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忽略的正是成功的唯一重要指标
写在前面
上一篇文章，一位新的北京妈妈公主写了她加入了公主团以后的变化。其实，这里没有什么秘诀，只有线下用心的面对面的交流。为什么妈妈公主团的规则就是一定要连续参加了三次线下聚会以后才有资格正式成为成员？这是因为我们一直深信，无论你在微信上加入了多少群，报名学习了多少门课，没有任何线上的链接能够满足我们对面对面社交的需要。
这篇文章产生了我很大的共鸣。因此，我也用蓝色字体把感触很多的文字显明出来。等疫情过了以后，希望这篇文章能再次提醒我们多放下手机，多跟我们周围的亲朋好友产生线下的亲密关系，因为只有这些真实生活里的面对面交流才能填补我们最深的社交需要。
英文原文链接：https://qz.com/1570179/how-to-make-friends-build-a-community-and-create-the-life-you-want/
翻译：Maria
2019年3月12日
在五年前那个大风肆虐的三月天，我紧紧地挽着母亲的胳膊，走进一间位于新泽西州梅普尔伍德的教堂，去给我的哥哥送葬。伴随着风笛管演奏的《奇异恩典》，我记得当时自己在瑟瑟发抖，内心不无担心：爸爸会不会被绊倒，妈妈会不会崩溃，我会不会把悼词搞砸。
教堂里挤满了人。我哥哥的四个女儿看起来目光无神而迷茫，所有目光都聚集在她们身上。那一刻，她们仿佛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嫂子的脸上清楚地写着痛苦和惊恐。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台下几百个人，他们似乎都认识我哥哥。这一刻，我为哥哥的人生折服了。哥哥所规划的生活正是自己想要的：在纽约市经营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养育了四个女儿，归属一个他本人也参与建造的社区环境，当曲棍球教练（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上的教练，因为他只是帮忙设计了房子），在自家院子里和邻居们聊天，在食品杂货店里和陌生人攀谈，还参加了大约两百万个孩子的生日派对。
看到他所居住的社区，我才真正意识到在自己社区中没有体会过的那种感觉。我有朋友，也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但正如安妮·迪拉德写的，“我们如何度过每一天，当然，就会如何度过这一生。”而我的每一天都聚焦于如何使自己达到最佳状态：在每一个无情桎梏的24小时里，尽可能在没完没了的任务上取得一些进展，只有无尽的工作和提升。我只懂得这一种生活的方式。竞争！超越！获胜！
我从没思考过这种高能、高回报的竞争人生是否值得。
远见会随着年龄而增长，这不是秘密。比尔·盖茨在去年反思自己的工作，他说还在自己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时，他为把微软打造成PC巨人而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生命。现在，他关注的是其他人：“我有没有把足够多的时间献给家人？我有没有学习足够多的新事物？我有没有结识新朋友并且加深与老朋友的友谊？在我25岁的时候，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很搞笑。但随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这些东西越发显得有意义了。”
在罗比生病之前，如果你问我社区重不重要，我会说重要。但是我不会对此深入思考。我也不会花太多时间去挖掘这个问题的意义。
但在急救室呆过数个夜晚之后，在医院待久了，在眼睁睁看着我的侄女们失去父亲之后，我有点明白什么是社区了。在这里，你还没开口求人，就已经有人来了，他们要来帮你做你没时间做的事情。邻居们把孩子们从学校接回来并且送到医院。朋友们都留在医院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一波又一波的人来给四个孩子做午饭，因为她们的父母不能再给她们做饭。
这就是社区。而渐渐地，我明白了，社区是一系列小事情和日常行为上做出的选择：这个周六该怎么过，一位邻居病了该怎么做，没时间的时候怎么挤出时间。了解其他人，也被其他人了解。致力于某个地方，而不是试图做到无处不在。社区是被一砖一瓦建造起来的，就像乐高积木。社区不是一朝促成的事。
