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征帆：脱弃陈骸 自标灵采——曲沐红学研究品论
曲沐（1933—2018），山东牟平人。195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古典文学教学与研究，特别是明清小说的教学与研究40余年，历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理事、中国《三国演义》学会理事、中国《水浒》学会理事。生前系中国《红楼梦》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副会长、贵州省写作学会常务理事。
在《红楼梦学刊》《明清小说研究》《蒲松龄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出版《红楼梦会真录》《红学百年风云录》（合著）、《烟霞集》等著作。与人合作整理校注程甲本《红楼梦》、亚东程乙本《红楼梦》等。是知名的红学家、古典小说研究家。
2018年6月13日13时11分，在罹患肺癌两年后，曲沐先生不幸辞世。我与先生相识十六年余，多得先生褒奖、提携，忽痛失良师，不胜悲戚。
小文于2015年特为“曲沐先生红学论著学术研讨会”而作，蒙古代小说网微信公众号不弃，专此推送，以寄哀思。
曲沐先生是贵州当代红学研究的一根标杆，是20世纪90年代挑战胡适红学模式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他以丰富的、有价值的红学著述，奠定了其在红学研究史上应有的地位。纵观曲沐先生的红学研究成果，我以为有以下几点值得后学者学习与借鉴。
1
求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关于学术，梁启超有一句名言：“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而至于用者也。①”
“学术”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说文解字》释：“学，觉悟也。”段玉裁注云：“教人谓之学者，学所以自觉，下之效也；教人谓之觉人，上之施也。故古统谓之学。”又“斆”字注：“详古之制字作斆，从教主于觉人，秦以来去攵作学，主于自觉。②”
《淮南子·泰族训》云：“夫道，有形者生焉，其为亲亦戚矣；享谷食气者皆受焉，其为君亦惠矣；诸有智者皆学焉，其为师亦博矣。射者数发不中，人数之以仪则喜矣，又况生仪者乎！③”
由是观之，学术，是从根本上自觉与觉人的方法，也就是觉解在生命开展的过程中如何“执一御万”的道理。因此，学术最根本的精神就是摒除盲从、迷信和狭隘短视逐利欲念，追求理性认识的真理性，因而成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精粹部分。
弗拉西斯·培根说：“研究真理（就是向它求爱或求婚）、认识真理（就是和它相处）和相信真理（就是享受它）乃是人性中最高的美德。④”马克思在自己的《博士论文·序》中颂扬普罗米修斯是“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革命先驱李大钊也说过：“人生之最高之理想在求进于真理。”并将此作为自己的为之奋斗、实践的誓言。这些先进的理念、思想和勇气，是每一位热爱科学、热爱学术的人，应当汲取的精神营养。
曲沐先生十分推崇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上推翻自己、不断自省、跳出窠臼的精神，称之为“红学史上一大奇迹”，纵观曲沐先生的红学研究，其能频出成果，影响深远，就是因为他能在红学道路上探寻真理、追求真理、放弃陈见，展示了一位学人崇尚知识和学术、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意志和决心。
曲沐先生自云，1992年以前的文章，比较片面，美丑杂陈，许多基本观念都不甚明了。开始时，从极左时期的全国评红热走来，将《红楼梦》当做政治小说解读，当做形象的阶级斗争史解读，当做四大家族兴衰史解读，就是对“新红学”的理论、观念和方法，亦步他人之后尘，亦步亦趋，受新红学影响很大。
比如“曹雪芹家世说”“曹雪芹自叙传说”“脂本真本说”等，都没有跳出新红学理论的基本框架。从《神龙无尾与连城全璧》《红楼“骚”影》等文章，都没有脱尽“新红学”的理论羁绊，都能从中看出新红学影响的痕迹。
1991年是曲沐先生“红学”道路上的一个大的转折，他接受了欧阳健先生提出的脂本作伪说，并在1992年扬州国际红学研讨会上两次发言申述欧阳健先生的观点，却被斥为违背红学ABC的谬说不予理睬。
