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道德文章 ——魏子云先生二三事

金学由来久矣。明清时期的《金瓶梅》研究，以张竹坡为代表，具有发凡起例、启导引进之功。20世纪以来，以1924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标志着《金瓶梅》研究古典阶段的结束和现代阶段的开始；以1933年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发行《金瓶梅词话》，及其随后郑振铎、吴晗等系列论文的发表，预示着《金瓶梅》研究现代阶段的全面推进；以1985年以来中国18次全国和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和中国《金瓶梅》学会和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的相继成立，昭告着金学显学时代的到来；以中国大陆、台港与日韩、欧美（美俄英法）四大研究圈的形成，显现着《金瓶梅》研究的学术风貌；以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形象、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资料汇编、翻译出版、艺术制作、文化传播等课题的形成与推进，揭示着《金瓶梅》的研究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当代金学，中国的魏子云、吴晓铃、王利器、朱星、徐朔方、梅节、孙述宇、蔡国梁、宁宗一、陈诏、卢兴基、傅憎享、杜维沫、陈辽、刘辉、黄霖、王汝梅、叶朗、周中明、王启忠、张远芬、吴敢、周钧韬、陈昌恒、叶桂桐、张鸿魁、孙逊、石昌渝、白维国、鲍延毅、冯子礼、田秉锷、罗德荣、李申、鲁歌、马征、郑庆山、卜键、陈益源、李时人、陈东有、徐志平、赵兴勤、王平、石钟扬、孟昭连、何香久、许建平、张进德、霍现俊、陈维昭、孙秋克、曾庆雨、胡衍南、李志宏、潘承玉、洪涛、杨国玉、谭楚子等老中青三代，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蕴含宏富，立论精深，营造了一座辉煌的金学宝塔。中国的《金瓶梅》研究，经过一个世纪漫长的历程，终于登堂入室，当仁不让也当之无愧地走在了国际金学的前列。前述中国金学家，连同小野忍、鸟居久晴、泽田瑞穗、日下翠、大冢秀高、荒木猛、铃木阳一（以上日本）、韩南、芮效卫、浦安迪、柯丽徳、马泰来、郑培凯、陆大伟（以上美国）、马努辛、李福清（以上苏联）、雷威安、陈庆浩（以上法国）、崔溶澈、康泰权（以上韩国）等，这一国际金学的强大阵容，已经巍然屹立于世界学林。金学也因此比肩红学，而赫然成为显学。

魏子云先生肖像

魏子云先生以其资历、成果，可以说是《金瓶梅》研究第一人，应当说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了金学事业。在中国大陆召开的《金瓶梅》会议，他出席了其中的三次，即1992年枣庄第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1993年鄞县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2000年五莲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他是学会机关刊物《金瓶梅研究》编委、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顾问。魏子云先生还是一位金学的播种者，他写信、寄书、造访、寻觅，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一批金学新人在海峡两岸陆续出现，并很快形成一支数量与水平都颇为可观的金学队伍。由魏子云、徐朔方、刘辉、黄霖等先生领衔的中国金学精英，创造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新的里程碑，是中国小说研究界的骄傲。

第四届（五莲）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代表合影

魏子云先生是安徽省宿县人，与徐州毗邻，他返乡探亲，总是经由徐州中转。我在徐州市文化局与徐州教育学院任职期间，接待过他多次。魏先生性情谦和，客随主便，无论是观看地方戏曲曲艺演出，还是派车遣员护送他往返，从未附加过任何要求。但是说到学问，则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竟至据理力争，毫不示弱。在金学史上，魏子云与徐朔方与刘辉与郑培凯与周钧韬与笔者等都有过辨论，甚至是激烈的驳难。此举一例，可见一斑。

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关联《金瓶梅》的版本、成书年代、成书过程、作者与传播等，是金学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魏子云、周钧韬、刘辉、李时人等先后均有文章发表：

