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节:从文本探索《金瓶梅》的作者
《金瓶梅》作者问题,七嘴八舌,至今无解。学林智叟虽一再提点“吃蛋就好”,但研究《金瓶梅》的人“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总想把作者找出来。
从欣欣子序,我们知道“兰陵笑笑生”这个名字,但兰陵笑笑生是什么人,我们并不知道。《金瓶梅传》(艺人本的原名)浮出水面,便受到上层文人的关注,纷纷搜集、传抄,猜测作者。正如叶桂桐先生总结的:“明代人多传闻之语,清代人多推测之词。”1
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开始对《金瓶梅》作较科学的探讨和评价,肯定《金瓶梅》是伟大写实主义作品,否定作者是大名士王世贞。
五十年代,潘开沛撰文指出《金瓶梅》不是某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说书人自己编的”2。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研究瓶书的风气渐盛。陈诏先生发表论文,题目就叫《金瓶梅词话是一部扬州评话》3。刘辉先生更指出,今本《词话》是“一部完整的、未经文人写定的、民间长篇说唱底本”4。
作者问题,渐形成两个对立意见体系:“艺人说”和“文人说”。主“文士说”的有郑振铎、吴晓铃(李开先)、朱星(王士祯)、魏子云、黄霖(屠隆);主“艺人说”的有赵景深、徐朔方、戴鸿森、程毅中、陈诏、刘辉、孙逊。
笔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整理、校点《金瓶梅词话》,检证文本,接受“艺人说”。1987年出版《全校本金瓶梅词话》,在《前言》中提出,从“本书的题旨、内容、取材、叙述结构和语言特征看,应属大众消费性通俗文学,以平话为主体,穿插演唱流行曲,其作者是书会才人一类中下层知识分子”5。
笔者论金文字已经结集,现在趁这个机会,综述一下,向金学界新老专家讨教。
“俗文学”就是通俗文学,也叫“大众文学”。中国传统古诗文,左迁文,屈宋赋,李杜诗,韩柳笔,苏辛词,好是好,属“小众”文学,不识字的下层群众享受不到。
南宋已还,工商业发展,城镇兴起,市民需要文化娱乐,大众消费性文学於焉勃兴,主要类项是民间说书和地方戏剧。前者孕育《三国》、《水浒》、《西游记》、《金瓶梅》明代四大奇书,后者衍生《西厢》、《琵琶》,临川《四梦》等元明杂剧和传奇。
《金瓶梅词话》是近八十万字的巨著,写这样一部书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年八年,要费很大精力。文士、名公何所求这样做?动机是什么?
“教化”说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金瓶梅》是定了案的“淫书”,历代悬为厉禁。作者只留下假名“兰陵笑笑生”。文人本改编者也不敢露脸。张竹坡康熙间评《金瓶梅》,改称“第一奇书”,并撰《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表白他评《金瓶梅》是“洗淫乱而存孝弟”,等于“劈金瓶梅原版”,做了好事6。谁也不愿负上编撰“淫书”的恶名。所以,主“文人说”者都避谈写作动机,勉强说几句也是含糊其辞,嘴里含着一个大橄榄。
民间艺人则没有这个问题。他们说书为了吃饭、养妻活儿,群众花钱买乐子,喜欢听什么,就说什么。这就是“娱众”说。
既然下层听众不亵不欢,于是讲荤笑话,性故事,穿插唱流行曲,有声有色,以尽视听之娱。明末政治黑暗,官僚腐败,民生困苦,老百姓怨气冲天。
艺人们沿着《水浒》的路子,以宋写明,骂皇帝昏庸,骂大臣误国,骂酸子们弄坏江山,“不因奸佞居台鼎,那得中原血染衣”,替他们出气。民间艺人身处下层,了解基层生活,熟悉群众语言。他们既然靠编写、说唱俗文学吃饭,俗文学当然也就撑肠柱肝,得心应手。
