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 王丽娟：版本研究同样不能确定《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作者问题难以解决，版本研究自然受到重视，人们期望从版本的清理中确定《水浒传》的成书年代。

果禅绘《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全图》

早在胡适做《水浒传考证》的1920年，张梓生就在《小说月报》译介日本学者神山闰次的《〈水浒传〉诸本》，开始关注《水浒传》的目录、版本。

嗣后发表的论文有文华的《〈水浒传〉七十回古本问题》[1]，俞平伯的《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2]，佚名的《〈水浒传〉版本》[3]，孙楷第的《在日本东京所见之明本〈水浒传〉》[4]、《水浒传旧本考》[5]，赵孝孟的《〈水浒传〉版本录》[6]，周木斋的《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7]，棱磨的《〈水浒〉最初本的推测》[8]，李葳君的《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9]，杨宪益的《〈水浒传〉古本的演变》[10]，戴望舒的《一百二十回〈水浒传〉之真伪》[11]等。

这些论文中，孙楷第在《水浒传旧本考》中提出“《水浒》本子，自宋金至元末，为词话时期。自明中叶以还迄于明季，为说散本通俗演义时期”[12]，颇有新意。不过，词话时期的本子是否可以称做《水浒传》旧本，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

学者们在搜集清理《水浒传》版本的同时，一直在研究这些版本产生的时代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决，《水浒传》的成书时代问题也就比较容易得到解决。

胡适画像

国内最早研究这些版本并提出结论意见的是胡适。胡适在撰写《水浒传考证》的次年，因收集到日本学者冈岛璞加训点后刻于享保十三年（1728）的《李卓吾批点忠义水浒传》前10回、冈岛璞翻译日文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明熊飞序刻《英雄谱》百十五回本《忠义水浒传》、光绪五年（1879）大道堂藏版百二十四回本《水浒传》、日本京都帝国大学铃木豹轩藏百十回本《忠义水浒传》、日本都府立图书馆藏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便撰写了《水浒传后考》，对《水浒传考证》加以补充和修正，其有云：

“

柴进簪花入禁院时看见皇帝亲笔写的四大寇姓名：宋江、田虎、王庆、方腊。前七十回里从无一字提起田虎、王庆、方腊三人的事，此时忽然出现。这一层最可以使我们推想前七十回是一种单独结构的本子，与那特别注重招安以后宋江等立功受谗害的原百回本完全是两种独立的作品。

因此，我疑心嘉靖以前曾有这个七十回本，这个本子是把原百回本前面的大半部完全拆毁了重做的，有一部分——王进的事——是取材于后半部王庆的事的。这部七十回的《水浒传》在当时已能有代替那幼稚的原百回本的势力，故那有“灯花婆婆”一类的致语的原本根本就被打倒了。

看百二十回本的发凡，我们可以知道那有致语的古本早已“不可复见”。但嘉靖以前也许还有别种本子采用七十回的改本而保存原本后半部的，略如百十回本与百十五回本的样子。至嘉靖时，方才有那加辽国而删田虎、王庆的百回本出现。[13]

”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应该承认，胡适的版本研究中有太多“大胆的假设”，同时也应该承认，他的确进行了“小心的求证”。他对于已经收集到的《水浒传》版本的比较和清理是十分细心的。

例如，在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中，田虎、王庆故事有20回，而征辽故事只有8回（百十五回本仅6回），他在解释为何嘉靖时期的郭勋百回本加辽国而删田虎、王庆后还是一百回时说：“何以灭掉二十回，加入八回，郭本仍旧有一百回呢？这岂不明明指出那前七十一回是用原本的前五十几回来放大了重新做过的吗？因为原本的五十几回被这个无名的‘施耐庵’拉长成七十一回了，郭刻本要守那百回的旧回数，故不能不删去田、王二寇；但删二十回又不是百回了，故不能不加入辽国的十（此字衍——引者）八回。”[14]