曲沐先生说：“我明知这一观点的提出将会开罪于红学界的有关领导和朋友，但总是这个脾气，认定这个道理就决不动摇，认真的坚持下去，有道是：‘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所以，此后其在红学研究上“从迷惘而走向自觉，由模糊而走向明确。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走了一段弯路，却一路向着正确的方向走来，没有迷路，没有误入歧途。”
曲沐先生是“程前脂后”“脂本作伪”观点的坚定支持者和实践者，对于红学研究上这个曾引起“胡适红学模式受到严峻挑战时期的惊涛骇浪”的是是非非，非本文所述要点，自有红学史家予以评说，但是，曲沐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探求真理的崇高美德，值得肯定与赞扬，更值得我们后学者学习！
如果说“崇高的美德”是探求真理的人们所期盼收获的鲜花和果实，那么，这种收获的到来不仅仅要有探求真理的盼望、勇气和决心，而且还必须具有脚踏实地的科学精神。“明者慎微”，严谨治学是形成学术思维品格的基础。
“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也是每一个求学者、每一个学术爱好者，事业赖以成功的真正秘诀。巴甫洛夫说：“要养成谨严和忍耐的习惯。要学会做科学中的琐碎工作。要研究事实，对比事实，积累事实。”
曲沐先生的治学，正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态度，他不浮躁、不急躁，对于每个问题从不贸然下笔，而是认真思索，形诸于文因为能逻辑严密，结构严谨，这没有踏实慎密的治学态度与作风是决然做不到的。
他的《从文字差异中辨真伪、见高低——与蔡义江先生讨论程本脂本文字问题》，通过程甲本与艺院本在文字上的大量比较，得出“脂本庚辰本许多异文是在程甲本基础上有意改篡”的结论，欧阳健先生赞叹此文展示了曲沐先生的文字学功力。
又如《脂评本<石头记>抄子程甲本<红楼梦>实证录》一文，欧阳健先生称其为：“校勘学力作。”文章运用古籍版本校勘学的基本规律，对程甲本和脂评本的文字细加比勘，从大量实证材料中精选了34例，将它们按回次顺序客观地排列出来，从第三回起至八十回止，几乎涵盖了整部庚辰本。不管是“功力”，还是“力作”，不仅显现了曲沐学生深厚的学养，更彰显了其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
只要我们细读《红楼梦会真录》一书，或者细品曲沐先生其他学术论文，就会发现，他从不放空炮、放虚枪，从不高谈阔论，从不故作高深。就连作于文革评红热这一特殊时期的《略谈<红楼梦>——<红楼梦>讲座之一》，依然保持着其严谨治学的风度，与同时代的绝大多数打棍子、扣帽子的“阴谋红学”相较，这篇文章说理中肯，叙述平易，一些看法也很有见地。
如评述林黛玉：“在她身上，表现了一个贵族出身的女子既想挣脱封建传统势力的羁绊又不容易挣脱的矛盾与苦痛。”这样的见解，至今看来也是自成一家，立得住脚的。所以，曲沐先生对此也较为满意，认为此文在当时极左论调风行的时代，算是一篇“稳当”之作。
之所以“稳当”，无他，全赖作者对于学问、对于学术的严谨态度，因为他深深懂得“尊重事实，不能胡编乱造理由来附会一个学说”（李四光语）的道理。
2
别具只眼的研究视野
红学研究是一个“拥挤的世界”（刘梦溪语）。据中山大学于曼玲编《中国古典戏曲小说研究索引统计》，自1904年至1992年出的90年中，发表的有关明清小说的论文论著共19064篇（部），其中评红之作竟达8265篇（部），占总数的43.35%⑤。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统计了从1994年到2004年二十年间，以《红楼梦》为主题的论文竟达9477篇，超过了于曼玲统计的90年红学研究论文的总和，这其中还不包括每年大量出版的红学论著。
红学研究的领域不仅是拥挤，简直快要挤爆了。如何让能在这汗牛充栋的红学世界寻找新的研究放向，寻找新的研究问题，这对研究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一个史学家应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个方面的长处，而以“史识”最为重要。所谓“史识”，也就是说要有见解，要有真知灼见。我们不能要求每个研究者都能在研究中提出什么了不起的高见，但是做学术研究工作，就必须认识到研究工作贵在创新。
杨振宁说：“做研究的人，一定要有独创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老跟在别人后面走，是一辈子也搞不出重大发明和创造的。”当然任何创新都是不容易的，它既需要真才实学的根底，也有态度和方法的问题。