魏子云《论明代的<金瓶梅>史料》（载《中外文学》第6 卷6 期，1977年11月）：“至于马仲良名之骏，河南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沈说‘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如照沈德符但这段话但话题来看，这些对话，应是交谈梓万历三十八年间，所以后人便据沈说，推断《金瓶梅》初刻于万历三十八年。这一点我曾怀疑，何以马仲良万历三十八年中疗进士之后，即派榷吴关？经在《万历野获编》读到了沈记马仲良司榷吴关但时间，已在万历四十年以后矣。按《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记有吴地灵严山一则，说是灵严山乃夫差旧宫遗址，山上石质佳者，可作砚材，遂被灵严山厘石户烂采，日夜椎凿，非复旧观。适马仲良以户部主事来司浒墅关，登山一见烂采之情，甚为慨叹，……立碑刻文，永不许斧凿。居民石户赂吴令对策，遂托尝与马有旧交的吴人周某，出面向马仲良游说。一面请马宴饮，一面令石户开采。马大怒，不终饮而别。因此种嫌于吴令袁某，遂成深仇。沈德符记称‘又逾年，丁巳大计，……袁因得以蜚语中之，马亦自用他事开罪于东垣，遂外贬去。今年己未，袁亦用外察劾降矣！’这里所说的‘又逾年，丁巳大计’，即已写明马仲良司榷吴关的年代，最早不会过于万历四十二年。那么，马仲良劝沈德符把所抄之《金瓶梅》应梓人之求的话，时间也在万历四十二年以后了。再查《吴县志》所记灵严山采禁事，在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司榷吴关，时仅一年即他调（民国二十二年修《吴县志》卷二‘职官表’）。”

《金瓶梅探原》，魏子云著，巨浪图书公司1979年版。

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载《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七期）：“近年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已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的事。魏先生的考证的根据是民国《吴县志》。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由此可以论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但是，魏先生依据的是民国时出的《吴县志》（1933年），此《志》距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320年。时间相距如此久远，此《志》记载是否准确？正如法国学者雷威安先生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所说：‘我怀疑1933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定。’为此，笔者决心做进一步考证。笔者查找了明崇祯十五年和乾隆十年的《吴县志》，结果均未查到马仲良榷吴关的记载。民国《吴县志》记载的可靠性更令人怀疑。后来笔者又根据‘榷吴关’这几个字，查找了康熙十二年的《浒墅关志》，终于找到了根据。《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征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原刻为歹，似误，笔者改），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的记载，距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只有六十年，比民国《吴县志》的记载早了260年，且有民国《吴县志》为左证，准确性已不容置疑。现在可以考定《金瓶梅》‘庚戌初刻本’是根本不存在的。”

刘辉有两篇论文提到此事：一是《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载1985 年11 月5 日《光明日报》），说：“马仲良榷吴关，指马仲良出榷浒墅关钞，只任一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康熙十二年序刻本《浒墅关志》卷八《榷部》记载得非常明白，万历四十年任为张诠，四十一年任为马仲良，四十二年任为李佺台。《虎阜金石经眼录》还说他‘出榷浒墅，年才二十有四。’”二是《<金瓶梅>版本考》（载《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年11 月一版），说：“吴关，即浒墅关。马仲良出榷浒墅关抄，只任一年，即万历四十一年。据康熙十二年序刻本《浒墅关志》卷八《榷部》所载：‘万历四十年（1612）张铨，字平仲，号五鹿。北直大名人。甲辰进士。四十一年（1613）马之俊，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征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四十二年（1614）李佺台，号为舆。福建惠安县人。丁未进士。’因此，马仲良于万历四十一年出榷吴关是确凿无疑的。故沈德符所言「未几时」，是万历四十一年以后的‘未几时’。”

李时人也有两篇论文提到此事：一是《谈<金瓶梅>的初刻本》（载《文学遗产》1985 年第2 期），说：“鲁迅先生之所以推测吴中初刻是‘庚戌’（万历三十八年），是因为《野获编》所说的‘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后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鲁迅先生是从万历三十七年算起，把‘未几时’估为一年，得出《金瓶梅》‘吴中悬之国门’的时间是庚戌（万历三十八年）的。如果鲁迅先生之说确是如此推测出来的，那么……忽略了在沈德符这段叙述中还插有‘马仲良时榷吴关’一语。马仲良是沈德符的挚友，《野获编》中曾多次提及。查马仲良名之骏，河南新野人，明万历三十八年庚戌科2 甲51 名进士（《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又查《吴县志》卷6：‘明景泰元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差主事一员，一年更代。’下列历任官员，其中万历年间有：‘马之骏、仲良，新野人，进士，四十一年任。’他的前任是张铨（四十年任），后任是李佺台（四十二年任）。据此，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无可怀疑是万历四十一年。在这以前，当然不会有所谓‘庚戌（1610）刻本’。”二是《<谈金瓶梅的初刻本>补证》（载《文学遗产》1986 年第4 期），说：“拙文论证马仲良‘榷吴关’时间为万历四十一年的主要材料是民国二十二年修《吴县志》。据友人告，这则材料台湾省学者魏子云先生1977 年曾经提出过。但民国《吴县志》纂修时间很晚，而早于它的明崇祯十五年和清乾隆十年修《吴县志》却均无此记载。所以，赞同‘庚戌本’存在的学者，如法国雷威安（Andre Levy）先生认为孤证不足凭信。未闻魏子云先生答辩。笔者找到道光七年序刊的《重修浒墅关志》，其卷6‘榷使’在万历四十年任张铨和万历四十二年任李佺台之间有：‘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人，庚戌进士，四十一年任。’和民国《吴县志》记载一致，说明民国《吴县志》并非无所本。再进一步查康熙十二年的《浒墅关志》，其卷8‘榷’部，也有马仲良万历四十一年榷吴关的记载：‘万历四十一年癸丑……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人，庚戌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征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远堂》《桐雨斋》等集。’如上数据证明马仲良榷吴关的时间无可怀疑是万历四十一年。据《万历野获编》‘金瓶梅’条文意，在此之前，当然不会有所谓‘庚戌刻本’了。”

