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风月秦淮视野中的故国情怀 ——《板桥杂记》前言

康熙三十六年（1697），刻书家张潮刊行了一套大书《昭代丛书》，这套收录一百五十部著述的丛书刚一面世就引起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部一万多字的奇书引发的。

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奇书呢？从内容上看，不过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类似题材的著述前代已有不少，如《北里志》、《教坊记》、《青楼集》等，但该书并没有重复前人的老路，而是另辟蹊径，以十里秦淮狭邪艳冶的追述寄托故国之思、兴亡之叹，为风月繁华注入新的内涵。这种独特的视角和与新颖的写法不仅令人耳目一新，同时也引起了人们的争议，这种争议一直持续到当下。

这部书就是《板桥杂记》，它出自余怀之手。

《板桥杂记》，（清）余怀著，苗怀明注评，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

一

余怀（1616-1696），字澹心，又字无怀、广霞，号曼翁、寒铁道人、无怀道人、鬘持老人等。尽管一生写有不少著述，如《甲申集》、《枫江酒船诗》、《五湖游稿》、《玉琴斋词》、《三吴游览志》、《东山谈苑》、《余子说史》、《砚林》等，在当时江南的文坛上也颇有些名声，受到吴伟业、王士祯、尤侗等人的赏识，与杜浚、白梦鼎齐名，被誉为“余杜白”，但如果没有这部《板桥杂记》的话，余怀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色彩一定会暗淡许多。

从余怀的生平经历来看，并没有多少值得记述的大事。他虽然出生在福建莆田，但从小就跟随父母迁居南京，晚年移居苏州，足迹遍及扬州、杭州、绍兴、松江等地，对江南各地山川风物、乡风民俗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家乡，他本人也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可见其情感所系；他虽然有匡世之志，游学南雍，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获得任何功名，只是做过一段时间的幕府，终其一生都是一介布衣的身份；他虽然自命风流，混迹于旧院名妓间，但并没有多少可以挥霍的钱财，晚年卖文为生，生活拮据，甚至连《板桥杂记》的刊刻都要请托他人。如果没有崇祯十七年（1644）的甲申之变，他的人生道路几乎没有悬念，不过是一个沉醉于六朝烟粉的风流文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但这场巨变的最终受益者却是满清。这个来自白山黑水间的彪悍政权冲出山海关，马踏江南，只用了一两年的时间就以残暴、血腥的方式完成了王朝的更替。伴随着改朝换代的是千千万万士人及其家庭命运的改变，由此也催生了一个效忠于旧朝的庞大遗民群体。余怀正是这个群体的一员，这一年，他二十九岁。王朝更迭首先改变的是他本人的生活，其家产在战乱中被洗劫一空，妻子也因受到惊吓而死，身边不少亲友或为国殉难，或惨遭屠杀。快乐、安逸的生活如风而逝，一位倜傥潇洒的风流文人转眼间流离失所，不名一文，“破产丧家，流离他郡”（余怀《冒巣民先生七十寿序》）。国破家亡这个词对余怀来说，已不再是史书上漠然的记载，而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亲身体验，其内心的悲愤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惨痛的人生经历也就决定了余怀后来思想情感的取向，他留恋昔日诗酒风流的快乐生活，不可能认同乃至归顺这个新的政权。他年轻时曾多次参加复社的雅集，“与诸位名士厉东汉之气节，掞六朝之才藻。操持清议，矫激抗俗”（余怀《冒巣民先生七十寿序》），对人格操守与气节极为看重。甲申之变后，他又秘密参加反清复明的抗争活动，但过了没有多久就发现大势已去，事不可为，只得漂泊各地，寄情山水，通过文学创作这种形式坚守和抗争，抒发亡国之痛，丧家之悲。虽然只是一介布衣，并没有从前朝获得功名和利益，但在关键时刻，表现出高尚的人格和可贵的气节。

以崇祯十七年甲申之变为界，可以将余怀的人生历程与文学创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个阶段，余怀流连旧院，贪恋风月，所写多有与秦淮歌妓来往的绮丽文字，尽管文学成就不是很高，但对了解明末江南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可惜余怀晚年思想转变，悔其少作，舍弃了这些作品，“甲申以前诗文尽皆焚弃，中有赠答名妓篇语甚多”（《板桥杂记》后跋），后人因此难以寓目。今天所能看到的诗文、杂记等著述，基本写于后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经历过沧桑巨变，看惯了人情冷暖，无论是吟咏山水，还是赠别文字，都带有浓重的身世之感，他坚守气节，怀念前朝，追思故人，创作始终围绕着今昔之比、兴亡之叹这个主题进行。余怀的作品在当时颇受赞誉，吴伟业以“后生领袖”期许，王士祯读过《金陵怀古诗》后将其比作唐代的刘禹锡，这无疑都是很高的评价。

