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业：周强（学人风范系列之一）
周强（笔名周兆新）是北大中文系教授，是我接触的所有《三国演义》研究学者中待人最真诚的。
周兆新先生在澳门大学（摄于上世纪90年代）。
人文学者一般多少都有些脾气，但周先生为人热情、真诚，在人品上，对名利的淡薄上，在我所接触的学者中，绝对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已经去世了，但他对我的帮助我终生难忘！
我结识周先生是因为他两部专著。我开始研究《三国演义》版本，除前面提及的沈先生的《三国演义辞典》外，最先接触的就是周强先生的《三国演义考评》和《三国演义丛考》。前者是周先生的个人专著，后者是周先生主编的论文集。
这两本书都是研究《三国演义》的专著。我从小在北大长大，我父亲是心理系教授，我家住燕东园，有中文系教授浦江清、杨晦、游国恩、高名凯等老一辈学者都住在燕东园，我对北大教授还是比较了解，但在此之前我从未听说过周强先生。
《三国演义考评》
这两本书对我影响很大。《三国演义考评》中有三篇文章我很有兴趣，第一篇是“旧本《三国演义》考”，他根据嘉靖元年本中一条注释中有“旧本”一词，认为在嘉靖元年本前肯定有个版本，他并进一步和建阳刊本核对，发现建阳刻本和“旧本”文字相同，并做了详细分析，由此认为建阳刻本保留了一些比嘉靖元年本更早的文字记录。
此文长达200页，篇幅很大，价值很高，在我看来是国内第一篇详细分析建阳刻本的好文章。周先生指出很多建阳刻本不错之处，而嘉靖元年本却都出错。另外在有名的“伍伯”问题也是如此，嘉靖元年本也是有明显错误。
周先生认为是嘉靖元年本改错了，其底本并不错。但为何刻印如此精致、可能是官刻本的嘉靖元年本会出如此多和简单的错误？这种解释似乎不合理。要么就是其原本就有这些错误，是建阳刻本做了修改。
对这个问题似乎还是值得继续研究，我准备有时间时再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探讨建阳刻本和嘉靖元年本的关系。
另一篇文章“《三国演义》与《十七详节》的关系”，详细论述了嘉靖元年本中的“论赞”是来自《十七详节》，是分析《三国演义》来源的重要文章。
《三国演义丛考》
《三国演义丛考》中收入海内外《三国演义》研究专家的文章，包括陈翔华、金文京、上田望、中川谕、沈伯俊、柳存仁、大塚秀高等，这些都是海内外顶尖的《三国演义》研究专家，每篇文章都很有分量，限于篇幅就不再一一介绍。由此书我知道了这些海内外知名学者，后来基本都和他们建立了联系，而起点就是周先生这本书。
另外周先生还编了一本小书《铁马金戈话三国》，主要谈《三国演义》中一些小故事，是本普及读物。
《铁马金戈话三国》
看过这两本专著后，我就给周先生写了一信，告知我在从事《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研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信发出后不久，我就接到周先生的电话，并邀请我到他家去深入交流。
他住在蓝旗营北大新建的公寓中。我一进他家就被打书柜中众多的《三国演义》版本资料所吸引，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陈翔华主编的一套《三国演义》版本丛书，要做《三国演义》版本数字化，没有版本资料就是空中楼阁。
周先生一眼看出我对这套书有兴趣，马上说：如我有兴趣可随便借去看。我听了大吃一惊。一般学者的藏书都不爱借人，我的书一般就从不借人。周先生如此大方借书给我，使我深深感到周先生的大度，这在学者中实在少见。
以后我在《三国演义》版本中有问题就去请教，周先生都会不厌其烦地仔细给我讲解。他的认真真是使我感动，从中可以看出一位老先生诲人不倦的精神。
《三国志演义文史对照本》
我计划编辑一套《三国志演义版本对照丛书》，其中准备编一本《三国志演义》上图下文插图汇集，我又翻出周先生当年送我的一份《三国志演义》版本资料，这份资料是日本上田望在北大求学时编写的，比魏安的《三国演义版本考》更多，其中我看到有刘兴我本和松盛堂本的记载，这在其他任何资料中都没有著录，我问日本中川谕先生，他也不知道这两个版本，后来我询问上田望，得知是他所编写的。
周先生多次奉派出国教学，一次在澳门他意外遇到日本金文京先生，也是一段佳话。我后来也一次在台北书店一条街上，意外遇到北大中文系的潘建国先生，都是奇遇。
但后来由于周先生后来担任了《中华大典》中一卷（哪一卷忘记了）的主编，耗费了他很大精力，因此也没有精力再研究《三国演义》版本了，真是可惜了！
张国风、周兆新、白舒荣、井玉贵在清华大学任继愈、冯钟芸先生故居前（摄于2008年）。
周先生在2010年6月17日因为癌症逝世。在他发病之前，我一次去他家里看望，发现他十分消瘦，刚好我嫂子前不久因为癌症去世，她在查出癌症前也是一段时间内十分消瘦。因此我提醒周先生是否去检查一下。
他说他住在蓝旗营，实际和清华就是一墙之隔，他常去清华游泳馆游泳，他认为可能是活动量大，因此消瘦了。
