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钟茂文、朴民赫译：韩国与《水浒传》
《水浒传》在古代韩国的影响
中国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韩国都十分知名，除金瓶梅之外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都广为传读，受到男女老少的喜爱。然而《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社会革新精神，似乎不被朝鲜时代崇尚忠义道德的士大夫所接受[1]。
当时《三国演义》大行其道，其中赤壁之战的情节被改编成唱剧“赤壁歌”流入大众文化[2]，直至朝鲜末期保持着其流行。与之相比，《水浒传》则没有得到大众的瞩目，也没有得到足够的供应。
但可以确定的是，《水浒传》凭借其个性鲜明的豪杰形象与荡气回肠的的情节仍吸引了许多男性读者。作为一个例子:《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在朝鲜正祖时期，曾出现以《水浒传》的“替天行道”为主张的谋-反团伙[3]。
《水浒传》在现代韩国的传播
《水浒传》的价值在韩国近代以来反而得到较大的认可[4]。过去被封建的眼光曲解的改革精神逐渐得到现代眼光的重视，如今《水浒》已列入韩国儿童书籍的推荐目录。低龄层的接触吸收是流行文化的主要基础，由此来看，近年来在韩国小学生之间吹起的的《水浒》热，也许在未来造就《水浒》与《三国》齐名的的文化景象。
当然《水浒传》的读者层能有这样的扩张，离不开出版界的工作者。原本只是一部小说的《水浒传》，在他们的精心打琢（整合、 加工、 包装）下，成为结合历史与文化学习的人文教科类书籍，成功赢得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喜爱。
与之前改编成漫画、小说、电视剧、电影等形式的的《水浒》相比，这样面向儿童的水浒 ——《英雄豪杰水浒》——才收获了低龄甚至成年读者的喜爱。
谈到水浒传在韩国近代以来的流行，两位（翻译）作家的作用不可或缺：一位是漫画作家高羽荣（고우영）[5]，另一位则是小说作家李文烈（이문열）[6]。虽然也有很多译本，不过这两位翻译的作品着实对中国古典在韩国的流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漫画家高羽荣,从七十年代开始发表《西游记》、《三国志》、《楚汉志》、《列国志》等中国英雄小说的改编漫画，正式在韩国大众文化圈掀起英雄小说的热潮。他为了真实地展现作品中的中国文化，曾亲自到中国各地进行考察。
另一位作家李文烈,他本身钟爱中国古典。他翻译的《水浒传》，成为在韩国最为经典的韩文译本，保持了20年的高销量。据本人描述，他参考《第五才子书》、《忠义水浒志全》、《水浒后传》等，并加上自己的文采，才得以译出符合韩国读者喜好的的《水浒》。
对现代的韩国人来说，不仅汉文原本的《水浒》难读，生硬的直译译本也难以理解。因此可知，那些充分理解了中国文化的韩国作家的工作才显得尤为重要。
李文烈翻译的中国古代小说作品，除了《水浒》外，还包括《三国志》与《楚汉志》等，也一直受到韩国读者持续的喜爱。
3日本促进《水浒传》在韩传播
要观察韩国与日本人民对待中国古典小说的态度，不难发现，两国皆表现出相似的主体意识，甚至与这类文化的发源地中国有着同样的情怀。
在此试着通过“金庸[7]与池田大作[8]两位作家的对谈”[9]。解读韩国的水浒在华文化传承脉络上的地位，因而为了探讨在汉文化圈里对《水浒》的热潮本文多为参引此文。
如上述现在《水浒传》在韩国作为儿童书籍引起关注的现象，在过去封建社会是难以实现的，人们对《水浒传》的重新认识和再挖掘促进了这样的变化，如下两则评价可以代表这种认识的转变。
金 庸
正统派人士反对梁山泊之聚义造反。有个俞万春写了一部小说《荡寇志》，叙述朝廷的忠臣勇将把梁山泊灭了，梁山众英雄或杀或擒，无一脱离，也不是写他们受招安投降，而是反抗到底，被官兵扑灭。表示反抗统治者没有好下场。
