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元明杂剧搜孤本 梅茁金瓶图书文——郑振铎与他的通俗文学收藏
谨以此文纪念郑振铎先生逝世60周年、诞辰120周年。
在中国现代藏书史上，郑振铎是一位值得关注的重量级人物。其藏书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令人称叹的，据赵万里介绍，其藏书“就数量和质量论，在当代私家藏书中，可算是屈指可数的”（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由于时局的动荡不定和生活环境的变化，郑振铎的藏书屡有损失，或毁于战火，或为生活所迫而出让，前后变化较大，至于其一生藏书的总量，难以有一个精确的统计。
《西谛书目》一书所反映的为其晚年藏书的情况，据该书所载，除外文书、通行常见旧版书和新版书外，仅古籍一项就多达7740种，由此可以对其藏书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郑振铎的藏书不仅数量多，质量精，而且特色也很鲜明，那就是富于通俗文学的收藏，以下进行简要介绍。
与以往那些偏爱宋元旧本、珍本秘籍的老派藏书家相比，郑振铎收藏旧籍除个人的兴趣之外，更多的则是出于学术上的自觉，将古籍搜罗与学术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没有升值牟利之类的烟火气，诚如其本人所言：“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有时，连类而及，未免旁骛；也有时，兴之所及，便热中于某一类的书的搜集。总之，是为了自己当时的和将来的研究工作和研究计划所需的。”（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29-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郑振铎一生治学兴趣广泛，其个人藏书也有着同样的特点，从历代诗文到通俗文学，从古代版画到经史典籍，无不在其搜罗之列。
其搜书之用心，之勤勉，也是值得称道的。用他本人的话来描述就是：“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郑振铎治学既有广博的一面，也有专精的特点，这表现在其治学领域较为集中，主要集中在以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研究上，因而这方面的典籍在其藏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也是其收藏的特色所在，正如其本人所概括的：“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间亦得秘册。”（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0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由于此前的通俗文学研究缺少足够和必要的学术积累，相关文献散失严重，学界重视不够，研究工作难以依托当时的公共藏书机构深入进行。因此，不得不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完成通俗文学文献搜集、积累这些最为原始、最为基础的工作，为之付出大量心血。
郑振铎1956年在一篇文章中曾专门谈到这一点：“在三十多年前，除了少数人之外，谁还注意到小说、戏曲的书呢？这一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在图书馆里是不大有的。我不得不自己去搜访。至于弹词、宝卷、大鼓词和明清版的插图书之类，则更是曲‘低’和寡，非自己买便不能从任何地方借到的了。”（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受学术驱动而搜书，以搜书而促进学术，郑振铎实际上兼具学者和收藏家双重身份，这样他既是通俗文学研究的先驱者，同时又是开一代风尚的新型藏书家。
当时受学术文化新风尚的影响，涌现了一批这样的新型藏书家，如马廉、阿英、赵景深、傅惜华等。
在这些先驱者们的提倡和努力下，先前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通俗文学资料由茶余饭后的谈资一跃而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文献，并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形成一股搜罗通俗文学文献的社会文化风气，“以小说、戏曲、佛经为研究的专业者日多，注意力所及，虽穷乡僻壤，烂纸破书，亦无不搜罗及之”，“搜访之勤，几于无微不至矣”（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载《郑振铎文集》第六卷第4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在此背景下，许多散落在民间的通俗文学文献由此得以进入各类公私藏书机构，为通俗文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正是这些先驱者的不懈搜求，许多珍贵的通俗文学文献才得以完整、集中、妥善地保存，可以说今天的通俗文学研究之所以能有如此丰厚的学术积累，与这些先驱者们的努力是分不开的，郑振铎当时已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国内的图书馆，可以屈指而数。所藏大抵以普通古书为多。如欲专门研究一种东西，反不如几个私人藏书楼之收罗宏富。小说戏曲，更是国内诸图书馆不注意的东西，所以要靠几个国内图书馆来研究中国的小说戏曲，结果只有失望。”（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年）。
郑振铎研究中国古代通俗文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他搜罗通俗文学方面的旧籍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此后这也成为其藏书的重点和特色。他采取人弃我取的方式，“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所得独多”（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第43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数十年间，虽历经战乱、动荡及个人生活的贫困和漂泊，书籍不断散失而坚持不懈，因而得以收藏许多珍贵的通俗文学书籍。
