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贵晨：《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及今本改定年代小考
《三国演义》成书时间，大略有宋代说、元中后期说、元末说、明初说、明中叶说等等。这些说法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元中后期说。
《不京不海集》
持这一意见的章培恒先生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中“今地名”的考证认为“似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而没有明确上限；袁世硕先生则断定“约为十四世纪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1]。
笔者据所见资料，认为两先生的结论除了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外，还可有更具体的说明。试为考论如下。
首先，《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可以从“说三分”话本的流传得到说明。
今见宋元以来“说三分”的话本有刊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的《三分事略》，和它的另一版本刊于元至治（1321—1323）年间的《三国志平话》[[2]]。古代小说刊刻流传的基本规律是优胜劣汰，元至治三年（1323）《三国志平话》还在被人翻刻的情况表明，这时还没有更好于它的三国小说问世。
而此后《三国志平话》等“说三分”的话本未见新版的事实，应当可以看作《三国志通俗演义》已经产生的迹象。因此，以元至治三年（1323）为《三国演义》成书的上限是较为可信的。
其次，《三国演义》成书的下限当以可推测的能见到此书的时间为准。
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容细为寻绎。瞿佑《归田诗话》卷下《吊白门》：
清乾隆知不足斋刻本《归田诗话》
陈刚中《白门诗》云：“布死城南未足悲，老瞒可是算无遗。不知别有三分者，只在当时大耳儿。”咏曹操杀吕布事。布被缚，曰：“缚太急。”操曰：“缚虎不得不急。”意欲生之。刘备在坐，曰：“明公不见吕布事丁建阳、董太师乎？”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
张思廉作《缚虎行》云：“白门楼下兵合围，白门楼上虎伏威。戟尖不掉丈二尾，袍花已脱斑斓衣。捽虎脑，截虎爪。眼视虎，如猫小。猛跳不越当涂高，血吻空腥千里草。养虎肉不饱，虎饥能啮人。缚虎绳不急，绳宽虎无亲。坐中叵奈刘将军，不从猛虎食汉贼，反杀猛虎生贼臣，食原食卓何足嗔！”记当时事调笑可诵。思廉有《咏史乐府》一编，皆用此体。
按陈刚中字彦柔，闽清人。宋高宗建炎二年进士，官至太府丞；张思廉名宪，号玉笥生。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少负才不羁，晚为张士诚所招署太尉府参谋，稍迁枢密院都事。元亡后变姓名，寄食僧寺以没。有《玉笥集》十卷，卷一、二即瞿佑所称《咏史乐府》，有咏三国时事诗十余篇。
[补说：据《杨维桢诗集》卷三《赤兔儿》题注，《缚虎行》诗又见青照堂丛书本《铁崖咏史》，“题下有‘吕布’两字。录两首，又一首为：‘白门楼下兵合围’”云云，即此诗。唯诗中“不掉”作“下掉”，“眼视虎，如猫小”作“眼中看虎如猫小”，“坐中叵奈”作“平生叵信”，“不从”作“不纵”。[[3]]《元诗选》张都事宪小传云：“思廉师事杨廉夫，尤多怀古感时之作。廉夫曰：‘吾用三体咏史、古乐府不易到，吾门唯张宪能之。’”（《初集》下庚集《玉笥集》）虽然此诗毕竟谁作，还当存疑待考，但与以下论述没有逻辑关系。]
明汲古阁刻本《三国志》
今考《三国志》《后汉书》等，上引陈、张二诗及瞿佑释义所述曹操白门楼杀吕布事基本依据史书。只有吕布临刑骂刘备一语，《三国志·吕布传》作“布因指备曰：‘是儿最叵信者！’”《后汉书·吕布传》作“大耳儿最叵信！”与瞿举“布骂曰”云云相去甚远。
但是，《后汉书·吕布传》既已有“大耳儿”之说，陈诗“大耳儿”一语，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卷四《白门曹操斩吕布》引宋贤诗“枉骂无恩‘大耳儿’”句的情况一样，还应被认为出自《后汉书》，瞿佑举“布骂曰”云云的解释是不妥的，可以不论。
