异》），中华书局出版的“古体小说丛刊”是以古代文言小说为对象的，至今仅整理出版小说10余种。《新辑搜神记、搜神后记》而以全部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为对象的完整的、系统的、全面的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与研究工作至今尚无人去做。20世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主要采用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强调小说的故事性和虚构性，因此，不少中国史志小说未能进入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有人根本不承认它们是小说。中国史志小说的文献整理编纂与研究也就不可能全面展开，许多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合理的开发和利用。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喜爱，中国学者的文化本土意识和学术本位意识也日益增强。现实需要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定位，反思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对中国史志小说的歧视、误读和曲解，发掘中国史志小说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以推进中国现代文化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中国文化与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对话和正常交流。《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史》中国史志小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鲜明的历史特点和民族特色，保存着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不能仅仅按照西方现代学科观念将其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文学门类，必须按照其本来面目进行正确的历史定位、系统整理、综合研究和合理开发，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二、笔者的切身体会印证了开展这一研究是必要和可行的笔者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关注的是《水浒传》。80年代主要集中研究明代“四大奇书”，1991年出版专著《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后来相继出版了《古典小说新探》、《四大奇书纵横谈》、《图说“四大奇书”》等。与人合作出版了《〈红楼梦〉与民俗文化》、《〈红楼梦〉文化读本》、《〈三国演义〉文化读本》、《〈水浒传〉文化读本》、《〈西游记〉文化读本》等。在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过程中，笔者也在不断地思考：这些优秀的明清通俗小说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为什么在中国历代正史中没有关于它们的记录？中国正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是否算是小说？古人为什么把它们作为小说著录于正史？中国古代小说是怎样诞生的？又如何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此等等。《四大奇书与中国大众文化》1985年1月，笔者在《文学遗产》发表过长文《中国小说起源探迹》，申述对中国小说起源的看法。以为中国古代小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通称史志子部小说，或称文言小说；一类是不为史志著录而流行于民间的通俗小说，也称白话小说。前者是正统的小说，后者是非正统的小说。两类小说虽各有特点，但一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构成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奇特景观。史志子部小说起源于汉，方士小说是其代表；通俗小说起源于唐，变文话本是其代表。后来陆续有人对此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笔者自己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1998年3月，笔者在《齐鲁学刊》发表《论欧阳修的小说观念》，阐述了欧阳修小说观念的内涵及其在小说思想上承先启后的独特地位。