余怀才华过人，学识渊博，平生著述甚多，他本人曾乐观地介绍，这些著述当时“虽未雕板问世，而友人借抄，几遍东南诸郡”（余怀《幽梦影》题词）。但令人遗憾的是，今天所能看到的文字只是他平生著述的一小部分，还有不少著作如《古今诗品略》、《说诗》、《党鉴》等皆已佚失无传，这与其著述中多有违碍文字有关，也与其晚年生活困顿、无力刊刻有关，否则余怀留在后人心目中文学家和学者的印象将会更为鲜明、更为深刻。

尽管不少诗文写得情真意切，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但在余怀看来，还不足以准确妥帖地抒发他对人生的感慨和内心的郁闷，写出他对世事沧桑的深切感受，他一直在寻找一种更为恰切的表达方式。幸运的是，人到晚年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这种表达方式，将万千人生感触通过秦淮风月的追忆巧妙地传达出来。毫不夸张地说，《板桥杂记》是凝聚了余怀毕生心血的一部传世之作。该书完成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此时的余怀已是七十九岁的老人，离生命的终点仅有两年的时间。

对这部篇幅不大的作品，余怀本人是极为看重的。他担心该书散失，希望能让更多的人读到，书稿完成后，随即去找自己的好友尤侗写序。因无力刊刻，又去找喜欢刻书的张潮帮忙，请其收录自己的这部作品。他的要求一一得到了满足，遗憾的是，等《板桥杂记》刊出的时候，他已经无法看到了。

二

既然要写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还是有多种可歌可录的题材内容与表达方式可供选择的，为何偏偏要选取看起来有些轻佻、荒谬的狭邪艳冶这个角度，何况此时的余怀已是风烛残年，早已过了谈论风月的年龄。显然，余怀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担心后人误读自己的作品，特意在自序及后跋中交待创作动机，一再强调自己是“有为而作”，并非在炫耀个人的人生经历，更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笔、无病呻吟。这种强调既是讲给自己的，也是说给读者的。如果仅仅沉迷于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来看这部作品，或者从道德的角度来指责作者，都不是余怀所期待的读者与阅读方式，他希望后人能从灯红酒绿、歌场欢笑的追述中感悟到文字背后的凄楚与感慨。事实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就称其为“风雅之罪人”。

改朝换代的巨大变迁冲击着一代文人敏感的心灵。将《板桥杂记》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对其独特的视角与表达方式可以看得更为清晰。可以说，有着类似经历与体验的并不仅仅是余怀一人，以写繁华反衬悲凉的写法也并不仅仅属于余怀一人，这是一种具有时代和共性色彩的情感与表达。比如张岱的《陶庵梦忆》就与《板桥杂记》存在颇多相似之处，张岱与余怀不仅生平经历类似，思想情感相近，两人的写法也是基本一致，且不说两人还写到了不少共同的人物与事迹。可以拿来进行比较的还有孔尚任的《桃花扇》和曹雪芹的《红楼梦》。借家族兴衰、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这是这一时期作家共同使用的一种创作模式。当然，这种模式不是重复的，《红楼梦》没有重复《桃花扇》，《板桥杂记》自然也不会效颦《陶庵梦忆》，它们存在一些共性，但各自的特色还是十分鲜明的，具有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

抒发兴亡之感、故国之思，不写刀光剑影，没有鼓角争鸣，将目光聚焦于风红酒绿的秦淮风月，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别致也颇为巧妙的角度。看起来所写不过风月场中的红粉娇娃、文人骚客，实则涉及到江南文坛及时代风尚的变迁，表面上只是一段风月繁华的记录，在其背后，则是对一个时代、一个王朝痛定思痛之后的追思。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机缘形成了意蕴深厚、独具特色的秦淮文化。朱元璋开创大明王朝，定都于此，其后明成祖虽迁都北京，金陵仍享有首都的地位。这里有明清时期最大的考场——江南贡院，可以容纳上万人，三年一次的乡试使这里成为江南文人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是名妓辈出的风月场、温柔乡，出入这里的不仅是文坛知名的才子骚客，也有权高位重的达官贵人，成为体现时代变迁的晴雨表。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形成于六朝时代，至明末达到鼎盛，成为一个时代繁华兴盛的标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名妓的显隐、旧院的兴废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城市的变迁，它还代表着一个的更替，何况这座六朝古都自身就是一个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意象，屡屡出现在文人才士的名篇佳作中。

