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介）浦安迪著、夏薇译《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
目 录
序言
导语
第一章 中国文学中的原型和神话
第二章 女娲和伏羲的婚姻
第三章 互补的两极性与多重的周期性
第四章 《红楼梦》的原型结构
第五章 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中的寓言
第六章 西方寓言的庭园
第七章 中国文学的庭园
第八章 一个全视觉的庭园：大观园的寓言
第九章 尾声与结论
文献来源
附录
参考书目
索引
自 序
浦安迪
拙作《红楼梦中原型与寓意》的英语原版，早在1976年问世。当时本人刚及而立，未至不惑，而这书是出自博士论文的处女作，即使包含一些研究收获，但一个年轻外国学者对中华文学独到杰作的深奥涵义所能领会，竟算几何？
此后四十多年来，我每逢偶而提书翻页过目，无不处处发现细节上之错，诠释上之误。因此历年不少人曾说读此文而得出启发，由不得使我心里不安。
我开始着力于阅读红楼梦，早在60年代，留台学习汉语的期间。那时听台湾大学中文系课程的外国学生，凡是立志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同学，均视红楼梦为非登不可的珠峰，不顾语言能力，人生经验不足之处，而急于投身到这一险峻的挑战。
幸而那一时代台大国文系有几位老先生，原是解放前书香大家庭出身的文人，其中也有成长在四世同堂，深院美园环境的，身受二十世纪中期之动荡，终于沦落到台湾，以教授古代汉语糊口。
那时我坐在这些饱学老人的脚下，一句一句细读红楼梦的原文，慢慢熟悉该书独特的多层文艺，同时也多少吸收了老师们由书中盛衰离合之景所感受的那一股浓厚怀旧之情。
后来我蒙错认，受聘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的教授，以明清古典小说为主要课题，在这范围内，经四十多年的岁月，重读红楼梦十几遍。
这期间，我日益凭依清中叶，清末的评点文献为轴心研究资料，终于搜集各种早期抄本以及晚清版本上的批语，以我个人主观的斟酌来选定最有益于阐释红楼的文笔，拼成一本综合的集子，名之为《红楼梦批语偏全》。
这样重视旧时评点的读法，与本书多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来研读红楼梦的思路，大有径庭。这一研究角度在拙作的标题中突出“原型”，“寓意”二词里既已十分触目。只因这类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或有模棱两可之处，甚至迂气之味，所以想在此补充几句以表明这些说法的用意。
先说“原型”一语 （原书：“archetype”），此处的用法并非专注红楼梦一书的本来面目，即曹雪芹的初稿或脂评抄本等文本的原形，而所指的是一种特定的学术用语，取自哲学，人类学，尤其是榮格分析心理学，用来表达蕴含在某种文化表现里的内在思维模型。这类的潜在概念多为全人类普及的本性，同时常具特定文明的特质色彩。
拙文主张这种分析模式，时而涉入“阴阳五行”之类的词语，此处需要断言，这类说法与古代的阴阳家，民间文化中的俗套，实不相关，反之，总要归之书中拟称为“互补二元性”(“complementary bipolarity”）“多项周旋性”（“multiple periodicity”），这二种笼统抽象的概念框架。
与此相应，本书书名里第二个突出的关键词：“寓意”（“allegory”）也须辨明，并非意味着“红楼梦所寓之意”，而所指的又是某种特定的修辞写法。西方文学从古至今常用这语来阐释某些古典作品表面上的叙事文隐秘着另一层思想内容的情况。
此书适用这一术语出于本人读红楼坚定的信念，认为作者曹雪芹讲述木石金玉的奇缘，另有隐藏的深刻涵意，就如首回里“谁解其中味”等处历历揭示。
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结局与结论”也值得补一句辩护的话语，因为这章只以探讨小说情节结束方式为主，实不冒昧将全书的本义归纳某种推儒抑或崇佛之类的明确总结。
据我几乎平生一次又一次阅读红楼梦所意会的印象，不论任何简单化的总论未免辜负了曹雪芹挥洒辛酸淚的精神抱负。
不言而喻，这点不能不涉及红楼梦版本后四十回问题，即书中所表现的人生观是否前后一致。
虽然无法一言断定作者对小说结尾处贾宝玉抛家入空门的态度，但中外学者有意阐明红楼梦在中国近250年文化史上的意义，若不以120回本为其首要研究对象，则究竟无法揣摸这书的全貌。
这一小序尾声之处，向各位红学同志，一般爱红读者表出我的心愿，希望拙作里所呈示的局外研究方法竟能微微投光于中国文学传统至上的奇书。
原版英文序言
浦安迪
这本书是对清代小说《红楼梦》的文本细读和结构分析，其中的观点明白无误地解释了这部伟大作品之所以广受赞誉的原因，也对小说自身的叙事传统和一般文学理论的新进展给予了公正的评价。
我们的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即对中国重要叙事作品的深入阐释是与借助比较文学训练方得以发展的批评观念相一致的——该观念主要源于西方文学模式。这并不是说欧洲文学的特殊美学形式可以作为一个范式适用于非西方作品，恰恰相反，如果不涉及或许是世界文学语料库中精华部分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立志于普适性的西方批评理论就不可能奏效。
