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宗一：书生悲剧——长忆导师许政扬先生
许政扬先生以小说戏曲研究而知名，学识渊博，著述严谨。中华书局的顾青先生曾指出：叶德均、浦江清和许政扬三位先生在学界地位崇高，却被很多人忽视，不少学人是在做这三位先生已经做过的重复性研究。
今年是许政扬先生诞辰92周年，本文虽系1996年的一篇旧作，但也可借此让广大读者了解许先生其人、其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对学界的贡献，对于相关研究不无借鉴意义。
作家常喜欢用诗意的语言说，时间如水。它可以冲淡历史曾经镌刻下的痕迹，哪怕那痕迹曾经是殷红的血迹。有时也爱用富有哲理意味的话说，时间帮助人养成了健忘的毛病，这说出了人生的部分真实。但我的人生经验却是该忘却的早就忘却了，而不该忘却的却永难忘却。
三十年来，我正是未曾忘却过我的授业恩师许政扬先生。他是我大半生中给我影响最大的一个人。我早就想提笔写写他了，因为我如果不写他，我就越难释精神之重负。也许他在我心目中所占的地位太重要了，也许他是书生的一面镜子，也许真是那“殷红的血迹”使我不能不照实记述人们知道和不知道的事实。
回忆政扬师要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简称“院系调整”）说起。
1950年我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由西南联大转来的彭仲铎先生，担任古典文学讲授的有华粹深、孟志孙和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助教只有张怀瑾先生一人。
由于很多课程开不出，所以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聘请了阿英、芦甸二位先生讲授文艺学，方纪虽然担任政府部门工作，还是长年给我们讲苏俄文学，阿垅则开了诗歌讲座课。何迟先生在创作相声改编戏曲之余，应华先生之约给我们讲“人民口头创作”一课，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请了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瑶先生讲授。另外，又从作协请来了冯大海先生担任写作实习课程。
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开大学来说不啻为一次“盛大节日”。在我看来，具体到南大中文系，它后来能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中的中文系的前列，是和开国后的这第一次教育改革分不开的。当时我们迎来了希伯莱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中国诗史研究专家李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和陈介白先生，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先生。
教育部为了加强南开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先生担任系主任。与众多著名专家学者一道来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研究院毕业的许政扬先生和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先生。不久以后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先生。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师资阵容，各个学科也为之完善，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
我记得分明，院系调整后新学期开学第一次师生大会上，李何林先生自我介绍后，一一介绍了各位新旧中文系教师。而在介绍许师和陈安湖先生时，李师特意点明陈、许两位是清华和燕大的高材生，是作为何林师调入南开大的一个条件，特请部里分配给我们的。这颇有文字下加着重点的意味，所以同学们都有很深的印象。
如果说到印象，对我个人来说，可能还和二位青年教师的风度有关。他们不仅来自名牌大学，而且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学子的文秀儒雅的风采，所谓文质彬彬也。特别是许师的中式对襟蓝布外罩和中分式背头，瘦弱的外形却蕴含一股灵秀之气，都令我在直觉上感到，这位孙楷第先生亲传弟子，必定是个俊杰之士。实至名归，许师后来逐步显示的学术研究实绩，完全证实了我们的第一次直觉的正确。
新学期开始，政扬师到历史系为二年级的同学讲一个学年的中国文学通史，要从先秦讲到“五四”前，共一百零八节课。直到1953年第一学期才给我们本科生讲文学史中的元曲部分。他总共讲了二十四节课，四周的课让我们三、四两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
这首先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阐释；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
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在这种条件下，关于婚姻问题的最后决定权怎能属于爱情呢？”
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们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我敢说，在那个时代，我还真没有看到，哪本专著哪篇论文从如此深刻的理论层次上去观照《西厢记》的社会文化蕴含的。
上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讲课，一律采取“有闻必录”的方式。缺点是不能及时领会，消化课程内容，并在追踪其观点时展开独立思考；但好处是，有了完整的记录可以慢慢消化老师的授课内容。
