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徐朔方先生金学二三事
徐朔方先生仙游虽然将近十个年头，但其音容笑貌仍生动地活在人们心中。朔方先生严谨务实，刚正淳朴，一生清肃严明，为人师表。此谨以其金学二三事，挂一漏万，用供表达对徐先生的怀念和敬意。
中国《金瓶梅》学会1989年6月14日于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召开前夕在江苏省徐州市成立，选举刘辉为会长，吴敢、黃霖、周钧韬、王汝梅、张远芬为副会长。在学会筹备过程中，关于会长，徐朔方先生是第一人选。但徐先生坚辞让贤，他在1989年2月12日写给刘辉兄的信中说：“希望您认真考虑我的建议，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不适合担任学会会长的职务，而足下则与此相反。当然到了一定年岁，也会有同我一样的情况，但目前还远得很。旧思想一定要打破，这是目前改革中的一个阻碍。我是心平气和地真诚地提议，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学会理事会尊重徐先生的意见，特聘请徐先生与吴晓铃、王利器、吴组缃、冯其庸先生为顾问。
附件一：徐朔方先生1989年2月12日写给刘辉的信函
徐朔方先生不是顾而不问，而是为学会提了很多建设性意见。譬如，在前信中，徐先生接着写道：“冯至译歌德，杨绛译塞万提斯，先后受到德、西政府的勋章，感谢他们为弘扬本国文化作出贡献。我们的政府还无暇顾及此，《金瓶梅》的代表性也不及哥和塞之于德及西。因此我提议由学会出面给芮效卫、雷威安、李福清和小野忍四译者授予荣誉证书，文示如下：‘美国芮效卫教授翻译并出版金瓶梅英译本，对中外文化交流作出贡献，特此表彰。’日、法、俄仿此。左下角附以英语译文。篆文‘荣誉证书’前盖以学会大印，这个大印是有用的，赠书上也可盖。印文为：‘中国金瓶梅学会之印’。可为方形，约三公分见方。您看在徐州、北京，抑在杭州刻制，如在杭州刻制，请早为示知。请和吴敢同志商量。也许早就刻好了，不必重刻。”
2000年10月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五莲县召开之后，因为“非典”和其他社会原因，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地点迟迟未能落实。经过孙秋克、曾庆雨、刘辉、吴敢的努力，该次会议计划2003年10月在昆明召开。徐朔方先生一如既往关心金学事业，2003年7月3日他给我写信说：“因有非典干扰，人心浮动，云南之会甚望能如期举行。若果如此，最好现在就发一预备通知，以便早作准备。”这封信他写了两遍，同一信封发出。
其第二封信说：“因非典干扰，人心浮动，鄙意云南之会如有举行，若果如此，望即发一预备通知，以便早作准备。浦安迪有小文请正，已写就。”（参见附件三）当年朔方先生81岁高龄，身体欠安，字写得歪歪扭扭，文字也有重复，但头脑清醒，思维正常。23天后，徐先生在杭州古敦路中兴公寓门外摔倒而昏迷不醒。此信成为我收到的徐先生的最后一封信函，行文至此，不觉唏嘘不已。
附件三：徐朔方先生2003年7月3日写给作者的第二封信函
徐朔方先生严谨细致，可谓无微不至。譬如，1985年10月21—25日第二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市召开，因为1985年6月8—12日在徐州市召开的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朔方先生因故未能出席，所以这次会议他坚持参加，所以这次会议他坚持参加。
附件四：徐朔方先生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回执
1986年10月18日他在写给我和刘辉兄的信中说：“昨日行政科电话通知，因有盛会25日前所有120车都已订光。当即再请他们设法，无论软硬坐卧皆可，须至今日下午分晓。届时三种可能：一、若有120硬座，仍可20日到徐州；二、20日自杭州到南京，如在南京顺利购票则21日可到徐州；三、连杭州到南京票也无有，那就无法成行了。目下看来，以第二种可能性较大。若第一种可能，不发电报；若第二、三种情况则必发电报，或在南京，或在杭州发。因恐电文不能详，先发此信，诸希鉴谅。”
徐先生不但参加会议并在大会发言（参见附件六，第一排左起第十三人为徐先生），还偕同王利器、杜维沫、王丽娜、卢兴基、袁世硕、宁宗一、刘辉、王汝梅、周中明、胡文彬、周钧韬、张远芬先生等为同时举办的《金瓶梅》专题讲习班讲学。那期讲习班的学员，后来有不少成了知名学者，如赵治中、王恒展、魏崇新、赵建新、周双利、孟进厚先生等。徐朔方先生1989年6月还参加了在徐州召开的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并以《论〈金瓶梅〉的性描写》为题作了主题发言（参见附件七，第一排左起第九人为徐先生）。
2003年3月12日徐朔方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说：“金瓶梅会议秋间在云南举行，我打算乘飞机附会。但我无独立行动能力，为此请求院长给一印信完备的空格邀请书一纸，因谁去不能定，希望能如愿，若没有用了，则在云南奉还。吴院长可谓对我金瓶梅论文深有研究，为帮助我进一步提高，希望不吝赐教。”
附件八：徐朔方先生2003年3月12日写给作者的信函