又，张诗“坐中叵奈刘将军”一句中“叵奈”一词，《玉笥集》本诗作“叵信”，于史有据。《玉笥集》咏史诸作述事大致密合史书，本诗作“叵信”既有版本的依据，当然可以视为原作如此。
瞿佑引作“叵奈”如非记忆有误，则可能是因了他前举“布骂曰‘此大耳儿叵奈不记辕门射戟时也’”的话而致笔误。
但是，《缚虎行》述事还是有溢出于史书的地方。如，《三国志》《后汉书》吕布本传皆载吕布曾“拔戟斫几”，未言方戟之短长；而本诗却说“戟尖不掉丈二尾”，谓吕布之戟“丈二”，于史无征。
又，《玉笥集》咏三国事另有《南飞鸟》一首，题下注“曹操”，中有“白门东楼追赤兔”句，下注“擒吕布也”，谓吕布于“白门东楼”被擒；但是《三国志》本传但言“白门楼”而未言楼之方位，《后汉书》本传“布与麾下登白门楼”下注引宋武《北征记》谓“魏武擒布于白门”，又引郦道元《水经注》曰：“南门谓之白门，魏武擒陈宫于此。”明确说白门楼为下邳之南门，则“白门东楼”也于史无征。
清刻本《玉笥集》
当然，更重要的是上引瞿佑释陈诗所举“布骂曰”一语也不见于史书，作为说诗用语，又显然不会是瞿佑的杜撰。从《玉笥集》有咏三国史事诗达十余首之多，可知张思廉对三国史籍的熟谙；瞿佑也是熟悉《三国志》的，这有他所著《乐府遗音》中《沁园春·观〈三国志〉有感》为证。
因此，出现于他们笔下的这些关于三国的于史无征的文字表述不大可能是对史实的误记，而是必有另外的根据。其根据何在，对于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带有关键意义。
一般说来，它们既不见于正史，就应当出自野史小说或戏曲。今查《三国志平话》卷上谓吕布“使丈二方天戟”，则张诗“丈二”有了着落。但是《平话》只有“白门斩吕布”的题目，正文根本没说到“白门楼”。至于吕布临刑的骂语，则作“吕布骂：‘大耳贼，逼吾速矣！’”除提到“大耳贼”外，语词、语意也皆与瞿佑所举“布骂曰”云云相去甚远。
当然，宋元“说三分”的话本应不仅这一种书，但《三国志平话》独能传世应表明它是各本中最好的。此类具体的描绘以及瞿举“布骂曰”这等极精彩的话既不见于此本，则也就大致可以断定不见于其他“说三分”话本。
连环画《白门楼》
金、元三国戏演白门楼事的，今知只有于伯渊《白门斩吕布》。此剧已佚。“白门东楼”“布骂曰”等的描绘，不绝对排除为此剧遗文的可能，但是可能性不大，并且瞿佑也不会根据于它。理由有二：
一、于伯渊生卒年不详，钟嗣成《录鬼簿》列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之列。
《录鬼簿》自序于至顺元年（1330），则于伯渊当卒于至顺元年以前。《白门斩吕布》作年更要早一些，但是，一般说不会比《三分事略》和《三国志平话》的刊刻流行更早，从而它的创编根据于史书，也几乎一定要参考这一“说三分”的平话。“说三分”的平话中既然还没有这些内容，一般说也就不会出现于《白门斩吕布》杂剧。
二、戏曲后起于小说，诗人用事，用戏曲的远不如用野史小说者多；瞿佑又是诗人而兼小说家，年轻时就编过《剪灯录》，后来作《剪灯新话》著名于世，很难想像他是用戏曲的文本而不是用野史小说说诗。所以，退一步说，即使《白门斩吕布》有“白门东楼”“布骂曰”的文字，瞿佑所引也可能另有根据。
这两点原因又可以使我们断定这几处用语不会出自《三国志平话》大约同时或以前的戏曲。
上述宋、金、元有关三国的话本、戏曲之后可望为张、瞿所根据的三国小说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
今查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各处写吕布持“方天画戟”而未言“丈二”；但是，《白门曹操斩吕布》一则虽未明言白门楼为下邳东门楼，而其叙事谓“东门无水”，侯成“盗赤兔马走东门，魏续放出”，吕布“各门点视，来责骂魏续，走透侯成”，“布少憩楼中，坐于椅上睡着”，遂被擒……，正在城东门楼上。与下述“高顺、张辽都在西门……被生擒。陈宫就南门边，被许晃捉了”也相吻合。
《三国志通俗演义》
所以张诗“白门东楼”的说法很可能是从《三国志通俗演义》得到的印象。而吕布临刑骂刘备语，《三国志通俗演义》此处正作“布回首曰：‘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虽然句中并无“叵奈”一词，但是，认为就是瞿佑释陈诗所举“布骂曰”的出处，也是确当无疑的。
至于今存嘉靖本写“方天画戟”不言“丈二”，大约因为小说写了张飞“身长八尺”用“丈八点钢矛”（《祭天地桃园结义》），再写吕布“身长一丈”（《吕布刺杀丁建阳》），若说他的戟长“丈二”，就不合理了。
因此，如上所述张诗作“丈二”可能本自《三国志平话》。而溯源可能自唐李白《送外甥郑灌从军三首》之二：“丈八蛇矛出陇西，金盘一掷万人开。”
