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高风亮节，百代楷模——论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汉末三国，群星灿烂。在众多英雄贤才中，综观智慧之明澈、功业之完整、道德之高尚，诸葛亮无疑是众望所归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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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诸葛亮（181～234），是汉末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他生于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四岁时（虚岁，下同），黄巾起义爆发，其家乡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正是青徐黄巾军力量强大，与官军反复较量之地；九岁时，董卓进京，废少帝，立献帝，导致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十四岁时，他随叔父诸葛玄离开家乡，前往豫章（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十五岁时，又随叔父到荆州投奔刘表。
十七岁时，诸葛玄病卒。尽管此时诸葛亮年未弱冠，又与荆州牧刘表手下大将蒯越家族和荆州名士领袖庞德公都有亲戚关系（详见后），但他胸有大志，襟怀高迈，既不愿托庇于权势，又不愿依附于名门，而是带着弟弟诸葛均，毅然隐居于隆中（汉代属荆州南阳郡邓县，今属湖北襄阳市），一面躬耕陇亩，一面关注天下大事，研究治国用兵之道，长达十年之久。
建安十二年（207），当时依附刘表、屯兵新野的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咨询天下大计，在刘备的恳切敦促下，诸葛亮出山辅佐，从此成为刘蜀集团的栋梁，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宏图，创造出非凡的业绩。
建安十三年（208）秋，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表病卒，次子刘琮继位，不战而降，刘备败走江夏。在此危难之际，诸葛亮主动要求出使江东，说服孙权，建立起孙刘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使刘备趁势夺得荆州江南四郡，周瑜去世后又“借”得孙权占据的南郡。
此后，他又协助刘备夺取益州，顺利地实现了跨有荆、益，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第一步战略目标，使刘蜀集团达到鼎盛时期。
建安二十四年（219）冬，关羽丢失荆州，使刘蜀集团的地盘减少了将近一半；章武二年（222），刘备又在夷陵之战中遭到惨败，次年托孤于诸葛亮，在羞愤与悔恨中病逝。
在此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以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独力承担起维系蜀汉国运的历史使命。
他高瞻远瞩，勤政务实，励精图治，清正廉明，把蜀汉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坚持“和”“抚”方针和“攻心为上”的原则，迅速平定南中地区，较好地处理了民族关系；他不畏艰险，屡次北伐，始终对强大的曹魏保持了进攻的态势；他善于治军，赏罚严明，重视装备的革新和战术的改进，创制了令人称奇的“木牛流马”和“八阵图”；他忠于职守，克己奉公，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西晋杰出的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篇末高度评价道：
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诸葛亮确实不愧为一代贤相，千古人杰。他不仅深受蜀汉民众的尊崇，甚至还得到敌方的敬重；1800年来，人们总是深情地缅怀他，真诚地颂扬他，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家中，能够享有如此崇高地位者，极其罕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诸葛亮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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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学明志，心怀天下
建安二年（197），年仅十七岁的诸葛亮，带着弟弟诸葛均，到襄阳隆中隐居，一面躬耕，一面学习，长达十年。直到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才出山辅佐。
在隐居隆中的十年里，诸葛亮做了些什么？一言以蔽之：“积学明志，心怀天下。”
