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上生：人格意志和仁爱情怀——《红楼梦》第四十一回回目研读札记
回目乃章回之目，是作者对该回叙事内容的概括，从一个侧面体现作者的艺术运筹和写作意图，常有画龙点睛之功。刘姥姥进大观园，以其喜剧情趣和精彩描写向来引人注目，然第四十一回回目却少有研究，今试析言之。
大体说来，此回回目有两个系统。
庚辰本、列藏本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甲戌本，己卯本此回不存。以庚辰本为底本的1982年版红研所校注本同此，作“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可简称庚辰本系统。
甲辰本，杨藏本回目为“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蒙王府本后句为“刘老妪卧醉怡红院”，戚序本后句“刘老妪醉卧怡红院”。程甲本，程乙本均作“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老老醉卧怡红院”。可简称甲辰本系统。
依红学界大多数研究者的版本共识，庚辰本在前，且底本系曹雪芹生前所抄。甲辰本等应是作者去世后所传抄
四十一回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是贾母带领众人到栊翠庵，重点写贾宝玉随黛钗到妙玉耳房品茶；后一部分写刘姥姥因喝醉酒迷路，闯进怡红院在宝玉卧房中睡觉，酒气臭屁弄了满屋。被袭人唤醒，并遮盖了此事。林黛玉讥笑刘姥姥为“母蝗虫”则是四十二回的事。
如果单纯以回目与该回叙事内容的吻合程度做标准，那么，显而易见，甲辰本系统优于庚辰本系统。特别是后句，作为回目标题，“刘姥姥醉卧怡红院”比“怡红院劫遇母蝗虫”要好，因为前者不但切合叙事内容，而且用语客观中性。
而后者不但夸张了事件性质，而且把此回所没有的下一回的内容塞入回目，不符合拟定回目的规范性要求。“母蝗虫”语含人身侮辱，令阅读者不爽。例如我自己，过去每看到“劫遇母蝗虫”这几个字，就总有一种刺目的感觉。
由于戚序本仍属于脂批本《石头记》系统，我们不能不推想：在曹雪芹拟定该回回目的过程中，“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也应该或可能是其选项，可是最后舍此而用彼。于是，“怡红院劫遇母蝗虫”便赫然在目。
曹雪芹出于何种考虑作此种突破规范的选择呢？也许值得探究。
研究这一问题的关键，当然首先是对“母蝗虫”诨名来由的解读。
四十二回“潇湘子雅谑补余香”详写这一来由。黛钗到李纨处，得知贾母要惜春画大观园：
黛玉说；“都是老太太昨儿一句话，又叫他画什么园子图儿，惹得他乐得告假了。”探春笑道；“也别要怪老太太，都是刘姥姥一句话。”林黛玉忙笑道：“可是呢，都是他一句话。他是那一门子的姥姥，只叫他是个‘母蝗虫’便是了。”说着大家都笑起来。[1]
林黛玉的“发明”马上得到薛宝钗的认同：
宝钗笑道：“世上的话，到了凤丫头嘴里也就尽了。幸而凤丫头不认得字，不大通，不过一概是世俗取笑。更有颦儿这促狭嘴，他用春秋的法子，将市俗的粗话，撮其要，删其繁，再加润色比方出来，一句是一句。这‘母蝗虫’三字，把昨儿那些形景都现出来了。亏他想的倒也快。”众人听了，都笑道：“你这一注解，也就不在他两个以下。”
林黛玉意犹未尽，当惜春说到老太太叫他画园子连人物也画上，感到为难时，黛玉又借题发挥了：
黛玉道：“人物还容易，你草虫上不能。”李纨道：“你又说不通的话了，这个上头那里又用的着草虫？或者翎毛倒要点缀一两样。”黛玉笑道：“别的草虫不画罢了，昨儿‘母蝗虫’不画上，岂不缺了典！”众人听了，又都笑起来。黛玉一面笑的两手捧着胸口，一面说道：“你快画吧，我连题跋都有了。起个名字，就叫作《携蝗大嚼图》。”众人听了，越发哄然大笑，前仰后合”
