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2019年第1期目录与内容摘要
《文献》杂志2019年第1期封面
建馆110周年纪念之人物篇
徐森玉先生与北平图书馆 柳向春
内容摘要：徐森玉是中国文博、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京沪两地的文物布局，乃至海峡两岸的文物分布，都与他有关。森玉先生曾任职图书馆多年，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发展和壮大的亲历者。他曾在现国家图书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北平图书馆任职多年。今国家图书馆建馆将满110周年，谨将前辈森玉先生在此间工作之大概略作梳理。追念前辈，寄望来者。
关键词：徐森玉 北平图书馆 京师图书馆
作者简介：柳向春，文学博士，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研究方向：古典文献学。
梁启超《白香山诗集》未刊批点辑录 聂丽娟
内容摘要：梁启超1918年卧病期间批点的《白香山诗集》，共218条，由梁启勋过录于清康熙汪立名一隅草堂刻本《白香山诗集》之中，是稀见的梁启超学术研究未刊资料。梁启超批点白居易诗，既沿承了传统评点之学重体悟感发的特点，又融入了其思想转折时期特有的文学品鉴标准，是梁启超人生后期“情感中心说”诗学理念生成史的重要一环。本文略述此文献之性质，继而以汪立名本《白香山诗长庆集》《白香山诗后集》为次第，对梁启勋过录本进行系统释文，以供学界进一步探研。
关键词：梁启超 《白香山诗集》 未刊批点
作者简介：聂丽娟，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编审。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与古典文献。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佚文──《李诫〈营造法式〉跋》 何广棪
内容摘要：民国十四年(1925)十一月十三日，梁启超曾撰《李诫〈营造法式〉跋》一文，附录于陶湘同年刻印之《营造法式》中，惠赠其儿梁思成、媳林徽因。该文未被收入《饮冰室合集》，固《合集》之佚文也。该文见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二○一四年五月出版之《嘉德二十年（1993-2013）精品录·古籍善本卷》图录，本文乃谨就梁跋详作考证，并附图录与释文，以备读者参考。又提倡开创以“中国古籍文献拍卖图录”辑佚一途，幸读者步趋焉。
关键词：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李诫《营造法式》 梁思成 林徽因
作者简介：何广棪，香港新亚研究所专任教授、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荣誉研究员。研究方向：文献学、陈振孙与《直斋书录解题》。
编纂与出版
专栏导言 顾青
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
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 罗琴
内容摘要：清初尺牍编选出版活动盛行，其中著名的几种选本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汪淇《尺牍新语》初编近四成内容盗用自周亮工《尺牍新钞》一选，汪书所标注的许多文献来源并非事实，而是钞自周书的作者小传所附文集名。《尺牍新语》二编和广编在有自己独立稿件来源以后，因袭《尺牍新钞》二选的比重大幅下降，并逐步走向独立。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周亮工采取了各种应对之策：如在二选、三选的出版序中痛斥恶劣的抄袭行为；尽量将二编的内封做得精致，以吸引顾客；并通过挖改或者重刻某些版面，替换或者增补大量条目。具体操作包括对全书进行补遗、增补王士禛的尺牍、将长篇尺牍替换为短小尺牍等等，以适应市场阅读需求。此为《尺牍新钞》一选至三选不同印次面貌差别巨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汪淇的盗用行为虽然损害了周亮工的经济利益，但同时也刺激和影响了周亮工的选编、刊印、改易活动。
关键词：周亮工 《尺牍新钞》 汪淇 《尺牍新语》 初印后印
作者简介：罗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元明清文学文献。
《曲谱大成》编纂问题辨疑 黄义枢
内容摘要：《曲谱大成》是《九宫大成》的重要参考，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至今仅有三种残稿本存世。前人对此谱的成书多语焉不详或存在误判。事实上，《曲谱大成》卷首的《总论》乃金坛人于振所作。于振雍正元年才中状元进宫任职, 故而可以排除此谱编纂于康熙年间的可能性。根据雍正朝的戏曲政策、于振生平履历及文本内证，可推断《曲谱大成》是乾隆初年官修曲谱，此谱实为《九宫大成》工程的前期成果。于振在编纂工程初期是重要的编纂官，后来或因患风痹症转由他人接任，接任者批判地继承了《曲谱大成》，并将书名“曲谱大成”变更为“九宫大成”。
关键词：《曲谱大成》 《九宫大成》 于振
作者简介：黄义枢，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戏曲。
