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章培恒讲授、曾庆雨整理:先秦至元代文学与哲学的相互影响(明代文学与哲学之一)

章培恒 古代小说网 2022-08-09

      

章培恒先生

章培恒先生从教近六十年,先后为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开过中国文学史(先秦至魏晋南北朝)、《诗经》研究、《楚辞》研究、明代文学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学、《西游记》研究、中国小说史、中国上古——中世文学专题研究、13——20世纪中国文学专题研究、中国文学思想古今演变研究、《反杜林论》研究、《神圣家族》研究、古籍校读法等数十门课程。

他开本科生课程和硕士生部分课程时,采取自己主讲方式。他记忆超群,上课从不带讲义,一般仅带几本夹着纸片(作用同书签)的图书,用带着绍兴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不疾不徐,不蔓不枝,不重复,不啰嗦,缓缓道来,条理清晰,逻辑缜密。若听课者笔记记得完整,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演讲稿。

本刊新辟“讲学篇”栏目,陆续发表根据章先生讲课整理而成的部分文稿。这些文稿如实记录了章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自有其重要学术价值。

章先生于1989年秋为复旦大学古籍所举办的“元明清文学助教进修班”学生讲授“明代文学与哲学”,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曾庆雨教授作有详细的听课笔记,她现已将之整理成稿,复经陈广宏、郑利华两位教授审订。

《薪火学刊》编辑部

先秦在哲学上有两个派别:儒和道。

吴昌硕书《诗经》

儒注重集体与道德,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个人为集体牺牲。文学上表现为对自我表现与集体的一致性。《诗经》中少有激情,尽量抑制个人的情绪,调整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如《诗经·将仲子》。这种创作精神与儒家的,特别是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这并非是孔子影响《诗经》,而是社会环境形成的。

道家比较注重个人,要求注重个人的生命。庄子的著作中表现明显。他把个人生命放在第一位,集体则是次要的。文学中《楚辞》较为明显。

屈原被认为是爱国的,可是不论是爱国还是自杀,出发点都是他自己,他在《离骚》中道:“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空修名之不立。”

《楚辞评林》

所以,他追求的是他个人永恒的名和生命。因而会出现与一般观念不同之处。如对待君王,他就骂“昏君”,换言之,忠君爱国是从个人要求出发,一旦对立,他就会指责痛骂。这与儒家不同,而与道家相通。

这说明先秦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但不是哲学影响文学,而是由于一个共同的社会存在。

当然,其中还有经济基础和地理环境的影响,由此而产生了南北哲学思想和文学的不同。《诗经·噫嘻》中讲到当时的生产是有“十千维耦”,维耦,即二人协力耕作。这种社会生产谈不上个人的价值,个人必须与集体配合。而南方劳作的是分散的,人的求生手段也相对多样,也就较为注重个人的主观能动性。

《中国文学史》

汉代儒家思想成为主导。汉武帝尤甚。但儒家也产生了不同的派别。

孟子在汉代没有什么地位,孟子与孔子并肩是从唐代韩愈开始的。汉代所尊的是孔子和荀子。尊荀是因为他是法家思想的祖宗,秦时法家是主导思想。汉代对法家思想有所继承,统治上是王道与霸道并重。霸道离不开法家,法家离不开荀子。因为荀子认为“性本恶”,仁义道德都是人为而非本性,要靠后天的教化和刑法来抑制本性。

汉代王道与霸道杂用,所偏重的就不是孟子的“性善”论,而偏重荀子。孟、荀相比,孟子更为儒家化,他认为人在思想上不守儒教便失去了人性。但他的这一套,是与人的真正要求相反的。

