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学习是能够使人愉悦的
孔子是伟大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传统教育，而且对中国现代教育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这只要看看当下中国不断升温的“国学热”，以及争相出版的各种《论语》普及读物就不难明白。
当然，古往今来，人们对孔子的认识并不一致，对其教育思想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不乏截然对立的意见。奇怪的是，各种意见的依据竟然都来自同一本书——《论语》。
《论语》为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所编撰，记载了孔子教育其弟子的主要教学活动和教育思想，弟子们亲见亲闻，自然亲切可信。
为什么依据相同的记载，人们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固然与个人的身份立场、生活经历、文化背景、思想方法等有关，但也不能忽视文献理解误差所造成的认识混乱。
冯友兰在研究中国哲学史时提出过“照着讲”、“接着讲”的思路，对我们很有启发。只有先“照着讲”，即照着原始文献讲清其真实意涵，才有可能再“接着讲”，即讲清这一文献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这里，我们以《论语》首章为例，先厘清其真实意涵，再探讨其具有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社会意义。
《论语》首章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1]
对于此章的重要性，前人有深刻的认识。如宋人郑汝谐（1126—1205）便说：“此数语盖孔门入道之要，故以为首章。”[2]
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编辑《论语》时，虽不能说有缜密的计划和严谨的编排，但以《学而》作为开篇肯定不会是随意安排的，首章也肯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说它是“孔门入道之要”应该是可以成立的（说详下）。
然而，对于此章内涵的理解，各家却多有不同，需要我们细心辨析。
先来看看对首章第一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理解。
魏人王肃（195—256）解释此节云：“时者，学者以时诵习之，诵习以时，学无废业，所以为说（悦）怿。”
宋人邢昺（932—101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学者而能以时诵习其经业，使无废落，不亦说（悦）怿乎？”[3]
最权威、最有影响的解释是朱熹（1130—1200）的《论语集注》，明清人视其为圭臬。
朱熹说：“学之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习，鸟数飞也。学之不已，如鸟数飞也。说，喜意也。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悦），其进自不能已矣。”[4]
朱熹通过训诂“学”“习”“说”三字以疏通句意，继承了前贤的言说立场，在学理上也是有依据的。
例如“学”，《说文》云：“斅，觉悟也。从教，从冂。冂，尚矇也。臼声。学，篆文斅省。”[5]学训觉悟，乃使学生觉悟之意，所以从教尚矇。《白虎通·辟雍篇》云：“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未知也。”[6]与《说文》释义同，都是从教者的角度来解释“学”。
朱熹释“学”为“效”，以为“后觉者必效先觉者之所为”，则是从学者的角度立说，与王肃、邢昺同。不过，此说也仍然以觉悟为基础，如无觉悟，自亦不会仿效。
朱熹这样释“学”，显然与他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关，他认为“学”的主体是学者，即后觉者，所以“既学而又时时习之，则所学者熟，而中心喜说（悦）”。
朱熹的这一解释为明清以来多数学者所接受，一直影响到当下。如今人杨伯峻将此句译为：“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7]李泽厚译为：“学习而经常实践，不是很愉快吗？”[8]都将“学”理解为后觉者仿效先觉者的活动，甚至将其理解为学习书本知识，这从杨、李的译文中是不难体会得到的。
其实，这样的认识也来自于朱熹。朱熹在《答张敬夫》信中谈到此“学”时说：“盖始乎为士者，所以学而至乎圣人之事，伊川先生所谓‘儒者之学’是也。盖伊川先生之言曰：‘今之学者有三：辞章之学也，训诂之学也，儒者之学也。欲通道，则舍儒者之学不可。’”[9]
与“辞章”“训诂”相对待的“儒者之学”，在宋人那里其实是指儒家经典，具体来说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因此，近人程树德（1877—1944）认为：“朱子注学训效者，统解‘学’字于第一‘学’字之中……其引程子说‘学’为读书，‘时习’为既读而时思绎，则此章之正解。”[10]
必须指出，王肃、邢昺、朱熹等人对此章“学”的理解虽符合一般人的认知，但却并不符合《论语》的原生语境。因为就在《论语》的《学而篇》中，孔子及其弟子并不是这样论“学”的。
例如，“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11]这里的“好学”指一种为孔子所赞成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并不指喜爱“读书”。
再如，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12]子夏所认可的“学”也不是指阅读书籍文献，而是指一种他以为好的德行与操守。
