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硝烟的战场

—1978年版纳知青罢工纪实---

　　记者杨培慧

　四十二年，时间带走了许多悲欢和离散，岁月淘洗了许多庸常和辉煌。但版纳知青大返城抗争，却把所有的相聚别离、凝固在时间隧道;把呐喊呼叫、浓缩在长着橡胶林的版纳天空;去年秋天，我来到重庆嘉陵江边采访。在大返城请愿团勇士邹盛永、长江陪同下坐公交车坐地铁、在重庆山城城中公路,坡路弯弯拐拐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喧嚣的城市中心，叩开了当年西双版纳北上请愿筹备总组成员胡长安的家门。

　　胡长安有着知识分子的清高和不屑一顾。眉宇间时常律动着思考，明亮的眼睛流动着睿智。他那不紧不慢谨慎的谈吐，较好的口才和记忆力，把尘封的往事打开。雾都重庆，秋天仍是热气不减，在胡长安家吹着电风扇，喝着热气腾腾的普洱茶，滋润了五脏六腑。清凉的风从耳边吹过，边喝边聊，听他讲述发生在西双版纳上海知青丁惠民、写的三封联名信、签名捐款过程……。

　　收到复工令后的一波三折，望穿双眼天天跑邮局的牵挂，盼请愿团进京传来的每一天动态消息，组织各农场代表向中央调查组汇报知青悲惨生活情景……。

回家牵动知青的心

　　采访胡长安，记者把他定位为儒雅型商人。他说：经商是我的长项和我赖以生存的立足之本。他能协调、得心应手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得益于1978年参加了丁惠民，组织的大返城运动，被选为知青代表。

　　从1968年到1978年整整10年，版纳农场10万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返城5万。留下的5万余农场知青即是无背景，又不能拼爹娘的百姓子女。版纳农场知青，在困苦艰难的栽种橡胶、开垦原始森林繁重的体力劳动中煎熬。兵团、农场领导当年对知青的疾苦不闻不问、甚至还有些干部迫害知青。“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死亡”。1978年10月，上海知青丁惠民，连续写给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两封信，都无回音。他便策划组织了云南西双版纳知青大返城运动。12月初，丁惠民以个人名义出了个“号外”：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的知青签名人数已经超过1万!他还在“号外”中用红笔列出了各农场捐钱捐粮票的数目。丁惠民兴奋地对胡长安说：“现在联名信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万民册啦”!知青们奔走相告 ，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1978年12月8日，东风农场重庆知青李万云 站在自行车货架上发表演说的现场。画面正前方穿毛领短大衣的是刘先国，旁边左手点一支香烟，右手 放裤袋中的是胡长安。

　　12月7日下午，景洪农垦分局各农场一百多名代表汇集到了景洪农场招待所旁边的橡胶林里。3点钟，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全体代表(扩大)会议召开。

　　丁惠民被大会推举为总指挥。按11月30日，预备会议拟定议程，成立了北上请愿筹备总组。任命朱一平为秘书长、各农场推选一名代表任常委：

　　一  团(景洪农场)胡建国  (上海十分场三队)

　　二  团(东风农场)  刘庭民  (重庆一分场三队)

　　四  团(橄榄坝农场)陈必良(上海(二分场五队)

　　六  团(勐腊农场)  邹盛永  (重庆六分场六队)

　　十九团(勐捧农场)杨伟华 (上海三分场九队党支部书记)

　　二十团(勐满农场) 陈景鹤 (上海二分场)

　　各分场推选出39名代表任委员。会议要求大家回去后选派参加北上请愿团的代表，原则上每个分场在上海和重庆的签名知青中各推选一名北上代表，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农场十分场，因是发源地，可以多推选几名。

　　八个农场选出124名知青代表，马不停蹄开展了“联名信”签名、捐款、抄写张贴传单、造声势活动。

　　八个农场有72个分场。点多面广，人员流动分散，知青中有的胆怯、有的观望、有的积极。10月初，丁惠民的第一封联名信在十分场知青中征求签名时，胡长安所在七连有30多个知青，负责签名的上海知青汪孝根、重庆知青刘先国就在签名表上写了30多个序号。有的知青不按顺序签名，前面空着。胡长安说：“知青问题是一个沉重的社会问题，向中央反映诉求合情合理。如果参加大返城有后果，名字签到后面的会判轻点吗?自己的权利要自己争取。”他把自己的姓名，签在前面序号，并盖了私章。在他的说服和动员下;很多知青都签了名。因他的感召力和卓越的组织能力，被大家推选为十分场签名知青的负责人。

