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明：师门忆往之一——博士入学前的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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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先生鹤驾已近十载，一直未有片言只字形诸笔墨以资纪念。之所以未着笔，一是先生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脑海，总感觉到他并未离我们而去。二是不愿去触动那份对先生独享的记忆，生怕一旦定格成文字后，那份记忆就会从心底游走。然而，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我也从一个初为人父的学生变成了年届半百的大学老师，来日日少一日，倘因不测而使先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迹淹没不彰，则又是我之罪过。念及此，则惴惴不安，遂振笔开篇，拟陆续写出《师门忆往》系列篇章，以表敬爱与怀念。
在录取为徐先生的博士生之前，我与先生有过较为频繁的通信。先生没有保存信件的习惯，故我写给他的信已无从寻觅，但先生写给我的信，我一封不少地珍藏着。重温先生手书的一封封信函，入学前的往事又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眼前。
《汤显祖年谱》，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我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的时候得知先生的名字的。当时李修生先生给我们上元曲课，有次在谈及学界关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和明人藏懋循编的《元曲选》的不同观点时，提到了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对这两种元曲选集的看法。于是，我记住了先生的名字。此后，在报刊上常见到先生的文章，对先生的观点和文采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和领略。1996年硕士毕业后，我到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浙图古籍部也叫浙江省图书馆孤山分馆，馆址座落于西湖边孤山脚下，与西泠印社和浙江博物馆隔墙相望。我在古籍部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古籍善本的管理和借阅，出于对典籍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在工作之余，萌生了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而首先想到的就是报考先生。于是，在1997年10月秋风渐起的一天，我斗胆致信先生，表达了我心中的愿望。
信投出才两天，就收到了先生的回信：“欢迎你来投考。大概明年春天，招生一般都见《光明日报》，你也可以向我校研究生招办探询。有些事项，我们倒不太清楚，考分满录取线，导师才有权择优录取，不在录取线以上，导师无权录取。你的计划很好。我想向你打听一下，（1）你那里是否有《诸暨图书馆目录初编》？（2）如有此目录，是否有清初孟称舜的《众芳堂诗存》8卷，康熙十年刻本？（3）如目录有此书，此书现在何处？如承查明见获，不胜感谢。可打电话5122420 或写信都可以。但近日要去海宁一行，19日晚上才回来。”（1997年10月12日信）先生的回信令我很是振奋，一则先生没有拒绝我报考（此前，应届报考北京一所高校的博士，导师临时告知有本校教师报考，基本内定了，我只好放弃）；二则先生肯定了我今后的研究计划；三先生让我查询古籍的下落，我藉此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我硕士的专业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及近水楼台之便，为我的这一“特殊读者”解决点问题，从而给他留下好印象。然而，遗憾的是，民国编的《诸暨图书馆目录初编》虽然著录了孟称舜的《众芳堂诗存》八卷，但此书不论是浙江图书馆还是诸暨县图书馆都无存，不知流落到了何方。我只能给先生失望的回复。
