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讲授、曾庆雨整理：先秦至元代文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明代文学与哲学之一）
章培恒先生从教近六十年，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过中国文学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明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学、《西游记》研究、中国小说史、中国上古——中世文学专题研究、13——20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古今演变研究、《反杜林论》研究、《神圣家族》研究、古籍校读法等数十门课程。
他开本科生课程和硕士生部分课程时，采取自己主讲方式。他记忆超群，上课从不带讲义，一般仅带几本夹着纸片（作用同书签）的图书，用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不疾不徐，不蔓不枝，不重复，不啰嗦，缓缓道来，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若听课者笔记记得完整，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演讲稿。
本刊新辟“讲学篇”栏目，陆续发表根据章先生讲课整理而成的部分文稿。这些文稿如实记录了章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自有其重要学术价值。
章先生于1989年秋为复旦大学古籍所举办的“元明清文学助教进修班”学生讲授“明代文学与哲学”，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曾庆雨教授作有详细的听课笔记，她现已将之整理成稿，复经陈广宏、郑利华两位教授审订。
《薪火学刊》编辑部
先秦在哲学上有两个派别：儒和道。
儒注重集体与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为集体牺牲。文学上表现为对自我表现与集体的一致性。《诗经》中少有激情，尽量抑制个人的情绪，调整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诗经·将仲子》。这种创作精神与儒家的，特别是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并非是孔子影响《诗经》，而是社会环境形成的。
道家比较注重个人，要求注重个人的生命。庄子的著作中表现明显。他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集体则是次要的。文学中《楚辞》较为明显。
屈原被认为是爱国的，可是不论是爱国还是自杀，出发点都是他自己，他在《离骚》中道：“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空修名之不立。”
所以，他追求的是他个人永恒的名和生命。因而会出现与一般观念不同之处。如对待君王，他就骂“昏君”，换言之，忠君爱国是从个人要求出发，一旦对立，他就会指责痛骂。这与儒家不同，而与道家相通。
这说明先秦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但不是哲学影响文学，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存在。
当然，其中还有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的影响，由此而产生了南北哲学思想和文学的不同。《诗经·噫嘻》中讲到当时的生产是有“十千维耦”，维耦，即二人协力耕作。这种社会生产谈不上个人的价值，个人必须与集体配合。而南方劳作的是分散的，人的求生手段也相对多样，也就较为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汉武帝尤甚。但儒家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
孟子在汉代没有什么地位，孟子与孔子并肩是从唐代韩愈开始的。汉代所尊的是孔子和荀子。尊荀是因为他是法家思想的祖宗，秦时法家是主导思想。汉代对法家思想有所继承，统治上是王道与霸道并重。霸道离不开法家，法家离不开荀子。因为荀子认为“性本恶”，仁义道德都是人为而非本性，要靠后天的教化和刑法来抑制本性。
汉代王道与霸道杂用，所偏重的就不是孟子的“性善”论，而偏重荀子。孟、荀相比，孟子更为儒家化，他认为人在思想上不守儒教便失去了人性。但他的这一套，是与人的真正要求相反的。
而荀子对人的思想控制则相对放松，由于人性恶，所以那些对生活的追求欲望都是符合人性的。只是要加以改造，用仁义道德控制其过分膨胀。
这种思想在《汉赋》里表现出来。汉代大赋歌颂的是人的一种生活享乐，一种美好的、奢侈化的享受，到最后说几句劝慰的话，“曲终奏雅”，起到“讽一劝百”的作用。这就形成了一面鼓励人去追求享乐，一面又劝谏的特殊文学样式。这在以后，程朱理学起来，荀子被冷落，就不再有了。
