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霖：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 ——略谈我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
其实，我在读大学时感兴趣的是明清诗文，毕业论文写的是《论王士禛的神韵说》，1964年考上朱东润先生的研究生，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想做关于李贽的论文，可是当1967年毕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将一切都刮得无影无踪。我们这批研究生，一时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处。“待分配”待了整整一年，才给我们一条路，从此在社会上晃荡了十年，走马灯似的去过了六个单位。
到1978年，在章培恒先生的推荐和王运熙先生的支持下，我才回到了复旦，浇活了我的学术生命。
黄霖先生
当时，我被安排到正在组建的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室，主要工作是编写三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所有小说批评文字。这套书原是上世纪60年代初高教部指定由刘大杰先生主编的高校统编教材，文化大革命前仅出版了写到唐代的上册，接下去要搞完宋元明清部分。当时刘先生刚去世，此事就由王运熙先生负责。王先生之所以派我搞小说批评，或许是因为我曾经写过有关《水浒传》等一些文字。其实，我当时对《水浒传》及中国古代的小说并未真正下过工夫，加上过去学界对中国小说批评的研究也十分薄弱，只是有过零星的几篇文章，显然，不论从我主观的能力还是从客观可借鉴的研究成果来看，在我面前的道路是十分艰难的。但这时对于一个已经很久离开了高校，离开了图书馆而又很想读书，搞批评史的我来说，正好如久旱遇甘霖，充满着诱力，充满着希望，在机遇与困难同时存在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机遇，不辜负师长的期望，努力去克服困难。我就下定决心，从全面地收集原始材料做起，天天跑图书馆，去遍翻历代的小说、笔记、文集、期刊等，从中将有关小说的批评文字搜罗起来。
现在想来，上世纪80年代是我一生中做学问的最好时光，正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大家都如我一样，只想把过去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将各自的事做好，使国家兴旺。整个社会是风正气清，闻不到腐败的气息。复旦又是一个理想的做学问的地方，老师都很爱护我，同事间也都很友善，人际间没有一点疙瘩，心情很舒畅，只觉得天地间一片光明，对前途充满着希望。
做学问首先离不开图书馆，而当时的图书馆真是为我们提供了方便。在复旦，当时的线装书，除善本外，都是可以随便外借的。我作为青年教师，还可以直接进入包括线装书库、外文书库在内的各个书库随意翻书的。书库里还有桌子与凳子，可以书写。这就大大地节约了工作时间。有关中国古代的小说、笔记等，复旦藏有不少，我就一本一本地翻过去。实际上，有的书只要翻一翻，就知道有没有用。假如都要一本一本地由管理人员拿出拿进的话，更多的时间是让人呆望着天花板等书拿出来。复旦图书馆的藏书经上世纪50年代的整理，有分类目录，是分类上架的，所以很好找。但上海图书馆的线装书不是分类上架的，又没有分类目录，所以问他们的管理员也不知道究竟有哪些小说。我只能对着孙楷第的书目一本一本地借，到后来，人家问上海图书馆有什么小说，管理员就介绍人家来问我，因为我用笨办法浏览了一遍，心中大致有个数。应该说，当时的借书是比较开放的，包括《金瓶梅》这样不少人对它有成见的书，也都能借出，所以我有机会在80年代初就遍翻了上海等地词话本、崇祯本、张评本、真本等多种版本。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华师大的图书馆馆长还替我将一种版本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等制成了胶卷，郑州大学图书馆的老馆员主动向我介绍了当时闻所未闻的《清宫皕美图》。现在想来，当时去图书馆看书，在物质上是相对艰苦的，但在精神上是何等的愉快！记得当时有相当一段时间去徐家汇藏书楼看旧杂志，每天从彭浦新村挤公车到徐家汇，几乎穿越了上海市，特别是中午，常常是一碗阳春面或素浇面充饥，有时候从家中带一个鸡蛋去增加营养。吃好中饭后只能在街上乱逛，等藏书楼下午再开门。后来总算找到一个去青浦方向的长途汽车站，可以坐在那里稍事休息。每到看书结束时，往往很累，但每每想到抄到了不少材料，心里总是觉得很充实和高兴。