中国社会上有一句流传的话：“少不读《水浒》，老不读《叁国》。”《水浒传》描写好勇斗狠之人反抗政府，反抗权威，受到欺压就拔刀而起，杀人造反。可见人们认为《水浒》有“诲盗”（鼓励年青人犯法造反）的作用。
池 田
此处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水许》的英雄们从来将自身的安全置之度外。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另一天地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必要挺身奔赴厮杀的战场，更何况是那样出生入死地去拯救那个欺压百姓而陷入困境地的朝廷。然而他们的个性也不允许对民众见死不救。人民有难，英雄们就挺身而出。朝廷利用了这种情形而招他们向朝廷投降。
《水浒》对权势者予以无情的鞭挞，他们利用英雄们忧国忧民的真情而最后却如卸磨杀驴般将他们予以清除。围绕着权力与“民众的力量”，这个不断变化的悲剧就这样打上句号了吗？这是我们在读《水浒传》时，户田先生特地指出的一点，我亦打算以此题目作为我的人生一个经验。
韩国掀起的中国古典再读热潮，是在日渐西化的文化趋势中寻回自我传统的回归愿望与汉文化的传承脉络结合而促成的结果，其背后是韩国在悠久历史中积淀下的对中国精神文化传统的深厚认同。
池 田
我有一个直觉的印象，总觉得《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宣扬“王道”的，否定所谓“霸道”，也反对“奇道”。因为构成人的社会，是需要一种秩序的，换言之也就是像“黄金定律”一样的秩序感觉。中国主要是以儒家为中心而传承。上述两本小说与此一传统在根柢上是相通的。
在吉川英治的《新水浒传》中，众豪杰齐集于聚义厅时，宋江曾吟诗表示倘受天子招安，愿以自家性命尽忠事国。而李逵等听了则大怒，骂道：“呸！没趣！”宋江则好言相劝：不管怎样，宋朝开拓了由古到今连绵数千年的这一国家的文明，力量委实甚大。然而倘若此大统到此而绝，则天下大乱，四民悲苦，毕竟也不如今日矣！
战乱和天下大乱必然导致老百姓生灵涂炭，要有达成和平的秩序方能追求文明的生活，如此意识而必须付诸行动。与世之邪恶对决——并不意味着要成为捣乱的无政府主义一样的“乱臣贼子”。宋江的这一段话，令人感到其中有一种中国独特的秩序感觉，巧妙地象征着宇宙一样的感觉。
一般而言，西洋思想强调革命、变化，有强烈的无秩序倾向；相反，以儒家为中心的中国的思想，却有着较强的顺从宇宙秩序的倾向。我刚才曾谈及要考虑到正面与负面，则可以说是必须将维持稳定秩序作为优点来继承。我想这里所积蓄的中国文明是重要的人类遗产。
然而韩国在现代重拾中国古典的文化潮流与日本对中国古典的追捧给人以相似之感，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其首要的原因是日本在东北亚的早期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韩国的许多知识分子通过日本引进先进的西方文化，韩国的出版文化自然也形成了与日本相似的面貌。
尤其在二、三十年代，留学日本或间接地接受日本教育的韩国人士迅速增加，随着他们成为韩国文化的引领力量，他们让对日本文化的借鉴自然影响了韩国的出版文化。不管怎样，韩国与日本能够原封不动地享受到这些文学杰作，是两国历史性的幸运。这一切若没有儒教文化做共同的纽带是无法实现的。
4韩日接受《水浒传》的“汉文化圈”背景
无需多说，韩、日两国之间之所以能有相互影响的历史，是因为两国同属于汉文化圈（又称汉子文化圈）[10]。这样中、韩、日，东北亚地区三国，自然走进了同一文化路线。不用说汉文化的发源地中国，过去中国思想宗教经典，史书，文学名作，都传到韩半岛，也都传到日本列岛， 被当地人们的重要读物，也成为了他们的精神文化的根据。
韩国人就算对中国历史不熟悉，也能对三国历史（虽然史书和演义不同）倒背如流，更有人把三国中的名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在日本也能看见这些现象。
对东北亚三国人民而言，对中国小说的共同兴趣很容易使令成为好友，虽有语言的屏障，却没有国界之分。这便是小说的奇妙作用，也是“汉文化圈”里滔滔流传的同一传统文化的极大作用。