2002年5月9—11日中国《金瓶梅》学会、山东省邮政局、临沂市政府在山东省临沂市召开“《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徐朔方、袁世硕、程毅中、宁宗一、沈天佑、刘辉、吴敢、王汝梅、杜维沫、王丽娜、杨扬、王平、孙秋克、王汝涛作为专家出席会议，国家邮政局邮资票品管理司发行处处长邓慧国、山东省邮政局局长徐建洲、临沂市市长李群等近50人与会。会议就《金瓶梅》邮票选题可行性进行论证，初步确定了1套14枚邮票的表现内容，其具体篇目为：兰陵笑笑生画像，《金瓶梅》书名的由来，《金瓶梅》中的戏曲演出，《金瓶梅》中的宴饮场面（以上第一组）；杨姑娘气骂张四舅，武都头误打李皂隶，吴月娘春昼荡秋千，潘金莲雪夜弄琵琶（以上第二组）；逞豪华门前放烟火，常峙节得钞傲妻儿，西门庆痛苦李瓶儿，春梅姐游旧家池馆（以上第三组）；运河文化带，狮子楼一条街（以上小型张）。与会专家联合签署了一份《关于2003年发行<金瓶梅>题材邮票的建议书》，会同有关文件上报国家邮政局。该邮票后来虽暂未获批准，但不失为一次《金瓶梅》美术活动的有益尝试。徐朔方先生由孙秋克兄陪同参加了会议，往返皆路经徐州，由徐州教育学院负责接待。5月13日全天由吴敢、孙秋克陪同参观了徐州市两汉文化著名景点楚王陵、汉兵马俑艺术馆、汉画像石博物馆。5月14日上午在徐州教育学院第一会议室，给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和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青年教师，开了一堂关于道德文章的讲座。5月14日下午由吴敢、孙秋克陪同到徐州教育学院图书馆查看古代戏曲小说藏书。临沂《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是徐朔方先生参加的最后一次学术会议，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旅行。徐州教育学院的讲座是徐朔方先生的最后一次学术演讲。徐州教育学院图书馆是徐朔方先生最后一次进图书馆查阅资料。徐朔方先生与金学和徐州有不解之缘。
附件九：徐朔方先生在孙秋克兄陪同下参加2002年5月《金瓶梅》邮票选题论证会会后合影，左起依次为吴敢、孙秋克、徐先生、刘辉
最令我难忘的是2001年11月5日徐朔方先生发给我的一封传真，内容是给拙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所作序，序称：
我与吴敢先生在徐州结缘，与《金瓶梅》研究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举行，我因故未能到会，只发去一纸贺信，但从此留下了吴敢、徐州和《金瓶梅》研究三者相关的印象。后来证明事实确实如此。
听说吴敢是一个颇有几分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毕业于土木工程系，学工程的同时又喜好文学，最终弃工从文。他的文学研究始于戏曲，成名则由于具有突破意义的《金瓶梅》研究。他不仅由工科入于文道，又由文道入于仕途，在徐州市文化局局长和徐州教育学院院长的职位上，为《金瓶梅》研究的开拓和研究者队伍的集结，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这些情况皆为金学界同仁所熟知，毋庸赘言。
上月末，浙江大学举办“庆祝徐朔方教授从事教学科研55周年暨明代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吴敢先生回母校带来了这本《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拜读之后，感到作这样文章的作者，非此君莫属。至少有这样两条重要的理由：一是他是20世纪最后20年颇有建树的中年金学家，二是他参与筹办了20世纪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和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且一直被推选担任中国《金瓶梅》学会副会长和秘书长。
《金瓶梅》这部曾经声名狼藉的著作，在20世纪的学术研究中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对这个研究领域的得失作出全面详实的、合乎实际的总结和评价，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
吴敢先生对《金瓶梅》研究的深厚学养和对《金瓶梅》研究状况的熟悉，使得这部著作具有相当的力度。
附件十一：《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吴敢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一百年的学术总结，必得广泛地占有材料。这部研究史首先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搜罗扒梳，用力甚勤。吴敢先生的勤奋，早已为人称道。这一点在此书著述中的体现，仅举一例即能显现。我曾经陆续写过一些研究《金瓶梅》的论著，但到底有多少，发表在什么地方，在我是一笔糊涂账。但吴敢为了写这部研究史，把我历年来的《金瓶梅》著述依次辑录出来，我自己读此目录，倒真有恍若隔世之感。他要辑录多少人的著述才能写出这部研究史？这样的“笨事”如今有多少人肯做？
一部研究史，应对所述对象作宏观的把握。吴敢把20世纪的《金瓶梅》研究分为五个阶段，比较客观且清晰地勾勒了这个世纪金学发展的轨迹。吴敢总结的范围又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大陆而具有国际性，他把大陆、台港、日本、欧美皆纳入其视野，称之为《金瓶梅》的“四大研究圈”。如此，这部研究史既有纵向的深度，亦有横向的广度。
宏观的把握来自微观的研究，吴敢先生对每一阶段诸种观点、课题、论文、著作的综述，多建立在一一追本溯源的基础上，令人信服。
学术史主要是“述”，但综述诸家，绝非不下断语。断语要下得确切，撰述者须有精审的辨别力。我认为吴先生这部著作，在这方面一般说来是经得起推敲的。另外，在回顾与总结的同时，对《金瓶梅》研究各方面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提示，也必能使研究者从中获得有益的信息。
当然，“史”是客观的。然而，见仁见智，总还有其不可否认的主观性。吴敢先生对于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的撰述究竟如何，更多的，还是留待同仁来批评。
至于《金瓶梅》研究，我在上一世纪90年代初期即主张适当降温以冷静探索。在新世纪第一年写出《再论金瓶梅》一文后，我对这部著作的研究即告结束，也算是对吴敢先生和《金瓶梅》研究同仁的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