清人毛奇龄（1623—1716）看出了朱熹训“学”为“效”的破绽，指出：“‘学’有虚字，有实字。如‘学《礼》’、‘学《诗》’、‘学射、御’，此虚字也。若‘志于学’、‘可与共学’、‘念终始典于学’，则实字矣。此开卷一‘学’字，自实有所指而言。乃注作‘效’字，则训实作虚，既失诂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时习？又且从来字学并无此训，即有时通‘效’作‘傚’，亦是虚字。善可效，恶亦可效。《左传》‘尤人而效之’，万一效人尤，而亦习之乎？错矣！学者，道术之总名。贾谊《新书》引逸《礼》云：‘小学业小道，大学业大道。’以学道言，则大学之道，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是也。以学术言，则学正崇四术，凡春秋礼、乐，冬夏诗、书，皆是也。此则学也。”[13]
毛氏以为，《论语》首章的“学”是实字而非虚字，所谓实字即今人所说名词，虚字即今人所说动词、形容词。
在毛氏看来，“学”应指某一名物，不能释为动词“效”。“学者，道术之总名”，从“道”的角度说，此“学”是指“大学之道”；从“术”的角度说，此“学”也可理解为“诗、书、礼、乐”，而无论是“大学之道”，还是“诗、书、礼、乐”，“学”都是指称具体事物，是实字，即名词或名词性词组。
应该说，毛奇龄的解释优于朱熹等人的解释，可以接受，只是需要略作补充。
此章之“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西周学校的“大学之道”，而是指孔子阐释并竭力提倡的“圣人之道”，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
孔子说过：“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14]“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15]“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6]
孔子就是以这些圣人为榜样，通过学习他们的思想、继承他们的精神而成就自己的。他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17]，应该理解为有志于学圣人之道。
如果将“志于学”理解为有志于读书，那是不能切合孔子的实际的，孔子何尝十五岁才有志于读书呢？
卫国大夫公孙朝曾问孔子弟子子贡，他老师的学问是从哪里学来的，子贡回答：“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18]
也就是说，孔子的学问并非完全通过书本得来，而是通过文化传播的一切媒介，尤其是通过圣人行事之迹和有关传说所体现的圣人之道学来，包括那些健在的贤者。
所以，孔门之学将圣人之道作为学的核心，应该主要不是指读书或诵习，而是指对圣人之道的身体力行，也就是必然的了。
当然，学圣人之道，了解圣人的行事之迹和有关传说，并不排斥文献学习，反而可以通过文献作为入门的向导。
毛奇龄所说从学术角度可将“学”理解为学习诗、书、礼、乐，即是此意，但其核心仍然是这些典籍所记载的圣人之道，并非指认识文献中的那些字句和学习其中的知识。
朱熹释“学”为“效”，程颐解为读书，从学术角度自有其道理，但没有突出学圣人之道这一核心内涵，“学”就容易被泛化，甚至被异化。这也是毛氏批评朱熹的主要原因。
理解了“学”的内涵，“时习”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程颐（1033—1107）将“时习”理解为“既读而时思绎”，朱熹理解为“既学而又时时习之”，都未能完全揭示此句真谛。
宋人郑汝谐认为：“古人之学必有入处而用力焉，是之谓习。颜子之克己、曾子之三省，皆习也。习曰时习，非曰无时不习也，当其可之谓时也。”[19]
清人阮元也说：“此章乃孔子教人之语，实即孔子生平学行之始末也。故学必兼诵之、行之，其义乃全。马融《注》专以习为诵习，失之。”[20]
因孔门之学乃道术之总名，学兼知行，将“习”理解为“诵习”或“思绎”是偏颇的，只有再加上具有实践意义的“行”，就更符合孔子关于学圣人之道需要身体力行的思想和理念。
因此，“时习”就不仅是时时温习或思考，而更重要的是“当其可”即在恰当的时间地点、在正好需要的时候去身体力行，用实践来检验所学圣人之道的效果，做到学用一致。这样的学习自然能够让所学者得到喜悦，增强学习的内在动力。
南朝皇侃（488—545）在疏解“时习”时说：“凡学有三时：一是就人身中为时，二就年中为时，三就日中为时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学之道，择时为先，长则捍格，幼则迷昏。故《学记》云‘发然后禁，则捍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是也。既必须时，故《内则》云：‘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学书计；十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并是就身中为时也。二就年中为时者，夫学随时气，则受业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学诗、乐，秋冬学书、礼’是也。春夏是阳，阳体轻清，诗、乐是声，声亦轻清，轻清时学轻清之业，则为易入也。秋冬是阴，阴体重浊，书、礼是事，事亦重浊，重浊时学重浊之业，亦易入也。三就日中为时者，前身中、年中二时，而所学并日日修习不暂废也。故《学记》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是也。今云‘学而时习之’者，而犹因仍也，时是日中之时也，习是修故之称也，言人不学则己，既学必因仍而修习，日夜无替也。”[21]
皇疏对“时”的解释富于启发性，其分疏身中、年中、日中之时颇便于理解，但其结论以为“学而时习之”之“时”是“日中之时”，则未免拘束，掩盖了“时习”的精髓。
并且，皇疏是以传说中的周代学校教育来推论的，殊不知周代学校所教“礼、乐、射、御、书、数”是旧六艺，而孔子所教弟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是新六艺，其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
尽管如此，皇疏的身中、年中、日中之时的分析仍然启发我们思考，孔子所云“时习”应该包含了时间、空间、环境、条件、主体、客体等各方面因素。