下面的讨论中也许会经常出现将中国和西方传统的代表作并置的现象，甚至还会将双方放在对立面上加以考察。
虽然对两种文化的广泛比较是自然地产生于西方环境的中文研究语境下（还有少数其他文化，在这一点上，可以与其古老和延续性相媲美），但这当然不意味着我们在暗示一个由两方面垄断的文化替代品。
那些把兴趣主要放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的读者们将会注意到，本书用相当大的篇幅对几部欧洲寓言作品进行了深入探讨，这几部作品似乎为《红楼梦》的艺术性提供了重要的类比和对照。
这种方法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即当批评的注意力一视同仁地集中于对比双方时，比较文学才是最有效的。
我们希望读者们会在其各自领域内对这些章节感兴趣，同时也能像在中国文本研究方面所做的一样，为他们提供一个寓言创作的概念阐释方面的必要链接。
我要对高友工教授（Professor Yu-kung Kao）最初给予我这项研究的启迪和后来准备工作中不断的引导表达诚挚的谢意，也深切感激牟复礼教授（Professor Frederick W. Mote）在认真阅读文稿之后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做出的修正。
第五章和第六章的准备阶段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罗伯特·法格尔斯（Robert Fagles）教授的鼓励，他对文本的其他部分也提出了极有价值的建议。
另外，我还要对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的其他教职人员、馆员、行政人员和同仁们在这项研究中善良的合作与支持表示感谢。
最后，我要把感谢送给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和地区研究理事会，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不间断整理书稿的暑期；也送给普林斯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并感谢安德鲁·威廉·美隆（Andrew W. Mellon）基金会对本书出版的资助。
译后记
夏薇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是浦安迪先生1976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学研究著作。从1976年直到现在，整整过了四十年。红学界许多同仁虽然也都听说过这本书，红学史著作及关于海外红学研究的文章中虽然也都早已为其留置一席之地，但令人遗憾的是，四十年间始终没有中译本出现。
第一次看到原著是2014年在刘世德先生家中，刘先生还回忆起一段往事。当年钱钟书先生访美回国后，刘先生曾问钱先生，当代美国有哪些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比较有影响的汉学家？钱先生说：“浦安迪写了一本名为《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的书，在国外风靡一时，影响很大。这本书是他的成名之作，奠定了浦安迪在海外红学界的地位。”
钱先生也翻看过这本著作，认为作者不仅很好地运用了当时广为流行的原型理论，而且研究角度非常新颖独特，是一部相当有学术价值的红学研究专著。
2015年5月，我和三联书店出版社签了译者合同，开始翻译《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2016年5月译稿呈交出版社。这期间一直与浦安迪有信件往来，内容包括向他请教一些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希望他为中国读者撰写一篇中文版序言等等。
2016年8月19日，浦安迪先生的中文版序言终于寄到。在我刚拿到编辑的一校稿时，正巧又接到浦安迪先生2016年12月4日的来信，说他来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一事已经确定，见面商量最后定稿事宜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经过一年多的翻译和反复修订后，还能有机会面谈译文问题，对这本书的翻译及出版来说无疑是锦上添花。
浦安迪先生告诉我，他正在把《红楼梦》翻译成希伯来文，这项工作已经进行十年了。“所以我知道翻译是很难的事情。不过，我翻译《红楼梦》的时候从来都觉得非常快乐的！”他说。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因为在和他提到我最近写的几篇文章时，就发现他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不敢相信。随便拎出一个情节或者一句对话，他不仅知道，甚至还可能说出其所在章回！