另外，汉代的诗歌，如李延年的《佳人歌》“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就是荀子的人性与道德冲突的表现，荀子的哲学认为人性与道德本来就是冲突的，只是要用仁义道德来控制。
所以，汉代文学反映的是儒家的个人与集体调和的色彩明显，但还能看到个人与道德冲突以及个人享乐的痕迹。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南朝，老庄思想占了显著的地位，不仅与儒家比肩，甚至有超过之处。这时的老庄学说已有所发展，已考虑到某些个性自由的问题。庄子认为，人为了生命可以牺牲个性，人的生存应处于一种才与不才之间。这种生活态度是对个性有一种限制，个性是否发展要看能否为生命的存在服务。
而嵇康等人则已经较为注重个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强调人的个性是重要的。陶渊明也具注重个性的思想。
由于当时的这种哲学思想，文学中也就比较重视个人、自我，文学思潮总体表现出追求个性、尊重自我的倾向。如谢灵运的《述祖德诗》有“达人贵自我”，汉代贾谊《鹏鸟赋》有“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这一比较就可看出区别：谢灵运认为达人是贵自我的，而汉代的贾谊则认为达人是大观的，如自我就是小智，就是小私。
这是因为贾谊主张得意时秉持儒家思想，不得意时秉持道家思想。而谢灵运则是发展了的老庄思想，他认为人的本能是应该写的，因为这些是人的本性，总体上使人感到可爱。
另外，着重写的是生命的脆弱与悲哀。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悲哀与悲观，完全是战乱的结果，是一种生命短促的悲哀。因为人活着才能有一切享受，而死了就没有这种娱悦，所以，死是极为可怕的。
不仅如此，衰老也很可怕。所以桓温这样重事业的人，也感慨“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就是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这也是注重自我的结果。六朝的文学与哲学联系紧密，强化了生命短暂的悲哀。
隋代，儒家思想抬头；唐代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倾向。而此之前，北朝还是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苻坚在北方建立了强大政权，他禁止老庄思想，而南朝则盛行老庄。
南北朝形成后，南朝文学对北朝有影响，如庾信等南朝作家北移，然总体上北朝文学缺少南朝的特色。
隋统一了全国，所以儒家思想又占了主要位置。唐也进一步提倡，太宗时代搞了《五经正义》，这是唐代的官书。又重新把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基本上承汉代注，无新的发展。
唐中期，韩愈提倡孟子，他认为孔子以后是孟子，孟子以后无人。但宋代又把他和孟子相提并举。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他年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可以看出王安石是认为韩愈比孟子略高，因为韩愈才高文雄。
程朱理学兴起后，韩愈被遗忘，而实则提倡孟子，韩愈是第一人，李翱是承韩愈之后，提倡孟子思想的。这时孔孟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唐代文学也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提倡儒学，但经过魏晋六朝倡导老庄的影响，有一个演变过程。李白诗可谓是六朝思想传统与唐代新精神混合的产物。他既有强调个人个性的一面，“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古风》）这样的认识。
陈子昂也是如此，他的《登幽州台歌》，一方面是强烈的个人孤独感，一方面是人生无常的悲哀：以自然的博大来衬托个人的脆弱与渺小，这正是六朝传统。
而到杜甫，虽有旧传统，但新精神占了主导地位。他的诗中有“朱门酒肉臭”，也有以葵花向阳作比喻的忠心表白（《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看到人民的苦难，而又安慰欺骗人民，求得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平衡，如“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韩愈出来以后，原来在杜甫诗中还有一点的个人要求则看不见了。这是因为荀子是讲利的，而孟子不讲利。这一点在《孟子·梁惠王》中就看得很清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认为国家讲利、大夫、士、庶都讲利，国家便维持不下去。而荀子则认为“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荀子·富国篇第十》）
荀子认为这才是取天下的国君，给人民好处，再从人民那里得到好处；爱人民再使用他们而保住社稷的好方法，否则就是危害国家。荀子反对墨子的节俭，他认为节俭是使国家贫穷的方法。