在这漫长的十年中，他时时拜访庞德公、司马徽（字德操）这样的名师，倾心结交崔州平、徐庶这样的好友；一边广学博采，增长才干，一边观察天下大势，思考治世方略。天长日久，从量变到质变，终成一代伟器，得到师友们的高度评价。
荆州名士领袖庞德公率先称赞诸葛亮为“卧龙”①，可谓一锤定音。另一位重量级名士司马徽完全认同这一评价，在刘备拜访他时，郑重提出：“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刘备问谁是伏龙、凤雏，司马徽回答道：“诸葛孔明、庞士元也。”②这直接激起了刘备三顾茅庐的热情。
诸葛亮的朋友们也都赞同庞德公的评价，他最好的朋友徐庶先投奔刘备，受到器重后，就向刘备积极推荐诸葛亮：“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刘备开始还像对待一般才士那样，对徐庶说：“君与俱来。”徐庶郑重其事地提出：“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③这才促成了三顾茅庐的实现。
如果诸葛亮没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品格，能够得到师友们如此高的评价吗？如果他耐不住寂寞，气浮心躁，见异思迁，跟风趋时，能够在隆中坚持十年之久吗？又怎能成为第一流的天下英才？
按照世俗的观点，“三顾”之前的诸葛亮，只是一个“四无”青年：第一，没有学历；第二，没有论著；第三，没有战功；第四，没有仕宦经历。而此时的刘备，尽管不得志，却已拥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的重要身份，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英雄，而且比诸葛亮整整大20岁，实为长辈，他凭什么要不辞辛苦，一次又一次地从百里之外的新野前往隆中，拜访这位“四无”青年？凭的就是他相信司马徽的介绍和徐庶的推荐，相信诸葛亮不仅具有经天纬地之才，而且具有超凡脱俗之德！
反过来说，按照世俗的观点，“三顾”之前的诸葛亮，已经拥有令人羡慕的人脉：
首先，他的大姐，早已嫁给荆州最有权势的家族——蒯氏家族的蒯祺；他的二姐，早已嫁给荆州名士领袖庞德公之子庞山民，使他有条件与荆州的一流人才交往。
其次，他在隐居隆中期间，已娶妻黄氏。黄氏之父，大家都知道是沔南名士黄承彦；黄氏之母，大多数人却没有注意，乃是蔡氏，即刘表后妻蔡夫人的亲姐姐。这样，荆州的最高统治者刘表就成了诸葛亮的姨夫，刘表的头号大将蔡瑁成了他的舅舅，这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特殊关系。
其三，他的大哥诸葛瑾已经成为孙权的长史。
此外，“三顾”之后仅仅一年，即建安十三年（208），曹操便兴兵南征，诸葛亮四个好友中的三个——徐庶、石广元、孟公威，或被动、或主动地归附了曹操。
因此，诸葛亮如果想出仕，至少有三个选择：一是就近攀附刘表、蔡瑁，请他们安排一个好位置；二是通过大哥投奔孙权，也能得到重用；三是等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到来，发展前景也将不错。
然而，诸葛亮对这三个选择都毫不动心，因为他的理想是兴复汉室，济世安民。按照这样的理想，胸无大志、拥兵自守的刘表显然不足取，据有江东、欲自成王霸之业的孙权不同道，名为汉相却心怀异志的曹操则不可信；唯有屡经挫折却不懈奋斗，“信义著于四海”（《隆中对》中语）的刘备才值得自己辅佐。
因此，三顾茅庐的实质是：刘备千呼万唤，终于找到了德才兼备的诸葛亮为辅佐；诸葛亮反复选择，终于选中刘备这个理想的明君。是兴复汉室的共同目标，使他们走到一起。这是心灵的遇合，理想的选择，堪称千秋佳话。
（二）综观全局，英明决策
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虚心请教。诸葛亮提出著名的《隆中对》，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为刘备制定了先占荆、益二州，形成三分鼎立之势，外结孙权，内修政治，待时机成熟，再分兵两路北伐，攻取中原，以成霸业的战略方针。
这一精辟分析，高屋建瓴，为三分鼎立规划了蓝图，为刘备集团制定了最佳的战略方针。
千百年来，人们对《隆中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代有的学者因为《隆中对》提出的两路北伐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便怀疑诸葛亮的整个战略规划行不通；有的学者认为“跨有荆、益”与“结好孙权”这两大原则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只有等孙权夺得荆州，刘蜀方面承认既成事实，才能与孙权重新修好，因而《隆中对》的基本国策是错误的。
我认为，这些看法是片面的。刘备在“三顾茅庐”之前，奋斗半生而屡遭挫折，此后忠实执行《隆中对》，仅仅用了七年时间，即到建安十九年（214），便完成了由没有立足之地到“跨有荆、益”的巨大转折，形成了三分鼎立局面，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建安二十四年（219）夏又夺取汉中，其势力达到鼎盛。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证明《隆中对》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至于第二步战略目标未能实现，那是由于后来荆州失守，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能因此认为当初的规划不对。古今中外，重大的战略规划，在执行过程中往往需要随时调整，甚至发生重大改变，这是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应该懂得的，如果因后来情况的变化而否定当初的设想或规划，其实是“马后炮”式的看法。
