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舜华： “乐学与诗（曲）学”专栏主持人语

 曲者，乐之支也（王骥德语）。元明以来将曲与礼乐联系起来，从乐辞系统的演变来考察南北曲的兴起，绝非空穴来风，而是传统声辞学的延续与变异。

李舜华教授

 所谓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王世贞语）。

 这样一种声辞统系的叙述，它所依据的并不是各文体实际发生的次序，而是各文体进入礼乐文化系统、或者说被尊体与被雅化的先后次序，而直接体现了历代士夫礼乐自任的精神。这方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根本所在。

 可以说，一代文学的变迁实与一代经学（尤其是乐学）的变迁互为表里，如此而言，不了解历代文体的诗乐之离合，实不足以了解一部中国文学史。

从诗学到曲学：古典乐学与诗词曲研究的新路径

 因此，本辑特辟“乐学与诗（曲）学”一栏，自诗乐切入，不仅希望能引发更多有关中国传统诗（曲）学的思考，也希望能进一步推动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重新思考。

 然而，作为六经之一的乐学，实非数年间可以通贯之；因此，本专题所刊发的四篇文章，仍侧重于音乐与文学，惟特重文体的意义，分别以诗经、楚辞，以及词谱、曲谱之演进为对象，来考察某一文体入乐与否，及其具体的音乐性或音乐的演进轨迹，其间，相关人物之勾勒、史实之考订、文体之辨析、义蕴之抉发，虽各有所持，却也都有助于乐学与诗（曲）学的进一步思考。

华东师范大学乐学与诗（曲）学工作坊

 《诗经》是“经”，是“诗”？《诗经》都为“乐歌”，还是先“徒歌”后“入乐”？“风”“雅”“颂”三分始于何时，三者之间是泾渭分明，还是相互掺混？如此种种，久成聚讼。

 然而，其间却有各自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也有各自立论语境的差异性，仔细推衍起来便是一部经学史复杂的演进历程——说到复杂，譬如，从经学到文学，实际从来就不是如进化论般，直线式发展的。

 而五四以来有关《诗经》不少议论的“石破天惊”，其实缘于时代风气的发酵与回应，若从学理上来看，也大都不过古人绪余，同时，随着百年来风气的流播，更日益遮蔽了传统经学的历史实相，而歧异丛生。

《百年诗经研究献疑》

 解玉峰教授《百年<诗经>研究献疑》一文，重新提出这三个问题，正是站在久被遮蔽的今日，更体贴今日观者的立场而对所见种种歧误之处重加质疑，遂直接彰显了百年研究的困境，这或许也正意味着重新接续传统诗经学，方是破障的开始。

 楚辞是否皆可入乐，若入乐，其乐又如何？“兮” （类似尚有“可”“乎”“只”“些/止”等）字是语辞助声，还是音乐泛声？

《楚辞体音乐性特征新探——音乐符号“兮”的确立》

 戴伟华教授《楚辞体音乐性特征新探——音乐符号“兮”的确立》一文指出，尽管楚辞是与音乐共生的，却也仍有歌言之别，甚至一篇之中有歌有言（言近念白）。何以见得？大抵乐亡而辞存，遂不得已因辞而考乐；其中，“兮” 字，作为楚辞文体的标志，实为音乐泛声或拖腔的记音符号。

 一篇中有“兮”则为歌，无“兮”则为言。《招魂》一篇遂因此而角色毕见，而颇染几分仪式性的戏剧色彩。

 此外，该文不避繁琐地列举出基于文学与音乐立场的不同，各家对楚辞评断的不同，这也同样彰显出百年来由于现代学科分类体系下音乐与文学的分途，其间楚辞研究的复杂镜象来。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若论词（曲）体的形成与演进，以及辞乐的离合，格律化（定谱）是为根本。

 朱惠国教授《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一文指出：

 第一，《临江仙》一调，体式甚繁，《词律》与《钦定词谱》以和凝（54字）为正格，若论影响，实当以苏辛所定60字为正格，如龙榆生《词谱》所示；

 第二，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初定于苏轼，经叶梦得等人相传，而终定于辛弃疾；第三，60字格不仅在体式更近于唐律，同时，声情也由凄清幽怨日趋于流丽谐婉。

 若进一步推衍，这一《临江仙》60字格的形成，历滕、苏、叶、辛数子，恰恰折射出北宋以来师道精神消长下，文人士夫假考音定律以寄旷怀的历史进程。尊和凝词为正格，不过清人考其原始而尊晚唐五代之意罢了。

 因此，也不妨说，《临江仙》一调的演变及其入谱的变化，也正是宋元明清乐学思潮兴衰异变具体而微的例证。

 词调的定式，苏辛为窾要；曲谱的定格，沈璟为第一。万历十七年，沈璟辞官，从此开始了二十年的词曲生涯。这期间，沈氏自号词隐生，实际是以“典乐”自任；而他的考音定律，却是用治史的方式，而且是考据（源）的方式来治曲。

《“案头”与“场上”——明中叶戏曲创作技术性难题与沈璟的曲学贡献》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的出现，也正是晚明博学考据之风渐次兴起的表征之一；同时，从理论上与精神上引领了当时考音定律的风气。然而，历来沈璟研究多囿于汤沈之争，且长期以来扬汤而抑沈，因此，重新发明沈璟的曲学意义，进而重考汤沈之争，是为当务之急。

 朱万曙、朱雯《“案头”与“场上”——明中叶戏曲创作技术性难题与沈璟的曲学贡献》一文，也正是因此而特别强调沈璟曲学的独立意义，指出沈氏标举“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种种定谱，实际上是从技术的层面析难解疑，为当时曲作示范，遂影响深远。

《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目录

 本专题有意识地自《诗经》以下，将不同文体的研究汇聚在一起，只是希望，这或许将有益于我们关于“乐学与诗（曲）学”的思考。

 诸如诗词曲不同文体的兴衰异变，诗乐之离合，南北之嬗变，词曲之异同，曲谱与曲韵的考定，一旦置入乐学的视野，或许便有无数隐微可以彰显，而一部文学史的嬗变历程也因此而日益丰富。

“乐学与诗（曲）学”专栏主持人语

 然而，如何将“诗（曲）学”的发生与演变置入“乐学”这一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尚待各体文学研究，以及文学、经学、史学、音韵学、乐律学等不同学科的共同努力。我们期待更多不同领域、不同视角的研究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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