虽然确定了要报考先生的博士，但在职读博，还需要馆领导的批准。图书馆一直到1998年2月底才给我明确答复，表示鼓励我攻读在职博士，但要我提供一份关于考试时间、读书时间和费用的材料。我周末致信先生，告知图书馆同意我考博的结果，同时附带指出了先生《高明年谱》中关于黄溍材料的系年错误。到了周一，我到杭大研究生院去取招生材料。在研究生院门口，恰巧遇到先生推着自行车从研究生院门口出来。自行车的后座上，放着一函刚从图书馆借出的《金华黄先生文集》。先生看见我，说我的信收到了，他刚到研究生院打听过，被告知博士生招生简章要过几天才能印好。我听了，心里很是感动，没想到先生如此热心。先生又说：“你不妨再去问一下，确定一个时间，我在外面等你。”我听从先生的话进了研究生院。一位负责报名的小伙子说：“你来得正好，刚才徐先生来过，留了一张纸条，让你去他家一趟。”说着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徐永明同志，请来舍一谈。 徐步奎。”纸条上还画着去他家的路线，标注着具体的地址，我心里又是一阵暖流流过。从研究生院出来，我和先生一起向校门口走去。先生说，今年的名额只有一个，因他的学生（指廖老师）到香港访学了，故这个名额给他用。“只要你成绩上线，就取你。”又说，“你看书很仔细，能指出我书中的错误，我很欢迎别人能指出我书中的错误。”当先生得知我买了他的《徐朔方集》时，竟说这个集子不值得买，里面有很多错误，他要将这个集子修订后重版，目前正在等待出版社领导的答复。
徐朔方先生手迹
过了几天，我收到了先生关于我指正其《高明年谱》中一则错误的回信。令我未曾想到的是，先生竟根据我的指正，将《高明年谱》中关于至正元年辛巳（1341）的系年作了改写，并在末尾注明“上据徐永明同志指正，得以校改为谢。” （1998年3月4日信）先生对待学术如此郑重，一丝不苟，且不掠他人之美的学风，令我这个晚生后辈敬佩不已。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学习上遇到什么问题，就会写信向先生请教，而先生遇到材料要查询，也会致信向我求助。一来一往，截止入学前，先生写给我的信竟达17封之多。这些信，除了上述内容，还涉及以下方面：
徐先生当时正在进行的学术工作。从先生的信里可以知道，先生当时进行的学术工作主要有《吴门六逸年谱》和《明代文学史》的撰写、《晚明曲家年谱》的订补、《西厢记》创作年代的考证等。关于《吴门六逸年谱》，先生说：“我正在写一部《吴门六逸年谱》，包括沈周、杨循吉、祝允明、徐祯卿、唐寅、文徵明。‘六逸’是我杜撰，近来方知祝、唐以风流名，其实是异端。至少，祝的诗文并不风流。”（1998年6月24日信）为了研究“吴门六逸”，先生致信让我帮助借阅或复制唐寅和沈周的集子。关于《明代文学史》，先生说：“近日与杭大出版社订出版合同，明年六月前要赶出一部明代文学史，先发写好的《前言》，寄《文学遗产》看能否发，以扩大影响，此书明年六月交稿，2000年可出书，合同说年底出书，我想他们一定来不及。此书赶写，仰仗足下处必多，然资料大部分已齐，或不一定会捉襟见肘。”（1998年7月30日信）。
关于订补《晚明曲家年谱》，前面先生跟我谈到要修订和重版《徐朔方集》，而五大册的《徐朔方集》，其中《晚明曲家年谱》就占了三册。先生让我查孟称舜的《众芳堂诗存》，就是为了撰写浙籍曲家孟称舜的年谱。在《晚明曲家年谱•浙江卷》中，因为孟称舜的材料太少，先生只是写成了《孟称舜行实系年》。如果《众芳堂诗存》能找到话，则《孟称舜年谱》之成，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后来，先生在《浙江日报•副刊》看到叶永烈先生写的一篇记叙我帮助他在浙图古籍部找到其岳父杨悌手稿经过的文章，又来信提及孟称舜的《众芳堂诗存》，先生在信中说：“不久前，在浙报副刊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您的工作。因此，我想诸暨图书馆藏的那本《众芳堂集》（孟称舜）确是海内孤本，怎么会弄没了？