史湘云笑的连人带椅子都歪倒了。足见黛玉这番谑语的效果。
岂止在座众人认同，作者显然也是欣赏林黛玉的慧心巧舌的。他不但在刘姥姥已离开贾府后，余波荡漾，以四十二回回目“潇湘子雅谑补余香”作为这场游园喜剧的收尾，还特别把黛玉“母蝗虫”谑语提前为上回回目。
在阶级论盛行的年代，这段描写曾作为贵族小姐对下层民众（农民）的阶级歧视，或者作为林黛玉思想性格缺陷的例证，甚至作为作者思想局限性的表现例子，受到批评，是很自然的。
但今天看来，这种“政治正确”可能过于简单肤浅。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林黛玉为什么会如此刻意嘲讽刘姥姥？作者曹雪芹又为什么会如此认同？
贾宝玉和林黛玉是贵族公子小姐，他们和刘姥姥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本来不可能有任何交集。但刘姥姥为了报答第一次“打抽丰”贾府的二十两银子馈赠，特地摘下地里的新鲜瓜果送来给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尝尝“野意儿”，遂有二进荣府之举。
这本来是庄稼人的朴实报恩情感。但没有料到，生活空虚无聊的贾母正想找个积古的老人家说话儿，遂被留下了两天。深明世故的刘姥姥为了迎合贾母和贾府上下的寻乐需要，忍受屈辱，配合凤姐鸳鸯的捉弄，有意出乖露丑，带来了不少哄笑，临走时也获得了丰厚馈赠。
这是一段充满笑声而内含辛酸的故事，作者用了三四回篇幅写这个故事，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刘姥姥的思想性格表现也是异常复杂的。
在这个表面上主客融融实则贵贱，富贫，雅俗，不同价值观念，生活经验和知识积累的两个世界对立碰撞的特殊环境里，刘姥姥自觉扮演着一个以自我丑化，矮化，愚化的人格贬损来取媚贵族贾府的喜剧角色，使贾母非常开心。但正是这种人格贬损，引起了虽寄人篱下却极为重视人格尊严的林黛玉的反感。
这种反感并不是因为刘姥姥的庄稼人身份低微引起的。刘姥姥一开始也并没有自我贬损。当贾母留下她说乡下故事的时候，“彼时宝玉姊妹们也都在这里坐着，他们何曾听见过这些话，自觉比那些瞽目先生说的书还好听。”（39回）这里就包括黛玉。
这时，实际上还是两个世界信息的平等交流。（虽然她也讥讽贾宝玉过于关心故事里雪地抽柴火的小姑娘，那与对刘姥姥态度无关。）
在豪门权势面前，刘姥逐渐显露趋附媚态。鸳鸯和凤姐商议，要把刘姥姥当帮闲凑趣的女“篾片”，刘姥姥欣然承诺，为了“哄老太太开心”，不惜扮演小丑角色。于是就有了一次次造成哄堂大笑的自我贬损表演：
贾母这边说“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一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40回）
以下便是一段《红楼梦》各人不同笑态的著名描写。这是刘姥姥第一次在自我贬损中毁弃人格，把自己非人化。没有谁告诉或者强迫刘姥姥怎么做，一切都是她自为的。
王府本第四十回有回末总批：“写贫贱辈低首豪门，凌辱不计，诚可悲夫！”[2]
这种贫贱辛酸的沉重背负，深处闺阁的少女怎能知晓体味？她们的内心感受，是哄笑后的轻蔑。
林黛玉的反感尤其强烈。当刘姥姥喝了几杯酒，不禁手舞足蹈起来时，有如下描写：
宝玉因下席过来向黛玉笑道：“你瞧刘姥姥的样子。”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众姐妹都笑了。（41回）
这是林黛玉第一次嘲弄刘姥姥，以“刘”为“牛”，并非她的发明。而是来自刘姥姥的自比。后来的“母蝗虫”与此一脉相承。自辱者必为人所辱，从来如此。