1978年12月16日版纳各农场在景洪集会游行，宣传大罢工，欢送第一批请愿团出征。

　　一些地处深山、紧邻国界的边远农场的连队也行动起来了，各农场知青成营、成连地互相串连，自行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和今后的行动方向。

　　从1978年10月开始，不到两个月时间，联名信像火种在版纳燃烧。知青代表对群众动员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宣传标语，火种在各农场点燃，在版纳各农场迅速形成燎原之势。一批为知青抗争的知青代表，在筹备总组组织指挥下，活跃在第一线。版纳5万知青在“我们要回家”的口号下团结聚集，群情高昂、众志成城、义无返顾地开始了抗争之举。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地演讲签名、捐款、选举代表、集会游行、静坐抗议，5万知青形成团队力量，和声势浩大的大返城阵势。

罢工奏响返城风暴

　　1978年12月，历时41天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把农场知青定为农场职工，取消知青优惠政策待遇，知青们感到回城无望，愤慨之极……。

　　12月7日下午，参加“西双版纳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常委会”成立大会的代表，兵分两路去找州委领导，要求开具赴京请愿的边境通行证。州领导躲避推诿，直到12月8日半夜，州委书记等领导，才终于答应与知青代表们见面。但仍不准知青请愿团进京上访，拒不开具边境通行证，在与州委领导交涉无果的情况下，丁惠民当着州委书记的面和刘先国、胡建国商议，他口述、胡建国执笔拟定《罢工宣言》内容如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西双版纳州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常委会正式宣布：一切签名青年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九日起，举行无期限罢工。为维护我们的人权和尊严。

　　复工条件：一、无条件批准北上;二、追究引起罢工的责任; 西双版纳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常务委员、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八日

　　为了有理有节，丁惠民宣布给州委领导一点时间，暂不公布《罢工宣言》。第二天，州领导仍躲避推诿，筹备总组决定公布《罢工宣言》。筹备总组常委会全体会议，还一致通过《北上宣言》决定：12月15日，由丁惠民亲自带队赴京请愿。

　　12月9日晚上9点，用大字报形式在景洪街上公布《北上宣言》。

　　12月15日北上请愿由丁惠民率队出发。

各农场知青景洪聚会，总指挥丁惠民宣布大罢工

　　1978年12月9日会后，各位代表回各自农场、分场组织罢工。丁惠民同时安排参加北上请愿团的代表在景洪集中，定于12月15日出发赴京。其余农场传达总组命令做好罢工相关措施，迅速募捐经费，选举请愿代表，收集控诉材料……。

　　北上请愿团代表们到景洪农场招待所集中后，筹备总组坚持做到仁至义尽，仍然与州领导谈判，当然没有结果。而且他们还搞小动作，在各农场分化瓦解知青。

　　黄玉海、刘庭民、涂清亮率首批请愿团12月16日出发北上。丁惠民等在景洪澜沧江桥头送走首批请愿团后，于12月18日，率第二批请愿团出发北上。同时指定胡建国，为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副总指挥，全面负责西双版纳知青的留守罢工、指定胡长安协助胡建国的留守工作。

　　丁惠民率第二批请愿团出发后，在路上，整顿请愿团纪律，宣布刘先国任第二批请愿团副团长，同时还任命邹盛永任宣传组长，李长寿任纠察组长以及宣传组、司务长、财务等人选，使请愿团工作更加有序有力。

　　第二批请愿团出发后，由于留守农场的知青联络交通不便，胡长安受胡建国委托在景洪旅馆开了一间房，设立连络点。每个农场指定一名联络员，直接与他联系，反馈信息。胡建国通过联络点把请愿团寄回的《情况简报》下达到各农场。

　　为了保证罢工正常进行，根据总指挥丁惠民的指示：罢工，必须有严明的组织纪律、督察手段，全体知青统一行动，才能产生震慑力。胡建国与胡长安、黄有志、徐裕铭、王有龙商量后制订了罢工六条纪律：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筹备总组的命令不得私自复工。二、罢工时间不许做私活。三、罢工人员，不得干偷鸡摸狗违法之事。四、罢工人员有事外出，必须向本队领导、知青负责人请假。五、严禁赌博。六、不许侵犯老工人的利益。他们还抽调骨干知青组建了罢工纠察队、组织各农场联络员集中反馈罢工情况。

　　从12月9日起，版纳五万知青全线罢工。过去人海劳动力打拼战术、热火朝天的开垦、栽种橡胶、轰鸣的拖拉机来回穿梭、知青们列队出工劳动的场景，变成一片空旷和沉寂，版纳橡胶林一片静悄悄。西双版纳知青大罢工，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罢工。其人数、规模、时间、社会影响等方面都超过了著名的“二、七”大罢工。总指挥丁惠民说：版纳知青大罢工，没有一点政治目的，仅仅是知青要回家。