他们市里文化部门的头曾亲自过问去查，仍是亳无结果。会不会上交到浙馆，搁在某一角落？我不能用是小事一椿，文献失落倒关系甚大，有暇请为留意。”（1998年3月28日信）。可见，先生对孟氏之书甚为关切，他是多么希望这本集子能重见天日！然而，遗憾的是，是书迄无下落。《中国古籍总目》著录了孟称舜的《众芳堂诗存》八卷，收藏单位著录诸暨图书馆，但这是从民国编的《诸暨图书馆古籍目录》过录的，并没有核对现在的馆藏。故此书恐已不存天壤间了。除了订补已发表过的曲家年谱外，先生还在撰写新的曲家年谱。如他让我查的毛先舒《袁箨庵七十序》，就是为他撰写《袁于令年谱》而用。先生于学术之劬劳勤勉，于这些信中皆可窥见。
关于《西厢记》创作年代的考证，先生说：“《西厢记》是否金人作，虽持论如此，未必以为能得同人之首肯，是非恐非数十年内泾渭分明也。”（1998年4月11日信）。先生之所以会在信中提及，是因为我有一次到先生家，先生跟我聊起，说他最近有篇奇谈怪论发表在《文学遗产》上（指《从关汉卿的〈普天乐•崔张十六事〉说起》，《文学遗产》，1998年第2期），是关于《西厢记》的，先生说，《西厢记》作于金朝，而非元朝。先生简略地谈了他这一观点的理由。我入学后，先生又发表了关于《西厢记》创作年代的另一篇重要论文《论王实甫〈西厢记〉杂剧的创作年代》（收入《徐朔方说戏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先生说，这是他最满意的论文之一，为写这篇论文，他整整思考了十年。因此，先生与我入学前口头和信中谈及的《西厢记》创作年代，应是他关于“《西厢记》作于金朝”这一观点基本确立的时候。
徐先生对一些问题和现象的看法。譬如，对于师生关系，先生说：“我不知道你能否考取，但师生关系，绝非韩愈所云的‘传道授业解惑’，那如同一种物品的授受，师生只能是共同的学习伴侣。不懂得向学生学习的人，很难有资格为师。”（1998年3月24日信）又说：“鄙意以为明清之际的文人所谓爱国主义大抵是现代人的想像，未必符合当时实际情况，颇疑心三大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也未能例外。当然，这一点还得再看书。得如足下以为友，其乐何如。至于师弟之谊，则不敢窃，反正我认为师弟之间，绝非韩老先生所谓传道授业解惑云云，而是共同切磋的同行，如是而已。”（1998年4月5日）先生之虚怀若谷与平易近人之风，由此可见一斑。
我曾向先生表示，假如能考上博士，我想研究元代和明初婺州的地域文化和文学，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我知道先生是研究小说和戏曲的大家，但当时我的兴趣在诗文上，故信发出后，曾担心自己的想法会被先生否定。没想先生回信说：“您的新思路很好，只是我想不一定以浙江政区为中心，比如金华一带是理学的中心，温州也许也可以这么说，绍兴则有一个文学中心，浙西似乎归并到苏州去了。江苏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地区，但苏州是它特出的代表。以上我只是表明一点看法，我绝对不会为学生命题，或限制他的看法，我甚至欢迎学生批评我的看法。因为我们是同学，是同路人，我非常喜欢‘友生’这个词。”（1998年5月24日信）
徐朔方先生致作者信札
徐先生对冯小青其人虚实问题的看法。我在浙图善本库发现了冯小青《焚余集》的抄本，集后还附有《冯小青传》。我复印了一份寄给先生，并想请先生谈谈对冯小青其人的看法。先生的几封信都谈到了冯小青：“冯小青是否实有其人，未有定论。”（1998年4月11日信）又说，“前承寄冯小青事略，小青为冯梦祯次子小妾，冯氏在孤山居九年而卒，其子居孤山或更久。旧时孤山背后有其墓，但小青二字，合成‘情’字，何其巧也。其人是虚是实，还须作进一步调查，不知尊意何似？”（1998年6月9日信）“以前曾看冯梦祯的日记，那时却不曾留意冯小青，孤山背后以前倒有小青墓，冯曾在孤山拥有别墅。” （1998年6月24日信）“小青事，不知冯梦祯《快雪堂集》有没有提及他儿子的小妾，一般说公公不会如此多事，恐怕只能作悬案处理。以常情而论，他儿子娶妾，应在发解之后。”（1998年7月5日信） “冯小青我不想请你查，因你前函提起，所以随笔写了一句，是真有其人还是只是文人狡狯，我只当作悬案，不知尊意何似？”（1998年7月9日信）从上引先生的信看来，先生对冯小青其人虚实问题是持审慎态度的，他至始至终只给我提供线索，告诉我所知道的情况，并不妄下结论。