在以后的游园过程中，刘姥姥不断重复这种自辱取笑的丑角表演。甚至在自己年长和农村生活经验丰富的优势领域里，她也弄萌做傻装无知，明明是鸽子蛋，偏说“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怪俊的。”（40回）明明“成日家和树林子作街坊，困了枕着它睡，乏了靠着它坐，荒年间饿了还吃它”，却故意说黄杨木杯“断乎不是杨木，一定是黄松的。”（41回）引起一场场哄堂大笑。她的那些“一个萝卜一头蒜”“花儿落了结个大倭瓜”的酒令，以俗媚雅，取得了很好的笑场效果。
特别是面对贾府珍肴美味的罗列炫耀，一面赞不绝口，巧饰谀辞以满足贾母王熙凤等的虚荣心（如“茄鲞”，说一只茄子“要用十来只鸡去拌它”，其实从凤姐的介绍中根本得不出这个结论），一面趁机大快朵颐，饱口腹之欲，直到喝得醉醺醺的闯进怡红院。
黛玉的“母蝗虫”比拟，“携蝗大嚼图”的谑笑，就是针对这种她所厌恶的媚语吃态而发。固然语涉刻薄，但正如宝钗所言，确实“把昨儿形景都现出来了”。
从某种特定意义上说，林黛玉与刘姥姥有共同之处，他们都是有所求之人。林黛玉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曾自叹是“草木之人”。
但她始终把生命的自我尊严即人格价值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即使对她最心爱的贾宝玉也是如此，而且要求更加严苛。用她自己的话：“我为的是我的心。”所谓“孤高自许，目无下尘”（4回）“孤标傲世”（38回《咏菊》）“篱畔秋酣一觉清”（38回《菊梦》）“质本洁来还洁去”（27回《葬花吟》）等等，就是她的价值宣言。
正因为如此，她对维护人格尊严特别敏感，也必然对践踏人格尊严，特别是自我践踏，人格自辱会特别反感。从刘姥姥自比为牛，到讽她为牛，到“母蝗虫”“携蝗大嚼图”之“雅谑”，林黛玉绝不是卖弄聪明，更不是歧视贫穷，而是对为了卑劣贪婪的物欲而不惜自辱自损自贱的精神奴性的蔑视和嘲弄。
前面引文中，可以看到，是贾宝玉向林黛玉指点刘姥姥喝酒后手舞足蹈的丑态，引出林黛玉“一牛”的嘲笑，成为“母蝗虫”谑语的先声。可见宝玉心中有同样的反感。但宝玉对刘姥姥的态度，却比黛玉要复杂得多。
刘姥姥讲乡下故事，最感兴趣的是贾宝玉。三十九回特地以此标目：“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因为故事里说到一个小女孩雪天清晨抽柴草，马上引起宝玉的关切：“那女孩大雪地作什么抽柴草？倘若冻出病来呢？”弄得刘姥只好继续瞎编。
宝玉仍信以为真，派茗烟去郊外寻找了一天。直到茗烟告知是谎言才作罢。但事后宝玉并没有责怪刘姥姥。这件事不但生动地表现了宝玉对女儿的关爱真情，而且显示了宝玉性格的宽厚和对刘姥姥的某种理解。
更为难得的是，当所有人都在为刘姥姥的表演畅怀大笑的时候，唯独贾宝玉看到了她自辱取笑掩盖下的穷苦辛酸。贾母一众到栊翠庵里，妙玉手捧价值贵重的成窑五彩小盖钟给贾母献茶，贾母让刘姥姥尝了一口。宝玉随钗黛来到妙玉耳房：
只见道婆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命：“将那成窑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吧。”宝玉会意，知为刘姥姥吃了，她嫌脏不要。……宝玉和妙玉陪笑道：“那茶杯虽然脏了，白撂了岂不可惜？依我说，不如就给了那贫婆子罢，她卖了也可以度日。你道可使得？”妙玉听了，想了一想，点头说道：“这也罢了。幸而那杯子是我没吃过的。若是我吃过的，我就砸碎了也不能给她。你要给他，我也不管你。只交给你，快拿了去罢。”宝玉说道：“自然如此。你那里和他说话授受去，越发连你也脏了。只交与我就是了。”妙玉便命人拿来递与宝玉，宝玉接了---
贾府的贵族少爷为一个穷老婆子向寄住在他家的女尼陪笑求情，只为留下一茶杯好让她卖钱度日。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怀!