2002年11月，笔者在北京大学国学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第10卷发表《在子史之间寻找位置——史志所反映的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系统阐述了对史志子部小说及其所反映的小说观念的看法。王齐洲教授2003年10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小说文献与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笔者提交论文《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试图从文体发生学的角度来清理中国小说文体和小说观念的关系，为古代小说文献研究确立真实而合理的历史基点。会上有专家提出“唐前‘小说’非小说论”，引起了不小的争论，笔者也曾阐述过自己的观点。联想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出版的各种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和书目提要，在收录作品对象时各有各的标准，各方均有自己所以如此收录的根据和理由。这一现象说明，大家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认识远没有达到统一，以致我们至今仍然拿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古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自然会受到影响。这里面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在笔者看来，主要涉及到小说观念的差异，同时也涉及到操作方法的选择。由于受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加之我们又长期缺乏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主体意识，学界往往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完全承认中国历代正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就是小说。尽管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调和古今小说的差异，却又始终找不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且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处理办法。这样的局面，相对来说对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影响要小一些，而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影响则要大得多，百年来白话通俗小说文献整理研究比史志子部小说成绩更大是必然的。《裸学存稿——王齐洲自选集》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史志子部小说方面，以弥补长期形成的小说文献研究失衡的缺憾，还原中国古代小说事实上包括史志子部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的原生形态，以利于大家的了解、研究、开发和利用，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自2003年以来，笔者除了自己集中进行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和《汉书·艺文志》著录的15家小说的考辨，出版了专著《稗官与才人——中国古代小说考论》外，还指导研究生开展史志著录小说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先后完成了《〈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宋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明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补辽、金、元史〈艺文志〉志著录小说集解》也已接近完成。岳麓书社2009年出版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小说集解》，便是在毕彩霞硕士论文基础上经过两年多增补修订而成，