诚然，夺取荆州，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乃是孙吴集团的建国方略，这与刘蜀集团的利益确有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的。
建安二十年（215），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中分荆州，已经形成了战略平衡。这种平衡，既可以维持相当长的时期，也随时可能被打破，就看三分鼎立的大局如何演变，孙刘双方如何处置了。
如果关羽忠实执行“东和孙权，北拒曹操”的方针，使曹操难以拉拢孙权而偷袭关羽之后；如果关羽善于安抚和激励部下，使镇守江陵的麋芳、镇守公安的士仁（《三国演义》误作“傅士仁”）忠于职守，不怀二心，坚决抵御东吴的偷袭；如果刘备诸葛亮在关羽北伐襄阳时能够及时配合和支援，那么，荆州未必失守。
而在刘蜀集团牢牢控制自己那部分荆州的情况下，承认既成事实的就该是孙权了；面对曹操这个强敌，双方既需要、也完全可能继续联手。由此可见，荆州之失系由多种因素导致，绝非命中注定，它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隆中对》战略构想之正确。
诸葛亮提出《隆中对》这样享誉千载的战略规划时，年仅二十七岁，实在令人惊叹！贯穿其间的，不仅是高瞻远瞩，洞察历史走势的政治智慧，而且是高度自信，勇于担当的人格力量。
（三）协调君臣，和衷共济
在封建时代，一个政治家能否处理好君臣关系、同僚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往往直接影响其决策能否顺利实施，甚至决定其成败乃至存亡。在这方面，诸葛亮与刘备父子的关系，与同僚的关系都堪称楷模。
诸葛亮与刘备——鱼水相谐，推心置腹。诸葛亮一出山，就深受器重，与刘备“情好日密”。对此，刘备解释道：“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④
此后，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诸葛亮总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关键作用：
赤壁之战前夕，主动要求出使江东，促成孙刘联盟的建立，成为战胜曹操的保障；赤壁之战后，任军师中郎将，“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保障了刘备军的供给；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入蜀，诸葛亮与关羽镇守荆州；建安十九年（214），在刘备夺取益州的紧要关头，他与张飞、赵云等入蜀增援；刘备平定益州后，任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正式成为刘备的首席股肱之臣；每当刘备外出，诸葛亮都扮演楚汉相争时萧何的角色，镇守成都，足食足兵；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以诸葛亮为丞相，名正言顺地成为蜀汉百官之首。
凭着自己的智慧与忠贞，诸葛亮赢得了刘备越来越深的信任，这才有了刘备临终前的“白帝托孤”。对此，后人大多予以盛赞，尽管偶尔也有猜疑之论，不过是妄相忖度而已。
纵观两千年皇权社会史，皇帝临终前委任顾命大臣者固不少见；然而，有几个皇帝愿意或者敢于像刘备那样托孤？
当然，刘备并非鼓励诸葛亮取其子而代之，而是希望诸葛亮尽力辅之；但如此气度胸襟，仍罕有其匹，真可谓推心置腹，肝胆相照。正如陈寿在《三国志·蜀书·先主传》末公允评价的：“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
诸葛亮与刘禅——君臣相得，善始善终。刘备逝世后，太子刘禅即位，诸葛亮又辅佐刘禅，长达12年。
此时的诸葛亮，既是百官之首，又是军队统帅，还兼领益州牧，蜀汉军政大权，尽在其手。他一直恪守“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诺言，忠心耿耿地辅佐刘禅。
刘禅则谨遵父亲“事之如父”的遗命，对诸葛亮极为敬重，充分信任：诸葛亮亲自南征，几度北伐，他总是予以支持，从不掣肘。如此放手让辅政大臣行使职权，不疑心，不横加干涉，在整个封建时代实不多见。
当诸葛亮在五丈原病重时，刘禅特地派尚书仆射李福前去探望，并咨询国家大计；诸葛亮推荐蒋琬、费祎为接班人，他完全照办。不仅如此，刘禅还对诸葛亮追思不已，对诸葛亮之子诸葛瞻重点培养，使之成为蜀汉后期执政大臣之一，后来还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今陕西勉县定军山前）。
这证明他确实是真心诚意地崇敬诸葛亮。可谓君臣相得，善始善终。正如裴松之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中引《袁子》云：“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⑤
诸葛亮与同僚——开诚相见，和衷共济。这方面例证甚多。
例如庞统，年轻时与诸葛亮，并称“卧龙”“凤雏”。赤壁之战后，庞统初归刘备，未得重用，诸葛亮向刘备积极推荐，加上鲁肃的大力褒扬，促使刘备召见庞统，“大器之，以为治中从事。亲待亚于诸葛亮，遂与亮并为军师中郎将。亮留镇荆州。统随从入蜀。”⑥两位奇才共辅刘备，堪称美谈。
