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逵：文化传承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综述
文化传承视野中的中国古代小说学术研讨会于2018年10月26日—28日在江苏南京召开。
会议由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江苏省明清小说研究会、江苏省红楼梦学会主办，南京审计大学文学院承办，来自海内外的5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
本次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56篇，内容涵盖了中国古代小说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学术史与学术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与文本分析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成书、作者、版本、传播与接受研究等诸多方面。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国古代小说，中国古代小说又以一种文学的方式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自觉地以文化视角开拓文学研究领域，深化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是此次会议的一大特色。
除专门以小说与文化为议题的16篇论文以外，这样一种观照方式还渗透到其他各方面的议题当中。如罗书华的复旦《红楼梦》课整个课都是“文本与文化的双向结合”，乔光辉的《鉴湖夜泛记》主题解读主要关注作品中的以道、释消儒的一贯传统，梅东伟对儒家传统中修身的考察，冯保善对江南教育背景与读者知识构成的关注等等。既立足于文学，又不局限于文学，将小说研究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
传承离不开经典，多元方法下对于经典文本的重新认识也是此次会议论文的突出特点。在全部56篇论文中，围绕四大奇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以及《红楼梦》展开论述的文章多达29篇，占全部论文的一半以上。
从传统的版本考证、主题解读、人物形象、制度考察，到前沿的跨文本分析、文学图像、海外传播、数字化等等，应有尽有，丰富多彩，充分体现了此次小说会议有承有创，推陈出新的宗旨。
下面依据与会者论文议题的不同简单进行分类介绍：
目连神话自隋唐变文以来一直是古代小说戏曲的重要题材，而《盂兰盆经》一般被视为目连神话最早的文本依据。不过，《盂兰盆经》本身因为缺乏印度文献的支撑，常被人视为疑伪经。
赵晓寰的《<盂兰盆经>及其目连神话的印度渊源考辨》针对伪经的相关论点一一做了反驳，认为《盂兰盆经》虽然不是纯粹性的经典，但它与许多早期汉译佛经一样，是译者用本土化的汉语对佛经进行了创造性的翻译。
齐慧源的论文从《世说新语》神童现象出发，对魏晋时期尊重儿童、赏识儿童、鼓励儿童的宽松式家庭教育进行了考察。
朱锐泉的论文以明清世情题材小说为取材重点，展开师徒关系的研究，除了小说史的研究价值，也兼具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意义。
雷勇的论文讨论了史学传统与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关系，指出古代历史小说是在史官文化背景下孕育、生长的，无论是题材内容、外在形式还是小说的内在精神都受到了史官文化的影响。
史官文化滋润了历史小说，但由于中国史学早熟，史学传统又过于强大，这对小说创作又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小说的发展。
邱绍雄认为中国古代商贾小说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社会农耕文明与市场文明博弈的画卷，是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文化嬗变的历史记录。
刘雪莲的论文从特定景观、流动性地理空间、社会与空间关系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浙籍小说家的空间叙事。
薛英杰认为《朱履佛》的改编策略，既回应了《五色石》区分文人与僧人身份的立场，也是文人在危机中寻求自我证明的特定手段。
马君毅基于笔记小说对明中后期的宦官琴人做了初步研究，指出他们为古琴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邓骏捷、刘曦冉的《美国汉学界中国公案文学研究中的“文学中的法律”问题》一文指出，在21世纪之交，跨学科研究的整体学术背景使美国汉学界开始明确关注到“文学中的法律”问题，并开始用对照的方式进行相关研究。