以下从戏曲、小说、说唱文学三个方面分别谈谈郑振铎的通俗文学收藏。
说到郑振铎的藏书，不能不提起他的曲学收藏。郑振铎一生藏曲的总量，因屡有变更，很难做出准确的统计。
不过从下面一件事可以想见其收藏之富之精：1932年11月19、20日，郑振铎在其北京住宅内举办了一场北西厢记展览会，共陈列明清刊本《西厢记》27种，其中除6种借自北平图书馆外，余皆出自其个人的珍藏，且“多为坊间所不易得之善本”（容媛编《二十一年国内学术界消息·北西厢记展览会》，《燕京学报》第12期，1932年12月）。
仅《西厢记》一剧就收藏了如此丰富、珍稀的版本，郑振铎藏曲之丰富之精良自不难想见。难怪有人称其“于宋元以来歌词戏曲小说，搜求尤力，其所藏为海内私家之冠”（《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善本戏曲书》，《图书季刊》新1卷4期，1939年12月），“关于小说戏曲之秘籍，收藏为一时海内冠”（敬《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图书季刊》新1卷4期，1939年12月）。
只要对郑振铎藏曲情况有所了解就会知道，这并非夸饰之语，不过是实际情况的描述而已。
郑振铎藏曲以1939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可以从其所编《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附补遗》一书中反映出来。
该书为郑振铎个人藏曲目录，分杂剧、传奇、曲选、曲谱、曲话曲目5个部类，共收录戏曲作品及论著366种，其中明清杂剧49种，明清传奇259种，曲选15种，曲谱19种，曲话12种，另有补遗12种。
这不过是其藏曲中的部分精品，而非全部收藏，因为“通行刊本千余种，均摈去不录”（郑振铎《跋所藏善本戏曲目》，载《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01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后一个阶段的戏曲收藏情况则可由《西谛书目》一书反映出来，该书为郑振铎去世后友人所编，共收录曲学书籍667种。
抗战时期，郑振铎所藏戏曲书籍在战乱中散失不少，有些则出于“兵燹频仍，保存不易”的考虑转让给北平图书馆，他曾先后两次向该图书馆转让善本戏曲书籍84种。
稍后，他又振作起来，重新开始戏曲文献的收藏，“他的搜集注重戏曲和小说，凡是罕见的，不管印本抄本，残的破的，他都当做宝贝”（叶圣陶《西谛书话》序，三联书店1983年版）。
据说在抗战期间，“从徽州、苏州、扬州、浙东等地流到上海的杂剧传奇中的精本，十之六七都归西谛所有”（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经过广泛的搜罗，又得到不少珍本秘籍。这样，郑振铎一生收藏的戏曲文献除去重复，总数当在千种以上，这在中国现代藏书家中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郑振铎不仅自己广为搜罗，而且还帮国家购藏了不少珍贵的戏曲文献，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他协助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
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原为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旧藏，几百年来，藏主屡更，下落不明。1929年10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刊出署名丁初我的《黄荛圃题跋续记》一文，披露这批珍贵戏曲文献尚在人间的消息。
郑振铎看到这篇文章后，十分重视，立即追索该书的下落，但由于丁氏秘籍自珍，故布疑阵，结果未能如愿。但郑振铎并不灰心，由此以后“耿耿不忘于心，也念念不忘于口。见人必问，每谈及元剧，则必及此书”（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他相信“如果访到了时，元剧的研究，必是要截然一新其面目的”（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载《郑振铎文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功夫不负有心人，1938年5月，郑振铎得到确切消息，经过一番周折之后，终于使这批“国宝”得到妥善的保存和收藏。
郑振铎帮助北平图书馆购藏到该书后，十分兴奋，他撰文感叹道：“较之往日发现一二种杂剧即诧为奇遇者，诚不禁有所见未广之叹”（郑振铎《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
他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不仅在中国戏剧史的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者们说来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而且，在中国文学宝库里，或中国的历史文献资料里，也是一个太大的收获。这个收获，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抄本的发现”（郑振铎《劫中得书记》新序，载《郑振铎文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为这批戏曲文献积极奔走的时候，郑振铎就致信同样关注此事的张元济，希望能由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以广流传，因为“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该信写于1938年6月9日，见刘哲民、陈政文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术出版社1992年版）。后商务印书馆答应此事。
随后，郑振铎又参与选目、校订等编务工作，同时，他还在其所编的《文学集林》杂志刊布有关《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消息和研究成果，如他本人的《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个改正》、徐调孚的《脉望馆本关汉卿杂剧叙录》、《苏子瞻风雪贬黄州叙录》等，其中第一辑还刊载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四则书影。