又如诸葛亮最看重的同僚蕫和，为人坦诚，办事勤勉，敢于直谏，深得诸葛亮称赞。“先主定蜀，徵和为掌军中郎将，与军师将军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献可替否，共为欢交。”“亮后为丞相，教与群下曰：‘……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⑦
再如刘备最赏识的谋士法正，为刘备夺取益州立下大功，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权倾一时；但他胸襟狭隘，做事往往不守规则。对此，诸葛亮自然不以为然；但为顾全大局，仍予包容，“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而对法正的智谋，诸葛亮颇为佩服，刘备在夷陵之战中惨败后，诸葛亮还“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⑧
对于属下官员，诸葛亮一方面督率严格，赏罚分明；另一方面又要求他们“勤攻吾之阙”，对敢于批评者屡加表彰，从而形成和衷共济的良好政风。
诸葛亮的崇高人格，不仅充分取信于蜀汉两代国君，而且使他在蜀汉官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真是忠贞昭日月，精诚贯金石！
（四）善于治理，造福一方
当代史学大师范文澜先生充分肯定诸葛亮治国理政的功绩：“凡是封建剝削階級可能做到的较好措施，他几乎都做，因之……他所治理的汉国，在三国中却是最有条理的一国。”⑨
诸葛亮在治国上，突出表现为勤政务实，安民为本。他明确提出：“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又称蒋琬》）因此，他十分爱惜民力，各种治国措施都贯穿务实精神，坚决不搞华而不实、徒耗人力物力财力的花架子。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严格控制宫城、陵墓的规模和皇室的开支。历代王朝，都把宫城的修造、陵墓的营建视为头等大事。
三国时期，魏、吴两国皇帝都曾大规模地扩建宫城，营建陵墓。而在诸葛亮执政的蜀汉，宫城是三国中最小的，而且多年没有扩建；刘备的陵墓“惠陵”，则是历代皇帝陵墓中规模最小者之一。
对于后主刘禅，诸葛亮一再提醒他“亲贤臣，远小人”，“咨诹善道，察纳雅言”（《出师表》）。与魏、吴两国皇帝相比，刘禅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都基本上能守君道，很少外出田猎游玩，更没有肆意挥霍享乐，这表明诸葛亮对他的教育和约束是有效的⑩。
其二，努力发展经济，安定民生。
建兴元年（223）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一方面与孙吴恢复同盟关系，迅速摆脱了一度两面受敌的不利局面，重新形成共同抗曹的战略格局；另一方面则“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大力恢复因荆州之失和夷陵之败而严重亏损的国力。
此后，他始终把发展经济，安定民生置于极端重要的地位。为此，他在兴修水利、提高盐铁生产技术、扩大蜀锦生产规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得力措施，收到了很大的成效。
例如，为了维护中外闻名的都江堰，诸葛亮设置了专门的“堰官”，并征调一支1200人的队伍，常年负责疏通河道，修筑堤坝，形成定制。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之所以能够长期滋润天府沃野，开创者李冰居功至伟，维护者诸葛亮也功不可没。
其三，南征北战，见机而作，量力而行。
南征北战，是诸葛亮执政期间最引人注目的举措，后人对此时有訾议。其实，南征是为了稳定蜀汉的大后方，北伐则是为了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都是非做不可的头等大事。但是，无论是南征还是北伐，诸葛亮都始终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见机而作，量力而行，从来没有只顾一厢情愿，盲动蛮干，浪费民力。
请看：刘禅即位后，经过两年的恢复经济，建兴三年（225）三月，诸葛亮亲自率军南征。由于他坚持“攻心为上”的正确方针，战术运用得当，避免强攻硬打，短短几个月就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经过两年的休整，建兴五年（227）春，上《出师表》，北驻汉中，伺机伐魏。又经过一年的准备，建兴六年（228）春才首次北伐。
这年十二月，因曹魏在石亭之战中被孙吴名将陆逊打败，损失惨重，诸葛亮趁机第二次北伐，围陈仓（今陕西宝鸡东），粮尽而还。建兴七年（229）春，诸葛亮第三次北伐，攻取武都、阴平二郡，改善了蜀汉西北方的战略态势。
此后，又经过两年的休整，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屡次击败司马懿等，后因粮尽退兵。此后，诸葛亮“休士劝农”达三年之久，直到建兴十二年（234）春才第五次北伐⑪；而且“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⑫。
上述这一切，真正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治国思想。