又，《三国志通俗演义》吕布骂语没有“叵奈”一词，则应当是流传中抄漏或刊落所致。“奈”通“耐”，“叵奈”又作“叵耐”，是宋、元小说习用语。
连环画《跨江击刘表》
事实上罗贯中小说常用这一词汇，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孙坚跨江击刘表》：“叵耐刘表昔日断我归路，今不乘时报恨，更待何年？”又据传为罗著《三遂平妖传》第十二回：“叵奈你出家为僧，不守本分，辄敢惑骗人钱财！”
总之，在没有坚强反证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张诗用“白门东楼”、瞿佑举“布骂曰”均出《三国志通俗演义》。而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明人修改过的，张、瞿见到的应当是它的祖本或更接近于原著的本子。那些本子均早于张思廉《缚虎行》《南飞乌》诸咏史乐府诗。
据钱仲联等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版《中国文学大辞典》，张思廉约生于元仁宗七年（1320），卒于约明洪武六年（1373）。则即使其咏史乐府作于入明以后，他所根据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当产生于元末。
而考虑到一部书流传到它的如“布骂曰”一类话语播于众口，成为诗料，需要较长的时间，《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下限还应有较大提前。若作具体的说明，则袁世硕先生从嘉靖本小字注中“今地名”考证得出“约为十四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判断是大致合理的。
但是，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小字注包括“今地名”之注不大可能出自作者之手[[4]]，这就还可以从成书“四十年代”的下限进一步提前，而与章培恒先生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今地名”的考证所得出“《三国志通俗演义》似当写于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前”的结论若合符契。
因此，从本文考证并参酌章、袁二先生的意见，我们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的时间在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
《三国志通俗演义》
这里顺便提出，正如许多学者所考今存嘉靖本是经明人修订过的，笔者颇疑书中若干文字狱的描写乃是后人的增补。
《三国志通俗演义》有四处关于文字狱的描写：一是第四回董卓诛少帝的《双燕诗》之狱，二是第三十四回蔡瑁诬刘备作反诗之事，三是第七十二回杨修释“鸡肋”为曹操所杀，四是第一百十四回司马昭杀曹髦《潜龙诗》之狱。这些情节除杨修事有蛛丝蚂迹见于史书，其他都于史无征，也不见于《三国志平话》，完全是虚构的。
《三国志通俗演义》作者罗贯中同时是《水浒传》作者之一。很巧的是《水浒传》写草泽英雄之事，竟也有两处关于文字狱的描写，即第三十九回的“浔阳楼宋江吟反诗”，第六十一回的“吴用智赚玉麒麟”造作卢俊义的反诗，这两个情节也不见于《水浒传》成书的重要基础《宣和遗事》和其他文献，显然也是虚构的。
士礼居藏本《新刊宣和遗事》
笔者认为，这些虚构的文字狱的故事都不大可能是罗贯中、施耐庵所为。理由有二：一是如上所述并无史实、传说或早期话本的根据；二是宋、元时代虽然也有文字狱，但因此杀人的事很少。从生活决定创作的角度说，罗贯中、施耐庵生当文祸并不甚严重的元代，不大可能对文字狱有如此特别的注意和动情深入的描写。
这些描写应是后人加入的。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论《水浒传》结局说：
至于宋江服毒的一层，乃明初加入的，明太祖统一天下之后，疑忌功臣，横行杀戮，善终的很不多，人民为对于被害之功臣表同情起见，就加上宋江服毒成神之事去。——这也就是事实上的缺陷者，小说使他团圆的老例。
同样，由于朱元璋的疑忌和横行杀戮，明初著名文人也是“善终的很不多”（参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明初文学之祸》）。以鲁迅之见观之，《三国志通俗演义》中文字狱的描写除了未至于“成神”，不合“使他团圆的老例”之外，正可以看作是对于被害之文人“表同情起见”。因此，也很可能是明初人加进去的。