而荀子对人的思想控制则相对放松,由于人性恶,所以那些对生活的追求欲望都是符合人性的。只是要加以改造,用仁义道德控制其过分膨胀。

《孟子圣迹图》

这种思想在《汉赋》里表现出来。汉代大赋歌颂的是人的一种生活享乐,一种美好的、奢侈化的享受,到最后说几句劝慰的话,“曲终奏雅”,起到“讽一劝百”的作用。这就形成了一面鼓励人去追求享乐,一面又劝谏的特殊文学样式。这在以后,程朱理学起来,荀子被冷落,就不再有了。

另外,汉代的诗歌,如李延年的《佳人歌》“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这就是荀子的人性与道德冲突的表现,荀子的哲学认为人性与道德本来就是冲突的,只是要用仁义道德来控制。

所以,汉代文学反映的是儒家的个人与集体调和的色彩明显,但还能看到个人与道德冲突以及个人享乐的痕迹。

《全汉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南朝,老庄思想占了显著的地位,不仅与儒家比肩,甚至有超过之处。这时的老庄学说已有所发展,已考虑到某些个性自由的问题。庄子认为,人为了生命可以牺牲个性,人的生存应处于一种才与不才之间。这种生活态度是对个性有一种限制,个性是否发展要看能否为生命的存在服务。

而嵇康等人则已经较为注重个人的个性发展和自由,如《与山巨源绝交书》,他强调人的个性是重要的。陶渊明也具注重个性的思想。

张大千《擬唐人孙位高逸图》

由于当时的这种哲学思想,文学中也就比较重视个人、自我,文学思潮总体表现出追求个性、尊重自我的倾向。如谢灵运的《述祖德诗》有“达人贵自我”,汉代贾谊《鹏鸟赋》有“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

这一比较就可看出区别:谢灵运认为达人是贵自我的,而汉代的贾谊则认为达人是大观的,如自我就是小智,就是小私。

这是因为贾谊主张得意时秉持儒家思想,不得意时秉持道家思想。而谢灵运则是发展了的老庄思想,他认为人的本能是应该写的,因为这些是人的本性,总体上使人感到可爱。

《谢灵运集》

另外,着重写的是生命的脆弱与悲哀。这一时期文学中的悲哀与悲观,完全是战乱的结果,是一种生命短促的悲哀。因为人活着才能有一切享受,而死了就没有这种娱悦,所以,死是极为可怕的。

不仅如此,衰老也很可怕。所以桓温这样重事业的人,也感慨“物犹如此,人何以堪?”这就是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这也是注重自我的结果。六朝的文学与哲学联系紧密,强化了生命短暂的悲哀。

隋代,儒家思想抬头;唐代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倾向。而此之前,北朝还是儒家思想占有主要地位。苻坚在北方建立了强大政权,他禁止老庄思想,而南朝则盛行老庄。

南北朝形成后,南朝文学对北朝有影响,如庾信等南朝作家北移,然总体上北朝文学缺少南朝的特色。

《尚书正义》

隋统一了全国,所以儒家思想又占了主要位置。唐也进一步提倡,太宗时代搞了《五经正义》,这是唐代的官书。又重新把儒学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基本上承汉代注,无新的发展。

唐中期,韩愈提倡孟子,他认为孔子以后是孟子,孟子以后无人。但宋代又把他和孟子相提并举。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他年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可以看出王安石是认为韩愈比孟子略高,因为韩愈才高文雄。

程朱理学兴起后,韩愈被遗忘,而实则提倡孟子,韩愈是第一人,李翱是承韩愈之后,提倡孟子思想的。这时孔孟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主导,唐代文学也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尽管提倡儒学,但经过魏晋六朝倡导老庄的影响,有一个演变过程。李白诗可谓是六朝思想传统与唐代新精神混合的产物。他既有强调个人个性的一面,“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也有“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古风》)这样的认识。