他能体贴照顾妙玉的过分洁癖，也能深切体会被黛玉嘲笑为“一牛”的刘姥姥的度日艰难。这份牵挂一直到刘姥姥离开贾府前的细心交付，才算完成：
说着，只见一个小丫头子拿了个成窑盅子来递与刘姥道：“这是宝二爷给你的。”刘姥姥道：“这是那里说起。我那一世修了来的，今儿这样。”（42回）
如果说，贾宝玉对年轻女儿的爱怜是出自女儿是个“宝珠”，“水做的骨肉”的女性美崇拜心理，那么，他对刘姥姥这个卑陋不堪的老”鱼眼睛”的体贴同情，就是出自天性的善良和仁爱情怀。
这使人们联想到秦氏出殡路上，在一庄户休息，宝玉带着小厮们各处游玩：
宝玉一见了锹，镢，锄，犁等物，皆以为奇，不知何项所使，其名为何。小厮在旁一一的告诉了名色，说明原委。宝玉听了，因点头叹道：怪道古人诗上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正为此也。”（15回）
当秦钟轻薄暗指村姑二丫头：“此卿大有意趣”时，贾宝玉马上制止：“该死的！再胡说，我就打了！”
由于生活环境的限制，贾宝玉很少跟社会下层民众发生联系。这些点滴笔墨，以小见大，遥相映照，十分可贵。
贾琏的仆人兴儿议论宝玉为人“没刚柔。有时见了我们，喜欢时没上没下，大家乱顽一阵，不喜欢时各自走了。”
可见，贾宝玉对人处事的根本观念，并非女轻男浊的“泥水骨肉”说，也不是从’宝珠‘到’鱼眼睛‘的’女儿三变说’，而是在栊翠庵里说的“世法平等”。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少爷未必深谙佛家“是法平等”[3]的哲理，未必对人格平等有清晰的理性认识，支撑他的，也许就是一种出自本能的善。
宝黛木石情缘，人生知己，心心相印。但他们又不尽相同。宝玉处于被宠爱的中心，却出于本性的善，尊重他人人格，施爱及人。黛玉处于边缘地位，需要尊重关爱，更重视维护自我人格尊严，也因而更鄙视人格自辱自损。自然，这也表现在他们对待刘姥姥的态度上。黛玉孤标傲世，宝玉却“天生一段痴情”（第19回王府本夹批）。
实际上，这也就是“情不情”与“情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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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了“母蝗虫”谑语的迷雾，更深刻地理解了宝黛的思想性格，现在，可以来研究四十二回的回目认定和作者的用意了。
见仁见智，难免各执一词。通过以上辨析，是否可以这样看，甲辰本系统的“贾宝玉品茶栊翠庵，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固然平易切实；但庚辰本系统的“栊翠庵茶品梅花雪，怡红院劫遇母蝗虫”却更符合刘姥姥相关故事的喜剧特色，更富内涵。
庚辰回目，表面上看，只是极雅和极俗的形象对照；但实际上，却包含着两种喜剧谐趣和双面寄托。
“茶品梅花雪”，是对妙玉之“过洁”的揶揄，可谓雅事谑意。且不说妙玉对刘姥姥的歧视，仅就“梅花雪”一事，就“雅”得令人质疑。
妙玉讥黛玉是个大俗人，品不出她给他们冲茶的水是五年前苏州玄墓的梅花雪水，只用过一次，“隔年蠲的雨水那有这样轻浮，如何吃得？”稍微细心的人，就难免不反问：妙玉平时喝茶用的是什么水？她自己又“如何吃得？”这说明妙玉的洁癖其实是一种故作高雅的矫情。
至于“劫遇母蝗虫”，除了前述对刘姥姥人格自辱贪吃好货的讽刺之外，还有一种重词轻用的谐趣。“劫”本为梵语“劫波”音略，佛家用指“成住坏空”的时间过程，后常作灾祸厄难的用词。《红楼梦》中却屡作谐语，49回湘云宝玉烤鹿肉吃，黛玉戏谑说：“罢了罢了！今日芦雪广遭劫，生生被云丫头作践了。我为芦雪广一大哭！”。
刘姥姥醉卧宝玉床，酒气臭屁弄了一屋。如果在贾府他人卧室，会弄出轩然大波。但袭人轻轻掩过，宝玉毫无察觉（即使察觉，以宝玉为人，也绝不会计较），这与妙玉嫌刘姥姥脏适成对比。
而刘姥姥有屎就拉，有屁就放的自然本色，比起妙玉的矫情造作，反而多一份真实可爱。离开了讨好取笑的饮宴，醉意醺醺的刘姥姥得以完全放松地躺在宝玉床上。在怡红院的宽仁谐和氛围之中，雅俗富贫相映成趣，“劫遇母蝗虫”，成为没有歧视屈辱的真正轻松欢乐的喜剧笑料。