当罗比去世的时候，我想少做多收获。而我想要得到的，是与人的关系更加亲密——不仅仅是与我的家人和密友，而是与我身边所有人的关系。这些人，是我在人生中不得不缺席之时的缓冲力量。
感谢 Facebook 和 Instagram，让我们很多人可以跟高中同学、几年前所从业的别家公司的老同事们维持着有名无实的联络。从1985年到2009年，平均每个美国人的社交数量——这个数字，是由他们自认为是知心朋友的数量来定义的——共下降了三分之一。我们可能在Instagram上有几百个朋友，但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那些关系并不能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社交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相反，我们“联络”的越多，似乎我们的社交关系会更加倒退，联系不上老朋友，无法邀请邻居到家里喝咖啡，或是进行日常生活中习惯的生活花絮——比如乘地铁的路上和人聊天，或是在一家你知道店员名字的咖啡店里买咖啡——这些，才能填补我们的社交需求。
“人类需要其他人才能生存。”这是朱莉安娜·伦斯塔德说的，她是伯明翰青年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不管一个人的性别、国籍或原生文化或年龄或经济等背景，社交对人的发展、健康以及生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伦斯塔德在2010年发表的研究中显示，社交关系较弱的人们相比社交关系较强的人们，早死的几率要高50%。她表示，相比之下，断绝与人的联系要比每天吸15支烟更危险，而且比空气污染或不运动更加容易提早死亡。
即便你拥有朋友和家庭，仍然会感到对社区的需要。已在去年离世的约翰·卡西奥普是社会神经学方面的先驱，他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研究孤独的问题。他解释了对此误解的后果——会产生与社会隔绝、抑郁、内向并且缺乏社交技巧等相关问题。实际上，这些和收入或社会等级并没有关系，和种族与性别也没有关系。哪里都存在这个问题。的确，任何一个在大城市生活的人都知道一个真相：你可能有100个朋友，但却感觉很孤独。就像在南加州大学研究社交网络的马修·布拉希尔斯说的一样：“这个问题不像‘你被社会孤立了吗？’，也就是说问题不在于你有没有社交。问题是，你是不是正在经历社交贫乏，得不到足够的社会支持？”
无论老幼贫富，似乎答案都是“是的”。最近BBC开展了一项关于孤独的调查，向55000人询问了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发现16到24岁之间的成年人是最孤独的，其中40%的人反映他们“经常”或“常常”感觉到孤独。与此同时，75岁以上的人中，有27%也做出了同样的反馈。
这个问题也是跨文化的。2018年，凯撒家庭基金会和《经济师》在富裕国家开展的调查发现，在成年人当中，日本有9%、美国有22%、英国有23%总是或经常感到孤独、缺少友谊或感觉被抛弃了或被隔离了。人们渴望归属感。而且，我们还会关注怎么样会看起来更好、有效率的锻炼身体以及有效率的工作，但经常忽略按照必要的步骤去建立并维持社交纽带。
选择会带来结果。我的哥哥和嫂子是在四个女儿中第二个女儿即将出生的时候，选择从纽约市的上西区搬到了新泽西州的郊外。我觉得他们很可怜：通勤班车、商业街，那里一切都是千篇一律的样子。
我哥哥，那时候还是著名事务所里的建筑师，他看穿了我的想法。“你觉得这是灵魂的死亡。其实不是。”这句话，是我在某个周末从市区搭火车去看他时说的。他夸赞着这个地方的优点，有可以供孩子们玩的院子，他们可以跳蹦床，婴儿车可以随意扔在外面。人们会停下交谈或是哄孩子睡觉。他有很多邻居，他们知道其他人家孩子们的名字，而且彼此知道最害怕的奇怪事物（蜘蛛、果冻、光脚）。在一场无聊至极的生日派对上，他看起来并不是第一次庆祝这一切了。
我喜欢乘坐火车在梅普尔伍德大道上探索，尤其是在秋天，地上都是落叶，到处都是令人激动的红色和黄色，或是冬天，这里的雪不会变成灰黑色的烂泥。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切对我的吸引力为零。我和我丈夫在纽约市区养育我们的孩子们。我们带孩子们去找莫勒斯签售，去看劳里·伯克纳的音乐会，还牵着一群拴在一条绳子上的小孩们去空中花园玩。我们很开心，建造着忙碌的生活，喜得一个孩子，接着是两个，努力打造联结的纽带。