明初文人通过小说对文字狱表示抗议的不乏其人。例如看来对三国故事非常熟悉的瞿佑，在他写成于明洪武十一年的《剪灯新话》中就不止一处写到文字狱，抨击了这种野蛮的文化专制政策。
如《令狐生冥梦录》写令狐生因写诗被冥府拘系，在“供状”中称“偶以不平之鸣，遽获多言之咎”，对冥王以诗罪人深致不满；《绿衣人传》写贾似道搞“官倒”贩私盐，有太学生以诗讽之，“遂以士人付狱，论以诽谤罪”。又写贾似道于浙西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有人作诗讽刺，亦“捕得，遭远窜”。
《剪灯新话》，向志柱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洪武七年高启因替苏州知府魏观撰《上梁文》而被杀，《水宫庆会录》却写余善文为龙王撰《上梁文》被待为上宾，这作为一部书的首篇，简直就是与明太祖方兴未艾的文字狱唱对台戏。
可是，永乐中瞿佑却因诗祸被谪戍保安十年。遇赦后他去世前几年所写的《归田诗话》中，又详细记载了他所见闻许多遭受文字狱迫害的友人的情况，凄楚哀怨，终生为之耿耿于怀。
由瞿佑以小说影射抨击朱元璋的文字狱和终生怀恨，推想有人通过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中加入关于文字狱的描写以寄慨，岂非大有可能和顺理成章？因此，今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水浒传》有关文字狱的描写都极有可能是明初人增入的。
这种因有所寄托而进行的情节增补（包括相应的文字改动），对作品思想倾向往往有较大影响。但是，就全书而言，并不一定造成文字上太大的差异。因此，章培恒等几位学者先后所作考证中关于“小字注”有（或多数）元人所作的共同认识仍然是可信的。
综上所述，重复说明我们的结论是：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至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之间，即元泰定三年（1326）前后，而今存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如许多学者已从别种角度有过说明，是经明初人改动过的，这个改动包括了有关文字狱描写的插增。
《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
附 记本文已五易其稿，其间沈伯俊先生多次来信和通过电话给予匡正和指教，最后改定之前沈先生致作者信中附说：
“又，我查了一下手边的几种《三国》版本，其中双峰堂本《三国志传》、乔山堂本《三国志传》均有‘大耳儿，不记辕门射戟时耶’一语，也许比嘉靖本更接近瞿佑所引的语气（‘耶’与‘也’相通），谨供兄参考。”
这是很重要的意见。笔者除了表示衷心的感谢外，得到两点启示：（一）不同系统版本的《三国演义》共有此语的现象表明，此语有最大的可能出自罗贯中原本《三国演义》。本文由此深入考察得出的结论应是可靠的；（二）也许可以加强许多学者认为《志传》本所据之本早于嘉靖本，因而更接近罗贯中原本的观点。如果这两点认识有合理之处，则应归功于沈先生来信的无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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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沈伯俊《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载《稗海新航——第三届大连明清小说国际会议论文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7月版。[2] 两书刊刻年代的认定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该词目陈翔华先生文。[3][元]杨维桢《杨维桢诗集》， 邹志方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0页。[4] 参见沈伯俊《八十年代以来<三国>研究综述》。【相关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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