总之，胡适坚持认为：《水浒传》在明初有个浅陋的原百回本（假定作者是罗贯中），弘治、正德间有人据原百回本前半部分增饰为七十回（托名施耐庵），嘉靖时郭勋在七十回本的基础上将原百回本田虎、王庆故事删去而加上征辽形成新百回本，天启年间有人（可能是杨定见）将新百回本加进田虎、王庆故事而成为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传》。[15]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主要吸收了胡适考证《水浒传》的成果，如认为明初有《水浒传》原本，郭勋本始题施耐庵，施耐庵“乃演为繁本者之托名”等。

不过，鲁迅也有自己独立的意见，如不认为郭本前有七十回本，金圣叹“自云得古本……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惟刊去骈语特多，百廿回本发凡有‘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颇似圣叹真得古本，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而语气遂稍参差者，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他将所见的六种《水浒传》分为繁简两类，以为“若百十五回简本，则成就殆当先于繁本，以其用字造句，与繁本每有差违，倘是删存，无烦改作也”[16]。

胡适、鲁迅对《水浒传》版本的研究不仅与作者问题有关，也与《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密切相关，因此，“水浒”故事的演化也被学者们所关注。

在关于“水浒”故事演化的研究中，以李玄伯的《水浒故事的演变》[17]，郑振铎的《〈水浒传〉的演化》最具代表性。

郑氏在胡适、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点：

郑振铎先生

（一）《水浒传》的底本在南宋时便有了；

（二）其后有施耐庵（在元代），其所写著的《水浒传》，今也已绝难得到。元末明初，有罗贯中，依据施氏之作，重为编次。罗氏这部书便是许多今本《水浒传》之所从出；

（三）嘉靖间郭勋（？）将罗书重加润饰改编，大异其本来面目，使之成为一部极伟大的名著。于罗本事迹之外，又加入征辽一节，共成百回；

（四）万历间余象斗又取罗氏原书刊行，同时并加入郭氏所增的征辽一节，和他自己所增的征田虎、征王庆二节；

（五）天启、崇祯间，杨定见又取郭氏本刊行，而加以余氏所增的田、王二节故事。这二节故事并不依据余氏原文，却由他自己加以润改，共定为一百二十回。

他的基本结论是：“施是今知的最早的作者；罗是写定今本《水浒传》的第一个祖本的人；郭是使《水浒》成为大名著的人；余是使《水浒》成为第一全本的人；杨是编定最完备的《水浒》全本的人。”[18]

《郑振铎文集》

郑氏与胡适、鲁迅的最大不同，是将施耐庵从明代中叶提前到元代，作为《水浒传》的最早作者，列罗贯中之前。在罗贯中原本为浅陋的简本、简本先于繁本的认识上，郑氏与胡适、鲁迅的看法相同或相近[19]；而在金本《水浒传》问题上，郑氏同意鲁迅的判断而不取胡说。

胡适的《〈水浒传〉新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序》[20]，则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只是修正了对所谓《水浒传》明初原本的看法，以为原本可能不是一种，而是有X、Y、Z多个本子。

后来朱希祖发表《胡适〈水浒传后考〉质疑》[21]，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也涉及《水浒传》故事的演化问题，但并无实质性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讨论最多的是《水浒传》的思想内容、作品性质和人物评价，但《水浒传》版本和成书过程问题的研究并未完全停止。

《水浒学史》，齐裕焜、冯汝常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版。

如豪雨的《谈“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杂记）》[22]，聂绀弩的《〈水浒〉是怎样写成的》[23]、《论宋江三十六人名单的形成》[24]、《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25]，王利器的《关于〈水浒全传〉的版本及校订》[26]，《谈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27]、《〈水浒全传〉田王二传是谁所加》[28]、《〈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29]，穆烜的《关于〈水浒全传〉的后半部》[30]、孔罗邨的《〈水浒〉中破辽故事是怎样形成的》[31]、王古鲁的《读〈水浒全传〉本郑序》[32]、《谈〈水浒志传评林〉》[33]，一丁的《李玄伯所藏百回本〈忠义水浒传〉》[34]，原渠的《文征明写本〈水浒〉》[35]，周邨的《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关于中国小说、戏曲史的二三事》[36]，冯其庸的《论罗贯中的时代》[37]，黄霖的《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38]，王根林的《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39]等。