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的绝妙的论文。我的办法虽属笨法之一种，但我觉得获益匪浅。四十三个春秋，经过了风风雨雨，许师讲的宋元文学史元曲部分和专题选修课《元曲》的笔记我至今保存完好。
这对我来说都是个奇迹，因为我自己的藏书已更迭多次，讲稿也大多散佚，独独地却保存着许师的讲课笔记，这也算是我对许师的一点真诚的纪念了，如果哪位读者关心我所叙述的这个细节的真实程度，我已准备好了我的这几本笔记备查。
一晃到了1954年6月我毕业了。由于我从性格上考虑，渴望当个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时，却让我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我愣了也傻了，我无法拒绝当教师，但我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任务。
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第一条是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条是跟许先生学，一年后担起历史系的文学史教课任务，以便尽快请许师转回本系任教。“跟着许先生学”，这一句话使我安下了心，并于当天下午拜见了许师。
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忠诚老实地交底——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部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竟包括大部头的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和《昭明文选》以及仇注杜诗和王注李诗。
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做了如下的说明：一、这些书都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看，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记下几条，备用备查。
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我就凭着这三十部书为基础，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读，应当说基本上没出现大的纰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
第一，我的国学底子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如郭编《乐府诗集》和《昭明文选》，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我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自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
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五十年代的南开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然随堂听了六周课。
李师一般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板书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而许师则着眼于讲授内容的准确性，分析阐释上的科学性等等。对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即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疏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
这样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就奠定了南开大学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这一点应当说是和李何林先生的严格治系分不开的，也是和系中像许师这样认真负责的课徒态度分不开的。我一边在给同学上课，一边听许师为五四级讲的专题课《元曲》。应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不缺一节课，同样像学生时代一样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二十年后我成了硕士生导师，在讲元曲诸课时能得到些许好评，其实都是许师原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
但是，如从讲学艺术来说，我太缺乏的是许师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风度和令听者强烈感受到的一丝丝飘逸的气息。我虽时时刻刻也想克服我讲学时的那种匠气、呆板和矫情，但却难以做到像许师那样对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我想，这可能就是素质、学养和文化底蕴的差异所造成的距离吧！
许师性格沉静，甚至总带有一丝丝忧郁，他几乎没有任何嗜好，只以书和清茶为伴。我和华粹深先生是他家的常客，但他只是听我们讲话。即使在教研室会上，也难以听到他讲话，几乎是无一例外地沉默地坐在众人之间，听别人侃侃而谈。
在业务学习会上虽略显活跃，而一旦转入政治生活上的问题，他就有了一种茫茫然的眼光，乃至读报纸、读经典著作，他也以学术著作对之，想从中发现学术启示。从当时的惯用语来说，就是“不关心政治”。而此时政治也确实没功夫找上他的门来。