曲沐先生能在红学研究上独树一帜，成果丰富，而又不趋他人之步，主要在于——他能以客观的态度对待《红楼梦》，他真正把《红楼梦》当做了小说来欣赏与研究。
作为研究《红楼梦》的学问，红学的主体自然就是《红楼梦》这部小说，但是，由于学者各自出发点不同、目的各异，对于何为红学也是各持己见，周汝昌更是认为脂学、版本学、曹学、探佚学才能称之为“红学”。对此，曲沐先生明确指出：“这些所谓的‘学’，都是在否定一百二十回程本《红楼梦》的前提下进行的。”
对于从1980年兴起的所谓“探佚学”。曲沐先生更是嗤之以鼻：“至于根据脂批的片言只语搞的什么‘探佚学’，更是荒唐之极，典型的伪科学，实在是一种‘歪道、恶道、魔道’。探佚的结果，离奇怪诞，五花八门，无奇不有，简直把《红楼梦》糟蹋得不像样子了。”
既然我们承认《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社会人情小说”⑦，就应该从文学角度、审美的角度去探寻《红楼梦》的艺术内蕴、审美内涵，而不是把它当做“密电码”做过度的解读与无谓的探佚。
“作为语言艺术的小说，《红楼梦》归根到底应该是人们审美的对象，《红楼梦》美学，才是读者、研究者多追求的终极目标”⑧。
曲沐先生深得其中三昧，所以除了对《红楼梦》版本的研探外，他用力最深，费心最多的便是对《红楼梦》美学的探索，对此作了不同程度，不同侧面的探讨，对其悲剧美、阴柔美、哀怨美、狰狞美等等均有论述，写出了至今读来仍有价值的《红楼“骚”影——试论林黛玉与屈原之生死人性特征》《曹操和王熙凤——对其恶与美之品格的认识》《模糊美与距离感》等闳大不经之作。
学术研究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待材料进行取舍。程千帆先生在《闲堂自述》中说：“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套入现成的模式。”所以，欧阳健先生称赞：“曲沐先生的红学美学探研的最大特点，是十分注重从总体上把握《红楼梦》的气韵。⑥”
所谓“总体”，就是他没有以成见来看待《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问题，没有“腰斩”《红楼梦》，更没有将后四十回当做是乾隆皇帝与和珅的阴谋来看待。
曲沐先生的红学研究始终贯彻120回全书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艺术观念，不论对思想艺术的探讨或对人物形象的分析，都作出了完整的论述，所以，我们读他的红学论文，就会发现，确如其自云：“较少片面性……不至于给人一种前后割裂和抵牾的感觉。”
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曲沐先生以客观平和的态度，认真研究程甲本的序言，认为程伟元和高鹗不存在“续书”的问题，他们的功绩就在于搜求、整理、修订《红楼梦》后四十回（也包括对前八十回的修订），才使《红楼梦》成为一部完整的艺术珍品。那么，以何种标准来评判《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是曹雪芹呢？
曲沐先生提出了从作家的创作个性去探讨作者真伪的观点。他曾引袁枚的话说：“凡古人已亡之作，后人补之，卒不能读，由无性情故也。”
所谓性情，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他指出：
“作家的创作个性，作家的创作灵魂和内在的精神力量，在《红楼梦》来说，也就是曹雪芹之“哭泣”，才是检验后四十回真伪的试金石。……
“哭泣”是曹雪芹的“心声”和“心史”。后四十回之所以与前八十回一样感人肺腑，震慑心灵，为人们所接受，就是因为具有这个“心声”，具有哭泣的艺术生命力。《红楼梦》这种创作个性特征，除了曹雪芹，没有任何一个人（作家）可以代替得了的。……
整部程甲本，保持了小说故事的完整性、系统性，不论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结局，前后基本上是统一的。……
后四十回情节已进入描写人物结局与归宿阶段，作者投入的智慧和倾入的感情就愈多。
”关于后四十回的研究，是红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焦点，有的学者通过现代科技手段比对了其与前八十回的文字，得出后四十回出于曹雪芹之手的结论；有的通过对高鹗为人、为政、为文的研究，也得出了其创作不出后四十回的结论。