他这是肯定人的欲望，承认人的私心、自利，不主张取消人的私欲。他主张“性恶”，就是要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不使恶性膨胀，但他的前提是肯定人的。
而孟子则相反。韩愈以来，人们将孟子理论作为孔子理论的正统解释，把儒家思想立为正统，排斥人的欲望，否定人的生活欲望，把文学作为宣扬仁义道德的工具，韩愈就认为要“文以载道”。
而在曹丕时代，由于老庄思想占主导，提倡的是“文以气为主”。气，就是气质和才能。他认为文学要完全表现人的力量，如《垓下歌》这类作品。陆机讲“诗缘情而绮靡”，是以人的感情为创作基础，而不以政治或是否合理为标准。
唐代中后期，白居易提倡新乐府，但他不认为个人欲望是要完全否定的。他认为只要符合“道”，个人欲望也是可以表现的。代表作是《长恨歌》，作品既批判又同情。
其实，他批判唐明皇的昏庸，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自己有两个漂亮的侍姬，一个是樊素，一个是小蛮。当时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这说明他与唐明皇在感情上有相通之处，其中也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才有了“孤灯挑尽未成眠”。有人批白居易此句是“穷酸句”，说的乃是白居易的感受，皇宫中怎能挑尽孤灯？所以不是纯正的载道之作。
韩愈的作品都是较为符合载道的原则。如他的《山石》：“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认为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这与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句有相通处，但李白追求是一种热烈的生活，自由而奔放。而韩愈追求的则是安贫乐道的生活，是对生活欲望自觉的抑制。
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他认为张功曹为官不得意是命中所定，不必发牢骚，不要与时政、与统治者相抵触。凡是与封建统治者相抵触的愿望、感情，都要抑制，所以个人的一切都要符合“道”。但韩愈的思想不完全占统领地位，因此，唐后期还有李商隐、韩偓等那样的作家。
宋代以来，王安石等提倡孟、韩之道。程朱理学则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为此，他们讲修养，主“静”，要人整天处在自我抑制的状态之中，主张“慎独”，哪怕是独自一人，也要不产生人欲。
程朱理学具有一种思潮垄断的趋势。司马光和王安石尽管在政治上是对头，但在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人的追求随城市的发展丰富起来，但生活水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统治者提倡理学，要人控制自己的欲望，以维持统治。
自我抑制的文学是宋代文学的特色。宋诗完全是理智的东西，唐诗好的多带有感情色彩，宋诗则没有了激情。揭露现时的都有分寸，尽力不涉及皇帝或上层统治，而且同时还做自我批评，因为作诗的人也是官僚。所以作品中尽量削弱、调和矛盾，这不仅可向上交代，也可以向人民交代。
由此，宋诗多是理智的，即如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技巧，也是一种理智的产物。
宋代文学有激情的是宋词，但仍有理智控制，仍是有分寸的，是为统治者所能忍受的。如范仲淹的《苏幕遮》是感情深入、丰富的作品：“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写的是离情，其中怀念的是自己的夫人，是正常的感情，这是道德所允许的。而道德不容许的会隐晦，如柳永写的《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离别的难舍之情，但他不说明是与谁有如此缠绵之情。
尽管感情深细，但仍不用强烈的词句表现，因为强烈的感情容易扰乱人的思想，与道德不符。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全宋词》
所写的是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这种悲哀六朝时期就有很多，用此词与陈子昂的诗比较，陈子昂表现的是一种无可慰籍的悲哀，晏殊的词则是一种获得安慰的悲哀，即在绝望中得到一种安慰，是绝望与宽慰两种感情的混合。
这种感情混合在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也可以感觉到，文章开始仍是一种人生无常，个人渺小的悲哀，但苏东坡认为：从“变”来讲，天地万物有尽；而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刹那便是永恒，天地与我皆是无尽的，所以不必悲哀。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中国诗歌从杜甫以后是乐观的，而六朝是悲观的。为什么宋词中没有深沉的，强烈的悲观呢？因为深沉强烈的悲观情绪是与宋代的道德修养不一致。