正因为诸葛亮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又勤政务实，安民为本，其军政决策得到民众的衷心拥护，“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诸葛亮传》注引《袁子》），从而形成“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陈寿《表上诸葛氏集目录》）的良好社会风气。
（五）克己奉公，清正廉洁
诸葛亮逝世前，曾经上表后主：“臣初奉先帝，资仰于官，不自治生。今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馀饶。至於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集·临终遗表》）
可以说，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主动自报家产的丞相。这份家产，仅相当于当时的一般地主；除此之外，他没有从事任何经营活动，没有谋取其他收入。直到他去世后，清点财产的结果，“如其所言”。对于一国丞相而言，真是极为难得。
应该说明的是，作为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收入是不低的。汉代丞相秩万石，月俸谷360斛（1斛等于10斗，相当于1石），钱6万；蜀汉承汉制，但疆域仅为东汉十三州之一，官员俸禄不详，至少不会太低。
此外，诸葛亮得到的赏赐也不少。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平定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三国志·蜀书·张飞传》）；诸葛亮在《答李严书》中也说自己“位极人臣，禄赐百亿”⑬。
俸禄和赏赐这么多，家产却这么少，原因何在？这是因为，诸葛亮把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赏赐有功将士。他提倡“将不可吝”，指出：“吝则赏不行，赏不行则士不致命，士不致命则军无功。”（《诸葛亮集·将苑》）这充分体现了他公忠体国的优秀品格，也是对古代良将身先士卒、爱兵如子的带兵传统的发扬光大。
诸葛亮不仅不贪财，不敛财，而且把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用于治国治军，因而能够坦然自报家产，堪称青史第一。
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积劳成疾，溘然长逝。临终前，“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⑭
诸葛亮的墓，只相当于一般百姓。即使在普遍薄葬的时代，也是最俭朴的。若与当时某些显赫的大臣相比，则反差极大。
例如，官至孙吴左大司马的名将朱然，其墓葬于1984年发掘，墓室外侧8．7米，宽3．54米，规模虽然比不上后世许多大官僚，但比诸葛亮墓大得多；墓内共出土青瓷器、漆木器、铜器、陶器等文物140多件，铜钱6000多枚（见《文物》1986年第3期），也是“不须器物”的诸葛亮墓远远无法比拟的。
尽管诸葛亮的墓显得似乎过于“寒酸”，但他的浩然正气，却如同那苍翠的青山，与日月同辉，永不泯灭。
（六）严教子侄，清廉传家
诸葛亮不仅以清正廉洁激励带动百官，而且以此严格教育子侄，把清廉作为传家之宝。
在《诫外甥书》中，他提出了“志当存高远”的名言，要求后辈树立远大志向，“慕先贤，绝情欲”，不为物欲所累，不为贪念所牵，从而培养高尚的情操。
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另一句名言：“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经《三国演义》化用为“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更加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正直的政治家来说，清廉是应有的品格，但还不是人生的最高目标和最后归宿。有了远大的志向，高尚的的情操，就应该报效国家，造福社会。诸葛亮以此要求子侄，子侄们努力付诸实践，作出了无愧于父辈的业绩。
由于诸葛亮婚后迟迟没有子嗣，便与长兄诸葛瑾商量，要求将其次子诸葛乔过继给自己；诸葛瑾征得孙权同意，让诸葛乔来到蜀汉。
诸葛亮以诸葛乔为嫡长子，并将其字由“仲慎”改为“伯松”，对其十分钟爱。然而，诸葛亮并不是让诸葛乔在丞相府中养尊处优，而是将他任命为驸马都尉，随自己进驻汉中。
在给诸葛瑾的信中，诸葛亮写道：“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於谷中。”在风餐露宿的艰苦劳作中，诸葛乔染上疾病，竟于建兴六年（228）逝世，年仅二十五岁（虚岁）！
在诸葛乔逝世前一年（227），诸葛瞻出生。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给诸葛瑾写信道：“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嫌其早成，恐不为重器耳。”就在这年八月，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前线。
此后，诸葛瞻在刘禅的关照和民众的爱护下，一直顺利成长。尽管他的文才武略远远无法望父亲之项背，却继承了父亲的忠贞品格和清廉之风。