但是在去空中花园漫步的那些时光里，每次当我被晨跑的人们、光鲜的交易员和银行员工、咨询师、演员和时尚达人们包围时，我突然渴望平凡的生活。那些疲惫的人们在哪里，那些穿着宽松运动裤而不是动辄上千元的露露柠檬健身裤的人们在哪里？那些累到没空梳理自己头发，感到自己在各方面都一无所事的人们在哪里？我所能看到的，全都是努力奋斗修缮自身的人们。我敢肯定很多人想要冲破包围着自己的泡沫，可能有很多人已经冲出去了。但是大部分人，看起来是所有人都正忙着在高危游戏中扮演各自的角色。
虽然那时我对此还不理解，但是我很孤独。我觉得这不可能——我有朋友、有孩子，只是没有时间。我怎么会孤独？
研究孤独现象的卡西奥普发现，很多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比如提升人们的社交技巧或是增加社交参与度——其实没用。真正帮助孤独的人们的方法就是告诉他们，我们的大脑是如何自我调节，使我们退回到自我保存的模式，并且对社会威胁保持高度警惕。这样就自然使人们减少社会参与度，进而更加的孤独，行成恶性循环。他发现，学习如何建立与人的联系，需要重新锻炼我们身体上的某些肌肉，包括学习或再学习社交线索，包括对声音的把控、眼神的接触和肢体语言。
给予他人也是必要的，这样我们也会收到回馈，这是卡西奥普对监护人们说的。这会让人感到很难做。这就会使一个人在感到特别不适合这样做的时候变得脆弱。这就是为什么说，虽然得到帮助或是接受心理治疗都很重要，但这些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彼此互助，保护对方。”他说，“如果你只是从别人那里接受救助和保护，那么你就无法填满更深层归属感的需求。”
这一观点得到了茱莉娅.M.罗勒 （JuliaM.Rohrer）的支持，她是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Max Plank Institute）的PdD候选人。她研究过一大群德国人，这些人说他们致力于让自己变得更快乐。关键是，其中一些人追求的是自我提升的目标，比如找份新工作或赚更多的钱，而另一些人则尝试花更多的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一年之后，她发现那些更专注于和其他人在一起的人，比那些追求自我提升的人更快乐。她的研究小组在发表在学术期刊《心理科学》上的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结果表明，并非所有追求幸福的行为都能同样获取成功。结果也证实了社会关系对于人类福乐的重要性。”
在生活中让我们感到最快乐的就是别人。然而，其他人往往是第一个从我们的优先事项清单上往后排的人。
在一连串寒冷的纽约之夜，我睡在重症监护室的小床上陪着哥哥。他长了一个二十多斤重的肿瘤，为了尽全力阻止癌细胞无情的扩散，医生们从他屁股部位截掉了他的腿，肿瘤就聚集在那里。
他是反对这个手术的。他总觉得自己会康复，然后能跑能跳的，但他的医生最后告诉他说，如果不直接切除病灶，他就无法活下去。
“你认为我应该动手术吗？”有一天晚上，他在电话里绝望地问我。我向他保证这么做没问题，虽然我一点也不希望这么做。怎么会变成这样？后来，我打电话告诉他关于对人造假肢的了解进度。我从他的声音里能听出他被击溃了。“那不会是我。”他直接地说道。
做手术的时候，我飞到了纽约。当我抵达的时候，他被安置在重症监护室里，而且十分痛苦。当护士们给他换手术服的时候，他哭求他们住手。这出自一个从不喊痛的男人，这个曾经在酷热夏天抱起两个40斤的孩子走在沙滩上的人。
他很骄傲，所以当他们清理他的伤口时，他就会叫我出去。我记得自己坐在病房门口的右边，把头躺在一张桌子上，脑海里浮现出他的样子：没有腿，很多插管，身边很多机器。其中一名护士蹲在我身边，拉着我的手，看着我。“有你在，真是他的幸运。”
“为什么？”我抽泣着说。我知道，对于一个终日都眼睁睁得目睹痛苦的人来说，这是个奇怪的问题。“我不知道，”他真诚地说完这句话，紧紧地拥抱着我。
有一天深夜，大概晚上10点的样子，有一位朋友来了。她给我带了饭。我们聊起了她创立的公司。她提到了自己母亲的去世。“感觉好像生活再也不会回复正常了。但最终还是回归如常了。也说不上正常，不过还好。”后来她走了，消失在寒冬的夜里，我才缓过气来。