在我看来，政扬师对政治不是有意回避，三缄其口，只是他从来没接触过政治。为了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他似乎无暇顾及任何政治生活中的问题，而从时间段上说，1955年到1956年对他来说又是相对平静的时期，反胡风运动以及后来的肃反运动好像跟他沾不上一点边。而1956年的“向科学进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正给他驰骋学术思维提供了大好契机。
纵观许师短暂一生的学术生涯，他的辉煌期丰收期正是在这三五年。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他精心校注《古今小说》一事了。
约在195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系统整理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在四大小说经典出版的同时，又重点抓了“三言”的整理工作。结果是冯梦龙选编的第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古今小说—刻”（即《喻世明言》），就委托了许政扬先生。那时许师整三十岁。
小说研究行家多清楚，“三言”如中国众多小说名著一样，由于版本不同，刊刻不精，文字上多有歧异和讹误，许师在考订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以有价值的参校本比勘对校。他倾其心血，发挥其学识之优长，在训诂、校勘中，做到了精勤与博洽的统一，且细密与敏锐相得益彰。而细琐与难考之事，亦以求实之精神，不妄下一语。
另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许师常于校注中开掘前人未发之意，修正前人的某些谬误，此锲而不舍的探寻文本真铨之精神，实堪敬佩。当然任何出色的校注都不是最终的判定，而是像一切科学研究一样，是在不断地否定中向真理靠近的过程。也就是说，知识是动态的，它永无止境，在这个意义上说，古代小说的研究和整理必定会有新的突破。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许师校注的《古今小说》影响极大，且已经受住了时间的淘洗。无疑，历史上的《古今小说》是与冯梦龙的名字联在一起的；而在今天，《古今小说》还同许政扬的名字联在了一起，这似乎也是事实。
所以我认为许师校注的《古今小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绝非言过其实。旁证有二：
1977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修改南开中文系部分教师编写的《中国小说史简编》，当时古编室的负责同志曾拿出一份材料，上面提到了许师校注的《古今小说》，有社长和编辑室主任的评语，认为它是众多古典小说校注本中功力最深，也是最严谨的一部，此其一。
其二，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古今小说》（后径改为《喻世明言》）时，一仍其旧，未作任何修正，这也说明，在一个时期之内，许注《喻世明言》已成为人文社许多定本书中之一种。我想这也应算作国家出版社给予许师的一种殊荣吧！他虽已长眠地下，这一点正是对他的灵魂的些许安慰。
许师正是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深知学问来之不易，因此对别人的研究成果一贯尊重，决不自以为是，即使提出意见进行商榷也极注意分寸，所以在学术上从不采取对抗姿态，也从不与学术对手“据理力争”，他完全以一介书生面目出现，缓解了人世间的很多矛盾。于是学术上的诚实，不偏不倚，稳重谨慎就成了他全部研究工作的重要特点。这一点也有现存档案作证：
大约是1956年以后，人文社约请王利器先生评注《水浒》一书，前六回样稿排出后，曾征求许师的意见，许师虽在疗养中仍很认真地阅读了样稿，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他给编辑部的信中说：
“……愚以为采取传统的评点形式，逐回逐事进行分析批判，以区分书中的精华和糟粕，帮助人们正确地阅读古典小说，诚为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已读到的虽只六回，却已受益不少，启发颇多。如勉强要说点感想，则鄙意有些地方的评论似乎还可以深入一步……此言不省亦有当否？也有一些评语，似对读者用处不大……有些不够明确，有些稍显勉强……
这些都是吹毛求疵，一孔之见。因住在疗养院中，收到样本较迟，且只断断续续读过一遍，认识极为肤浅，辱承下问，故直述其点滴体会如此……
”我想这就是学者的风度，平等对话的态度和书生的话语吧！
许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已具有很高的声名。除《古今小说》校注本外还有两篇极重要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一篇是论睢景臣《高祖还乡》，一篇是论《老残游记》。
当时的文坛学界，不像今日的各竖旗帜，主义林立，其看问题的视域也颇有限。所以当时有这样一种现象：不用说一部难以见到的学理较深的专著出版会引起轰动，就是一篇把思路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又能在历史性阐释中重构学术规范，挣脱了僵化的庸俗社会学模式的论文，一旦发表，就真如“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说的许师的两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其实并未发表在什么显赫的权威性的刊物上，但其影响却极为深远。