从此，在美国汉学界中国公案文学研究中“文学中的法律”问题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而以此视角来研究中国古代公案文学，无论是对于美国汉学界，还是中国学界，都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董国炎的论文深入分析了《水浒传》所包含的两重矛盾：一重指国家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尤其平民百姓与贪官污吏的矛盾。另一重指对外的国家民族矛盾，这关联家国情怀和民族利益。并认为这两重矛盾交织转换，造成水浒文化的复杂及起伏式传承。
赵敬鹏的论文从文学与图像的角度考察了潘金莲的肖像和语象之间差异，并对由此构成的“图-底”关系的反转做了深入的分析。
毛睿借助对于《西洋记》的考察，尝试探讨了“西学东渐”之前明代知识阶层的海外知识。
王先勇考察了《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清代庄园制度，据此肯定《红楼梦》在拼合历史细节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虚构。
蓝士英关注到《后红楼梦》迥异于《红楼梦》的黛玉形象，结合时代背景的分析，认为这一形象体现了乾嘉常州文人对望族理想女性的认同。
温庆新的《目录学视域下的胡应麟“小说”认知与分类思想考察》一文讨论了胡应麟对于“小说家”内涵的重新界定，认为这种界定既能够涵盖此前的传统，又能符合历代“小说”的衍变实际。
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胡应麟对“小说”的分类，并指出胡应麟对于“小说家”类作品的文学特性的重视为近世小说史研究者引进西方“小说”观念建构古代小说史提供了一种可资操作的借鉴，同时，作者对调和中、西“小说”观所隐藏的以西律中的研究思路进行了反思。
赵兴勤的《关于<后西游记>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意在检讨《后西游记》研究中的不足，该文否定了《后西游记》产生于“明末清初”这一常见观点，认为这部小说的成书不会早于康熙初年，不会晚于康熙中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后西游记》包蕴着一段明、清之际学术思想演变的丰富内容。
高淮生的《港台及海外红学学案》旨在换一种眼光看红学，这部书是《红学学案》的续编，延续了以学人为中心，以学术范式的提炼为旨归的思路。
该书有选择地介绍了12位港台及海外学人的红学研究整体风貌，以学案的方式整理红学史，不仅仅为现代学术寻找真实而鲜活的为学传统，同时也为梳理百年红学的纷扰局面、重建红学学科提供了重要参考。莫其康的论文则回顾了周恩来总理对于施耐庵身世调查关心，肯定了其积极意义。
在众多的接受、传播方式之中，课堂教学因其有师生共同参与、持续而深入以及制度化的突出特点，在文学作品的接受与传播以及当代文化建设中有其独到的价值。
正是因为如此，罗书华对于《红楼梦》课程的积极探索，所代表不仅仅是一种另类的课堂，更是一种别具匠心的研究。
在三种传统教学模式之外寻求变革，以能实现师生之间多元互动的对话方式作为教学的基本形态，以开放的心态，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健康的学术能力的养成，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不可估量。
周文业的《五大名著主要版本数字化比对本丛书》总结了自己多年来版本数字化的经验，以五大名著为对象，介绍了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研究的现状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版本数字化比对方法，代表着迥异于传统文本研究的新思路。
王思豪的《再论“赋—说同构”的文学传统》与郝敬的《论殷芸<小说>引杂传入小说——兼评杂传对中古小说文体流变的影响》探讨了小说文体的问题。
前者以《红楼梦》为中心，认为《红楼梦》中赋与赋写《红楼梦》在“赋—说”交替互写过程中形成“情事互文”的“同构”传统，在对小说的人物品评、情节重写以及小说文本的经典化历程中皆有不俗的表现，值得探讨。
后者则基于殷芸将杂传引入了《小说》的创作实际，指出殷芸《小说》拉开了欧阳修对小说观念新变的序幕，为宋代小说观念理论上的突破奠定了坚实的作品创作基础。
邵天松对清代扬州方言小说《飞跎全传》的语言修辞特色进行了考察，指出返源、偏取等修辞格的使用以及俚俗土语的运用，使小说获得了特殊的艺术效果。