《全唐五代诗》

       陈子昂也是如此,他的《登幽州台歌》,一方面是强烈的个人孤独感,一方面是人生无常的悲哀:以自然的博大来衬托个人的脆弱与渺小,这正是六朝传统。

       而到杜甫,虽有旧传统,但新精神占了主导地位。他的诗中有“朱门酒肉臭”,也有以葵花向阳作比喻的忠心表白(《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他看到人民的苦难,而又安慰欺骗人民,求得人民与统治者之间的平衡,如“掘壕不到水,牧马役亦轻。况乃王师顺,抚养甚分明。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新安吏》)

《昌黎先生集》

       韩愈出来以后,原来在杜甫诗中还有一点的个人要求则看不见了。这是因为荀子是讲利的,而孟子不讲利。这一点在《孟子·梁惠王》中就看得很清楚:“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认为国家讲利、大夫、士、庶都讲利,国家便维持不下去。而荀子则认为“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荀子·富国篇第十》)

       荀子认为这才是取天下的国君,给人民好处,再从人民那里得到好处;爱人民再使用他们而保住社稷的好方法,否则就是危害国家。荀子反对墨子的节俭,他认为节俭是使国家贫穷的方法。

       他这是肯定人的欲望,承认人的私心、自利,不主张取消人的私欲。他主张“性恶”,就是要用道德规范来约束,不使恶性膨胀,但他的前提是肯定人的。

明刻朱墨批校本 《荀子》

       而孟子则相反。韩愈以来,人们将孟子理论作为孔子理论的正统解释,把儒家思想立为正统,排斥人的欲望,否定人的生活欲望,把文学作为宣扬仁义道德的工具,韩愈就认为要“文以载道”。

       而在曹丕时代,由于老庄思想占主导,提倡的是“文以气为主”。气,就是气质和才能。他认为文学要完全表现人的力量,如《垓下歌》这类作品。陆机讲“诗缘情而绮靡”,是以人的感情为创作基础,而不以政治或是否合理为标准。

       唐代中后期,白居易提倡新乐府,但他不认为个人欲望是要完全否定的。他认为只要符合“道”,个人欲望也是可以表现的。代表作是《长恨歌》,作品既批判又同情。

白居易画像

       其实,他批判唐明皇的昏庸,而他本身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他自己有两个漂亮的侍姬,一个是樊素,一个是小蛮。当时有诗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这说明他与唐明皇在感情上有相通之处,其中也投入了自己的感情,才有了“孤灯挑尽未成眠”。有人批白居易此句是“穷酸句”,说的乃是白居易的感受,皇宫中怎能挑尽孤灯?所以不是纯正的载道之作。

       韩愈的作品都是较为符合载道的原则。如他的《山石》:“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 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

韩愈邮票

       韩愈认为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靰。”这与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句有相通处,但李白追求是一种热烈的生活,自由而奔放。而韩愈追求的则是安贫乐道的生活,是对生活欲望自觉的抑制。

       又如《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饮奈明何?”他认为张功曹为官不得意是命中所定,不必发牢骚,不要与时政、与统治者相抵触。凡是与封建统治者相抵触的愿望、感情,都要抑制,所以个人的一切都要符合“道”。但韩愈的思想不完全占统领地位,因此,唐后期还有李商隐、韩偓等那样的作家。

       宋代以来,王安石等提倡孟、韩之道。程朱理学则更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为此,他们讲修养,主“静”,要人整天处在自我抑制的状态之中,主张“慎独”,哪怕是独自一人,也要不产生人欲。

《中国文学史新著》

       程朱理学具有一种思潮垄断的趋势。司马光和王安石尽管在政治上是对头,但在伦理道德的修养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这是当时社会的需要,封建社会发展到后期,人的追求随城市的发展丰富起来,但生活水平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统治者提倡理学,要人控制自己的欲望,以维持统治。

       自我抑制的文学是宋代文学的特色。宋诗完全是理智的东西,唐诗好的多带有感情色彩,宋诗则没有了激情。揭露现时的都有分寸,尽力不涉及皇帝或上层统治,而且同时还做自我批评,因为作诗的人也是官僚。所以作品中尽量削弱、调和矛盾,这不仅可向上交代,也可以向人民交代。