通常对睢氏散套《高祖还乡》的解读，无论是中学语文参考数据还是单篇论文，不过是称道睢氏出色地拍摄了一张哈哈镜中的刘邦形象，颇有意味地描绘出怪诞离奇而又效果强烈的漫画式的图景，从而对刘邦进行了调侃和鞭挞。然而许师则把睢氏的这篇套数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政扬师认为：作品本身说明，作者并不企图把他的作品的重心安放在历史上。从作品总的精神来看，它事实上是面对著作者自己的时代的，即主要是现实的生活，而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
许师进行了大量的考证，从“社长”的“排门告示”到仪仗队的排场设置，他都从《元典章》中的“户部”、“吏部”、《元史》中的“仪卫志”和“舆服志”以及宋元大量笔记中找到了有力的根据，证明睢氏的一切描写完全是根据元制，亦即作者生活着的当时的制度。
故事虽在外表上悬挂着一个历史的幌子，而骨子里整个的精神，则是直接面向活生生的现实的。代替汉代的沛都，作者描绘了一个当时的农村，在刘邦的名义下，作者刻画了一个元代统治者出行的场面。许师在这里，以充分的材料为根据，准确地把握住了触发睢氏创作构思的关键。
在五十年代，许师能够如此深刻地认识到古代题材如没有现实的触发，他的艺术构思是不可思议的问题，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研究中社会的、哲学意识渗透的结果。根据我的了解，一个时期以来，《高祖还乡》的研究多认同许说，即散套虽写汉高祖，但真实意图却是针对作者生活时代的元代统治者。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许师在论文中的考据和释义的文字，似指间抽丝慢慢展开，有时剥皮去核，清清爽爽摆在读者面前，有时又在隔雾看花中拈出神来之笔。
比如《高祖还乡》中的一个“颩”字的研究，通常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往往把“一颩人马”误印为“一彪人马”。从此以后，就以讹传讹。
许师为说明宋元时代仅有“一颩人马”而无“一彪人马”，乃进行了反复考证，明确指出：“‘颩’字字书不载，或以为是‘彪’字的形误，其实并非。《元曲选》《谢金莲诗酒红梨花》第四折音释‘颩音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一颩’条云：‘虏中谓一聚马为颩或三百疋，或五百疋。’可见‘一颩’就是一大队的意思，原系北方的方言。”
这种作学问的精神，真是一丝不苟。我曾看过何其芳先生给许师的一封亲笔信，说他读此篇论文的感想。中心的意思是，论文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而是为揭橥作品的真实的社会思想底蕴，所以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正确途径。
如果让我斗胆地概括一下许师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
《向盘与红顶子——读〈老残游记〉》一文本来只是应北京《文艺学习》杂志社之约，为青年读者写的一篇带有导读性的文章。许师一反当时相当流行的庸俗社会学的方法，站在一定的理性高度，以富于个性的情感方式，在对历史生活的检视和剖析中，对刘鹗情感世界的矛盾和小说艺术构思的两重性做了相当深刻的阐释。
他最后指出，在《老残游记》一书中，真正激动人心的，不是作者的说教，而是体现在形象中的生活真实；并不是老残心爱的那个“外国向盘”，而是那些引起他无穷憎恨和不断的抗议的站笼、夹棍、拶子……一句话，那个血染的红顶子。
写于1956年，又仅仅是一篇六千来字的文章，却道出了一个今天仍站得住脚的理论观点，即从作家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中认识作家，从作家对人类情感世界带来的艺术启示和贡献中给作家以艺术的地位，这真是很了不起的事。
笔者在写作这篇忆念许师的文字过程中，为了忠实于史实和正确地把握许师的学术个性，曾拜见了我的授业恩师朱一玄先生。朱师说：“政扬先生做学问的态度是，材料必须是自己占有的才去运用，观点必须是自己的认识才去写。他在1956年交到系里的科研规划就是如此明白表示的。”
作为1957年以前南开中文系助理的朱师所提供的这个材料无疑是准确的。这一点不仅可以从燕京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残稿中看到许师是这样做的，我们还可以从发表在1953年6月3日《光明日报》上的《评新出〈水浒〉的注释》得到充分的证实。
他就1952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七十回本《水浒》中的注释，以求实求是的精神，修正了注释者的讹误。特别是对长期被误解的“行院”、“孤老”、“虫蚁”、“樊楼”等做了准确的释义。
比如，把“行院”解作妓院，是历来人们的误解，许师征引了大量资料，说明“行院”乃是同业的一种组织，各行皆有，艺人自然也有。走江湖的艺人，到一个地方演出，就有当地的“行院”，帮助他们安排演出或居住的地方和用具。
于是许师引用车若水的《脚气集》的记载推而论之，凡伎艺人等所谓的“行院”，都是这个意思，许师进而论证，用团体会社的名称来称团体会社中的人，“是元明之间常见的一种语言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把“行院”中人的妓女也称之为“行院”，这才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最完善的、最正确的解释。
以上诸例说明，许师涉题广泛，思想丰闳，富有时代精神。进一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和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许师却把二者纳入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考据和理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学术个性。
像《话本征时》这样专门考证一篇篇小说产生时代的论文，也显得血肉丰满、有理有据，无枯燥乏味之弊，而是灵气十足，真正达到了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广博与精深，新颖与通达等的平衡与调适。