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 杨国彭
内容摘要：王士禛《分甘馀话》记载，《通志堂经解》书版在康熙年间“收贮内府”。至乾隆五十年（1785），高宗发上谕宣布内府对此书补刊完成。通过胡季堂等人的记载，发现此书版曾存贮于苏州织造局；更鲜为人知的是，《通志堂经解》在内府补刊之前，曾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至三十九（1774）年间，由胡季堂等人出资进行过补刊整理。
关键词：《通志堂经解》 胡季堂 彭元瑞 苏州织造局 《四库全书》
作者简介：杨国彭，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
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 梁明青
内容摘要：清同光年间，各省官书局相继兴办，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践中扮演重要角色，云南书局顺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本文首先区分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对云南书局成立于光绪四五年间、云南官书局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的史实作出详细考证，并通过现存局本发现云南书局与云南官书局并存三年的事实。其次，对前人所列局本去伪存真，迄今查实68种650册978卷，其中有20种局本是前人的文中从未介绍的，有6种局本藏于民间而图书馆未有收藏的。最后着重介绍局本的版本特征，特别是翻刻新式教科书和践行西方意义上的版权保护行为，这在各省官书局中独具特色。进一步明晰云南书局、官书局发展历程，突显其在云南近代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云南书局 云南官书局 设立时间 局本 版本特征
作者简介：梁明青，云南人民出版社助理编辑。研究方向：西南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
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 胡珂、鲁明
内容摘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宋本册府元龟》，学界已多所利用，但对其来龙去脉尚缺乏具体之了解。该书主体部分是张元济1928年赴日访书时向静嘉堂借照，其馀部分乃国内公私藏家提供。为求卷帙完整，张元济先后试图以明钞本及明刻本配补，但最终放弃。嗣后抗战军兴、国共易鼎，商务印书馆萧条困窘，出版之事一再延宕，以致张元济终未见书，赍志以殁。直到80年代末中华书局才利用民国商务印书馆所制毛样，董理补苴，影印出版。此书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达一甲子，张元济、傅增湘、陈垣、赵万里、陈乃乾皆与其事，与文献学、学术史、出版史颇多关涉。
关键词：《册府元龟》 宋本 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作者简介】胡珂，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研究方向：宋史、文献学。鲁明，中华书局《文史》期刊编辑。研究方向：文献学。
文史新探
唐代诗人于武陵、于邺诗集考辨 龙成松
内容摘要：于武陵、于邺为中晚唐时期两个重要的诗人，但宋代以来长期将二人混为一谈；历代艺文志和书目文献所载二人诗集又重出互见，莫衷一是，研究者稍不留意便会落入其诗、其人的双重“陷阱”。突破此难题的一条线索是寻找二人诗集的演变过程及版本渊源，据此判定诗歌的归属。通过对现存明初汇刻唐人诗集中二人诗集版本的对比研究，可以一定程度上恢复二人诗集的原貌。另一条线索是从二人生平资料中寻找其诗歌的印证，从而反推二人重出诗歌的归属，而出土于邺家族人物墓志中的新材料是重要的突破点。
关键词：于武陵 于邺 诗集 版本 墓志
作者简介：龙成松，大连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汉唐文学。
《宋会要》礼类与《中兴礼书》及其《续编》
——《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复原的新线索 林鹄
内容摘要：复原《宋会要》的重点也是难点，是各类下诸门的门名及排序。以往研究对《永乐大典》事目及《宋会要》辑文所留存的指示门名的种种标志进行了较充分的利用，但对其他相关文献的利用，尚嫌不足。本文针对《宋会要》礼类，尝试在这方面做初步探索。文章发现，在现存文献中，与《宋会要》礼类诸门门名及次序最接近的，应当是《中兴礼书》及其《续编》所载各门门名及次序，其重要性超过《永乐大典》事目。
关键词：《宋会要》 礼类 《中兴礼书》 《中兴礼书续编》 门名 次序
作者简介：林鹄，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副硏究员。研究方向：辽宋史。
明万里海防图筹海系研究 李新贵、白鸿叶
内容摘要：筹海图是郑若曾、胡宗宪绘制的《沿海山沙图》。筹海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摹绘的《海不扬波》等。该图系有三个突出特征：近洋，绘制有停泊战舰的岛屿；沿海，绘制出支援海洋作战的建置与辅助作战的设施；因增添沿海设施与减少内地建置所形成较短图之纵幅，也是该图系的显著特征。筹海系背后隐藏着绘图者远洋出击与近洋防御协同的海防思想。