宋代的道德修养要求人要处于一种静态中，在静态中观察，才能懂得宇宙的道理。如果感情冲动，就不能客观地把握宇宙、社会的道理，而只有静默，才不会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冲突。所以，强烈的欢乐与悲哀是不行的，这与当时理学界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宋代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成了理智的、自我控制的文学，到元代基本延续下来，没有大的变化。
元代戏曲不同，多为下层文人所写，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正统理学的熏陶，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感情欲望的依恋，不过在思想上也没有吸引人的东西。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认为，元杂剧的思想是糟糕的，就连《窦娥冤》的思想也是平庸的，宣扬节、孝，认为地方政治应该清廉、清明一点。作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强烈的感情，如无感情色彩，这就是一出相当平庸的戏。
元代的诗文基本上是理智思维的产物。戏曲作者没有思想上的突破，也没有严格的修养，但能强烈地流露自己的感情，即可谓一种突破。
元末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诗文有所改变，主要的以杨维桢、高启为代表。这是江、浙地区的文学，他们受陆象山哲学的影响。
而陆氏哲学是宋代理学的一种。当时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理学，所谓“天理”是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同时又是决定宇宙的力量。陆氏理学则认为“理”并非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归根到底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心”的产物，它是宇宙的决定力量，因而整个宇宙是“心”的产物。
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尽管如此，他们都是反人欲的。陆象山认为，人欲（自然欲）不是人心所产生，而是后天的产物，要加以制约。
但陆氏学说对统治者“君权神受”的合理性而言就有了漏洞：既然宇宙是心的产物，意味着宇宙是大众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心就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者：“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这种思想本是禅宗那里来的，也可说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老庄结合的派别。禅宗有静坐瑜伽功，达到抑制意志的功效，这是坐禅的功夫，把“心”的作用看得很高。所以，要修炼心性，达到清静澄澈的境界。
这里还有一个风动还是幡动的著名故事，《红楼梦》里则有一个六坛偈语的故事。禅宗要使“心”不要受污染。陆象山的哲学也是这样，要排除掉人心的欲望，但“宇宙便是吾心”观点，引申开去便是无我就无宇宙，这样就会演化成一种强调个体自我的思想。
而元末出现了这种思想倾向，以杨维桢、高启为代表，就是这种哲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
杨维桢的《大人词》：“有大人，曰铁牛。绛人甲子不能记，曾识庖栖兽尾而蓬头。见炼石之女补天漏，涿鹿之帝杀蚩尤。上与伊同相幼主，下与孔孟游列侯。衣不异，粮不休，男女欲不绝，黄白术不修，其身备万物，成春秋。故能后天身不老，挥斥八极隘九州。太上君，西化人，自谓出于无始劫，荡乎宇宙如虚舟，其生为浮死为休。安知大人自消息，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下顾二子真蜉蝣。”
大人，即杨维桢自己。绛人，《左传》里一个老人。庖牺，伏羲。该词的题目是从陆象山那里来的，陆氏曾经写同题诗。而且该词中表现出来精神，正是陆象山哲学观点从另一方面发展的结果。这就是因为我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子，以我为子，统治我。俦，并驾齐驱。
陆象山的哲学不仅在杨维桢的作品里转化成了重视个人的思想，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喊出的情也是空前的。
杨维桢诗的出现，使中国文学中有了一种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作品，这就可以进一步把个人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同时，就可以将传统的东西采取鄙视的态度。
杨维桢的《道人歌》：“道人飞来朗风岑，玄都上下三青禽。傅桑已作青海断，鳌丘又逐罗浮沉。初见蜍精生月腹，前身捣药婆娑明。还仙服食终恍惚，天上仙骸成积林。手持女娲百炼笛，笛中吹破天地心。天地心，何高深，八千岁，无知音。”