景洪街头贴出《罢工宣言》标语口号。

　　胡长安回忆说：12月10日晚上，景洪农场电影队到十分场场部放露天电影。各队的知青千余人，都陆续汇集到分场部的球场。这是一个向全分场知青宣传的绝好机会，丁惠民发言：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参加捐款签名活动。刘先国宣读了《罢工宣言》《北上宣言》胡长安宣读了《罢工纪律》、全场欢声雷动。接着大会通知各队知青，12月11日早上九点到分场来参加全体知青大会。

　　1978年12月11日，丁惠民、刘先国、胡建国、胡長安等一大清早就到分场部，知青代表已在布置会场。有的拟口号，有的搬桌椅，胡長安和几个人到分场广播室强行借用扩音器材，以便平时向各连队知青通报情况、发布决定。

　　大会开始，丁惠民介紹了知青返城、签名、罢工请愿行动的必要性，号召大家參与运动并说明了大返城的必胜。

　　胡長安接过話筒，绘声绘色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农场知青受到了反动路线，农场领导中的官僚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残酷迫害。农场知青已是人心思变，群情激奋，渴望改变自己的命运。

　　他說：打倒“四人帮”两年了，但农场仍在散发着“四人帮”统治时期的腐臭味。农场領导对上级指示，断章取义，对他们有利的就添枝加叶地执行，对群众有利的就封锁篡改。在这些错误行为的压制下，我们版納五万农场知青没有出头之日。读书、提干、调工作、回到故乡，对我们大多数农工来说都是奢望，我们没有后门可走，前门更没有我们的份。怎么办?我们只有走天安门”!

　　对待这些官僚主义者，我们必须团结起来自救。我们要冲破官僚主义者的桎梏，到北京向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倾诉我们的苦衷，揭发这些被掩盖的丑恶现象。

　　他最后說：我们相信华主席、邓副主席知道这些情况后，一定会即时拨乱反正。因为华主席、邓副主席永远是和广大人民群众心连心的。

　　接着，胡長安向大家汇报了景洪会议的决议，以及去州委交涉时當局不同意知青代表北上，但代表们仍在坚持艰苦卓绝抗争的大无畏精神。会上，两名知青带领大家呼口号。大会越开越庄严肃穆，这关乎知青命运走向的大会，群众热情高涨、演讲更增加鼓舞了知青的信心。大会结束时，知青们高呼“罢工，罢工!坚决罢工!” “不答应条件绝不复工!” “北上，北上!坚决北上!” “知识青年也是人!”“我们要人权!”“我们要提高社会地位!”口号声久久回荡在分场……。

　　散会后，各队知青负责人又商讨如何坚持罢工的问题。丁惠民要求：群众已基本发动起来，但还有徘徊观望的;對混得比较好的知青，要争取他们的同情或中立，避免在知青内部发生冲突;密切团结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农场各级领导肯定会伺机反扑，在坚持罢工的非常时期内，要密切注意各方的动态，即时反映情况，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

　　12月12日，第一次碰头会如期举行。据汇报，各队都有个别签名知青以请“病假”的形式不上班。他們不想冒犯多数知青的意志，采取了留后路的做法;农场连队领导想阻止罢工，为了瓦解群众，缩小罢工的影响，也留了后路：放宽准假条件，“只要交假条就会批准”，引诱知青们，以请假的方式不出工。最重要的还是知青罢工负责人，要大胆工作，显示这次行动的正义性，鼓舞大家的情绪。各农场要自觉遵守《罢工纪律》，同时警告连队农场领导，罢工期间无权对签名知青批假。

　　几天后，各农场反映这个问题已基本解决。在碰头会上，胡長安还向各队负责人布置：收集本队知青被领导捆绑吊打、被不合理处分、以及农场其它错误政策、对知青利益造成损害的典型材料。

　　12月13日早上，东风农场北上请愿筹备组，邀请丁惠民去宣传。丁惠率景洪农场十分场、及各个连队抽了2名知青共12人，由机务队罢工知青开车，前往东风农场参加控诉“四人帮”反动路线迫害知青大会。东风农场筹备组负责人刘庭民，主持大会。虽然没有扩音设备，但与会者自觉维持会场秩序。