从以上我对许师学术成果的粗线条勾勒，细心的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短暂的五年的时间，即从1953年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文章时开始计算，到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他校注的《古今小说》终止，从年龄段上说，也就是他从二十八岁到三十三岁，即获得了如此可观的也可称之为辉煌的成就。
而就直接受益最大的我来说，起码有两点对我的学术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凭借研究对象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二、把握中国小说戏曲这同一叙事文类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相互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古典小说戏曲艺术的研究整体世界。
写到这儿，我认为有极大的必要插进一笔，这就是许师的得意弟子、我的挚友黄克用时两载余整理编辑的《许政扬文存》（中华书局1984年11月版）。
实事求是地说，如果没有黄克编的许师的文存，即使我数年在许师身边，也难以像今日了解许师几年中的著述的准确情况。黄克编辑、整理、校核真可以说是“广搜博采，网罗散佚”，虽残篇佚句，无不甄录，甚至远在厦门执教的周祖譔先生得悉要出版许先生文存，也寄来了许师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撰写的毕业论文残稿（即《文存》中的《宋元小说戏曲语释：一》）。而黄克本人又把自己听许师讲课的笔记进行了精心的整理，并写出一篇满怀激情的真诚文字，这就是《元曲语释研究参考书目》前的按语。
另外黄克编许师文存时的严谨态度更令我感动，他完全做到了鉴裁必审，力求不误收，不滥收，如许师与同窗好友周汝昌先生合作的《〈水浒传〉简注》、《〈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哪座桥》，据说是由师母抄录后直接转给黄克后才收进《文存》的。至于作为后话的许师的数万张卡片，在“兵火”中亡佚之甚，乃至湮灭无存真令人扼腕。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不以最诚挚的感情，感谢黄克所做的这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当然事情总有遗憾的一面。据我的较为准确的记忆，许师在1958年病中，曾撰有论《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的长篇论文，我曾仔细地拜读过，并向李何林先生提起过这篇论文。何林师立即找许师谈，愿意推荐给当时的《新建设》杂志。后来听说《新建设》认为论文太长，该文一直未得发表。
是“学术思想”的问题，还是许师不希望改动？这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而今原稿已不翼而飞，是不是也毁于“兵火”，还是易手多次而遗失，我都未得到准确的证据，数日前我为核实这件事，曾与黄克通话，他的回答同样是“不了解”。
我又用了几百字的篇幅叙写《许政扬文存》一书出版前后的点点滴滴，目的也许不仅是表彰黄克先生的尊师重道和编辑整理《文存》的功不可没，也许更重要的是《文存》成了一种确证，它证明许师的真正属于高层次的学术研究已于1958年终止。《许政扬文存》正是一个节奏感很清晰后的“休止符”。不，是一个辉煌乐章的终结。
学术活动的终结，正是政治侵入的开始，而后者是不以许师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梁漱溟先生曾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学术中人，一种是问题中人。如果我们在某种意义上能认同梁先生这一划分，那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你怎样划分，许政扬先生也得归入学术中人，或按通俗说法是纯学者型的。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历史可以作证，他是当时我们系里教师中把生命与学术融合得最紧密的一个青年书生。我敢说，他不懂政治，所以他似乎觉得这完全可以由别人来做，他只需做自己的学问就可以了。这种不懂政治“救”了他，比如1957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对知识分子大扫荡的反右斗争，由于他对政治的“冷漠”而未鸣放一言，所以也就轻松地被当作“局外人”而躲过了整肃。
尽管他的忘年交华粹深先生被批得死去活来，何迟先生还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他也只是暂时和他们划清了几天界限，一旦暴风雨过去，我又看到他们一块遛弯儿，一块研究如何修改他们合作的剧本《虎皮井》了。
《许政扬文存》（增订本），许政扬著，中华书局2015年版。
然而不懂政治又真的害了他。1958年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运动伊始，真正惊恐不安、惴惴自危的本是一些老教师。许师在教研室会上仍是一贯地沉默，态度更是安然坦然。他万万没想到，学习会下面召开的扩大系领导小组会已经确定他和古汉语专家、游国恩先生的女婿马汉麟先生为重点批判对象，即势在必拔的两面“白旗”。
从不过问政治，而政治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他毫无觉察中轰然而至。从今天的常识和普通的道理来看，这真是一个连基本是非都颠倒了的决定。然而，从以往历次的政治运动逻辑来看和操作程序的经验来着眼，就是首先选择典型人物，而“典型”，即在群众中有影响的人物也。许师和汉麟先生正符合这政治运动逻辑。这是因为他们都有实实在在的学问，他们都在本学科上达到了中文系前所未有的水平，他们都在学生中有极大影响。