妲己本是殷代末帝受辛的王妃[1]，《荀子·解蔽》说：“纣蔽于妲己、飞廉，而不知微子启，以惑其心，而乱其行”。又《吕氏春秋·先识览》：“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荀子集解》可知至迟自战国，便已将殷商亡国的责任委诸妲己。《史记•殷本纪》也说：“（纣）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妲己由是便成为了殷商亡国的罪因，并与褒姒一道成为“女祸”的代表，仅《全唐诗》中就有李白《雪谗诗赠友人》：“妲己灭纣，褒女惑周”，杜甫《北征》：“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白居易《古冢狐——戒艳色也》：“何况褒妲之色善蛊惑，能丧人家覆人国”等例。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这首《古冢狐》是率先将妲己、褒姒的故事与妖狐的故事联系起来的，但其并未直言妲己或褒姒即为妖狐，只是说二者与妖狐均有“色善蛊惑”的共性而已。按：先秦的时代，狐本是图腾的一种，屈原《天问》即言：“浞娶纯狐”，纯狐当即以狐为图腾的部落。又《艺文类聚》卷九十九引《吕氏春秋》佚文：“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于是娶涂山女”[2]，白狐即涂山氏的象征，故后代说部屡称妖狐或仙狐为“涂山氏之苗裔”[3]，称涂山氏为仙狐的“祖德”[4]。狐为妖兽至迟不晚于秦汉时期，《说文》即言：“䄏兽也，鬼所乘之”，将“狐”与“鬼”并称，同书释“鬼”字：“人所归为鬼”，《论语·为政》：“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死去的先祖即为鬼，而所谓“鬼所乘之”，便是沟通生者与死者的灵媒。《夏桀王后妹喜

第一卷《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第一册（15部，王齐洲、揣松森、卢世华编纂）《伊尹说》、《鬻子说》、《周考》、《青史子》、《师旷》、《务成子》、《宋子》、《天乙》、《黄帝说》、《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臣寿周纪》、《虞初周说》、《百家》第二册（2部，刘伏玲、王齐洲编纂）《周王游行记》、《穆天子传》第三册（11部，揣松森、王齐洲编纂）《宋玉子》、《燕丹子》、陆贾《南越行纪》、许博昌《六博经》、《上林禽兽簿》、《上林草木名》、《汉武帝禁中起居注》、《汉武故事》、《方士传》、《李陵别传》、《东方朔别传》第四册（17部，王齐洲、揣松森、伍光辉编纂）郭宪《洞冥记》、郭宪《拾遗》、郭宪《丽娟传》、《东方朔传》、《汉武内传》、《飞燕外传》、《西王母传》、陈寔《异闻记》、《庞娥亲传》、邯郸淳《艺经》、邯郸淳《笑林》、《博经》、郭氏《汉武洞冥记》、王充《讥俗书》、郭林宗《著书》、许劭《月旦评》、张道陵《峨眉山神异记》《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第一册第二卷《补魏晋南北朝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第一册（20部，张伶俐、张嫚、陈卫星编纂）魏文帝《列异传》、曹髦《谜语》、邯郸淳《笑林》、佚名《汲冢穆天子传》、张华《博物志》、张华《张公杂记》、张华《杂记》、张华《东方朔神异经注》、张华《异物评》、张华《列异传》、陆氏《异林》、郭璞《穆天子传注》、郭璞《山海经注》、郭璞《山海图经》、郭璞《山海经图赞》、郭璞《山海经音》、干宝《搜神记》、曹毗《志怪》、葛洪《西京杂记》、郭颁《群英论》第二册（21部，張伶俐、張嫚、陳衛星编纂）裴启《语林》、郭澄之《郭子》、祖台之《志怪书》、王嘉《述异记》、王嘉《拾遗记》、王嘉《王子年拾遗录》、王嘉《名山记》、陶潜《搜神后记》、王韶之《神境记》、孔慎言《孔氏志怪》、戴祚《甄异记》、王浮《神异记》、佚名《山海经图画赞》、佚名《世说》、佚名《小说》十卷、贾渊《郭子注》、元延明《器准》、信都芳《器准九篇注》、信都芳《器准图》、魏澹《笑苑》、临孝恭《欹器图》第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一册(25部，汤江浩、黑金福编纂）佚名《燕丹子》、佚名《杂语》、郭澄之《郭子》、佚名《杂对语》、佚名《要用语对》、佚名《文对》、顾协《琐语》、邯郸淳《笑林》、佚名《笑苑》、阳玠松《解颐》、刘义庆《世说》、刘孝标《世说》、殷芸《小说》、佚名《小说》、伏挺《迩说》、萧贲《辩林》、希秀《辩林》、阴颢《琼林》、佚名《古今艺术》、佚名《杂书钞》、庾元威《座右方》、佚名《座右法》、刘微《鲁史欹器图》、信都芳《器准图》、佚名《水饰》第四卷《新旧唐书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第一册（14部，王齐洲、李晓华、毕彩霞编纂）《鬻子》、《燕丹子》、邯郸淳《笑林》、裴子野《类林》、张华《博物志》、张华《列异传》、郭澄之《贾泉注郭子》、刘义庆《世说》、刘义庆《小说》、刘孝标《续世说》、殷芸《小说》、刘霁《释俗语》、萧贲《辨林》、刘炫《酒孝经》、庾元威《座右方》、侯白《启颜录》第二册（7部，王齐洲、李晓华、毕彩霞编纂）《杂语》、戴祚《甄异传》、袁王寿《古异传》、祖冲之（一作任昉）《述异记》、刘质《近异录》、干宝《搜神记》、刘之遴《神录》第三册（1部，谷文彬、毕彩霞编纂）萧绎《妍神记》、祖台之《志怪》、孔约《志怪》、荀氏《灵鬼志》、谢氏《鬼神列传》、刘义庆《幽明录》、东阳无疑《齐谐记》、吴均《续齐谐记》、王延秀《感应传》、陆杲《系应验记》、王琰《冥祥记》、王曼颖《续冥祥记》、刘泳《因果记》、颜之推《冤魂志》（一作《还冤志》）、颜之推《集灵记》、朱君台《征应集》、侯白《旌异记》第四册（8部.