妙玉自称“槛外人”，其实何尝高蹈世外?她和黛玉都孤高自许，但黛玉活得自然，妙玉却活得扭曲。至于内心情感，黛玉活出了自我，妙玉一味压抑。依托权门，不知“无分别心”，看人行事，何谈佛法修行？
倒是贾宝玉的“世法平等”，心系贫寒，为人屈己，才显出真正的佛性慈悲。由此可见，四十一回回目对妙玉和刘姥姥的喜剧揶揄，乃是两面用笔，映射着作者有所寄托的主人公贾宝玉形象。
贾宝玉形象包含着曹雪芹现实和理想的双重投影。曹雪芹曾经是一位富贵公子，家庭有“惜老怜贫”的传统，在锦衣纨绔生活中也许接济过穷苦亲戚。他更经历了家族由盛及衰的人世沧桑。
刘姥姥形象的故事构思不仅作为贾府盛衰的见证人，更有其丰富人生经验的积淀。如果说，第三回“黛玉进府”是《红楼梦》爱情故事的起点；那么，第六回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就是《红楼梦》家族盛衰故事的叙事起点。
己卯本曾有回前诗：“朝叩富儿门，富儿犹未足。虽无千金酬，嗟彼胜骨肉。”很可能就是以刘姥姥打抽丰尚能得到施舍的小说故事对映自己乞求亲友而受冷落屈辱的现实遭遇。作者友人敦诚《寄怀曹雪芹霑》诗中，曾有“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的句子，也借用冯谖弹铗典故和杜甫长安诗句，暗示曹雪芹曾有过的屈辱经历。
但是，继承了包衣曹家反奴人格的精神传统的末世子孙曹雪芹，是一个有着独立人格操守顽石般嶙峋傲骨的汉子。（见敦敏《题芹圃画石》）尽管困穷，他却鄙视奴性，不向权豪和朝廷恶势力低头。“新愁旧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敦敏《赠芹圃》）“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张宜泉《题芹溪居士》）。
在《红楼梦》中，他写下“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的反奴宣示。他通过刘姥姥形象的描写，展示为生活所迫叩豪门的“打抽丰”者的贫寒辛酸和人格变异，内含现实人生体验；同时又通过宝黛形象的刻画，寄托自我精神追求。
一方面，借林黛玉的嘲谑，批评自辱自损的人格变异，表现自我人格意志；另一方面，他着力写贾宝玉的“世法平等”，牵系贫寒，展示由己及人的仁爱情怀。人格意志和仁爱情怀，构成曹雪芹处己处人的精神世界的两极。
他吸收包括儒家“仁者爱人”，墨家“兼爱”，道家“赤子之心”和隐士人格，佛家平等观念以及晚明以来前近代思想萌芽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精华，融合成自己的人格人性理想，并通过“双向投射”的艺术手法投射到宝黛形象特别是贾宝玉的身上。
此外，他着意描写刘姥姥闯入怡红院所见种种西洋物品，是否也暗示欧西天国平等观念的可能影响呢？[4]
“偶因济刘氏，巧得遇恩人。”当刘姥姥三进荣府的时候，这位当年被嘲讽怜悯的“母蝗虫”，已经成为曾拿她取笑的王熙凤女儿巧姐的救星。比起冰消雪化的豪门富贵荣华，她活得更健康，更潇洒，也更高贵。贫不辱己，富不辱人。众生平等，德爱轮回。也许是刘姥姥故事的诸多启示之一吧。
2018年3月写于深圳
注 释
[1]本文所引《红楼梦》内容，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2]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蒙王府本，陈庆浩书称“王府本”。
[3]《金刚经》云：“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改为“世法平等”。
[4]参见向彪《曹雪芹的世界眼光》，《红楼梦学刊》2005年1期。
相关阅读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刘上生《论红楼梦的两个叙事起点》，《红楼梦学刊》1999年2期。
刘上生《曹寅的童奴生涯和红楼梦的反奴文化创造》，《红楼梦学刊》2018年1期。
蒋勋《蒋勋说红楼梦》（第五辑），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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