那个护士。这位朋友。她们所带给我的，是Facebook 或 Instagram 无法带来的。
在我哥哥生病期间，我们搬去了伦敦。我感到孤单、脆弱、易怒。我对将近一半的朋友们发怒，因为我无法从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狱中领会到什么。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走出了悲痛的迷雾，我抓住了从哥哥身上学到的东西，开始打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当我参加完他的葬礼回到伦敦之后，我开始依靠一位朋友。我退回到家庭生活。我开始学钢琴，而且在我的钢琴老师身上，我发现了一个温柔的灵魂，他的优先序也看起来是如此清晰——似乎我应该开始重新排一排自己的优先序。那就是，安静的力量。学习的回报。独处和藉着音乐的宣泄。我的痛苦被释放出来，但没有那么具有攻击性。
我们搬进了一栋新房子里，我跟周围邻居们介绍了我自己。我决定表现得就像我们要永远住在那里一样，虽然我还没想好要在那里待多久。我再也不能总是想着如何向前，终日想着下一个地方、下一份工作和下一个项目了。
在一个周六的下午，在我婆婆乡下的家里，我们为女儿们过生日。那时我接到了《纽约时代周刊》编辑的电话，他说需要一个故事。我离开了派对，完成了那个故事。几个月之后，我辞掉了时代周刊的工作。因为我不想再错过下一个生日派对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群。在我女儿1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在自家街道上的一间意大利咖啡馆里吃晚餐，店主是三个吵了一辈子架的亲兄弟。詹卢卡拥抱我们表示欢迎。我们和亲朋好友共进晚餐。在晚上要结束的时候，我看到一位朋友跟艾拉说悄悄话。她满脸的容光焕发。后来我问她，她们都说了些什么。“她告诉我说，我可以跟她无话不谈，而且她会永远当我的听众。”艾拉一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咧嘴笑了，“甚至是不会告诉你的那些事。”我的朋友会陪伴着她。这就是社区。
去年圣诞节，我们因为修建而离开家一段时候，后来又回到家里。房子里一团糟，圣诞节快到了，而且我的工作也临近截止日期。我需要为人口扩增的一大家子人准备礼物。在灰尘和混乱中，我实在是无法呼吸。最后我因为胃溃疡而进了医院。
当我早上6点从医院出来的时候，一位朋友来接我。她找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给我买了药，把我带到她家，给我做饭，扶我上床睡觉。第二天晚上，我想要回家去，但是又失眠了。在午夜时分，我跑到了另一个朋友的家里。同样的，她扶我上床睡觉。早晨起来，她给我煮汤喝。“你什么时候做的汤？”我问。“我昨天就做好了。”她说，“就是以防你需要吃东西的时候。”
几周之后，我从纽约飞回家，发现丈夫躺在床上发高烧，孩子们也不在。“闺女们呢？”我问。“去山姆和凯特家过夜了。”他说。他们就住在隔壁几个门。
我之前认为社区是很简单的，就是交几个朋友，事情不顺的时候给你送点千层面，事情顺心的时候送点香槟。当你没法接孩子的时候，他们去学校帮你把孩子们接回来。但是，如今我觉得社区也是为残酷现实生活上的一份保险，帮你避免损失、失望和暴怒。当我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的社区会为我的家人挺身而出。如果我死了，我的孩子会被周围的人们围着——他们爱我的孩子们，知道他们的怪癖、缺点、不同之处等所有的事情。
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会一天比一天富足。被分担的问题上减半的，这是我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会的。社区也是这样。我到了曾经以为没有灵魂的郊外，最终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没有灵魂的地方。
沃伦·巴菲特是盖茨的朋友，他说，他衡量成功的标准就是一句话：“你所关心的人有没有用爱来回报你？”
“我觉得这是你能找到的最佳标准了。”盖茨写道。
我同意这种说法。保持和人们的接触，最后，你会拥有一个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