从文学上看，该诗艺术性比《大人词》高，但反映出他对“道”的不相信。他认为整个世界宇宙中无人理解他，同情他，他是寂寞的。
他把一切的观念都放在他脚下，只有他是最彻悟，也是最孤独。这与近代西方强调个人的哲学是相近的，是重视感情，重视个人的享乐的诗。
当然，他也有继承传统的一面，这是难免的。他重视个人感情以及享乐的诗作，代表性的有《花遊曲》、《城西美人歌》、《春芳曲》等作。
“春容不在芳，春华不再扬。我欲系春阳，春阳不可系。我欲系遊丝，遊丝徒尔长。飞来双蛱蝶，缀我罗衣裳。顿足起与舞，上下随春狂。”（《春芳曲》）
这首诗表现人生短促、时光一去不返的忧思。从中可看到人和自然混为一体、尽情享受的景象。
人生苦短的感慨是从古就有的，但杨维桢的《春芳曲》中，首先是一种天真的幻想，采取没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示这一幻想。“人生苦短”不是采取悲哀的形式，而是欢乐的形式，抓住美好时间，尽情享受，表现一种天真的情趣，对生活的热爱——爱物质，享受生活。
李白诗中曾出现的“天真”，在宋人诗中已经看不到了。苏轼诗词的洒脱，其实是进入一种不自觉地克制。杨维桢的诗则是这种“天真”的恢复。另外，是无拘束的感觉。当然，不能不受一种自然的限制，但他仍能冲破限制，得到欢乐。
这种冲破就是一种气势，李白诗中也少看到这种冲破一切，寻求欢乐的气势，这与杨维桢认为我心至高无上的思想有关。而李白终归是有一种大志，想做一番事业；杨维桢虽也有大志，但或很快就抛弃，或不予重视。李白由于大志不成，也在诗中带着轻微的悲哀；杨维桢由于不重视，所以他无此哀痛。
这也是当时市民心态的反应，即胸无大志，追求的是一种享乐。我们看到，在《春芳曲》中充满了感情的东西，不是理智的。
与杨维桢同时，而比杨维桢年轻得多的另一位诗人是高启。他的作品也是重视个人，但与杨维桢诗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杨维桢的诗明显把个人凌驾于一切之上，高启的诗表现的是个人受到抑制后的悲哀，自我丧失后的一种苦闷。
如《池上雁》：“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幸来君园中，华沼得游处，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耿耿宵光迟，摵摵寒响聚。风露秋丛阴，孤宿敛残羽。岂无凫与骛，相顾非旧侣。朔漠饶燕云，梦泽多楚雨。遐乡万里外，哀鸣每延伫。犹怀主恩深，未忍轻远举。傥令寄边音，申报聊自许。”
所畜者代表作者自己，也写出了他的孤独。《喜家人至京》：“海鸟那知享钟鼓？野马终惧遭笼鞿。江湖浩荡故山远，归梦每逐鸿南飞。” 这是明初在南京做官时作，写出了感到不自由的心境。
他多用“野”的形象自喻，这种形象是要自由的象征，而他却是始终没有自由。要自由而不可得，这种悲哀、苦闷是文学史上一种新的东西。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苏轼都没有此种悲哀。
这是因为李白、杜甫、苏轼的时代，个体的自我不像高启时那样受到重视。在此之前，六朝时代比较重视个人，但文学家多为贵族，自我受到抑制的苦闷就比较轻，而且重视自我没有达到高启时代的高度。
高启、杨维桢的诗，虽然表现形式上大不相同，一沉一扬，但实际上都是同一思想的产物，是陆九渊哲学向个人方向推导的结果。
正由于高启的诗重视个人，所以他的诗既有个人受到抑制的苦闷，也有对人生的一种贪求，如《香水溪（在吴故宫）》：“粉痕凝水春溶溶，暖香流山铜沟宫。明月曾照美人浴，影与荷花相间红。玉肌羞露谁能见？只有鸳鸯窥半面。绛绡围掩怯新凉，归卧芙蓉池上殿。空洗铅妆不洗妖，坐倾人国几良宵。骊山更有汤泉在，千古愁魂一种销。”
写的是他想象古代美人沐浴的情景，表现出他的一种大胆，与程朱理学“灭人欲”是相反的。香水溪是他心中的想象，美人也是他心中的一种想象，一种感觉。
他敢于写出来就是对理学的反动，这使我们联想起郁达夫的作品。对美人沐浴，他的想象是细腻的，这是一种对个人欲望的肯定，是重视个人的结果。
这首诗中有高启的感概。对倾国美人使国君失国该如何评价？高启有自己的看法：虽失国，但与美人在一起，愁魂亦销却。因为人生的悲哀是与生俱有的，要消除悲哀，只有与美人在一起。
虽说失国是一种悲哀，但人生的悲哀得到了解脱。这涉及到人生的意义何在。高启认为，只有欲望得到满足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人生并无意义，只能游戏才有意义。
他的思想与传统是相反的，与先秦时期杨朱“唯我”的思想有一些相通，使重视个人的人生观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诗中与杨维桢的也有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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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由陈广宏教授审订，发表于《薪火学刊》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经整理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