余怀撰写《板桥杂记》，所看重的也正是这一点，他在这座古老的都城里生活多年，对这里的风景名胜、乡土人情、遗迹掌故十分了解，有着深厚的感情。将秦淮风月放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书写，这可以说是机缘巧合，也可以说是余怀的必然选择，是由其人生经历所决定的。在该书中，他着意去写时代风云的变幻，实际上展现的也是其本人的生活经历。正是这种选择，成就了一部明末清初版的《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

书写秦淮风月，主角自然是那些声名远扬的南曲名妓。除顺带提及的前代名妓朱斗儿、徐翩翩、马湘兰、郑如英等，全书重点记述了三十多位江南名妓的经历与事迹。作者“少长承平之世，偶为北里之游”（《板桥杂记》），年轻时风流不羁，出入旧院，与其中多数人有过或疏或密的交往，为其赋诗填词，对她们的情况较为了解，因而他的记述更为感性，也更为准确。总的来看，其笔墨主要集中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记录这些名妓的容貌秉性、为人处世，突出她们高贵的品质与美好的心灵。用作者本人的话说就是“或品藻其色艺，或仅记其姓名，亦足以征江左之风流，存六朝之金粉”（《板桥杂记》）。在作者笔下，这些秦淮名妓个个天生丽质，容姿不凡，或“色丰而姣”，或“眉目如画”，或“庄妍靓雅”，或“姿首清丽”，可谓天生尤物，倾国倾城。她们才艺出众，或工诗文，或擅丹青，或精词曲，同时又各具鲜明的个性，或豪爽，或沉静，或开朗，或内敛，皆有自己独特的魅力。从作者的用语中不难看出他对这一女性特殊群体的欣赏、赞美之情。

这些女子因各种原因堕入烟花，卖笑为生，但大多并不甘于沉沦，受人摆布，而是以各种方式维护自己的尊严。对那些危难当头不畏权势、保持独立人格、具有抗争精神的歌妓如葛嫩、李香、燕顺等，作者尤为赞赏，用较多笔墨来描写她们舍生取义的传奇事迹。

其次，关注这些名妓的命运和归宿。除尹春、马娇、顾喜等少数不知所终者，书中所记这些女性的命运大多是不幸甚至是相当悲惨的，或死于战乱，如葛嫩、王月，或随主人遭祸丧家而飘零，如卞敏、顿文、朱小大，或过早夭亡，如尹文、董白。总之，红颜薄命，像顾媚这样得以善终者并不多。事实上，那些不知所终者也未必有理想的归宿。之所以如此，与这些女性的特殊身份是分不开的。卖笑为生的生存方式决定了她们要依附别人而生存，任人摆布，一旦遇到破家、战乱或其他祸端，她们注定要成为牺牲品，飘散凋零。特别是在血雨腥风的王朝鼎革之际，连那些顾盼自雄、自视不凡的达官贵人、文人才士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难以承受，这些弱女子命运之悲惨也就可以想象。

其实，无论是在太平盛世，还是在离乱年代，这些女子都是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弱势群体，她们的抗争固然可贵，但也是极其有限的。作者在交代她们的结局时，笔端的惋惜、无奈之情是分明可以感受到的。该书重点在写亡国之悲、故园之思，但也有为这些女子树碑立传、让其芳名久传的用意在。作者写出了易代的残酷，也写出了女子的不幸、人生的无常，由美人尘土而生出一种具有浓厚伤感色彩的迷茫和虚幻。

围绕在这些美貌女性身边的，是那些寻欢作乐、醉生梦死的文人才士、达官贵人，他们沉迷于温柔乡里，对于即将到来的风暴和危难熟视无睹，直到黑云压城的生死存亡关头，才措手不及地慌乱应对，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作者写出了这些人歌舞升平时期的豪奢之举、风流韵事，更写出了他们在易代之际的尴尬与窘迫。南曲旧院所连接的是一个数量庞大的江南文人士绅群体，他们本是大明王朝的基石和依托，但是在关键时刻，却未能承担起救亡图存的重任。国破家亡之后，再来追述这些当年的风流韵事，沉痛哀婉的背后，也许还有几分惋惜和忏悔。