关于许师的，前面已作了介绍，而汉麟先生的古汉语教学，正如人们爱说的一句话：“把古汉语讲活了。”当然这还可以从王力先生主编的四大册《古代汉语》得到证明。那难度极大的阐释天文部分的文字皆出于马先生的手笔。至于南开中文系古汉语体系，凭心而论，也是汉麟先生生前创立的。
就是这样，几周前，两位先生的课，还作为全系教师“观摩教学”的对象，而数周后，它们的主讲人突然变成了全系师生人人喊“拔”的“白旗”！
令人尴尬更令人痛苦的是，我因为是许师的学生、助教，所以我被系总支的一位原副书记指令作为重点发言人，以便使我有机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当时我无法也无力抗拒这种权威指令。然而我毕竟还没学会整人哲学和整人语言，所以在第一次“通稿”会上，我的发言稿被否决了，理由是没抓住许先生资产阶级思想的要害。
还是这位副书记指着我说：“你连许政扬的‘知识私有’的要害都抓不到，能批得透吗？其实这也是你和他划清界限的关键。”我只好照办。回家后，搜索枯肠，拼凑了几条不成理由的材料，在系批判会上发了言。这当然是一次不成功的批判。然而，即使我极心虚地又是违心地说出了许师有“保守思想”的问题，我还是发现许师执笔记录的右手在发抖。当时我就知道我深深地伤害了他的心。
不是现在，而就是当时，我的良知就告诉我，我不过是一个懦弱而又无骨气的师恩和恩师的背叛者。因为我在强权下违背了起码的文明生活准则。我自食其果，尝到了人在丧失人格和丧失良知后被心灵折磨的滋味。
我只有求助于华师为我向许师解释，华师也不止一次转述许师对我处境的理解，但以后我只要一触及这个敏感的问题，我就难以平静。我也曾向何林师表示过我的愧疚、悔恨之情，何林师不无幽默地说：“你还需要慢慢长大成熟。”
然而我从未宽恕我那一次虽未有白纸黑字印下来的东西，但那话语仍属我人生中不光彩的一页。因为我不愿用“高压下”、“组织决定”、“权力意识”来为自己的背叛行为辩解，这是由于我毕竟未能说出“不”字！这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我可以发誓，到了“文革”，我没有站出来揭发过我的老师任何材料，当然这还不是由于我也变成了“牛鬼蛇神”，而是我终于懂得了，不能再用良知来换取暂时的“宽恕”。我在那场“红色风暴”中多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良知，我身心虽然受了罪，而灵魂却得到了拯救。
在一种严酷的时代，沉默而又谦和的人，反而更容易受到践踏。当时的南开中文系师生都了解，给予许师致命打击的并不是绝大部分的年轻教师和学生，而是他在燕京大学的另一位同学。
这是批判许师的最后一次师生大会上，这位先生突然加重了语气，指出许师的论《高祖还乡》一文的材料是剽窃自孙楷第先生的“手稿”。这真是一颗重磅炸弹！许师开始从“知识私有”者变成了“剽窃者”！
坐在台下的许师在听到这无中生有的“揭发”时，我就紧靠他坐的第三把椅子上，所以我对当时许师的面部表情的每一个细节变化都看得极为分明，始而他脸色变得惨白，继而浑身抖动，最后随着自来水笔的落地，他就昏倒在扶手椅上了。
批判会在一小阵骚乱后，发言难以继续，书记说了几句不着边际的话，就宣布散会了。人们大部分都走了，只剩下何林先生、粹深先生以及古典教研室的另一位年轻教师和我。我们急速找校医，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来。
约半小时后，许师才苏醒过来。我们两个年轻人在何林师的吩咐下，满含泪水，把许师架着送回了他的家。此后我再也不能忘记许师回家躺在床上时那毫无血色的脸和一双似是呆痴的望着天花板的眼。我脑海中最早浮现的一连串的问题是：难道这就达到了“拔白旗”的目的了？难道那出于嫉妒的伤害就靠这样非法的侵犯人的尊严的运动就达到了目的？难道学术思想的“问题”就可以这样去解决？
我现已年逾花甲，我才对这些浅薄的问题一一作了回答。拿破仑对歌德说过：“政治，那是近代无法躲避的东西。”我们这几代人都没躲过，是为证明。然而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却极看重道德，而道德又往往是决定文人间各种表现形态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经历了这一番洗礼后，我对国人特别是对国人中的知识层那种“向井口投掷石块”，而且是一哄而起的纷纷投掷，我是彻底领教了。这当然是岁月积淀带来的人生况味。一切在证明：“希望超然，未必真能超然；希望宁静者，也未必能获得宁静。”
当然我更多的是思考“嫉妒”。文人一旦有了嫉妒之心，那么他心中就有了魔鬼，虽然恩格斯说，“嫉妒是一种较后发展起来的感情”，我却认为他虽不是与生俱来，但它毕竟是人性中最恶的一面。许师的惨遭毒手，我认为就是来自于这种恶德。所以我更欣赏黑格尔的名言：“有嫉妒心的人自己不能完成伟大事业，便尽量去低估他人的伟大，贬低他人的伟大性使之与他本人相齐。”
许先生倒下了，马汉麟先生紧跟着又被送上了祭坛。无休止的批判，终于酿成了马先生的心脏病。这虽是后话，但也算是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注脚。何林先生生前有言：“我开始只谈汉麟是一匹好马，那是因为他姓马，后来大家说我有两匹好马，那是人们的‘演绎’，把政扬加上去了。我什么时候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谁学问大，谁教学效果好，谁就是白旗，谁就要被批被拔？”
李先生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是1962年在批判李先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时，他在大礼堂面对批判他的师生干部说出这番肺腑之言的。这一点我也有记录作证。
许先生病倒，一躺就是八年整，他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肝病与严重的神经衰弱一起向他进攻，他的身体又因“三年困难”，而越来越坏，情绪也越来越糟。这期间，常到许师家中去的是华粹深先生和师母黄湘畹先生。
在许师一生中，我认为给予他最大慰藉的也正是华先生。系主任李何林先生不时也去看望许先生并送去一些营养品，黄克每两周要到许师家中听课，我因为遵许师的嘱托代他讲授宋元文学史，在请教业务问题后，大多和黄克一道把许师家中的杂务承担下一部分。我的记忆告诉我，这种友谊和弟子们的真情还是燃亮了许师最后几年的心香一角。