在郑振铎的各类藏书中，小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数量和规模用其好友赵万里的话来描述，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专藏”（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说史上影响较大或有特色的作品他都有收藏，其藏品几乎涵盖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
郑振铎对小说文献的搜罗相当广泛，而且贯穿其藏书的始终，只要有研究价值者，不管是全本还是残本，无不在搜罗之列，其小说收藏数量多，规模大，仅《西谛书目》一书所录就多达682种，其中不乏较为稀见的珍本乃至孤本，如明周氏大业堂刊本《唐书志传通俗演义》、明刊本《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清杨定见刊本《忠义水浒全书》、稿本《水浒传注略》等，具体情况可参看《西谛书目》、《西谛书话》等书的介绍。
孙楷第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一书中著录有不少私人所藏小说作品，其中著录最多的就是郑振铎的藏品。郑振铎的小说研究依托个人极为丰厚的文献收藏上，资料丰富，立论扎实，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
郑振铎除个人的收藏外，对小说文献的进展和动态也十分关心，并相继撰写《日本最近发见之中国小说》等文章，向学界及时披露重要小说文献发现的信息。
在说唱文学文献的收藏方面，郑振铎在国内学人中无疑首屈一指的，这种首屈一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早，开风气之先，有倡导示范之功，对其他研究者产生了较大影响，如赵景深、吴晓玲等，他们都是在郑振铎的影响下走上研究说唱文学之路的；二是他说唱文学方面的藏品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是其他藏家难以企及的，这是其藏书的特色与精华所在。
他本人曾颇为自得地说：“弹词、宝卷及鼓词向不为收藏家所注意”（郑振铎《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载《郑振铎文集》第6卷第4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于诸藏家不甚经意之剧曲、小说，与夫宝卷、弹词，则余得独多。”（郑振铎《劫中得书记》序）
因受到战乱等因素的影响，郑振铎所藏说唱文学方面的书籍曾散失、转让不少，比如一·二八之役，其“全部的弹词，鼓词，宝卷及小唱本均丧失无遗。”
对其一生收藏说唱文学文献的总量，目前同样难以做精确的统计。《西谛书目》一书在卷五集部下设置曲、弹词鼓词、宝卷等子目，著录了其说唱文学方面的收藏，其中曲类收录诸宫调1种，俗曲10种，弹词、鼓词类收录289种，宝卷类收录91种。
就数量而言，虽然不能与其小说、戏曲的收藏相比，但在当时也已相当可观。就质量而言，其中有不少罕见的珍品，如明嘉靖刊本《董解元西厢记》、明彩绘本《目连救母出难地狱生天宝卷》、明嘉靖刊本《药师本愿功德宝卷》等。
寻访、收藏之外，郑振铎还撰写一些文章，介绍其个人及其他公私藏书机构说唱文学文献方面的收藏，如《西谛所藏弹词目录》（《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一文，收录其所藏弹词作品117种；《佛曲叙录》（《小说月报》17卷号外，1927年）一文收录敦煌俗文学作品及其所藏宝卷36种；《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介绍了其1933年所得弹词、宝卷、鼓词的情况；《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记》一文则介绍了20世纪前30年间说唱文学文献的新发现。
目录的编制之外，郑振铎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说唱文学研究的著述，特别是其《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一书，首次对中国古代俗文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梳理和归纳，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具有奠基之功，其中不少作品是前人未曾涉及的。
此外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大纲》等著述也都有专章讲到说唱文学。相关文章尚有《敦煌俗文学》（《小说月报》20卷3期，1929年）、《宋金元诸宫调考》（《文学年报》第1期，1932年）等。
因在说唱文学研究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有论者称其为“提倡搜集和研究俗曲的第一人”（赵万里《西谛书目序》，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
需要说明的是，郑振铎不仅在国内广为搜罗，而且还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海外。他是第一个到欧洲国家寻访通俗文学文献的中国学人。
1927年6月25日，郑振铎远赴欧洲，“此次欧行的目的之一，便是到各国的重要图书馆中，阅读他们收藏的中国书，尤其注意的是小说和戏曲”，因为“他们是比我们早知注意到我们的小说与戏曲的，收罗的一定不会少”。
果然，在巴黎国家图书馆，郑振铎大有收获。他本来只准备在巴黎小住几天，结果因小说、戏曲及说唱文学的新发现，竟然在此“流连了几个月”。其所撰《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一文就是这次访书的记录。
本来郑振铎准备利用这次欧洲之行的机会，“立愿要阅读各国大图书馆中所有的中国古书，尤其是小说与戏曲”，“将来到伦敦、到柏林、到莫斯科，也将作此同样的工作”（郑振铎《巴黎国家图书馆中之中国小说与戏曲》，《小说月报》18卷11期，1927），遗憾的是结果未能如愿，他只看到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中国古代通俗文学文献。
不过能在异域的一家图书馆能看到如此丰富的通俗文学珍藏，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可谓不虚此行。更为重要的是，此举扩大了人们的眼界，引起学界对域外所藏珍贵中国通俗文学文献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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