这里只举一点,《金瓶梅》接枝《水浒》,开头有五六回摭自该书。《词话》随便袭用《水浒》故事情节,大量引录《水浒》诗词赞语和留文,旁及与《水浒》故事有关的作品,如《大宋宣和遗事》和李开先《宝剑记》。很难想像,有哪位名士为“集撰”《金瓶梅》,积累这样多俗文学材料,并预先把《水浒》读熟读透。
《金瓶梅词话》结构上最显著的特征是虎头蛇尾。金书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主人翁西门庆是个没落市棍,在明季商品经济初潮中,欺压良善,交结势要,官商通吃,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最后纵欲身亡。
西门庆某种程度在市井细民眼中是个英雄,他的发迹变泰故事让他们听得如醉如痴,又爱又恨。七十九回西门庆升到锦衣卫山东提刑所正千户,最热闹处却突然暴毙,换上女婿陈经济故事,敷衍因果报应,东拉西扯,全无精彩。
如果还有点悬念的话,是打虎英雄如何杀“虎中美女”,为兄报仇。但这在《水浒》26回已叙明。场子拢不住听众,打谈的只好挪窝,到别的码头开讲。当然不是从八十回开始,而是又从打虎开始。
久而久之,前七十九回变得丰腴多姿,而后二十一回只保留原来的骨架。到后来打谈的跑码头,要带本子也只带七十九回。据笔者考证,谢在杭读的本子,就是无西门庆死后诸事的八十回本。
这种虎头蛇尾现象不止《金瓶梅》,《三国》、《水浒》也一样。只《西游记》好一些,因有大手笔吴承恩最后补漏。
民间三国故事本以蜀汉为正统,及至孔明身死,复兴无望,听众泄了气,不听了。元至治建安虞氏刊本《全相平话三国志》,实结束於秋风五丈原,诸葛亮归天。以后“三分归一统”的情节,是文人补全。
《水浒》官逼民反,等到108位好汉都上了梁山,却接受招安去征辽、打方腊。民间艺人哪晓得大阵仗,只好出于想象,“两阵对圆”、“一声炮响”。千篇一律、公式化的东西听众也不爱听。后来金圣叹索性将之砍去,剩下七十一回,实际上也是大半部书。
听书是要出点小钱的。你说我听,无趣就不听。听众是说书人的衣食父母,他们的好恶直接影响说书人的生计。说书体——长篇的古典白话小说多烂尾,原因就在于此。
顺带说说书中“清河”。明清两代,京杭大运河是国家大动脉,从淮安到杭州,从南京到上海,两条河道所经流域,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根据书中称淮安、清江浦为“淮上”,称扬州为“下州”,称淮河为“南河”,清河应为淮扬地区的南清河。
《金瓶梅》的语言,是大运河语言,流通南北,与《西游记》最接近,同属下江官话。长淮控天下之中,不仅是南北交通转运的大码头,而且也是全国造船业大工场。
据明《漕船志》记载,从嘉靖三年起,全国运粮漕船统归清江厂团造。共有八十二家船厂,设于山阳、清河之间,鳞次栉比,连绵三十里,工匠在苏杭淮扬各地招募7。加上仪真、芜湖运木工人,漕船押运军人(每艘十人),南方送粮清江入仓代运人丁,淮上流动人口不下十万。说书艺人选择这里设场,大有道理。
《金瓶梅词话》是写出来供人阅读的,还是说给不识字大众听的?笔者曾经写《论金瓶梅词话的叙述结构》,探讨这个问题,指出根据词话的叙述特点,应该是说给人听的。证据有以下几点:
1人物对话的分解。我们阅读靠眼睛,听声音靠耳朵。说话是一次过耳的,打谈的要场子安静,千条、万条第一条是你要讲的清楚,特别对内容夹缠的对话,要作特别处理,让听官听的真切,听得过瘾。
全书许多叙述颇粗糙,但是人物对话却很精细,即便同一时间讲的一段完整的话,都根据陈述或提问、内容的转换、意思的递进等,一一用“说道”、“因说”、“又说”、“又问”等指示词将之分开,提点清楚。
如九十五回,薛嫂到守备府探春梅:
薛嫂进去,说道:“奶奶这咱还未起来?”放下花箱便磕下头去。春梅道:“不当家化化的,磕什么头?”说道:“我心里不自在,今日起来的迟些。”问道:“你做的那翠云子和九凤钿儿,拿了来不曾?”8