许政扬先生临宋朱惟道《江亭揽胜图》
实事求是地说，由于学习、工作和平时的情感交流，我应是属于比较了解许师1958年以后心绪变化和心态流程的一个人。许师在“拔白旗”后再也没能“振作”起来，最核心的问题是他的自尊心受到了致命的伤害。
他最看重的本是文人的人格精神，或者说，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人格精神的完善。然而无端的毁谤，不是如人们常说的“丢了面子”，而是使他失去了生命与精神支点。他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的脆弱和那浓重的挥之难去的忧郁。所以那突然袭来的打击，在他心中产生的不仅仅是一腔愤懑、一曲哀歌、一缕缕飘忽的情绪，而是一个活跃的悲剧性的灵魂在流动。
本是极为执着却又软弱的追求，突然失去了根基，于是悲凉之雾遍被全身，这就构成了他永难自拔的痛苦、辛酸、苦涩。当你面对他的表情、声调、眼神时，你就会印证上述那种感觉是确凿的。
感觉也许仅仅是感觉。更为实在的原因，我认为是许师停止了他的学术活动。许师唯一的嗜好是看书。所以他在想避开污浊的环境时，就越来越自觉地沉迷于文史世界中。当外界的压力一天天加重时，他只有在病榻上静静读书，才获得片刻的松弛和些许的欢愉。
按现在的年龄划分，他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青年学者，但是从治学上来说，我认为他已进入“自适其适”的境界。这种圆融无碍的愉悦是不关乎功利欲望的，但又是道德精神的最好体现，对学术的不可解脱的责任感正蕴积在充满圆融的体验中。关于这一点，黄克兄在《许政扬文存》中有一段精彩而传神的叙述：
“196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导师本是华粹深先生。而华师和许先生乃忘年交。是受华先生之托，许先生才为我开这门课的（指“元曲语释”一课——引者）。但很快我就感到这对许先生的身体来说是多么沉重的负担。当时，他正患严重的肝病，卧床已有数载。给我讲课时，也只能坐卧在床上。望着他那浮肿的脸庞，我真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
但是一当步入正题，憔悴的目光立即显出异彩，思路是那样缜密，语言是那样富于机趣，旁征博引有如历数家珍，侃侃而谈真是满腹珠玑，在小小的一张卡片之上，在寥寥的几条提纲之间，竟如无垠的知识空间，任其恣意游衍。我坐在对面也随之神往，以至忘记折磨着他的病，以至停下记录的笔。直到师母下班回来，劝他休息，他才又回到病魔的纠缠之中，颓丧了下来。
此后，隔周一次，从1962年4月一直进行到8月，虽因其病情变化，时有间断，但只要略有好转，他都极力把课补上，在我的笔记本上就有“7月31日”、“8月1日”接连两天讲课的记录。为我的启蒙，许先生是倾注了心血的。也正是这种谆谆的教诲，眷眷的期望，激励着我，整理笔记、补充材料，认真读了几本书。短短的五个月，成了学生时代最有收获也是最值得回忆的黄金时刻。
”但是，仅仅这一点自由，这一点慰藉也未能维持多久，他最终被剥夺了做学问的权利。
另外，许师的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学术上不肯与人争胜的飘然不群的气貌也是公认的。然而那过分的认真、执拗和孤傲在其性格里也确实构成了一种强烈的色彩。长期的书斋生活和病魔缠身，又使他相当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生活。他给人一种极深极重的印象，他仿佛是一只昂首天外的仙鹤，从不低头看一眼脚下的泥淖。
记得系里考虑他的经济情况，特意给他一些补助，可是他几乎都拒绝了。有一次由何林师给捎来的六十元补助金就是通过我又交回了系里的负责人的。政扬师的这种狷介的性格最能体现出他那一代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和风骨操守的力度。
许师八年卧床，也给我提供了了解他的身世经历的机会。在闲聊中，我知道许师生于1925年，海宁硖石人，这可能是他非常敬仰王国维先生和喜爱徐志摩的诗的一点点内因。自幼慈母就教他吟诵古诗，七八岁时已能背诵近千首名作。
华粹深先生在指导黄克学习期间，让黄克练习写作古文，曾征求过许师意见。许师曾对我说，不一定要学写骈文，但要读骈文。他顺手就从枕边拿了一本1962年中华书局的排印本《六朝文絜》给我看，并说，许梿已经明确指出六朝骈文的缺点是繁冗，所以他选文标准是要求构思精炼和修辞简洁，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入选，所以《文絜》多为小品、书札尺牍，突出大家，颇收名篇。那些眉批和少量题解、笺注也不妨参看。有助于赏鉴和习作。
这番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把先前对骈文打成唯美主义的文体，“不屑一读”的偏见，算是得到了纠正。从许师家中出来后，华师对我说：“许梿是政扬的上世，道光进士，精研《说文》及金石文字。他选《六朝文絜》历时二十载……”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许师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学术传统和学术规范下熏陶成长的。
许政扬先生著作
许师入燕大学习，后作为燕大中文系研究院第一届研究生，以研究古代小说戏曲为主，师从著名学者孙楷第先生。中学和大学期间就熟练地掌握了英、法、日三国语言，解放后自学了俄语。前面提到的恩格斯的著作，他就是从俄译本中读到的。
所谓“别、杜、车”的文学评论著作，虽然有满涛、缪灵珠、辛未艾诸先生的译本先后面世，但许师开始时是看的俄文原著。他谦虚地说：“对俄语，只能读，不会说。”他对中国传统绘画有独到识见，一部《宋人画册》反复赏鉴，讲宋诗时，经常以宋元绘画参证。他对西洋油画也有研究，钟情于安格尔和伦勃朗的画，对俄国的大画家列宾的作品也极为欣赏。开始谈及油画的构图、色彩及“质感”时，我也从全然的陌生到了解了一点点绘画艺术的皮毛。