同是混迹于十里秦淮，但各人在猝然梦醒之后的人生抉择和归宿却完全不同，作者用意味深长的笔触描绘了一幅江南名士的众生相：有的贵为公侯，地位显赫，却在强敌面前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如保国公朱国弻，有的甚至沦为代人受刑的市井无赖，如那位中山公子徐青君。相比之下，那些身份并不太高乃至没有什么功名的士子如孙临、姜垓等反倒表现出可贵的勇气，或临危不惧，大义凛然，或隐居避世，义不受辱。卑贱与崇高、滑稽与庄严，就这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的距离也许就在一念之间，但正是这个一念之间，显露出几十年的人格修炼，也分出了人生高下优劣的境界。

不管是舍生取义还是忍辱偷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在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之后，所有人的命运都发生了改变。太阳每天都在照常升起，但河山易主，黑夜过后的臣民已不再是昔日的臣民，一个新的王朝、一个新的时代拉开了序幕，不管是情愿还是不情愿，都被历史的车轮挟带着缓缓前行。作者记述了发生在南曲旧院的风流韵事，描绘了十里秦淮的风俗人情，更展现了这一繁华地段从兴到废的巨变，正所谓“一片欢场，鞠为茂草”，这些都是在改朝换代的背景下发生的，被作者赋予新的、丰富的内涵。新旧王朝的更迭往往意味着人生舞台的转变，作者刻意渲染，将秦淮旧院战乱前的兴盛与易代后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让人产生物是人非的沧桑感。作者言语间的那种感伤和悲凉是可以分明感受到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

《板桥杂记》一书采取笔记体，分雅游、丽品、轶事三个部分，以丽品为主体，雅游重在背景铺陈，轶事作为丰富补充，各自独立，又彼此关联，组成一个看似松散、实则缜密的艺术整体，勾勒出以诗酒风流为特征的秦淮文化的全貌与变迁，这种结构形式还是颇具匠心的。无论是写人还是叙事，并非简单罗列，而是经过精心剪裁，选取那些最能体现人物秉性的精彩片段，娓娓道来。笔力精到，寥寥几笔，即活画出人物的神采，栩栩如生，宛然如现。作者学识渊博，旁征博引，轶闻掌故、前代诗文，无不信手拈来，不着痕迹。全书要言不烦，清新流丽，情真意切，一咏三叹，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该书与《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代表着清初小品文创作的新趋势与最高成就。需要说明的是，该书所写人物、事件，皆系余怀亲历亲闻，抒发的也是真情实感，虽有描绘渲染，但并非小说家言，而是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尽管被藏书家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但与今天的虚构体小说有着明显的区别。

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文学层面的阅读欣赏之外，还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价值。比如该书对秦淮名妓唱曲、清客串戏的记载，对探讨明末江南地区戏曲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些重要的戏曲史料赖该书得以保存。要了解明末清初江南一带的世俗民情、文人心态、都市文化等，皆可取资该书。

《板桥杂记》一书面世后，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其借秦淮风月今昔之别、盛衰之比抒发的兴亡之叹、故国情怀引起了不少遗民的共鸣，那些名妓在易代之际的悲惨命运使他们感同身受，唤起内心深处的痛楚，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嘘唏不已，由此出现不少唱和题咏之作，桃花扇底送前朝，风月秦淮忆故国，一时成为一种创作时尚。随后也出现了一批续书和仿作，如《续板桥杂记》、《板桥杂记补》、《秦淮画舫录》、《白门新柳记》等，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特殊的创作模式与作品系列。

三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本书的整理情况：

《板桥杂记》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版本众多，其中最早的版本为康熙三十六年张潮刊行的《昭代丛书》本，稍后是康熙四十四年吴震方刊行的《说铃》本，这个版本也是后世最为流行的版本。其后流传的《板桥杂记》诸版本多是根据这两个版本而来。本书底本采用李金堂先生编校的《余怀全集》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该本以康熙、道光年间所刊两种《昭代丛书》本为底本，校以两种康熙年间《说铃》本，并出校记，是一个保持原貌、较为完善的版本。

对书中的人物地名、典章制度、掌故引文以及难解的词语，均做有简要的注释，间引作者的其他作品及相关典籍以作印证。李金堂先生校注的《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对书中人物、史实有较为详尽的考索和辨析，本书多有借鉴，这也是需要说明并表示感谢的。点评则重在征引相关资料，以丰富和补充正文，间附己见。为帮助读者更为全面、深入地欣赏和了解该书，附录部分收录了相关序跋及题咏、评论材料，以作参考。

该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整理起来并不轻松。限于整理者的水平，书中想必还存在不少疏误，恳请读者诸君批评指正。

                                                             苗怀明

2015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