后来他去医院检查，也未查出消瘦原因。我也以为没事了，不料不久我一次电话与周先生联系，他电话中说话很困难，他告诉我最后还是查出是癌症，他说他身体不好，就不要来看望了。我也就没有去打搅他。
不久在中国古代小说网上看到他去世讣告，并说尊重他生前遗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我也没有最后见到周先生一面，也是我终生遗憾。
周先生去世后，他的学生们编了本文集《周兆新元明清小说戏曲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收入了上述几本专著和一些散论。还有些回忆录，写的都十分感人。
《周兆新元明清小说戏曲论集》
我给周先生打电话时，一般称为“周老师”，有时是他夫人接电话，接完电话，我听见他夫人招呼他也说“周老师电话”，但明显口气有些异样，我一直不知什么原因。
直到他去世后，他的学生们编辑出版的上述纪念文集中，我看到刘勇强写的回忆录，篇名是“老师·先生”，文章开始就对“先生”和“老师”称谓做了说明，我这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原来北大中文系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对于德高望重的老师，一般才尊称为“先生”，而对于年轻一些的，比如50岁以下的就称为“老师”。
周兆新先生与傅承州教授
周先生是1957年北大中文系毕业并留校任教的，当时还只有22岁，在中文系老师中绝对是很年轻的，因此学生们就习惯称他为“老师”。但后来周先生年纪大了，后来的年轻学生们也尊称周先生为“先生”了。但他从前的学生还是沿袭多年的习惯，仍称他为“老师”。我注意到，纪念文集中的回忆录中，也都尊称他为“周老师”。
刘勇强的回忆文章“老师·先生”谈周强老师很详细，文章也不太长，因此转载如下：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大学里，年高望重的老师往往被尊称为“先生”，而年轻一些的，比如50岁以下的，就通称为“老师” 了。这种习惯的形成可能有一定的政治性，由于共产党在党内称同志，对党外民主人士称先生。“文革” 以前，人们对从民国时期过来的老师，似乎就多称为“先生”。所以，当年的一些“先生”，并不一定年龄很大。
“文革” 开始时，吴组缃先生也就50出头，但那时，他早已被称为“先生”了。吴先生曾说起过，“文革” 受批判时，红卫兵都直呼其名。有一个人却依然称他为“先生”。这遭到了红卫兵的质问：“为什么还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叫先生？” 这个人坦然地说：“他教过我，就永远是我的先生。”
这个人就是周强老师。吴先生在说起这些事时说，周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只听吴先生这样评价过一个人。
我1985年9月人学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吴组缃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由于吴先生年事已高，当时还有两位副导师，一位是赵齐平老师，一位是周强老师。因为赵老师当时已身患重病，周老师便要我们不要去打扰赵老师了。（下略）
与周老师的接触就多了。说多，其实也并不泛。因为第一次去拜访周老师时，周老师就说：“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但不要作礼节性拜访。”周老师说话很和蔼亲切，他这样说的时候，我一点没有感到拒人千里之外的冷淡，反而觉得是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怀和自己在老师面前的轻松。
周兆新先生讲义《中国戏曲史修读指南》之一页
不过，我交给吴先生看的读书报告，都先要交给周老师审阅一遍。那时没有电子邮件，一栋学生宿舍也只有楼门口有一部公共电话。所以，我总是写完后，就直接去周老师在燕东园的寓所。过一周后，再去取原稿，听他的意见。这样一来二去，到周老师家去的次数并不少。
周老师的指点以鼓励居多，如果有什么批评意见，也总是用提醒的口吻说的。我想，这主要是出于对吴先生的尊重。那时中文系刚开始招收博士生不久，一些规章制度还在形成中，我和同门张国风几乎是一入学就开始考虑学位论文的选题。
记得我最初提交的计划是《明清通俗小说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周老师看了我的选题提纲和样章《礼法解体的长镜头》以及为做此课题作的理论准备《文艺伦理学研究的反思》一文后，温和地对我说，选题的想法是不错的，但涉及的作品文体、题材各不相同，礼法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恐怕是不便笼统地讨论的。对于那篇理论性的文章，周老师则要我首先搞清什么是“伦理”、什么是“道德”，在小说的描写中又有什么区别，不要空发议论。