曲沐先生对于这样一个红学研究的老问题，却能别出机杼，紧紧抓住林黛玉的“哭泣”、《葬花词》的“哭泣”，分析解读，深入曹雪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确实让人耳目一新，引人思索，有豁然开朗之感。
顾颉刚说：“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在别人不能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
在一般司空见惯以为当然如此的地方偏能发现问题，这就是学能有所成的由来。爱因斯坦更是强调：“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与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曲沐先生能在红学研究上自成一家，成果厚实，还在于他能运用恰当的方法。学术研究的过程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指导，只有科学的方法，才能提高学术论文的研探价值和写作质量。
“用比较方法研究《红楼梦》成为贵州学者步入全国红学论坛的亮点”⑨，曲沐先生就是积极运用比较方法治红的实践者。比较不仅是欣赏的重要的方法，也是研究的重要方法。运用比较的方法，须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艺术修养，这就需要多读。
《文心雕龙·知音》云：“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博观，不是乱读，也不是只注意自己那个水平线上的作品，取法乎上，才有最佳效果。歌德说过：“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水平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成的。”
进入新时期以来，曲沐先生陆续在《红楼梦学刊》《贵州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了《<红楼梦>和<桃花扇>》《曹操和王熙凤——对其恶与美之品格的认识》《钗黛比较欣赏短缀——阅读与欣赏》《<葬花词>和<迷娘歌>》等用比较方法治红的力作，这些文章，视角独到，观点鲜明，令人耳目一新，堪称戛戛独造之作。
如其论《红楼梦》和《桃花扇》，认为这两部问世虽相距半个世纪，文学样式和描写范围各不相同，但其内涵却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
曲沐先生说，不少论著注意到《红楼梦》和《西厢记》《牡丹亭》的关系，但从创作构思和作品的思想实质来考察，《红楼梦》和《桃花扇》的关系更为直接，更为密切，更为接近。他分别从“问题的提出”“爱情和政治”“侯方域和贾宝玉”“李香君和林黛玉”“两大悲剧”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借情言政”是两部作品最大的也是共同的艺术特色。在对待爱情的态度上，侯方域和贾宝玉几乎完全一致，他们尊重对方，将自己放在与对方同等地位；他们的爱情是专一的；他们爱情的双方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斗争目标。
在论及李香君和林黛玉时，认为她们的相似处在于：维护人的尊严，追求真正人的生活；与黑暗、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身世的悲苦和爱情的悲剧。
《红楼梦》和《桃花扇》都把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人看，其悲剧艺术效果是非常强烈的。两部作品打破了中国古典美学“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传统格局，以崭新的艺术构思将中国封建时代的悲剧艺术推向了“悲”的高峰。
又如其通过对《葬花词》和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迷娘所唱的《迷娘歌》的比较解读，认为它们可谓东西辉映，异曲而同工。尽管题材、内容各不相同，但其音响、基调和意绪，均一样荡人心魄，催人泪下，令人断肠。
曲沐先生认为两只曲子的动人之处，均在于它们的哭泣，都表现出抒情主人公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悲哀。他指出，《葬花词》和《迷娘歌》都是“爱而哭之”的典范。她们的哭泣，都充满了对青春之爱，对故土之爱，对生命之爱，对人生价值之爱，亦包括对男女之情爱。