当邓艾偷度阴平，蜀汉面临亡国危局时，他率兵抵御，不幸战败，断然拒绝邓艾的诱降，慷慨赴敌，以死殉国，时年三十七岁。其长子诸葛尚也一起战死，在蜀汉历史上写下了悲壮的一页。
诸葛亮子孙皆英烈，一门尽忠贞。清廉家风，代代相传。
（七）举贤任能，后继有人
诸葛亮深知：“治国之道，务在举贤。”（《举措第七》）他不仅自己廉洁奉公，以身作则，而且重视表彰忠直为国、清正廉洁的同僚，培养德才兼备、品格高尚的官员，从而使清正廉洁蔚然成风。
赵云（？－229），蜀汉大将，资历仅次于关羽、张飞，又有两次救护刘禅之功；但他从不居功自傲，从不争名夺利，而是谦虚谨慎，廉洁自律。
建兴六年（228），诸葛亮一出祁山，遭到街亭之败，赵云与邓芝率领的疑兵也在箕谷失利。在撤退时，由于赵云亲自断后，部伍不乱，“军资什物，略无所弃”。
诸葛亮对此十分赞赏，要赏赐赵云所部将士。这时赵云毫无沾沾自喜之态，而是诚恳地推辞道：“军事无利，何为有赐？其物请悉入赤岸府库，须十月为冬赐。”（《三国志·蜀书·赵云传》）
杨洪（？－228），诸葛亮赏识的蜀郡太守。才干卓越，政绩突出，而又“忠清款亮，忧公如家。”（《三国志·蜀书·杨洪传》）
蒋琬（？－246），诸葛亮培养的接班人。诸葛亮病逝后，后主刘禅任命他为尚书令，总统国事；此后，又由大将军一直晋升到大司马。
他稳重沉静，秉承诸葛亮的治国方针，把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在军事上，他清醒地认识到魏强蜀弱的现实，珍惜国力，徐图进取，决不轻举妄动，从而舒缓了民力，取得了保境安民的良好效果。他为人豁达开朗，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胸襟博大，从善如流，与费祎、董允和衷共济，使整个执政团队保持了清正廉洁之风。（（《三国志·蜀书·蒋琬传》）
费祎（？－253），诸葛亮培养的第二号接班人。诸葛亮病逝后，他由后军师晋升为尚书令，作为大将军蒋琬的助手，负责处理日常政务。
他为人宽厚，才识过人，处事敏捷干练，深受同僚敬佩。延熙六年（243）升任大将军、录尚书事，与大司马蒋琬共同执政。延熙九年（245）蒋琬逝世后，他成为蜀汉的头号大臣，继续保持了蜀汉政权的稳定。他“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儿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蜀书·费祎传》注引《费祎别传》）
董允（？－246），诸葛亮培养的接班人之一。他年轻时即与费祎齐名。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费祎总摄宫中之事；后迁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他“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益严惮之。……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辟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皓畏允，不敢为非。”
延熙七年（244），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与蒋琬、费祎并为蜀汉重臣。蒋琬曾经上书，要求“宜赐爵土以褒勋劳”，他却固辞不受（《三国志·蜀书·董允传》）。《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董）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
吕乂（？－251），历任巴西、汉中、广汉、蜀郡太守，尚书令。“历职内外，治身俭约，谦靖少言，为政简而不烦，号为清能。（《三国志·蜀书·吕乂传》）
姜维（202－264），诸葛亮培养的主要将领，官至大将军。“姜伯约据上将之重，处群臣之右，宅舍弊薄，资财无馀，侧室无妾媵之亵，后庭无声乐之娱，衣服取供，舆马取备，饮食节制，不奢不约，官给费用，随手消尽；察其所以然者，非以激贪厉浊，抑情自割也，直谓如是为足，不在多求。”（《三国志·蜀书·姜维传》引郤正语）
邓芝（？－251），因出使东吴，维护吴蜀联盟，被孙权誉为“和合二国，唯有邓芝”而闻名，后来成为蜀汉后期大将，官至车骑将军。“芝为将军二十馀年，赏罚明断，善恤卒伍。身之衣食资仰於官，不苟素俭，然终不治私产，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馀财。”（《三国志·蜀书·邓芝传》）
张嶷（？－254），任越嶲太守，长期镇守南方。他精明强干，恩威并用，“在郡十五年，邦域安穆。”而又持身清廉，“家素贫匮”，深得各族民众的尊崇。（《三国志·蜀书·张嶷传》）
在古代杰出的政治家中，就选拔和培养德才兼备、清正廉洁的继承人而言，诸葛亮所取得的成功，可能是独一无二的。
诸葛亮的以身作则，众多官员的效法追随，造就了一个廉政时代，使蜀汉成为三国时期公认为治理得最好的政权。
（八）和抚为上，敦睦各族
在古代政治家中，诸葛亮的民族思想是相当开明，相当进步的。早在《隆中对》中，他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原则。比之一再残酷镇压西北羌族的东汉朝廷，这位27岁的年轻人实在高明得多。从此，“和抚为上”就成为他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
章武三年（即建兴元年，223），蜀汉南中地区发生由少数地方豪强煽动的叛乱。由于正处于刘备逝世，刘禅继位的重大变故期，诸葛亮未便出兵平叛。此后两年，诸葛亮抓紧稳定政局，恢复吴蜀联盟，务农殖谷，发展经济。