       由此,宋诗多是理智的,即如江西诗派“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等技巧,也是一种理智的产物。

《全宋诗》

       宋代文学有激情的是宋词,但仍有理智控制,仍是有分寸的,是为统治者所能忍受的。如范仲淹的《苏幕遮》是感情深入、丰富的作品:“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  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这首词写的是离情,其中怀念的是自己的夫人,是正常的感情,这是道德所允许的。而道德不容许的会隐晦,如柳永写的《雨霖铃》中“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写离别的难舍之情,但他不说明是与谁有如此缠绵之情。

       尽管感情深细,但仍不用强烈的词句表现,因为强烈的感情容易扰乱人的思想,与道德不符。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

《全宋词》

       所写的是一种人生无常的悲哀,这种悲哀六朝时期就有很多,用此词与陈子昂的诗比较,陈子昂表现的是一种无可慰籍的悲哀,晏殊的词则是一种获得安慰的悲哀,即在绝望中得到一种安慰,是绝望与宽慰两种感情的混合。

       这种感情混合在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也可以感觉到,文章开始仍是一种人生无常,个人渺小的悲哀,但苏东坡认为:从“变”来讲,天地万物有尽;而从“不变”的角度来看,刹那便是永恒,天地与我皆是无尽的,所以不必悲哀。

       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认为,中国诗歌从杜甫以后是乐观的,而六朝是悲观的。为什么宋词中没有深沉的,强烈的悲观呢?因为深沉强烈的悲观情绪是与宋代的道德修养不一致。

《杜诗详注》

       宋代的道德修养要求人要处于一种静态中,在静态中观察,才能懂得宇宙的道理。如果感情冲动,就不能客观地把握宇宙、社会的道理,而只有静默,才不会与社会现实发生矛盾冲突。所以,强烈的欢乐与悲哀是不行的,这与当时理学界的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随着宋代文学的发展,中国文学成了理智的、自我控制的文学,到元代基本延续下来,没有大的变化。

       元代戏曲不同,多为下层文人所写,他们的思想没有受到正统理学的熏陶,不自觉地流露出对感情欲望的依恋,不过在思想上也没有吸引人的东西。

       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中认为,元杂剧的思想是糟糕的,就连《窦娥冤》的思想也是平庸的,宣扬节、孝,认为地方政治应该清廉、清明一点。作品吸引人的地方在于强烈的感情,如无感情色彩,这就是一出相当平庸的戏。

《全元诗》

       元代的诗文基本上是理智思维的产物。戏曲作者没有思想上的突破,也没有严格的修养,但能强烈地流露自己的感情,即可谓一种突破。

       元末以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诗文有所改变,主要的以杨维桢、高启为代表。这是江、浙地区的文学,他们受陆象山哲学的影响。

       而陆氏哲学是宋代理学的一种。当时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种理学,所谓“天理”是离开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同时又是决定宇宙的力量。陆氏理学则认为“理”并非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归根到底是人的意识的产物,是“心”的产物,它是宇宙的决定力量,因而整个宇宙是“心”的产物。

《象山先生全集》

       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学说。尽管如此,他们都是反人欲的。陆象山认为,人欲(自然欲)不是人心所产生,而是后天的产物,要加以制约。

       但陆氏学说对统治者“君权神受”的合理性而言就有了漏洞:既然宇宙是心的产物,意味着宇宙是大众的,有多少人就有多少宇宙,心就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者:“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

       这种思想本是禅宗那里来的,也可说是佛教传到中国后与老庄结合的派别。禅宗有静坐瑜伽功,达到抑制意志的功效,这是坐禅的功夫,把“心”的作用看得很高。所以,要修炼心性,达到清静澄澈的境界。