在这些论文中，王利器以为施耐庵“的本”即《录鬼簿》所载施惠的《古今诗话》，《水浒传》成书在元代，“天都外臣序”本最接近于“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编次”的原本，王田二传是袁无涯添加进繁本的；聂绀弩努力从版本上证明简本在先，繁本在后；王古鲁对简本《水浒志传评林》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冯其庸重提《水浒传》作者为罗贯中；黄霖提供的《水浒传》古本信息则是前人未曾提到的，都值得注意。

《水浒研究》

专著中涉及版本研究者则有何心（陆衍文，号澹安）的《水浒研究》[40]、严敦易的《水浒传的演变》[41]等，前者以为简本在先，繁本后出；后者以为繁简两系统平行独立发展。

而马蹄疾（陈宗棠）在《文汇报》和《羊城晚报》上发表的系列《水浒》版本论文后来结集为《水浒书录》出版，是国内《水浒传》版本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他将《水浒传》版本分为五类，包括文简事繁本、文繁事简本、繁简综合本、腰斩断刻本以及其他文种翻译本。在马氏看来，这五类版本中，可以作为《水浒传》成书时间证据的是文繁事简本类的《旧本罗贯中水浒传》，因为“此本可为文繁事简之祖本，其版刻时代约在明初。清钱曾《也是园书目》所著录，即是此本。”[42]其基本结论不脱胡适、鲁迅和郑振铎之樊篱。

改革开放以来，《水浒传》版本研究是有显著进展的，用力最勤、成果最为丰硕的要数刘世德。

他先后发表了《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43]、《〈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简本和删节本》[44]、《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底本》[45]、《钟批本〈水浒传〉的刊行年代和版本问题》[46]、《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47]、《〈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初论》[48]、《〈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上）：藜光堂刊本、双峰堂刊本异同考》[49]、《〈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下）：刘兴我刊本、藜光堂刊本异同考》[50]等颇见功力的论文，在简本研究方面建树尤多，但在《水浒传》成书年代问题上并无大的突破。

《水浒论集》

实际上，刘世德对《水浒传》简本的重视和研究与美籍华裔学者马幼垣呼吁重视《水浒传》简本研究几乎同时[51]，而马氏对《水浒传》简本的研究则略早[52]。

《水浒传》早期版本尤其是简本散藏于世界各地，不仅普通读者无缘得见，即使专业研究者也难以全部目睹其尊容，这无疑限制了研究的深入。

据笔者所知，真正能够目验这些珍稀版本而进行深入研究的，应数马幼垣。他为收集齐全这些版本并加以研究耗费了二十多年时间。通过各种版本的比较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

“

《水浒》是长期增删拼改、经历不知多少人的参与才演化而成之书，不可能仅出自一两个人之手，施耐庵、罗贯中这类象征性的名字根本就不消提；《水浒》成书于十五世纪末至十六世纪初，即约略为弘治、正德两朝，绝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所写；负责编写今本者是一个对北方冬天景况所知有限的南人；见于《水浒传》的梁山和鲁西的梁山风马牛不相及，单说地形即全不类；近年流行民间的《水浒》人物传说悉为无聊文人看到有市场才炮制出来的；今本《水浒》并非成书之初的原貌，是经过不止一次大改动后的产品，正因如此，不少梁山人物排座次的名位就无法据今本故事去解释；排座次以前的情节不尽由互扣的环节来组成，如何串联这些环节显然是《水浒》写作成败关键之所系。联系之功出自“架空晁盖”这条贯穿前七十回的主线；争论七八十年、向无定论的简本繁本先后和演化主从问题已因有足够的插增本供分析而达到结论，简本只可能是从繁本删出来的；现存繁本以容与堂本为最古，可靠程度也最高，而该本自排座次过后至受招安的一段是今本《水浒》最能反映初成书时原貌的部分；简本种类繁多，分别又大，相互关系复杂，现尚不知其详，但这并不妨碍达到简本全皆后出的结论；招安以后的故事，不管独见于简本，还是兼见于简繁两系统，都是后出的，且有写得极劣的（如简本中的田虎故事），但简本独有的故事仍有可助理解今本《水浒》出现前的演化过程者（简本所讲王庆自称为王以前的故事便是一例）。[53]