其实，古典即便是距离再近的两个国家，如果两国之间不存在文化公约数，某个国家的文化动向就难以对邻国产生影响。要说，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再伟大，它能给东北亚人心灵深处带来的震撼，远不如《三国》，不如《水浒》。
固然其中的因果关系、影响作用难以验证，但我们不难考虑到，日本的中国古典出版热风，必然是对韩国出版界动向产生了影响的。
总之，韩、日两国，或中、韩、日三国对中国古典名作同样喜爱，同样享受，能够共同流行， 原因在于三国之间流着所谓“汉字”“汉文学”（即中国古文学）“儒教”“北传佛教（尤其是汉传佛教）”文化等的大河流，尤其是以汉字为公用文字的共同历史。
因此近代以后，当同样属于汉文化圈的邻国日本实现中国古典小说出版物的流行，韩国重拾中国古典就有了足够的动机。
汉文化中“太平安国”的梦想共识
《三国演义》以及《水浒》传都塑造了宏大的世界观，各式各样的英雄形象，还有令人惊叹的智慧、情节、理想。这就是中国式的价值观，也是小说创作当时的中国人民对现实的认识和梦想。
金 庸
我相信，它主要的魅力在于对不公正的欺压奋起反抗，因而令人心大快。我的朋友孙述宇教授对《水浒》研究很深。他持一种新的见解，认为《水浒》是北宋年间长江以北金人侵略者占领地区中强人们的“教科书”。各地山寨中的强盗土匪从《水浒》中学习为人做事之道，对同伴要讲义气，可以杀人抢劫，放火报仇，甚至可以吃人肉，但不可贪财好色，侵犯女性。
他分析得很有道理，但我仍不大信服。我同意《水浒》起源于金人占领区中的民间传说，由于抵抗侵略者以及腐败官吏、土豪劣绅的欺压，平民武装起来，暴力反抗之馀，不免打家劫舍，占山为王。
池 田
这就是中国的谚语所说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原来起源于此。许多人也是走投无路才上山为“匪”吧！
金 庸
这部书对落草为寇的强人有很大的同情心，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作了同情与认可的描写，叙述他们受到不公平的压迫，不得已而被“逼上梁山”。然而书中滥杀无辜、挖人心肝等等场面，以现代的观点来看，未免过于残暴。
强盗匪徒从中学到讲义气、慷慨互助等美德那是可能的，但我不相信《水浒》的作者撰写此书目的是作为强人的“教本”。作者汇集民间的传说与愿望，写成《水浒》，相信是反映了金人占领区中广大人民的心意。
池 田
对于那些受官府欺压的平民百姓，只要“土匪”不伤害他们，而能劫富济贫，他们就会对这些落草为寇的人抱着同情心。但滥杀无辜就是非人道的。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所心仪的该是真能除暴安良的豪杰，也就是那些能锄强扶弱的英雄。
异族侵略导致的民众的苦难使得各路英雄愤慨不已。封建社会，将王道视为最理想的政治。但是广义地讲，若王道少了和平就无法称其为王道了。如今的世界不同以往，国家间的联系变的更加紧密，不再是以单纯的“敌方”“我方”分割的冷战时代。
在迅速变化的如今，我们若想上演新时代的水浒，我们应当反抗的是那些破坏国家友谊的因素，寻求的和平应当是全世界的和谐未来，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都能够脱离这片“地球村”而谈和平。这大概就是水浒传赠与现代的，中国文化寄予世界的理想。
正如欧洲的文化围绕拉丁语或是希腊神话，对东北亚汉文化圈来说儒学、汉传佛教诸如此类的古典文学正居于文化的中心。而中国作为这些文化的发源国，理应为这些传统感到骄傲，而韩国和日本作为汉文化传承的一脉应该不忘饮水思源。“饮水”的水就是文化。
金 庸
七十一回本最后“天下太平”四个大字作结，相信就是这意思。《水浒》强调“替天行道”，这个“道”，当是代表正义、人道、和谐、合理与稳定秩序。《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都是很有价值的好书，值得大家好好一读。