他对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幅稀世珍宝有深刻的认识和独到的研究。当故宫博物院印制的《清明上河图》出版后，他敦促我买一卷，并给几个年轻朋友单独做了一次辅导。收入《许政扬文存》的《〈清明上河图〉画的是哪座桥》一文中的观点（即图中通常所说的“虹桥”，实为“下土桥”）和考订文字，他早已成竹在胸了。
他特别看重孟元老《东京梦华录》的文献价值，他不十分满意原有的那个注本，希望自己能搞一本切实详密的笺注本。正如周汝昌先生在《文存》序言中所说，这样“可以将北宋的文学家们的很多活动贯穿在里面”，而不仅仅把这部书看作是“一部历史地理城市社会的记录”。
他举“樊楼”对我说，《梦华录》中描写得很详细，是座著名的酒楼，可不像有的学者说是当时东京（今开封）方言。提起“太平车”，他说应是载货之大车，由于车行滞笨，只能用于太平无事之时，战争时期是不能用的，故名太平车。其它像宋代的“交椅”的形状，民俗中的“摇装”，他都有准确的解释。
他在燕大与周先生每日品书谈艺，考字征文，获得了很大乐趣，而十年后在跟我们讲起这些时，仍是兴致勃勃，忘记病痛。而我们则因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几乎没有步入许师学术境界的可能，所幸，我们还有了这段师生的缘分，还未至于失之交臂，历史还算给了我“景行行止”的机会。
百姓们刚刚挣脱了“三年困难”的困扰，新的“运动”又开始了。先是农村的“四清”，继而是城市和学校中搞的“五反”。敏感的人曾预言，将要有新的大动作出现。我们这些教书匠虽身在其中，却浑然不知，及至潜流已浮上水面，变成了巨大的漩涡，也觉得不会再把我们搅进去，更不会想到灭顶之灾已经来临。
1966年，一系列社会事变，就像扑面而来的风沙，刮得我们懵头转向，一纸“社论”，我们一夜之间变成了被横扫的“牛鬼蛇神”。南开中文系首先揪出的“老反党集团”及其成员是李何林、朱维之、华粹深、王玉章、王泽浦诸先生，以及何林师的“两匹好马”：马汉麟和许政扬二位先生。
青年教师中有我和几位相好的朋友。这是被先称之为“裴多斐俱乐部”的成员，后又转组成为配合“老反党集团”的“小反党集团”，说他们构成了中文系搞“宫廷政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来这是南开中文系“恩恩怨怨”的一笔胡涂账，只是趁着运动之机，极明快地划分了阵营，不同的是，有的人急剧升天，有的人骤然下了地狱。
如果说这一切还都可以解释的话，那么许先生从病榻上生生被揪出来示众，就真的无法解释了。按出身，谈人际关系，他早已被“拔掉”，从未伤害过任何一个人。而且，众所周知他是被严重伤害的一个人，心中那么多委屈也未曾向组织讨过一丝一毫的“公道”。可是，眼下他和李师那一群站在了一起，又和我们这一群一块在烈日下主楼旁拔草示众。
我虽然当时已自顾不暇，可是看到被风一吹即可倒地的许师的瘦弱身体，站也站不住，蹲也蹲不下，而“专政”人员的吼声一声接一声，我实在难以再忍受下去，跑了过去，把他那未竟的拔草任务完成了大半。他那无神的眼只是望了我一下，几乎是趴在地上又一根一根地拔那残余的荒草了。我记得分明，他竟反复地自语：“这草，拔一根就会少一根。”我当时认为这不过是一位遭受凌辱的书生的双关语，而我却没想到更没体悟到这竟是他自沉前的一句谶语！
所以一当红卫兵抄家，许师数万张用心血积累的卡片和著述手稿被付之一炬时，许师终于感到尽力从文字中寻求生存的点点慰藉完全破灭了。第二天，在劳改回家后，他没有喝一口水，吃一口饭，没有留下一纸文字，他出走了。
第二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正在数据室学习“十六条”时，得知许师自沉于他住处旁的小溪中。终年四十一岁。按当时的说法，他是“自绝于人民”，所以被草草火化。
而当“四人帮”粉碎后，家属和亲朋好友要求追回许师骨灰，但得到的回答是“当时就没有保存”。在许师英灵得以安葬时，骨灰盒中只摆上一部他用心血铸就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校注本《古今小说》！
纸张寿于金石。《古今小说》校注和《许政扬文存》在读者中间仍然广泛流传，倘政扬师地下有知，当亦欣然瞑目矣。
古希腊先哲赫拉克利特曾有言，我们的思想往往“由死人点燃”。是的，我们不能不从许师的坚辞人世的事件中进行深刻的反思。在那场浩劫中，在社会动荡不宁和纲纪隳坏的年代里，人们呈现的生命状态各有不同。从人文知识分子的特性来说，有淡泊名利、不随流俗者，也有洁身自爱、无为空寂者，当然也有桀骜不驯者。然而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灵魂深处，都由于情感的过分丰富，致使感觉敏锐，因此自尊心不时受到煎熬与烹煮。
许师自1958年那场运动以来，其精神状态即已达到崩溃的边缘，而当这场浩劫又降临他的身上时，他自然有绝望的情绪在。甚至我在想，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影子会不会对他产生难以说清的影响？加之他对中国文化的被毁弃，只能用无言的抗议来表示自己的精神文化品格。于是投身于自然大化，使精神与大地合一，我与天地同化以求得自我人格完善和精神的慰藉与彻底解脱。史家有言，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都是悲剧命运的承担者。清高、自尊与有思想就必然承受时代落差造成的悲剧命运。
从表面看，许师似乎只是为了那一瞬间的软弱，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但是一旦我们想到那落寞的斗室，那孤寂的病房，整整八年中的忧郁痛苦心情，愁云惨淡，对世界和生命一样，他最终失去了那一点点信心。独上高楼，是他对人的品格的一种选择，这一点从他的治学中得到了印证，而这一次则是用生命印证了这一点。
我想我们需要接住从死者那里递过来的灯。许师的仙逝和他最后无言的思想，给了我在这个世界生活、写作、坚守和承受一切的力量；他的死也促使我对自身命运的认知。我等待，我乐观地等待被“点燃”的那一个时刻。
1996年8月30日至9月30日谨蘸泪成文，以献于政扬师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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