取譬相成”又为这一大论证过程中各自独立之三个小论证过程。其“事”究指为造字的语词所指称之事物，抑或为与为之造字的语词所指事物不同之别一事，内涵容有小别。“以事为名”之“事”必与“指事”及“依声托事”

研究《封神演义》无外四个维度：第一是儒家伦理的维度，即关于汤武革命的自我辩难，本文认为《封神演义》的作者通过天命的方式淡化革命的主动性，通过重点刻画忠臣强调“君为臣纲”；《〈封神演义〉考论》，李亦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4月版。第二是道教系统的维度，即本书的道教思想、道教法术及神谱的形成，本文认为《封神演义》有专门道教倾向的设计，而封神榜即是对道教神谱的整合；第三是成书过程与主题的渐变，本文认为《封神演义》固然是在《武王伐纣平话》的基础上层累出来的，但关于道教的神仙故事则另有所本；第四是叙事的维度，即叙事圈套与叙事原型，本文已通过对毘沙门天王父子、姜子牙形象的嬗变及《封神演义》的造神方式对此说明。《封神的江湖》要之，本文认为，《封神演义》分为讲史和说经两个部分，前者是从《武王伐纣平话》为底本，不断层累起来的，并以儒家的思想为主，在层累的过程中吸收了有关于黄飞虎的故事，出现了一些描摹左道为主的情节；后者则是横叉入书中的，以道教的思想为主，如哪吒的出身与龙吉公主的故事皆与全书描摹尸解仙的设计不同，这些本是独立的片段式的故事，而被援入《封神演义》的故事里。事实上，将片段化的故事缀连成一个整体，本是说话家的惯例。《三侠五义》的蓝本《龙图耳录》便是在短篇话本故事集《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武王伐纣平话》中屡屡出现“此计号曰‘遗衣驻军计’”、“此石名曰‘王皇石’也”、“此是文王崩也”等解释之词，也可看出说话家有意将自己所讲的故事与已有的故事印证。《天命之外的困惑：封神演义的伦理困境及解决》而这些故事或是独立的话本故事，或是形成一个类似于《百家公案》、《龙图公案》的话本故事集，而没有形成一个具有时间线索的版本。《封神演义》的成书亦当受到此种话本或故事集的影响，舒冲甫识语说“此书久系传说，苦无善本”，李云翔序所言“俗有姜子牙斩将封神之说，从未有缮本，不过传闻于说词者之口”，便是明证。《封神演义的艺术想象与经典化研究》李亦辉先生却以上述两段材料判断《封神演义》当有一个“词话本”的阶段[1]，实则正因此句便可以证明“词话本”并不存在，否则舒、李二人只需要借助词话本整理即可，根本不需要另刻。而李云翔所谓“余友舒冲甫自楚中重资购有钟伯敬先生批阅‘封神’一册”，更可见所谓的《封神》只是一个底本，即经文人编修过的说话家讲史的文学，《封神演义》中对叛臣的训斥亦当是此时形成。而说道经的文学则是零散的故事，《封神演义》中故事结构类同，如殷洪与殷郊的故事，诛仙阵和万仙阵的故事等。这是因为说书人则因其需要，择其中重要且易于演说的部分串联到一起，故而情节不但重复，而且经常跳脱并时序不详。《胡仁·乌力格尔封神演义文本研究》所以李氏所谓“结构上皆以‘二将……’起，以‘从来恶战……’结，中间部分则反复采用‘这一个……那一个……’的套语，具有非常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并不能成为“《封神演义》曾经历过词话本阶段的又一重要表征”[2]，而只能证明《封神演义》成书于说书人之口即成书过程有说书人参与而已。至于其“情节设计、人物形象皆一犯再犯”[3]反而证明了其未经历词话本阶段，因为从现有文学作品来看，所谓“词话本”并非说话家的粗糙底本，而是艺人经过精修过的讲述本，艺人完全可以通过其说书的叙事技巧避免此类问题，《龙图耳录》与《金瓶梅词话》都是例证，而《鼓词抄本呼家将》及车王府曲本《封神榜》同样没有李氏所言的问题。《话说封神演义》至于《封神演义》在处理“子牙火烧琵琶精”时，将“琵琶精”理解为“玉石琵琶精”而非杂剧中通常所谓的“琵琶蝎”，也可看出此书只是从话本故事的基础上转录，而并非由说话家直接最终整理的“词话本”。故而在整理者的身份上，可以看出《封神演义》接受了一定说话家的叙事技巧和叙事圈套，但并非由说话家直接整理，而上文亦言明其非文人所作，故应为书商在旧有讲史故事的基础上对说经故事加以整合。而在思想方面，《封神演义》以道教的倾向为主，其法术、思想皆非专业的道士或修道者不能明晰，而其将儒家的思想家改造为道士，同样可见其意在对儒家的故事进行改造。《神仙意境：道教文化的艺术模特儿》不过，在《封神演义》的最终整理中，仍然有儒家编修者的参与，尽管其并没有对一些诸如“太公望”和“姜子牙”矛盾冲突的地方做细节的调整，但第九十九回和第一百回的顺序明显置换过。第九十九回题名“姜太公归国封神”，所谓“归国”必先有国，足见此文当在“周天子分封列国”之后，而本书既以“封神”为名，自当以封神榜收束全篇，而不能以分封做结。《台湾民间信仰与封神演义之比较研究》这是因为最终整理的书商乃是有儒家倾向的，但其才力、时间皆不允许其对全文框架、思想异动，只得做这样的调整，并使《封神演义》终于获得了《武王伐纣外史》这样的别名。

《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王齐洲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版。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