春梅的话一共四十字,却分作三段。我们今天读来,觉得烦絮,但转换为耳朵听,感觉就完全不同。一百五十年后,曹雪芹吸收此法写《红楼梦》小儿女的对话,非常细腻。
2书启体“下书”的应用。我们的视觉可以感知空间的方位,听觉却不能。遇到书啟体,便用“上写”、“下书”的指示词。京剧《四进士》,“上写田綸顿首拜,拜上信阳州顾年兄”。
这是“上写”用法,表明以下是田綸给顾渎密函的内容。
第十二回,潘金莲寄给西门庆一首【落梅风】,桂姐抢过来让祝日念念给众人听:
黄昏想,白日思,盼杀人多情不至。因他为他憔悴死,可怜也绣衾独自。 灯将残,人睡也,空留得半窗明月;孤眠衾硬浑似铁,这凄凉怎捱今夜。<下书>爱妾潘六儿拜。9
这是“下书”的用法。但是潘金莲的原柬帖是不会有“下书”二字的,“下书”是说书艺人(此处是祝日念)加上去的方位指示词。
“词话”完整的书柬共十六封,其中十二封有“下书”,其他四封信属“上写”体。到崇祯本改编为案头小说,已将“下书”大部分删去,刘本栋先生校点本则全部删除。
值得注意的是,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与韩爱姐孽恋故事,大段采自《古今小说·新桥市韩五卖春情》。原韩赛金与吴山的书柬均无“下书”,但《词话》录入,却加上“下书”。这是《金瓶梅》原属听的平话、词话的铁证,徐朔方先生据此指《词话》为小说发展史的活化石。
3叙述人称的转换。“打谈”也好,“讲古”也好,“说书”也好,总有叙述的主体。一切通过他的嘴巴讲出来,便成为间接叙述。写景、状物、叙事尚可,最怕是对话,第三者话里有话。这不仅绕脖子,而且沉闷。
《金瓶梅》为打破这种局限,往往将第三人称“他”(她),改为第二人称“你”,将间接的陈述变为直接的摹写——对讲和抢白。第二十回,西门庆、吴月娘受金莲挑拨,两人赌气不说话。玉楼劝月娘“和他爹笑开”,月娘有一大段说话,这里只录最后一段:
孟三姐,你休要起这个意。……他只吃人在他跟前那等花丽胡哨、乔龙画虎的两面刀哄他,就是千好万好了。似俺们这等依老实,苦口良言,著他理你理儿!你到如今反被为仇。正是:前车倒了千千辆,后车到了亦如然;分明指与平川路,错把忠言当恶言!你不理我,想我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顿饭,我只当没汉子,守寡在这屋里!随我去,你们不要管他10。
月娘通篇指斥西门庆,叙述穿插使用第三人称和第二人称,非常流畅,灵活。似这样的“老婆舌头”,俯拾即是。
而且对话内容越复杂,涉及第三者不是一个而是几个,连三挂五,夹枪带棒,人称的转换的效果越显著。这是说听体《金瓶梅词话》写作艺术的创新,在文人作品很少见。
《金瓶梅传》流传下来两个本子,一个较早,万历二十年左右传进上层文人圈子,经改编为案头说部,叫《金瓶梅》,“为卷二十”。万历末出版,风行一时。
后来书林有人又找到另一抄本《金瓶梅传》,也想捞一票。因为传抄本讹误太多,想据当时已经很红火的文人本做些校正,却没有删去当衍文字就上版,结果错上添乱。这就是流传至今的《金瓶梅词话》。
不过,通过两本的对照,剔去今本词话校入文人本的异文,仍可看到较完整的《金瓶梅传》记录本。梦梅馆本追求的就是一个接近《金瓶梅传》的读本。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除上所述,最引人注意的是利用说话的双关二意,从家人、伙计到官员,通过命名进行褒贬、讽刺,对坏人“污名化”的定型。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名字很大气,如果不是他令弟韩二叫“二捣鬼”,我们真不知道他的官名读“韩捣鬼”。
以此类推,李外传谐“里外赚”(吃了原告吃被告),贲地传谐“背地赚”(暗地里落主子的钱)。十兄弟的应伯爵(白嚼)、谢希大(邪气大)、吴典恩(无点恩)、常时节(常时借)、云离守(云裡手)、白来创(白来闯)、花子虚(花家四兄弟合起来是“油虚光滑”)。孙天化(说的天花乱坠,外号寡嘴)、祝日念谐“逐日撵”,追陪大款,帮嫖贴食。