”

《水浒论衡》

我们之所以要大段引用马氏的结论，因为这些结论是他在“集齐了天下所有珍本”独立研究二十余年后做出的，有大量研究论文做支持，与胡适、鲁迅、郑振铎的研究结论多有不同。

其最大的区别是：他将《水浒传》的早期成书定在了明弘治、正德时期，而以为《水浒传》“绝不可能是元末明初人所写”。他同时指出：“现存繁本以容与堂本为最古，可靠程度也最高”，“简本只可能是从繁本删出来的”。这些结论如果成立，胡适、鲁迅、郑振铎等的研究结论就发生了根本性动摇，今天通行的《中国文学史》就需要改写。

至于国内外一些学者所做的《水浒》单个版本的研究或几种版本之间的比较研究，其价值就相对有限了。正如马氏所说：

《水浒二论》

“

我研究《水浒》之初，即寄厚望于版本，以为只要配足存世罕本，进行详细校勘，必能找出《水浒》成书的演化历程。待我花了超过二十年，终集齐了天下所有珍本，摆在眼前的事实却很明显。

此等本子之间的异同只能帮助理解今本《水浒》出现以后的后期更动，而不能希望可借揭示自成书至今本出现这时段内曾发生过、却从未见记录的种种变化。我相信揭秘的关键在内证，而非在现存诸本之间的异同（这就是说，我的版本之旅走了不少冤枉路）。要找可助发微的内证，可用的工具主要得赖现存百回繁本最早最全的容与堂本。”[54]

”

马氏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值得重视的。

年画《梁山五虎将》

《水浒传》版本研究近百年，从一定意义上说似乎又回到原点。也就是说，通过版本研究了解《水浒传》成书年代的努力，与通过作者考察确定《水浒传》成书年代一样，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看来，我们只能寻找新的途径与方法来实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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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文华：《〈水浒传〉七十回古本问题》，《猛进》第33、34期，1925年（10月16、23日）。

       [2] 俞平伯：《论〈水浒传〉七十回古本之有无》，《小说月报》19卷4期，1928年4月。

       [3] 佚名：《〈水浒传〉版本》，《大公报》1930年4月21日。

       [4] 孙楷第：《在日本东京所见之明本〈水浒传〉》，《学文》1卷5期，1932年5月。

       [5] 孙楷第：《〈水浒传〉旧本考》，《图书季刊》3、4期，1941年。

       [6] 赵孝孟：《〈水浒传〉版本录》，《读书月刊》1卷11期，1932年。

       [7] 周木斋：《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文学》3卷6期，1934年。

       [8] 棱磨：《〈水浒〉最初本的推测》，《申报》副刊1935年5月20日。

       [9] 李葳君：《金圣叹与七十回本〈水浒传〉》，《新苗》1期，1936年。

       [10] 杨宪益：《〈水浒传〉古本的演变》，《新中华》（复刊）4卷14期，1946年。

       [11] 戴望舒：《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之真伪》，《学原》2卷5期，1948年。

       [12] 孙楷第：《沧州集》卷二《水浒传旧本考——由明新安刊大涤余人序本百回本〈水浒传〉推测旧本〈水浒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01页。

       [13]胡适：《水浒传后考》，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0年，第91页。

       [14]胡适：《水浒传后考》，载《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第92页。

       [15]胡适1929年在为《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所作序言中对罗贯中原本的说法有所修正，认为明初的原本可能有X、Y、Z三种本子，X本无辽国、田、王故事，Y本有田、王而无辽国故事，Z本有辽国而无田、王故事。

       [1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第123、122页。

       [17] 李玄伯：《水浒故事的演变》，《猛进》28、29期，1925年。

       [18]郑振铎：《〈水浒传〉的演化》，《小说月报》20卷9期，1929年。后收入其论文集《中国文学研究》（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45页。