《不京不海集》

       这里还有一个风动还是幡动的著名故事,《红楼梦》里则有一个六坛偈语的故事。禅宗要使“心”不要受污染。陆象山的哲学也是这样,要排除掉人心的欲望,但“宇宙便是吾心”观点,引申开去便是无我就无宇宙,这样就会演化成一种强调个体自我的思想。

       而元末出现了这种思想倾向,以杨维桢、高启为代表,就是这种哲学思想在文学中的反映。

       杨维桢的《大人词》:“有大人,曰铁牛。绛人甲子不能记,曾识庖栖兽尾而蓬头。见炼石之女补天漏,涿鹿之帝杀蚩尤。上与伊同相幼主,下与孔孟游列侯。衣不异,粮不休,男女欲不绝,黄白术不修,其身备万物,成春秋。故能后天身不老,挥斥八极隘九州。太上君,西化人,自谓出于无始劫,荡乎宇宙如虚舟,其生为浮死为休。安知大人自消息,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下顾二子真蜉蝣。”

《东维子集》

       大人,即杨维桢自己。绛人,《左传》里一个老人。庖牺,伏羲。该词的题目是从陆象山那里来的,陆氏曾经写同题诗。而且该词中表现出来精神,正是陆象山哲学观点从另一方面发展的结果。这就是因为我心是至高无上的,所以“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俦。”子,以我为子,统治我。俦,并驾齐驱。

       陆象山的哲学不仅在杨维桢的作品里转化成了重视个人的思想,而且在文学作品中喊出的情也是空前的。

       杨维桢诗的出现,使中国文学中有了一种把个人放在至高无上位置的作品,这就可以进一步把个人的思想看成至高无上的。同时,就可以将传统的东西采取鄙视的态度。

       杨维桢的《道人歌》:“道人飞来朗风岑,玄都上下三青禽。傅桑已作青海断,鳌丘又逐罗浮沉。初见蜍精生月腹,前身捣药婆娑明。还仙服食终恍惚,天上仙骸成积林。手持女娲百炼笛,笛中吹破天地心。天地心,何高深,八千岁,无知音。”

杨维桢手迹

       从文学上看,该诗艺术性比《大人词》高,但反映出他对“道”的不相信。他认为整个世界宇宙中无人理解他,同情他,他是寂寞的。

       他把一切的观念都放在他脚下,只有他是最彻悟,也是最孤独。这与近代西方强调个人的哲学是相近的,是重视感情,重视个人的享乐的诗。

       当然,他也有继承传统的一面,这是难免的。他重视个人感情以及享乐的诗作,代表性的有《花遊曲》、《城西美人歌》、《春芳曲》等作。

       “春容不在芳,春华不再扬。我欲系春阳,春阳不可系。我欲系遊丝,遊丝徒尔长。飞来双蛱蝶,缀我罗衣裳。顿足起与舞,上下随春狂。”(《春芳曲》)

《杨维桢诗集》

       这首诗表现人生短促、时光一去不返的忧思。从中可看到人和自然混为一体、尽情享受的景象。

       人生苦短的感慨是从古就有的,但杨维桢的《春芳曲》中,首先是一种天真的幻想,采取没有节制的方式来表示这一幻想。“人生苦短”不是采取悲哀的形式,而是欢乐的形式,抓住美好时间,尽情享受,表现一种天真的情趣,对生活的热爱——爱物质,享受生活。

       李白诗中曾出现的“天真”,在宋人诗中已经看不到了。苏轼诗词的洒脱,其实是进入一种不自觉地克制。杨维桢的诗则是这种“天真”的恢复。另外,是无拘束的感觉。当然,不能不受一种自然的限制,但他仍能冲破限制,得到欢乐。

       这种冲破就是一种气势,李白诗中也少看到这种冲破一切,寻求欢乐的气势,这与杨维桢认为我心至高无上的思想有关。而李白终归是有一种大志,想做一番事业;杨维桢虽也有大志,但或很快就抛弃,或不予重视。李白由于大志不成,也在诗中带着轻微的悲哀;杨维桢由于不重视,所以他无此哀痛。