温必古和陈经济是西门宅的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命名表示作者对读书人的极端厌恶。温必古(屁股)不必说,陈经济,“济”读“挤”。第九十六回水月寺:“陈经济,可不由著你就挤了。”“曾经挤”,《现代汉语辞典》解释“挤”作为动词,“用压力使从孔隙中出来”。
至于如何从孔隙中进去,文人本九十三回有图。名字却改“陈敬济”,可能文人本的改编者不懂原意。说书艺人对做官的更不轻易放过:
蔡京大管家翟谦:(作牵,做蔡京招权纳贿,结党营私的牵头)。
山东提刑所提刑正千户夏延龄:(瞎眼龄)。
清河县四宅官员:
知县李达天(大天,牌九中的天牌)。
县承乐和安(理何案)。
主簿华何禄(画葫芦,本书胡、何音近常混)。
典史夏恭基(吓公鸡)。
司吏钱劳(钱捞)。
当然,民间说书艺人也有记不准,读不通的地方。如第九十二回介绍铁指甲杨大郎的家门和师承:
他祖籍係没州脱空县拐带村无底乡人氏。她父亲叫做杨不来(白赖)。母亲白氏(不是),他兄弟叫杨二风(疯)。他师傅是崆峒山拖不洞(动)、火龙菴(乎弄俺)精光道人,那裡学的谎11。
又如第九回李外传的官名和浑名:
县中一个皂隶李外传,专一在县在府绰揽些公事,往来听声气儿赚钱使。若有两家告状的,他便卖串儿;或是官吏打点,他便两下裡打背又(公)。因此县中起了他个浑名,叫做李外传(里外赚)12。
原名叫“李外传”,浑名断无也叫“李外传”之理。这是第二、三手的记录者或传抄者忘记了浑名叫什么,把真名填上去充数的,参梅节《校读记》51页“浑名叫李外传”条校记。
有人说,《金瓶梅词话》是“文人写出来的,非说话人说出来的,艺人演戏演出来的”。这倒不一定。我们没有看过《金瓶梅传》的原本,只看到诸多讹误的记录本传抄本。原本也应是书会老郎、才人编写的段子。
我们更不知道,艺人们在场子说唱时,是直称瞎眼龄、温屁股、韩捣鬼,还是尊称他们的官名。如果是前者,恐怕“文人说”就不会这样嘴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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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叶桂桐《新刻金瓶梅词话晚于崇祯本的铁证(五三—五七回、廿公跋)》、《明清小说研究》2015年第一期。
2、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胡文彬、张庆善选编《论金瓶梅》,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1年)页76。
3、陈诏《金瓶梅是一部扬州评话》(杜维沫、刘辉《金瓶梅研究集》,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页281—290。
4、刘辉《金瓶梅成书过程及作者研究》(《金瓶梅成书及版本研究》沈阳,辽宁出版社,1986年)页36。
5、梅节《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台北里仁书局新排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2019年)页
6、此据台湾里仁书局影印在兹堂本《第一奇书》所载之《第一奇书非滛书论》。
7、《漕船志》(台北中正书局影印明嘉靖甲辰本,1981年)页4、5。
8、台北里仁书局排印本《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2007年,页1615。
9、同上,页152、153。
10、同上,页277。
11、同上,页1560。
12、同上,页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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