关键词：筹海图 筹海系 《沿海山沙图》 《海不扬波》 海防思想
作者简介：李新贵 ，宁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历史地理。白鸿叶，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中文古地图。
“编纂与出版”专栏导言
顾 青
拜读《文献》杂志多年，看到的多是以文献学的角度和方法来研究古代文献的文章。固然受益良多，又常常感到“不过瘾”：同样的课题，同样的材料，解决的问题似乎比较有限。
因此，当《文献》主编约请我为本期专栏“编纂与出版”写几句导言时，我几乎毫不迟疑地应允了。因为，我的确对这个专栏有所期待，尤其是读完以下五篇文章之后，“有话想说”的冲动也愈发强烈。
多年从事古典文献出版工作，我深知文献的整理、研究与文献的出版是无法分割的。整理和研究的完成，仅仅意味着工作完成了一半，没有实现出版，整理和研究就没有落地，只有出版并被读者接受和使用，才真正实现了整理与研究的目的。
而事实上，文献出版工作的实施，其本身就包括文献的整理、编纂和研究等等环节。甚至，我偏执地认为，出版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研究工作的面貌和成就。
遗憾的是，许多专业从事文献研究的学者，似乎并不认可这一点，甚至根本反对这一点。他们并不理解出版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也不会自觉地使用出版的思维和方法来看待文献的产生与流传。也就是说，许多文献的问题，仅仅使用文献学的方法和资料，并不足以解决问题。
这几年，我参与编辑出版一本学术期刊，名叫《中国出版史研究》，组稿始终异常艰难，因为研究中国古代出版史的学者，更习惯于运用文献学的方法来研究出版物（文献），用版本学的方法来研究出版活动。
在他们的学术成果里，常常看不到出版业的运作逻辑，没有读者群、购买方、销售市场、运营成本、商业竞争之类概念，更不会有意识地从这些角度去提出问题，搜集史料。这实在是一种遗憾。
举例而言，从我早年做过的小说史研究来看，明清时期涌现的大量通俗小说文本，其推动力往往并不是小说家、文学家的创作冲动，而是书坊书商的牟利欲望；而小说经典如《水浒》《三国》的繁本简本的问题，用版本比对或文本分析，往往难以理出头绪，而运用出版业的逻辑，反而可以得到完满的解释。
带着这样的思路，来看本期专栏收录的这几篇文章，应该说，虽然还是会生出些许遗憾，但更多的是收获了惊喜。
罗琴的《原版与“盗版”间的互动：周亮工〈尺牍新钞〉三选与汪淇〈尺牍新语〉三编纠葛详考》，敏锐地从文献比对中拈出发生于康熙初年南京与杭州两地出版商之间的“尺牍大战”这一课题，进行细致地梳理，新见迭出，饶有趣味，十分精彩。
如果作者还能够在“尺牍何以成为出版热点”、“两种尺牍出版物在什么区域什么程度上出现商业竞争”等出版问题上再深入开掘一番，提供出一些实例性的新鲜史料，应该更能够说明这场“尺牍大战”的意义。
当然，关于明清时期出版业中的“盗版”，似乎也可以深入讨论一下。因为，在我看来，当时的翻刻，与当代法律层面上的侵权盗版，显然是两回事。
黄义枢《〈曲谱大成〉编纂问题辨疑》和杨国彭《胡季堂与〈通志堂经解〉的补刊》，分别围绕这两部具有集大成性质的典籍在乾隆年间的编纂和补刻问题展开细致梳理，对国家的文化政策、社会的阅读需求、个体的能力专长乃至文本内部证据都予以关注和揭示。特别是杨文，还深入挖掘胡季堂的交游网络之于其补刊事件的襄助，使其研究颇具“书籍的社会史”意识。
梁明青的《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一文，对“同光中兴”时期各地官书局兴起的背景下，云南省顺应时代需要而诞生的云南书局和云南官书局的实际运作情况做考察，从目验存世文献实物入手，厘清两书局创设始末和出版业绩和特色。使人对这一偏居西南隅的省份，在中国近代出版与文化史上的地位，有了深刻的印象和全面的认识。
本期中最令人惊喜的是胡珂、鲁明的《宋本〈册府元龟〉之蒐辑配补与校勘影印始末考》。这篇文章通过翔实的史料和绵密的考证，完整还原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八十年代末的六十馀年间，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两家出版机构接力整理出版北宋四大部书中体量最巨的《册府元龟》的全过程。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在搜集史料和分析论证时，兼具文献学和出版学的思路和方法，或者说，他们天生就具备更广阔的研究思路和分析工具。
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文献最终呈现在学界面前的样貌，总是多种客观条件互动的结果，是学术界、收藏者（单位）和出版界反复“博弈”之后不得不然的选择；而一部巨著的产生，往往会经过许多许多年、许多许多人的努力，成功与遗憾往往并存其间。正因如此，如张元济这样伟大的出版家的努力才弥足珍贵。
导言的最后，我想说，“编纂与出版”这一专栏的设立，是希望学术界多进行一些“跨界研究”，跨出文献学，去出版学、艺术学、社会学等等领域，用更多的学术视角、更新鲜的研究方法来反观文献的意义。这也正是我的期待。
【相关阅读】
本文经《文献》编辑部授权刊发，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