例如，孔子所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22]；“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23]；“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4]；“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5]；“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逊）”[26]；“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7]，等等，都可以作为孔子所云“时习”的证据。
孟子说孔子是“圣之时者”[28]，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学而时习之”之“时”与“圣之时者”之“时”一样，并不仅仅指身中、年中、日中之时，却又包含了身中、年中、日中之时，它所强调的是因势利导、身体力行、适时而为。郑汝谐所谓“当其可之谓时”，这样理解“时”与孔子的真实语境庶几近之。
这样的“时习”，也具有可操作性，且明显可以见到效果，自然是能够让学习者喜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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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57页。
[2]郑汝谐：《论语原意》卷一，《四库全书》本。
[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7页。
[4]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学而第一》，“新编诸子集成”《四书集注章句》，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第47页。
[5]许慎：《说文解字》卷三下《教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第69页。
[6]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辟雍》，《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4页。
[7]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版，第1页。
[8]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8页。
[9] 朱熹：《答张敬夫》，严佐之等主编《朱子学文献大系》第五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5年，第40页。
[10]程树德：《论语集释》卷一《学而上》，“新编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4页。
[11]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1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一《学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58页。
[13] 毛奇龄著；胡春丽审校：《四书改错》卷十八，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7页。
[1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1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1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七《述而》，《十三经注疏》本，第2481页。
[1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二《为政》，《十三经注疏》本，第2461页。
[18]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九《子张》，《十三经注疏》本，第2532页。
[19] 郑汝谐：《论语原意》卷一，《四库全书》本。
[20]阮元：《揅经室集》卷二《论语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49-50页。
[21]何晏集解、皇侃义疏：《论语集解义疏》卷一《学而第一》，《知不足斋丛书》本，第2页。
[22]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23]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四《里仁》，《十三经注疏》本，第2471页。
[24]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三《子路》，《十三经注疏》本，第2507页。
[25]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八《泰伯》，《十三经注疏》本，第2487页。
[26]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四《宪问》，《十三经注疏》本，第2510页。
[27]何晏集解、邢昺疏：《论语注疏》卷十二《颜渊》，《十三经注疏》本，第2502页。
[28]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卷十上《万章章句下》，《十三经注疏》本，第27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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