《近代文学批评史》，黄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
1986年，作为校际交流，系里派我去日本创价大学。这是我系第一次派出一个青年教师去当访问学者，我感到非常光荣，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可惜创价大学图书馆中几乎没有我要看的书，地方又在东京郊外，根据我当时的经济条件，无法天天乘车去市区看书，好在得到校友的帮助，让我住到他那个只有4 个半塌塌米的简陋住处。这个住处离东洋文库比较近，但离内阁文库、东京大学都较远，都有走一时半左右的路程。我天天赶在开馆前走去，闭馆后走回家，走得两只脚的小脚指外都擦出了蚕豆大的老茧。假如去内阁文库的话，回来顺路到神保町书店里去翻书，也另有一种乐趣。中餐是老四样：四片面包、一只桔子、一只鸡蛋、一杯水。虽然也比较清苦，但比起在家里，似乎也改善了一些，总是兴致勃勃地去，高高兴兴地回，因为看到了大量流失到这里的书。记得第一次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一看“双红堂文库”中有那么多的明代的抄本、孤本，我在借书单上一下子开了好多书目，原以为会遇到麻烦，想不到一会儿就有一车的书推到我的书桌边，真让我喜不自胜。这里要感谢当时在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的大木康先生，他先前来复旦进修过，与我熟。由于他的关系还认识了当时的所长尾上兼英教授，得到了他的关照。由于图书馆是下午四点半关门，看书的时间少，我又不能将书借回家，大木先生还特地为我将书借出来，给我另找了一个地方看书，陪我到晚上8点多回家。令人难忘的是，他还给我介绍了一位会说中国话的管理员笠井女士。据说她原是“日本遗孤”，所以待我非常热情，常常耐心地帮我找书，且带我这个外校的读者常常入库翻书。可惜后来她被调走了，以后每次再去东洋文化研究所时我总会感到一种“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失落和怅茫。到1998年我正式作为东京大学文学部的访问学者时，尽管可在学校的综合图书馆与文学部的图书馆的书库随意翻书，却也不容易再入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书库了。这更使我怀念80年代在东京读书的情景。
黄霖先生
读书是做学问的起点，成果面世还要靠发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的是当时《复旦学报》的编辑王华良先生。我与他本不相识。我回复旦后他即约我写稿。80年代我的一些重要论文几乎都由他编发，每年都发我的论文一到两篇，显得非常特殊，这对一个年青人的发展来说无疑是起了重大的作用。比如在1979年，我回复旦后不久，吉林创刊的、当时十分抢眼的《社会科学战线》发表了朱星先生的一篇《金瓶梅考证》。这是文革后冲破《金瓶梅》研究禁区而打响的第一枪。我看了后，在第一时间即作出反应，写了《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一文，他立即给我发表。后来，他又连发了我几篇有关《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的文章，促使我一步一步地走上了《金瓶梅》研究的道路。当《水浒》研究界开始宣传作者是大丰、兴化人时，他也是在第一时间发了我反对此说的文章。这都是十分不容易的。而我一向自命清高，又不善交往，当时真的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对他说过，更不要说连一粒糖也没有送过了。直到他退休多年后，在一次纪念《复旦学报》创办几十周年的会议上，我正好坐在他的后面，才第一次向他道出了久藏于心中的两个字：“谢谢！”这就是当时一个青年学者与一位资深编辑之间的关系。从出版书来看，我最难忘的是《金瓶梅研究资料汇编》一书。这是我在收集小说理论批评资料时的副产品，做好后先是交给了某家出版社，他们不敢出或觉得没有价值。我只好将它放在箱底下压了一、二年。突然有一天，我的老师与领导王运熙先生对我说，中华书局要重印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资料汇编丛书，他已向中华书局的领导推荐了。王先生平时不长言辞，但对学生是真心的关爱，真像慈父一般。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感到无比温暖。