《潘金莲》，魏子云著，作家出版社1989年版。

十年之间，先后六篇文章仔细反复打磨，鲁迅先生所谓《金瓶梅词话》庚戌本已被彻底抹除。魏子云先生所据为1933年《吴县志》，周钧韬先生和刘辉先生所据为康熙十二年《浒墅关志》；李时人先生所据为道光七年序刊的《重修浒墅关志》。说到底，此一金学贡献应首功于魏子云先生。时人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间虽然可能比钧韬兄稍早，但所引用文献仍为1933年《吴县志》。稍后钧韬兄的文章方才扩展文献，添增左证，消人疑虑，使魏说得以完全成立。再稍后刘辉兄锦上添花，亦是功不可没。当然，周、刘、李三人，周文发表最早，刘、李三文可能例有参酌，只是刘辉兄仙游，时人兄有恙，一时恐难说明。此事自1993年鄞县第六届全国《金瓶梅》学术讨论会起，多有误会。经过调研磋商，今已烟消云散，当事人也已和好如初。左证越考越全，关系越理越清，事理越辩越明，友情越叙越浓，此一金学公案，应是学术史上的一个典型个案。

魏子云先生书信

我与魏子云先生是忘年交，自1990年2月“海峡两岸明清小说金陵研讨会”结识以来，直至其2005年12月27日驾鹤西去，一直保持着亲密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我整理了一个进入21世纪以后《魏子云先生书信过从存录》作为备忘，竟有书信34封，其中2000年12封，2001年6封，2002年7封，2003年7封，2004年1封，2005年1封。魏先生字迹清秀，笔力遒劲，写信字字规范，方方正正，一如其人。虽然2003年8月9日一信因其健康行文不甚顺畅；2004年4月9日一信与2005年2月7日一信因其病情加剧已不可卒读；但其单字无一误，字体也依然清晰自如。2002年10月底11月初，我随江苏省大学校长代表团访问台湾相关高校，下榻台北喜来登，10月30日傍晚魏先生闻信专程至宾馆看望，并送有天一出版社大本《清宫珍宝皕美图》上下册一套。翌日下午，我至台北市安和路二段74巷二号4楼魏府回访，晚餐魏先生宴请于北平稻香村，饭后再回魏府聊天，至21：00始归。临别，魏先生坚持送上出租车，并为预付车资。11月1日晚在嘉义应陈益源教授邀自福满楼移席一叶日本料理，魏子云先生，嘉义大学中文系傅荣珂、徐志平、朱凤玉教授，里仁书局徐秀荣、徐尔绘父子，佛光大学校长龚鹏程等在坐，相谈甚欢。魏先生极富亲和力，雍容大度，娓娓而谈，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使人流连忘返。话别之时，我紧紧握住魏先生的手，很为关顾地说了一句“就此别过”，魏先生不无感慨地回说“后会有期”。中国《金瓶梅》学会原拟于2003年在昆明召开第五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魏先生2003年4月28日且已寄发回执，表示尽力与会，后来会议因为“非典”而延期，不料竟因此再也没能见到魏先生，留下一大遗憾。

魏子云先生参观五莲山与青年学子合影

魏子云先生既是一位殷殷学人，又是一位诤诤挚友，更是一位谦谦君子，诚可谓道德文章。

吴敢

2012年8月22日赴台出席金会前夕草拟

2015年7月22日应李寿菊学友邀请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