关于我的考博事宜。我确定报考在职博士的时候，只知道先生，而不知道廖可斌老师，更不知道廖老师是先生的学生。后来在与先生的交往中，才得知廖老师是他的学生，时任研究生院主任。我考博期间，廖老师正在香港访学。报考先生的共有三位考生，我排在第二，总分与第一名相同。在我向先生询问录取结果的时候，先生表示此事要由廖老师来决定。他说：“您的成绩位居第二，可以录取。至于录取为我的学生，还是廖的学生，已通知由他决定。”（1998年5月19日信）又说：“来信收到，关于由廖还是由我指导的问题，希望得到您的谅解，因为他人在香港，我只能给他这个选择，不是我在您和某某之间所有偏爱。”（1998年5月24日信）“报考当尊重考生志愿，你报名考我，某某报名考我或廖。照理看来，某某的导师是廖，我是你。但9月14日，往研究生部办理手续时，你不必说是我带，由他决定好了。”（1998年7月12日信）从中可见，先生对廖老师是非常尊重的，并不以师长之居而破坏公平的程序。同时，先生也非常尊重考生的选择，并相信廖老师也会与他一样尊重考生选择。
先生博士考题出题之难是出了名的。由于我硕士阶段的时间精力主要在古典文献和元代诗文，在小说和戏曲上花的时间甚少，而先生出的专业试卷小说戏曲占了较大的比重。因此，我的考分不理想，元明清文学只有68分（三人中最高）。后来先生在信中对我轻视小说戏曲的倾向给予了委婉的批评：“某某元明清是62分，可以说低也可以说很好，因为她30%的小说，得零分，这就是说在70分中得62分。当时我想她和您都表明专门化分工太早，您和她都将以研究诗文为中心（主观猜测），因此对小说戏曲有所放松，我想这不好。文科不应该象理工科一样，攻其一点而不计其馀。理工科学者可以在40岁左右到达‘旺季’，文科则要迟得多，因为他需要广泛的综合。”（1998年5月24日信）先生的提点，让我走出了狭隘的学术视野，避免了日后研究过程中方向单一，取径过窄的倾向。
对我及家人日常生活的关切。在我准备报考博士的时候，我的妻子怀孕了。当先生得知我妻子待产的消息后，非常关心，或口头上，或在信里，以一个长者的身份给了我们很多建议：“月初大暑稍好，足下贤夫妇有佳作问世，可喜可贺。不知欲得男抑得女？我只二个儿子，若有小姐，必定其貌不扬，但若太漂亮了，则恐户限百穿，奈何！草甚，不成体统，祈谅之。”（1998年7月30日信）“大札奉悉，尊夫人似应住院待产，不可延误。为新生儿命名，是父母特权，不敢遵命，幸勿以为迕。我想你们两家总应该有可以出来帮忙的女长辈，此时只得劳累她了。尊处附近到近处医院（产科）宜事先联系，知道他们的电话，以及往何处打电话，总之，此事体大，怕你书呆子，有什么照顾不到，产后需人料理，可能影响到你的北京之行。我看这种机会，来日方长，不必以为千载难逢。”（1998年8月 20日信）当我女儿出生后，先生在信中提醒我妻子要注意饮食：“欣闻梦葭小姐诞生，请向她母亲致以祝贺。‘葭’字较难辨认，可能与她妈妈的芳名有关。既是顺产，又有令堂前来护理，我想北京之行还以实行为好，此亦是一份经历，何况足下有浙集考略耶。多餐小吃，宜时有饥饿感，保持胃口很重要，要慢慢来，不可一时尽兴，将它吃倒。”（1998年9月2日信）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琐事，先生都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可见先生之细心、慈爱。手握书信，念及过往，不禁潸然泪下。
与先生通信是一件非常愉悦的事，它拉近了我和先生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和情感的交流。先生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让我既感亲切，又倍受教益。他是那么的执着勤奋，在学术的道路上踽踽独行而又乐在其中；他又是那么的体察人情，关切他人细致入微！先生的书信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教，他以他的身体力行，引导和鞭策着我立身处世、坦然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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