《微澜集——黄霖序跋书评选》，黄霖著，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在80年代治学氛围中，还与一批海内外的朋友相识，从此相交、相知了几十年。比如1983年在成都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举办的第一次《三国演义》的学术讨论会是在青羊宫举办的。当时一个房间里住了七、八个人，大家十分融洽。记得鲁德才、欧阳健、苗壮等先生就是与我共住一室，结成了友谊。尽管如欧阳先生以后与我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观点并不一致，有时还针锋相对，有所争论，但不妨害我们的私交。会议组织者沈伯俊先生，从此也就成为我的知心朋友。后来在武汉开《水浒》会，我与陈熙中先生同处一室，以后得到他很多的帮助。从国外的朋友来说，除了尾上、大木先生之外，大冢秀高先生也曾使我十分感动。1986年，当我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东京大学藏有一本与笑笑生有关的春宫画《花营锦阵》。我即去东大查找，笠井女士还帮我遍查目录未得（原来是别藏在一柜）。后知某先生有，但这位先生确有难处而不便给我复印。当走出他的办公室后，在路上正巧碰到大冢先生而说起此事，他说他也有，并即爽快地答应复印给我。不久，我即收到了他给我复印的《花营锦阵》，不但如此，还附上了一些重印此书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相关资料，真是出人意外。平时在我的印象中，大冢先生不苟言笑，不好交往，想不到他待人如此热情而无私。说起这本《花营锦阵》，不久魏子云先生即从台湾给我寄来了高罗佩印刷的三种秘书，除了《花营锦阵》外，还有原本《秘戏图考》与《秘书十种》，这些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魏先生长我两轮，自从他于1984年1月突破当时两岸的封锁给我写信后，我们很快就成为金学研究中最亲密的忘年交，正如他说的，“你我情誼，非他人可比。大陸的友人，你我相交最早，情誼也最厚”。十几年间，我们来往书信200馀封（藏台北“国家图书馆”），“几乎篇篇都是讨论《金瓶梅》课题”（李寿菊《建构魏子云先生手稿资料典藏兼析往来书信》），给我极大的支持与帮助。更重要的是，魏先生为人堂堂正正，他的人格精神令人倾倒。我深感到在治学道路上遇到这样一位“读圣贤书走圣人路”的师长而十分幸运。
《我们起跑在20世纪80年代》，黄霖主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当时的风气之正，还突出地表现在职称的评定上。1985年，文革后第一次评职称。当时中文系申报副教授的共有28名，数我最年轻，44岁。按规定，45岁以下要考外语，所以只有我一人参加了考试。后来知道题目是贾植芳先生出的，叫我翻译一篇文章。其他申报者都是我的学长，不少是当年教过我的老师。我填表后，根本没有找评委说事，请人打招呼这种事，压根儿想都没有想到过。自1979年以来，我发表过一些论文，主要的著作就是一本《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册，还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册中的一些小说批评文字。按现在的标准来看，《论著选》算不上是真正的专著，《批评史》根本就没有我的署名，署名是主编王运熙、顾易生先生，只是在说明中写了我执笔的部分，所以也不能算正式的研究成果。但当时的评委还是从实际出发，他们都了解这些东西是我化了很大的工夫才完成的，而且的确是带有开创性的，在社会上也得到了广泛的好评，两本书同时都得到了上海市首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此包括朱东润、贾植芳、胡裕树、王运熙、蒋孔阳、章培恒诸先生在内的九名学术委员中有五名给我打了第1，另有一位给我打了第2，还有三人给我打了第5或第6。由于这次评审是每位学术委员对28人都作排序，最后以排序数相加，从小到大排列名次，我的排序总数是24（1×5＋2＋5＋6×2），就名列第一。这个结果，我当然非常高兴，甚至有点出乎意外，但我心里也很清楚，这个名次未必反映了实际的学术水平，因为每个学术委员对28人的情况未必都十分了解，不同学科之间的成绩有时是很难比较，更难排出序次来的。在这里，我无非是要说明当时对评定职称这类事，没有太多的死框框，评委们主要还是看实绩，至少在主观上都有一颗公正心，申报者不知找关系，通关节，根本不用担心评委们只论亲疏，不分高下，由关系来定成败。到现在，觉得评职称有条条框框不好，但又觉得没有条条框框可能更不好，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了。实际上，只要风气正，怎么搞都会公正；风气不好，怎么搞都不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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