《葬花词》和《迷娘歌》的哀怨心态是一致的，但是在层次上有差别。《迷娘歌》所呈现的心态，完全集中而止于哀怨，一种缠绵悱恻、无可奈何的隐忍之情使她表现出十分感伤柔弱的女性气质。而《葬花词》则不同，她不仅是悲和怨，不仅有“愤”，更有一种隐隐的诅咒之言和铮铮的抗争之声。
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见出他深厚的古典文学底蕴……又可见出他丰厚的外国文学造诣。”（欧阳健语）
其实，自古以来，关于治学方法的讨论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但有一点，不论运用哪一种方法，都必须具备求是的态度。虚荒浮躁这，即使可以获浮名于一时，随着时光流逝，也会销声匿迹。只有求实才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也能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这一道理听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小而言之，它要求研究者耐得住寂寞；大而言之，它要求有一种为学术献身的精神。而我们从曲沐先生身上，恰恰看到了这种寂寞，感受到了这种精神。
3
充溢真情的审美情感
曲沐先生曾引朱光潜的话说：“论说文如果要写好，也还是要动一点感情。”曲沐先生的治红论文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我们知道，文学鉴赏是人们在阅读、研究文学作品时所产生的一种披文入情、动情关照的精神活动，在这种活动过程中，研究者会对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艺术意境进行感受、体验、领悟、理解、玩味，得到赏心悦目、怡情养性的审美享受和思想认识、道德情操等方面的教益。
文学鉴赏中的审美情感，是鉴赏者在文学作品人物形象、情景、意蕴的刺激下唤起的一种特殊感受和体验。审美情感在文学鉴赏中是一种巨大的心理动力，是文学鉴赏活动中最活跃的心理因素。鉴赏根源于情感需要，满足的也是情感需要。鉴赏者在对艺术形象的直观领悟中，“意与象通”，激发起情感活动，从而关系作品中人物的前途和命运，体验他们的痛苦和欢乐，因此会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变化。
因此，鉴赏不仅是动情观照，也是寓情观照。换句话说，鉴赏者审美情感具有双重作用：既影响对艺术形象的感知，又深化艺术形象的情感；在对文学作品的想象中，鉴赏者的审美情感活动是想象活动的基础，是将语言符号转化为艺术意象的动力，使鉴赏者对作品的想象更活跃，更丰富，更生动；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中，鉴赏者的审美情感必将影响到他对文艺作品的“评价、判断，观点作为一个必要的因素包括在情感之中，因此，我们认为，这些情感渗透着理智的因素”⑩。
审美情感在文学鉴赏活动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情感体验。情感体验是文学鉴赏中最活跃的因素，托尔斯泰曾指出：“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情感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情感。⑪”
所谓情感体验，就是指鉴赏者深入到作品中，深入到艺术形象的内心世界，设身处地地去经历他们的情感，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与呼吸，体味他们一举手一投足所表现出的内心情感变化。文学鉴赏，只有体验了作品中特别是艺术形象的情感，才能与对象产生共鸣并沉浸于作品的艺术境界中，领略到艺术美之所在。
曲沐先生的治红论文，不仅充满着理性的思辨的光彩，更充盈着情感的光芒——
“黛玉临死时，一切都很明白。在那个阴险的世家，在那个阴惨的世界，在那片龌龊的天地，是断断不容得她的。她是“世外仙姝”，也断断不能屈辱地苟活下去。她要把高傲和洁白的灵魂，带到另一个世界去，决心自戕。血，一口一口地吐……
紫鹃看到这个样子，难过得直哭，黛玉笑道：“我那里就能够死呢？”
贾母来看她，假情假意地敷衍了一句，黛玉只是“微微一笑”。
紫鹃只得忍住悲痛，好心地劝慰她，黛玉又只是“微微一笑”。
黛玉是在“微笑”中死去的。这笑意味着什么呢？“欠泪的，泪已尽”。这是泪尽之后的笑。这笑意味着恨，意味着最大的恨！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生活、理想、青春、爱情、痛苦、折磨……