文化”运载的是“人道”，人道的目的地就是“世界和平”和“人类幸福”。东北亚三国之间共同存在着的“读水浒之风，让我们明白无论是古今人们对世界的最大的梦想就是“太平安国（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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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朝鲜-王朝（1392年—1910年），简称李朝，是朝鲜半岛最后一个统一王朝 。
[2]、《赤壁歌》是一部由汉文小说《三国演义》改编而成的一部“盘索利”。朝鲜说唱剧“盘索利” 原来只有两个登场人物，一个歌手，一个鼓手，是一种边说遍唱的表演形式。盘索利是一个合成词，由“盘”（广场、舞台之义）与“索利”（曲、歌）两个词组成。
[3]、《朝鲜-王朝实录》 正祖实录17，正祖9年（1785）2月29日。《朝鲜-王朝实录》，又称《李朝实录》。记载了由朝鲜-王朝25代王472年（1392年—1863年）间历史事实的年月日顺编年体汉文记录，涵盖朝鲜时代的政治、外交、军事、制度、法律、经济、产业、交通、通讯、社会、风俗、美术、工艺、宗教等各个方面的史事。
[4]、近代时期：世界近代史则始于19世纪。世界近代史到来的根本原因，是西方的产业革命极其大工业生产力向全球范围传播能力的形成，是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由于这一切，占世界人口80%的亚、非、拉各大洲，便在19世纪进入了自己的近代史阶段。
[5]、高羽荣（1939－2005年，고우영），漫画家，是在韩国1970年代至1980年代的著名漫画家。他将《三国志》《水浒志》《西游志》等的中国古典小说改编成漫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追捧。
[6]、李文烈（이문열，1948年－），韩国著名作家，首尔出生。他的名作还有《皮浪的猪》（1989年）、《英雄时代》（1990年）、《边境》（1990年）、《诗人》（1991年）、《选择》（1997年）、《金翅鸟》、《青春肖像》、《诗人和盗贼》、《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志》等。
[7]、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年生于浙江省海宁市，1948年移居香港 。当代知名武侠小说作家、新闻学家、企业家、政治评论家、社会活动家，“香港四大才子”之一 。金庸的武侠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个性。金庸的武侠小说在题材的选择、人物的塑造和展现社会时代风貌方面有鲜明特色，它们在创作技法上独树一帜，具有范式意义。
[8]、池田大作（1928年1月2日－），日本东京人，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创价大学创办人，是一位著名宗教家、作家、摄影师。曾任日本创价学会会长（1960年—1979年）。池田与创价学会致力于推动文化、教育、和平，1983年获联合国和平奖，1989年获联合国难民专员公署的人道主义奖，1999年获爱因斯坦和平奖。在中国获得的奖项有：中国艺术贡献奖（1959），中日友好“和平使者”称号（1990），“人民友好使者”称号（1992），中国文化交流贡献奖（1997）。
[9]、《探求灿烂的世纪》，金庸与池田大作先生的这场对谈，自1995年11月16日起，历时二年有余。二位贤者在香港和日本多次会晤，其间更曾鱼雁往返。
[10]、 “汉文化圈”（sinosphere）是指汉文化存在和影响的广大区域，是同西方一一基督教文化圈，阿拉伯一一伊斯兰教文化圈，印度一一婆罗门教文化圈平起平坐的世界四大文化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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