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从《红楼梦疏证》到《石头记索隐》（纪念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出版百年之二）
光绪二十年（1894）蔡元培对《红楼梦》产生兴趣，这一年他是否已经开始动笔，还难以确知。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直在思考相关问题，这可以从其光绪二十二年（1896）六月十七日、九月初四的日记中看出来。
在六月十七的日记中，他根据《郎潜纪闻》的启发，推测“黛玉当是竹垞”，“史湘云是陈其年”，“宝琴是吴汉槎”，“三春疑指徐氏昆弟”，“刘老老当是沈归愚”[1]。可见他已经思考得比较成熟，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正在形成。
在九月初四的日记中，他对清代《红楼梦》评点进行了评述：
近日无聊，阅太平闲人所评《红楼梦》一过。……闲人评红楼，可谓一时无两，觉王雪香、姚梅伯诸人所缀，皆呓语矣。[2]
从这两天的日记来看，蔡元培仍处在搜集资料和准备阶段，应该还没有动笔。
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这一年，蔡元培已经写出了一部分初稿。在当年七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余喜观小说，以其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其佳者往往意内言外，寄托遥深，读诗逆志，寻味无穷。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用资印证[3]。
随后列出林黛玉、薛宝钗、宝琴、妙玉、王熙凤、李纨、探春、惜春、史湘云、贾母、宝玉、刘老老十二位小说人物影射的人物名称，元春、迎春、秋菱三人则未列出，说明还没有找到她们影射的人物。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蔡元培清楚地说明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动机，他看重《红楼梦》这部小说意在“多关人心风俗，足补正史之隙”，自己着力点在找出其中的“寄托”，获得“寻味无穷”的快乐，显然这与政治无关。
在此后的十多年间，因诸事繁杂，《石头记索隐》的写作时断时续，即蔡氏本人在其传略中所说的：“孑民深信徐时栋君所谓《石头记》中十二金钗，皆明珠食客之说。随时考检，颇有所得。”[4]
蒋维乔
1913年至1916年间，蔡元培游学欧洲，时间较为宽余，于是又开始该书的写作。在1914年10月2日致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任职的蒋维乔的书信中，他介绍说：“现在着手于《红楼梦疏证》，写定即寄奉。”[5]可见他最初所定的书名是《红楼梦疏证》。
第二年，书稿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他已经决定将其先在杂志上刊出，书名也从《红楼梦疏证》变成了《石头记索隐》。在1915年4月27日致蒋维乔的书信中，他这样写道：
《石头记索隐》本未成之作，故不免有戛然而止之状。加一结束语，则阅者不至疑杂志所载为未完，甚善。特于别纸写一条，以备登入[6]。
《石头记索隐》书后有明确的时间标记，那就是“民国四年十一月著者识”，这应该是全书完稿的时间。1916年，《石头记索隐》刊于《小说月报》第七卷第一至六号，从其书信的语言来看，应该是经蒋维乔之手发表的。
之所以在《小说月报》连载，据蔡元培本人说是“是时应《小说月报》之要求，整理旧稿，为《石头记索隐》一册，附月报分期印之”[7]。
在《小说月报》刊载的同时，蔡元培还同商务印书馆商量出版单行本之事。起初，他想自办发行，自印自售。
老朋友张元济则建议他采用租赁版权的办法，他在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书信中写道：
敝见著作权仍为尊有，照租赁著作权章程（附呈一分），版税照定价十分之一，似比自印自售较为简净，未知尊意以为何如？
这一建议被蔡氏采纳。
起初，蔡元培还想再润饰修订一番，但由于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的出版，张元济出于商业考虑，劝他加快出版速度。在1916年11月22日致蔡元培的书信中，他劝说道：
现在上海同业发行《红楼梦索隐》一种，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科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8]。
为了同《红楼梦索隐》竞争，张元济还决定将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文附在书后。
1917年9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头记索隐》的单行本。该书出版后，很受读者的欢迎，并得到很高评价，有个叫王小隐的在《读红楼梦剩语》一文中写道：
民国五年蔡孑民先生作了部《石头记索隐》说《红楼梦》是历史小说，暗射清初政治上的事情——都能够说出凭据来，识见要算加人一等的了——从此《红楼梦》的读法，就开了个新纪元，都要拿他来考证掌故[9]。
该书后来多次重印，到1919年7月时，已印行四千部，还要再加印一千五百部。在1919年7月17日的日记中，蔡元培这样写道：“得商务印书馆函，索《石头记索隐》印花一千五百纸（前已印过四千部）。”[10]到1922年时，已出版到第六版。
屡屡再版，拿到的版税自然也就比较可观，据蔡元培1923年10月10日的日记，此时“《石头记索隐》版权费已积有二百余元”[11]。而这已在他与胡适进行论战之后，可见在这场论战中虽然胡适占上风，但对该书的销路并没有多大的影响。
其间蔡元培仍不断补充材料，进行修订，这在其1918年之后的日记中屡有记载。这里择要列举一些：
《石头记》贾母称史太君，大观园为山子野所构造，又林四娘疑即指主司四人，林者翰林也，又或为四布衣、朱竹垞等（1917年9月39日）。
《石头记》之画蔷，王梦阮谓是指范事。今颇疑晴雯亦指范，即青霞之影射也，又鸳鸯自经，可卿亦有此疑，疑与青霞有关（1918年1月26日）。
阅易蔚儒《新世说》德行篇，引《池北偶谈》朱之锡遣婢事，疑《石头记》中七十四回惜春遣入画事所本（1918年7月10日）。
《石头记》影健庵之探春，别号蕉下客，或即影其因兄揽权欤（1919年7月12日）。
绛雪轩，为高宗与廷臣赋诗之所，隆裕后以之为休憩室，逊帝尝宴外宾于此，今日茶会亦在是，云云。案《石头记》有白雪红梅及梦兆绛芸轩等回目（1934年9月13日）[12]。
从上述记载来看，《石头记索隐》出版之后，蔡元培尽管事务繁杂，仍一直在进行增补修订，但这些内容后来并没有公开刊布，蔡元培本人也感到遗憾，在《传略》一文中表达了惋惜之情：“此后尚有继续考出者，于再版、三版时，均未及增入也。”[13]不过由此也可见其撰著的认真态度。
需要说明的是，《石头记索隐》出版之后，相当畅销，一直被不断重印，尽管后来蔡元培被划归索隐派，在与胡适的论战中处于下风，但这并未影响该书的销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今天。
但遗憾的是，各家出版社在争相刊印《石头记索隐》时，都只是将原书印一遍了事，都没有将蔡元培后来增补的内容加进去，其遗憾始终未得到弥补。
[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81页。
[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93页。
[3]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第187页。
[4]蔡元培《传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29-330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5]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34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二卷第391页
[7]蔡元培《传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30页。
[8]以上张树年、张人凤编《张元济书札》1246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9] 王小隐《读红楼梦剩语》，载吕启祥、林东海主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第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1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8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1]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第245页。
[12]以上皆出自《蔡元培全集》第十六卷，不再一一标出页码。
[13]蔡元培《传略》，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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