一切的一切，都毁灭了，和那个世界彻底决裂了。这笑，比哭还惨！是仇和恨的饱和，是血和泪的凝结！
”这是《<红楼梦>和<桃花扇>》一文中论其悲剧内涵的一段文字，从这情动辞发的字里行间，我们分明真切的感受到作者那细腻敏锐的感情，和对黛玉之死的深深悲恸！足可谓婉而朵思，寓情于文。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没有丰富的情感内涵，文学作品固然难以成为文学作品；没有情感体验，鉴赏主体也难以走进艺术境界。
所以，别林斯基在批评那些仅凭理智去理解文艺作品的人时曾说：“没有心灵的参与，而这，几乎比用脚去理解艺术更坏。⑫”从这个意义上说，曲沐先生以情阅红、以情治红、以情悟红的审美情感体验值得学习与借鉴。
4
隽语韵言的行文风格
所谓风格，是指一个研究者所固有的独具的写作技巧和表现手法特点的总和⑬。一个真正成熟的研究者，都应该具有自己的独特的行文风格。
曲沐先生治红论文的行文风格的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平易朴实。学术研究要脚踏实地，学术研究的载体学术论文自然也要追求简明易懂，不可故做花哨、艰涩，也不应该滥用专业术语，因为令人费解的文字就会让人厌倦。
毛志成在批评现在有些人不实文风时指出：“写理论文章诗时，往往陷于‘词语亢奋’，即过分地热衷于概念、术语、舶来名词、流行套句本身，而淡于文章的内容建设、深意建设、真知灼见建设。⑭”
曲沐先生深深懂得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解释深刻的思想，是大智慧的表现的道理。所以，细读曲沐先生的论文，你就会感到，不仅没有这些毛病，而且字里行间显现出了一位长者温柔敦厚的形象，他娓娓道来，不故作姿态，不故作惊人之语，确如涓涓细流，浸入读者的心脾。
极富文采是曲沐先生治红论文的行文风格最鲜明的特质。文采和平易本身是不冲突的。古人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文”，就是文采、文饰，就是说要讲求语言的艺术性。“好的内容，如果没有优美的形式来表达，也不容易流传开来，这说明了形式对内容的重要影响。⑮”
学术论文的核心价值是其观点的科学性、独创性，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它的审美功效。学术论文应该在精确、概括、严谨、平实的基础上适度讲求文采，在不影响科学信息传达的前提下，避免那种错误地把读者当做机器，满足于枯燥的表达和沟通。语言是一种工具，任何一种风格的语言形式过于陈旧或者呆板平庸，都会减弱读者对于它的注意。在学术论文中运用富于文采的语言，会增加文章的冲击力与感染力。
修辞手法在文章中合理运用，是曲沐先生治红论文富于文采的主要方法。而其中“比喻”辞格运用的最多。如：
“《葬花词》就是其中一颗晶莹的泪珠。
明丽的春光，落红成阵的桃花，情欲淋漓的剧情，均在这个早熟而又早慧的少女的心弦上，跳动着人生的旋律和爱的颤音。
“风霜”是个性解放的阻力，是爱情和婚姻的障碍，它像磐石横亘在她的面前，也像刀剑架在爱之路上。 ——《论<葬花词>之哭泣》
仿若一颗明星伴着一弯新月，在古孤寂浩瀚的夜空相互映照，发出熠熠动人的光彩；也如一对盛开的娇艳芙蓉，在茫茫孽海中相依相傍……
她的生命人格，是一出悲剧，也是一首抒情诗。——《哀莫大于心死——论紫鹃》
那一篇篇光彩闪烁的文章，是诗化了的论文，流动着一种清新淡雅的感情意向和轻柔舒缓的诗的旋律。——《心灵感悟的诗化——读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
各种评点的本子，有如江河横溢，极其波澜壮阔地整整流行了两百年。
而且后四十回情节已进入描写人物结局与归宿阶段，作者投入的智慧和倾入的感情就愈多，仿佛如江河奔流，波涛起伏，到此已凝结汇聚，形成回旋、激荡、溃败之势。——《神龙无尾与连城全璧——纪念<红楼梦>程甲本刊行二百周年》
”比喻的运用，在曲沐先生治红论文中可谓俯拾皆是，它们不仅使论述的对象更形象、更生动，把道理说得更明白、更透彻，而且还使深奥的道理浅显易懂，把抽象的事物具体化、形象化。
又如他在《略论林黛玉之哭泣及其他》中写道：
““因而，她常常感到孤独、寂寞、无援以助，并渴望为人理解而求其友声……
“因而，她感叹人生竟像草木那样凋零失落，也像飘忽的柳絮那样无所依凭……
“因而，在极度痛苦之时，感情升华的理性意念借幻想的羽翼飞腾了……”
”这段排比的运用，不仅使语意畅达，层次清楚；更使论者对林黛玉悲剧命运的悲叹的深情跃然纸上，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林黛玉形象的理解与同情。