我没有多作修改，又冒失地交给了吴先生，结果两篇东西都受到了吴先生的严厉批评。吴先生直斥那篇《文艺伦理学研究的反思》是在“发宣言”，让我感到无地自容，暗自后悔没有认真思考周老师的意见。
那以后，我就变得规矩些了，记得在另一次交的读书报告中，我用红色圆珠笔作了一点修改。周老师看过后，说：“你用红笔写字，我这里没关系，但有的老先生可能看不惯。”于是，我立刻拿回来重新抄写了一遍，才交给吴先生。当时没有电脑，稿子要改，往往都要重写一遍。后来的博士论文写作，也是一章要这样手写几遍的。
周老师喜欢戏曲，有一次，刚到周老师家时，他正在欣赏电视里播的名家唱段。见我来了，便说，先把这出戏看完了再说。我便跟着周老师一起看起戏来，待看完了戏，又听他介绍演员、演技、流派等等。不知不觉中，我竟仿佛是上了一堂戏曲课。
袁行霈推荐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建议授予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读博期间，到周老师家请教，大多数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不拘一格的谈话。现在想起来，收获很大。这种收获可能不只是某一种知识的传授，更是随时随地表现出来的清爽无碍的为人与治学态度。
留校工作以后，与周老师接触的机会更多是在教研室共用的办公室。那时候虽然已经没有早年传说中那么多的政治学习了，但89年下半年以后的一段时间，教研室一起开会的次数似乎还是比较多的。应名是学习，但上面布置下来的材料顶多是一个由头，很快就转人大家感兴趣的话题，而听周老师畅谈时事，便成为一个热点。周老师一生追求真理、坚持原则，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发表独立的见解。对现象的洞察和观点的犀利，都足以引发大家的思考。
待到周老师退休后，教研室再开会，就好像平淡了许多。听张鸣兄说，他在周老师去世前不久看望他时，周老师说，他现在“看透、放下、清静、自在” 了。我相信会是这样的。但又不免想，要让周老师这样的人“看透、放下、清静、自在”，本身该是一个怎样艰难的过程啊。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周老师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论文答辩时，他常常会让学生感到紧张。其实，他并不问些刁钻古怪的艰深问题，而总是追究一些最基本概念的理解，但恰恰在这些概念性的问题中，让学生意识到思维的不严密与漏洞。虽然学生
有些怕周老师，但他从来不正言厉色，我只看过一次他真的动了怒。那是在一次期末考试中，有一个学生在考试时耍小心眼儿。大约是中间的难题不会做，他就在交卷时只交了第一页和最后一页，藏下了中间的部分。
待分数下来，想借查分为由，称老师丢失了部分答卷，以便蒙混过关。这种不诚实的品格，让周老师十分生气。事实上，诚实也是周老师衡量学生的一个重要标准。我在与周老师一起参加研究生、博士生面试时，不只一次看到，他对朴实的学生印象往往好于那些乖巧的。
袁行霈推荐周兆新《三国演义考评》建议授予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算起来，我刚进北大时，周老师50岁，而我现在的年龄也正是他当年的年龄。那时，在经多识广的吴先生面前，我不免惊叹先生在我那时的年龄思想与写作早已十分成熟。而当我现在到了当年周老师的年龄，却又感到没有他那时的稳健。
这些年，陆续也听到人称周老师为周先生了。我想，这大约也不只是年龄的原故。
周老师生病以后，曾嘱咐我不要声张他的病情。其实，在他走之前，我已很长时间没见到他了。不过，我知道，他还在。二十五年前，为吴先生在外就医时竟然受到了无礼的待遇，周老师曾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将来就在校医院走。他连这也说到做到了。
我在代系里草拟的周老师的讣告最后，写下了“周强老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可能只是讣告中一句套话。但在我，不是，永远不是。
刘老师此文写的十分真挚，和我的亲身感受完全一致。
在纪念文集主编井玉贵文章最后一句话也是：“周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不仅因为您专深的学问，更因为您高尚的人格。”
我觉得这些都肯定绝不是“套话”，周先生的人品看来不是我个人的感觉，而是人所共知的。
一个人走了，能为后人留下这样的赞誉，怕是很少人才能做到的吧！
周兆新先生墓碑
周老师去世讣告中说：根据家属意愿丧事从简，不开遗体告别和追悼会，因此我也没有机会最后再向周老师致意，至今深感遗憾！
周先生生前十分低调，从不参加任何研讨会，但他的为人将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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