乔光辉在《我们如何成就令言？》一文中对《鉴湖夜泛记》的主题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作者将织女辩白放在天人合一的纯自然语境中予以反思，是对儒家道德比附自然观的反驳，极大扩展了小说的寓意；作者援引“欲界诸天”为学理依据，批驳“世俗多诳”，体现出作者以道、释消儒的一贯传统。
梅东伟结合晚明的学术背景以及社会风气，认为《金瓶梅》是以绅商为代表的晚明社会民众“昧于治身”的时代象征。
冯瑾的论文对《儒林外史》中采取多种多样冒充手段追逐功名富贵的“假冒群体”进行了研究，认为作者是为了唤起人们疗救自身愚昧的注意。
张红波从四个方面论证了《三国演义》循环叙事的文体特征，伍大福的《吴用新论》提出吴用具有“犬儒特征”，皆具启发意义。
辛明玉认为王渔洋秉承子史部小说观，重视小说的地位和作用，以自己的作品和评论有力地推动了清代小说的发展繁荣。
朱泽宝的论文指出，蒲松龄写人鬼恋情与人狐恋情这两种感情严格遵守着完全不同的叙事模式，并认为积淀深厚而又差异巨大的鬼狐文化给了蒲松龄创作以十分强烈的影响，加重了模式的分化与形成。
乔孝冬分析了《红楼梦》中的全部荷花形象，十分令人信服指出象征晴、黛的芙蓉是水芙蓉。
刘廷乾的论文对越南古代汉文传奇小说《金云翘录》《桃花梦记》做了深入的分析，认为两书的创作模式与中国明清小说传统有呼应之势，两书在越南汉文小说发展史、中越小说交流史中的地位应值得重视。
中国古代小说的成书、作者、版本、接受与传播研究
刘天振的《晚明米芾轶事小说的辑撰动机与叙事特色》特别对学界目前关注较少的米芾轶事小说进行了考察，认为江南文士辑撰米芾轶事小说动机主要包括人生态度的契合、借米芾遭遇浇自己胸中块垒、保存文献彰显人生价值、寄托情志、娱乐需求等几个方面，同时还对此类小说的叙事特色做了简要介绍，认为晚明米芾轶事小说集的文学价值还有较大的探究空间。
王进驹、杜治伟对于唐僧出身故事是否《西游记》原有的考察，李天飞对于金箍棒原型的考证，孙越对于《金瓶梅》所引吕洞宾《警世》诗真伪的考证，都严谨详实，令人信服。
《醒世姻缘传》的成书时间问题以及作者问题曾在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目前学界对于其成书时间逐渐形成共识，而对于其作者仍是众说纷纭。陈圣宇通过细致的分析考证，在“蒲松龄说”“陕西人士说”“章丘人士说”等观点之外提出了“周亮工说”，推测合乎情理，可成一家之说。
张春红的论文对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明刻《江湖纪闻》做了细致研究，揭示出这一学界所知有限的刊本多方面的重要文献价值。
张丹丹在对比底本王阳明年谱的基础上，对《靖乱录》的艺术加工做了深入分析。
刘璇通过对静寄山房本《平山冷燕》的避讳情况进行考察，确定此本的评点者正是清怡僖亲王弘晓。
朱萍的《从戏曲词语删改看<红楼梦>程乙本对程甲本的修订》一文，以小见大，从18处戏曲词语删改入手，仔细讨论了程甲本与程乙本的优劣问题，并得出结论，对戏曲词语的运用而言，程乙本对程甲本的改动基本上是改劣为优。
宝卷是中国古代说唱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也是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经典性文本，是一种兼具文学性和宗教性的特殊文体。罗兵对“西游”宗教宝卷进行了考察，并推断这批宝卷应该是受到“全真本”《西游记》的影响。
刘成荣的《论<新列国志>对<左传>的接受与传播》旨在探讨《新列国志》如何向《左传》取材以及冯梦龙的处理方式是否成功两个问题，基本对“郑伯克段于鄢”这一经典片段的分析，作者指出小说文学特性与作者依附经典的初衷形成内在分歧，限制了经典向世俗的传播。
杨绪容通过对“题红诗”的考察，认为在程甲本之前《红楼梦》已经存在一个足本。同时，作者对“题红诗”文学批评价值做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冯保善结合教育背景、大众读物、人口密度以及小说禁毁、小说序跋的相关史料，集中探讨了江南成为通俗小说中心的原因。
他认为明清江南教育普及的相对发达繁荣，普通民众识字率与识字人口的绝对数字均在全国遥遥领先，作为文化商品的通俗小说，有了更广阔的潜在与实际市场，因此成为明清通俗小说出版与消费的中心。
高玉海凭借俄语的特殊优势，对西游故事在俄罗斯的接受与传播做了细致考察，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
以往文学史的书写往往依赖于公开发表的文本，而这些材料都不同程度的经过了文人本身的修饰，许多真实的细节已经被抹去，大量日记文献的出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直面历史现场的大门。
苗怀明的论文以徐兆玮为样本，通过对日记这种原生态的历史文献的研读，探讨了近代一个普通文人的小说情结，尝试揭示近代小说接受与研究的一些真实情况，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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