再如他在评价吕启祥先生的红学研究时说：“她之感悟，亦菲粗线条的观其大略，而是才情异常细密地自女性晶莹剔透的心中渗出，平近而警策，宁静而悠远，具有纯净的、灵敏的、缜密的、诗意般的悟性品格。”（《心灵感悟的诗化——读吕启祥<红楼梦开卷录>》）
在这一段文字里，曲沐先生综合运用了比喻、对偶、排比修辞手法，不仅形象客观、节奏鲜明，更显示了他娴熟驾驭语言的能力。
以曲沐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卓有成就的研究，创造了贵州红学研究辉煌的历史，使之能在中国红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是贵州红学研究的骄傲，也是贵州学术的骄傲！
面对他们的斐然成绩，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就显得相形见绌。同时，还不得不承认我们“当下一些红学研究者的学养和能力有待提高，这表现在他们知识面窄，对古代小说、古代文学乃至古代历史、文化领域了解不够，往往就红楼梦来谈红楼梦，其著述往往缺少深度和新意，眼界也不够开阔，有不少是在重复前人的劳动”⑯。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必须强练内功，勤读善思，从老一代学者身上汲取丰富营养。在虚浮烦躁的时代，用一个学人应有的心性去面对诱惑，开拓思维，真正潜心研究，“如果研究者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有较大提高，红学研究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前辈学者并没有把所有工作做完”⑰。
如此，我想，贵州红学研究的明天，势必会开辟出一条通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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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①梁启超：《学与术》，载刘梦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第72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②《说文解字注》三篇下教部第1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淮南子全译》（下）第1225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④培根：《论真理》，《培根论说文集》第2页，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⑤转引自欧阳健：《红楼新辨》第1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
⑥⑧欧阳健：《<红楼梦>美学与<红楼梦>版本——<红楼梦会真录>序》，《红楼梦会真录》第15页，13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⑦张稔穰：《中国分体文学史·小说卷》第264页，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⑨丁武光：《回望上世纪八十年代贵州红学》，《寻梦岁月——贵州省<红楼梦>研究学会三十年》第9页，贵州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⑩彼得罗夫斯基：《普通心理学》第415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⑪托尔斯泰：《艺术论》第46—4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⑫《别林斯基论文集》第253页，新艺术出版社1958年版。
⑬王伯熙：《文风简论》第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⑭毛志成：《大学生的语言水平》，见《中国教育报》1999年1月5日。
⑮黄伯荣、廖序东：《现代汉语》（增订二版，下册）第20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⑯⑰苗怀明：《对当下红学研究状况的几点思考》，《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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