到了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亲率大军南征。出发时，马谡为之送行，提出建议：“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⑮诸葛亮欣然采纳。所谓“攻心为上”，其实质就是“和抚为上”，本来就是诸葛亮的一贯思想。
在南征中，他坚持“和抚为上”的方针，短短几个月就平定了地域广阔、地形复杂、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多样的南中地区，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此过程中，诸葛亮充分表现出对少数民族首领和广大民众的善意，“七擒孟获”就是被人们广泛传颂的典型故事，从而收到了“但服其心”，敦睦各族的良好效果。
千百年来，各族民众一直把诸葛亮视为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把许多美好的事物与他联系在一起。直到今天，在四川攀西地区和云南、贵州的各族民众中，仍然流传着大量有关诸葛亮的动人传说，对诸葛亮的尊崇和热爱，令人惊异和感动，在古代政治家中罕有其匹。这是诸葛亮人格魅力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真正优秀的政治家，不仅勤政务实，建功立业，造福兆民；而且严以律己，率先垂范，以高风亮节遗爱千秋。可以说，建一时之功易，遗不世之爱难。岁月如流，人心如秤，历史是公正的，民心是永恒的。以满腔热忱做实事，不急功近利，不做表面文章，仰不愧天，俯不怍民，真正赢得民众的尊重爱戴，乃至遗爱千秋，才是最难能可贵的。在这方面，诸葛亮堪称难以企及的不朽典范。
诸葛亮逝世后，各地民众纷纷要求为之立庙；朝廷因礼秩而不听，于是“百姓巷祭，戎夷野祀”（《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泰始十年（274）编成《诸葛亮集》后上给晋武帝的表文所言：“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⑯，郑人之歌子产⑰，无以远譬也。”诸葛亮受到蜀汉人民历久不衰的深切怀念，有力地表明他高尚的人格具有多么强的感召力。真是遗爱百代，彪炳千秋！
陈寿评价诸葛亮为“管、萧之亚匹”，从功业建树的角度来看，确实如此；不过，若论严以律己，始终如一，论人格魅力，我认为诸葛亮比管仲、萧何都要高出一筹。
“诸葛大名垂宇宙”。他不仅是青少年立志成才的榜样，知识分子献身理想的典范，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百代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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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三国志·蜀书·庞统传》裴注引《襄阳记》：“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庞德公语也。”
② 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襄阳记》。
③ 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④ 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⑤ 袁子，即袁准，西晋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以儒学知名，武帝泰始中，官至给 事中。
⑥ 见《三国志·蜀书·庞统传》。
⑦ 见《三国志·蜀书·董和传》。
⑧ 见《三国志·蜀书·法正传》。
⑨ 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册，第268页。
⑩ 参见拙文《三国刘蜀后期人物三论》，载《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⑪ 历史上诸葛亮总共五次北伐，其中两次兵出祁山。“六出祁山”乃小说家言。参见拙作《诸葛亮究竟几出祁山？》，收入拙著《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
⑫ 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⑬ 古代“亿”有两义：一为万万，一为十万。此处为后一义。“百亿”为概数，略言其多。
⑭ 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⑮ 《三国志·蜀书·马良传》附《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⑯ 《甘棠》之咏召公：《甘棠》：《诗经·召南》中的一首，表达怀念召公之情。召公：西周宗室，燕国的始祖。周成王时，与周公共同执政，分陕而治，深得人心。
⑰ 郑人之歌子产：据《史记·循吏列传》载，子产治郑二十六年而死，郑人哀之曰：“子产去我死乎，民将安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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