       [19]郑振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的《水浒全传》的序言里改变了观点，以为简本是由繁本删节而成。

       [20] 胡适：《〈水浒传〉新考——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全书〉序》，《小说月报》20卷9期，1929年。

       [21] 朱希祖：《胡适〈水浒传后考〉质疑》，天津《益世报》（学术周刊）1939年1月7日。

       [22] 豪雨：《谈“一百二十回本”（〈水浒〉杂记）》，上海《新民报晚刊》1952年12月2、3日。

       [23] 聂绀弩：《〈水浒〉是怎样写成的》，《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

       [24] 聂绀弩：《论宋江三十六人名单的形成》，《光明日报》1954年4月26日。

       [25] 聂绀弩：《论〈水浒〉的繁本和简本》，《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二辑。

       [26] 王利器：《关于〈水浒全传〉的版本及校订》，《文学书刊介绍》1954年第3期。

       [27] 王利器：《谈施耐庵是怎样创造梁山泊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16期，1954年8月15日。

       [28] 王利器：《〈水浒全传〉田王二传是谁所加》，《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年。

       [29] 王利器：《〈水浒全传〉是怎样纂修的》，《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以上四文俱收入《耐雪堂集》上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30] 穆烜：《关于〈水浒全传〉的后半部》，《光明日报》1954年10月10日。

       [31] 孔罗邨：《〈水浒〉中破辽故事是怎样形成的》，《文学遗产增刊》第1辑，1955年。

       [32] 王古鲁：《读〈水浒全传〉本郑序》，《文史哲》1955年第9期。

       [33] 王古鲁：《谈〈水浒志传评林〉》，《江海学刊》1958年第2期。

       [34] 一丁：《李玄伯所藏百回本〈忠义水浒传〉》，上海《新民报晚刊》1956年10月21日。

       [35] 原渠：《文征明写本〈水浒〉》，上海《新民晚报》1961年8月16日。

       [36] 周邨：《书元人所见罗贯中〈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关于中国小说、戏曲史的二三事》，《江海学刊》1962年第7期。

       [37] 冯其庸：《论罗贯中的时代》，《江海学刊》1963年第7期。

       [38] 黄霖：《一种值得注目的〈水浒〉古本》，《复旦学报》1980年第4期。

       [39] 王根林：《论〈水浒〉繁本与简本的关系》，《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2辑。

       [40] 何心：《水浒研究》，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4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增订再版。

       [41] 严敦易：《水浒传的演变》，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42] 马蹄疾：《水浒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9页。

       [43] 刘世德：《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概况、序文和标目——〈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水浒争鸣》第三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

       [44] 刘世德：《〈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简本和删节本——〈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水浒争鸣》第四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

       [45] 刘世德：《谈〈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的底本——〈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明清小说研究》1985年第2期。

       [46] 刘世德：《钟批本〈水浒传〉的刊行年代和版本问题——〈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文献》1989年第2期。

       [47] 刘世德：《论〈京本忠义传〉的时代、性质和地位》，《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2期。

       [48] 刘世德：《〈水浒传〉无穷会藏本初论——〈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49] 刘世德：《〈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上）：藜光堂刊本、双峰堂刊本异同考》，《文学遗产》2013年第1期。

       [50] 刘世德：《〈水浒传〉简本异同考（下）：刘兴我刊本、藜光堂刊本异同考》，《文学遗产》2013年第3期。

       [51] 马幼垣：《呼吁研究简本〈水浒〉意见书》，《水浒争鸣》第三辑，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

      [52] 马幼垣之前已发表过《牛津大学所藏明代简本〈水浒〉残叶书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和《影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水浒争鸣》第二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等文。

       [53]马幼垣：《水浒论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三联版序《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第2-3页。《水浒二论》同。

       [54] 马幼垣：《水浒论衡》，三联版序《我的〈水浒〉研究的前因后果》第4页。《水浒二论》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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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总题目为《文献-传播学方法是解决通俗小说疑难问题的有效方法——以《水浒传》成书年代的讨论为例》，经作者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