       这也是当时市民心态的反应,即胸无大志,追求的是一种享乐。我们看到,在《春芳曲》中充满了感情的东西,不是理智的。

高启画像

       与杨维桢同时,而比杨维桢年轻得多的另一位诗人是高启。他的作品也是重视个人,但与杨维桢诗的表现形式不一样。杨维桢的诗明显把个人凌驾于一切之上,高启的诗表现的是个人受到抑制后的悲哀,自我丧失后的一种苦闷。

       如《池上雁》:“野性不受畜,逍遥恋江渚。冥飞惜未高,偶为弋者取。幸来君园中,华沼得游处,虽蒙惠养恩,饱饲贷庖煮。终焉怀惭惊,不复少容与。耿耿宵光迟,摵摵寒响聚。风露秋丛阴,孤宿敛残羽。岂无凫与骛,相顾非旧侣。朔漠饶燕云,梦泽多楚雨。遐乡万里外,哀鸣每延伫。犹怀主恩深,未忍轻远举。傥令寄边音,申报聊自许。”

       所畜者代表作者自己,也写出了他的孤独。《喜家人至京》:“海鸟那知享钟鼓?野马终惧遭笼鞿。江湖浩荡故山远,归梦每逐鸿南飞。” 这是明初在南京做官时作,写出了感到不自由的心境。

高启《题仕女图诗》

       他多用“野”的形象自喻,这种形象是要自由的象征,而他却是始终没有自由。要自由而不可得,这种悲哀、苦闷是文学史上一种新的东西。无论是李白、杜甫还是苏轼都没有此种悲哀。

       这是因为李白、杜甫、苏轼的时代,个体的自我不像高启时那样受到重视。在此之前,六朝时代比较重视个人,但文学家多为贵族,自我受到抑制的苦闷就比较轻,而且重视自我没有达到高启时代的高度。

       高启、杨维桢的诗,虽然表现形式上大不相同,一沉一扬,但实际上都是同一思想的产物,是陆九渊哲学向个人方向推导的结果。

《青邱高季迪先生诗集》

       正由于高启的诗重视个人,所以他的诗既有个人受到抑制的苦闷,也有对人生的一种贪求,如《香水溪(在吴故宫)》:“粉痕凝水春溶溶,暖香流山铜沟宫。明月曾照美人浴,影与荷花相间红。玉肌羞露谁能见?只有鸳鸯窥半面。绛绡围掩怯新凉,归卧芙蓉池上殿。空洗铅妆不洗妖,坐倾人国几良宵。骊山更有汤泉在,千古愁魂一种销。”

       写的是他想象古代美人沐浴的情景,表现出他的一种大胆,与程朱理学“灭人欲”是相反的。香水溪是他心中的想象,美人也是他心中的一种想象,一种感觉。

       他敢于写出来就是对理学的反动,这使我们联想起郁达夫的作品。对美人沐浴,他的想象是细腻的,这是一种对个人欲望的肯定,是重视个人的结果。

       这首诗中有高启的感概。对倾国美人使国君失国该如何评价?高启有自己的看法:虽失国,但与美人在一起,愁魂亦销却。因为人生的悲哀是与生俱有的,要消除悲哀,只有与美人在一起。

《薪火学刊》第三卷

       虽说失国是一种悲哀,但人生的悲哀得到了解脱。这涉及到人生的意义何在。高启认为,只有欲望得到满足才能获得人生的意义。他认为人生并无意义,只能游戏才有意义。

       他的思想与传统是相反的,与先秦时期杨朱“唯我”的思想有一些相通,使重视个人的人生观提到了很高的高度。诗中与杨维桢的也有相似之处。


【相关阅读】

《薪火学刊》第三卷目录、稿约及往期目录


本部分由陈广宏教授审订,发表于《薪火学刊》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经整理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