《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这本书是他三十岁时的博士论文，此后他就从未间断过对《红楼梦》的研究，如今更加开始致力于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他对《红楼梦》的钟爱与稔熟便是可想而知。
浦安迪先生在这本书中对《红楼梦》所给予的高度评价，令人印象深刻。他认为两个多世纪的读者所以将其视为情感依托，正是因为集三千年的中国文学文化之总和于一身的《红楼梦》，极其近距离地呈现了充满着昔日辉煌的日常生活，读者可以通过它鸟瞰整个中华帝国文明。
因此，将其放置世界文学史上看，他认为这部作品于其所在之文化环境中所做的就和维吉尔、紫式部、但丁、弥尔顿、塞万提斯、歌德，还有最近的普鲁斯特、乔伊斯的作品在其各自的文化背景下所做的一样：作为整个传统的百科全书纲要式的代表与典范，去审视那些水平比它们低的作品。
从新红学发轫以来，很多学者面对程、高再清楚不过的序言还要疑云密布，指斥二人共同作假。就像人们对萨特和波伏娃的质疑“到底谁影响了谁？”一样，在波伏娃一再强调她只是追随了萨特的哲学道路的同时，还是有像西蒙斯、富布鲁克夫妇这样的人以各种理由进行指责。
这让我对爱因斯坦的态度倍加钦敬：当有人问起他对巴赫有何见解时，爱因斯坦回答说，关于巴赫的作品和生平，我们只有聆听它，演奏它，敬它，爱他，而不要发什么议论。
对于《红楼梦》的结局，浦安迪先生引入了作为西方很多文化形式的基础的“以终结为导向”的辩证法概念，即推动事物向着合乎逻辑的结局发展的推动力是整个传统美学的稳固基础。像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斯达》中的潘德卢斯指出的：“故事的要义总在尾声”。
在西方文本中，无常的自然的整个领域被安排了一个原动力和一个决定性的结尾，而在中国文学视野中，经验的宇宙却被定义为永恒。因此，要试图依靠寓言创作将完整系统的可理解性压缩成模仿的叙述形式，就必须在其自身的美学结构中将不间断的交替原则表现出来。
浦安迪进一步提出：这一总的美学原则就使得在处理像《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作品的结尾时产生了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与斯宾塞相似，面对那部未完文本，曹雪芹虽然以其体面地离开，使这项责任得以轻松解除。但是他认为，小说的研究者最终必须对这种方式妥协，即无论他选择何种版本进行研究，都要将其视为一个完整的文学单位。
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引发了近两百年来读者的想象的这一事实表明——尽管关于小说结局，许多评论和无休止的论争都指出了它内部的不一致——这部书在其传统形式中包含了一个中国文学系统的美学中的成功点。
浦安迪先生的这本《红楼梦的原型与寓意》写于四十年前，以那时所能掌握的材料和参照的各种研究结论为基础，他对后四十回及作者问题给出了如下相当客观的、令人钦佩的结论：
当我们在考虑产生前八十回中一些情节的一般规律时，续书通过更深的凄凉和重新燃起的希望将故事情节呈现给我们的方式，应该获得批评界某种程度的赏识。
因此，他认为这里对我们而言特别重要的事并不是高鹗对原稿中的每个人物刻画和伏笔是否采取了公正的态度，而是他所作的是否符合基本美学模式。这些基本美学模式是构成作品寓言结构的基础。高鹗在这方面的表现标志出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贡献。就是说，在对写了一个过于简单化的幸福结局的作者高鹗的共同批评中，小说最后章节中的要点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这部由曹雪芹开始，由高鹗结尾的伟大作品中贯穿着一个从“欢中悲”和“悲中欢”而来的美学模式，这两种人类经验最终在逻辑上是相互关联的。
这本著作从多个层面对《红楼梦》的艺术特性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和研究，其研究思路、手段和方法是前所未有的。
浦安迪先生开创性地将蕴含于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庭园建筑、西方中世纪诗歌中的一般规律运用到《红楼梦》文本考察中，使《红楼梦》叙事、人物、情节、主题等多方面的研究视野得到更深一步地拓展。
尤其可贵的是，他把现存《红楼梦》文本看成是一部完整的文学作品，在研究过程中，不仅未将其一分为二，甚至还有意强调后四十回的结局部分，将其与西方中世纪诗歌的结局相比较，认为这种结局符合小说情节发展规律，是“以终结为导向”的叙事理论的又一很好例证。
浦安迪的这种研究方法为探讨像《红楼梦》这样百科全书式文学作品提供了全新的模式和理念，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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