　　会上先由东风农场一分场的几位知青，首先控诉了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农场知青的痛苦遭遇。一知青朗诵了自己写的《请加入到我们罢工的行列里》的诗歌。诗词全文如下：“你是知青吗?那么，请加入到我们罢工的行列里。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在这曙光即将呈现的黑夜，你，还有什么理由，采取观望出于自私的动机!也许，你畏惧官僚主义者的威胁?那么，请看这千万人组成的铁壁!任何阻扰者在这里，都像苍蝇那样碰壁、抽泣。也许，你抱着病退的希望?喂，那是乞求!在我们的行列面前，将显得多么软弱无力。也许，你，纯洁的姑娘，为离开这里，而嫁给了一个素不相识，两鬓斑白的男子?啊，那将是多么无耻，卑鄙!也许，你想在这场运动里，投机取巧，坐享其成?呸!你将遭到人们的唾弃!起来吧，善良的青年人!八年前，火车站里悲痛欲绝，难道你已经忘记?日夜里，母亲盼子归家的泪痕，难道你已从心里抹去?够了!我们的命运，全靠我们自己!醒来吧!沉默中的青年人。不要彷徨，不要犹豫。为了我们正义的事业，为了我们合法的权利。请在罢工宣言上，签上你纯洁的名字。请在共同的事业里，作出应有尽有的努力。那么，在我们欢庆胜利的日子里，你就会毫无愧色地说：我做到了力所能及。”宣讲工作收到圆满效果，罢工捐款人数骤增。

　　12月13日晚上九点半，景洪农场九分场的罢工知青派人来向丁惠民反映：分场领导对知青有组织的压制，加上筹备分组的负责人在群众中没有声望，因此群众发动不起来。并且已经行动起来的知青，都有散伙的可能。趁当晚农场电影队在九分场放电影的时机，请筹备总组派人去演讲做工作。当晚上九点多钟，放映场上还是乱哄哄的。丁惠民、胡建国、刘先国、胡長安等十多人來到分场。刘先国宣读了《罢工宣言》《北上宣言》、胡長安接过話筒說：為什么要罢工?我们只有十五、六岁到了這里，正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黄金时期，是“四人帮’”的反动路线，剥夺了我们读书的权力。把我们逼骗到这里，距家千里之外西双版纳。我们永远忘不了他们是怎样“动员”的：不管你思想通不通，不管你有什么实际困难，通通限期赶走。否则就停止父母的工作，甚至不许吃饭睡觉，搞得一家鸡犬不宁。一方面，他们把这里吹得天花乱坠，说版纳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和解放军一样的待遇”等等……。完全不是从正面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为了减轻他们的运输负担，他们胡说这里什么东西都有，叫大家一样东西都不带，害得有些人，连起码的生活用品都没有。简直像殖民主义者在非洲贩卖黑奴，我們完全们相信华主席、邓副主席知道情况后，一定会拨乱反正。八年来，面对那些官僚主义者施与知青不堪回首的法西斯手段，很多知青曾进行了各种方式的、盲目的、消极的反抗和斗争。但无济于事，有的甚至招来杀身之祸!那些血和泪的教训，终于使我们觉醒了。今天不同与往昔，今天有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人民群众撑腰，我们就要争气!同志们，站起来吧!不要老是跪着!跪着看人总觉得别人高大，自己渺小。胜利永远属于站起来的人们!”他的演讲，获得了农场的知青普遍认可和阵阵掌声，经过这样的宣传活动，激发了各农场知青的斗志。

　　大返城烈火熊熊燃烧，12月16日，从版纳出征的第一批请愿团43人，因在通关捐款的钱被盗、处理4人，39名代表，在昆明火车站上火车被堵被打。气愤之极，他们孤注一掷，在昆明火车站绝食卧轨，使南到来北往的火车大动脉停开3天。第二批请愿团51人于12月18日从版纳出发，中途在扬武分兵上海、重庆，仅留28人从读书铺绕道成都，坐火车直抵北京。避开了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请愿意团一路艰辛抵北京。在北京天安门抬红旗，扯开大布标，演讲、张贴请愿书、和标语，散发传单，递交了请愿书，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王震的接见。在中央确认了罢工合法地位、对卧轨、绝食事件表示宽容的基础上，总指挥丁惠民签发了《复工令》。此时，大罢工的火种已从版纳，漫延到云南临沧等垦区农场，共又增3万多知青参加集体罢工。孟定211名知青绝食48小时，命在旦夕。云南知青集体抗争，惊动了中央。中央派出了以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赵凡、率中央调查组，连夜赶云南孟定、调查解决云南知青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收到复工令后  

     版纳大罢工，历时三十天的时间，五万知青坚定不移坚持罢工，申援进京请愿、做请愿团的坚强后盾。他们渴求的双眼，天天跑邮局接电报，到农场送消息。听到了请愿团，历尽艰辛抵北京的消息为之欢呼，受到中央国务院接见、谈判的每一条消息都倍感鼓舞。

　　1月2日，负责留守的筹备总组副总指挥胡建国，收到丁惠民从北京发来的《复工令》，胡建国要求各农场集中传达，派农场代表到景洪开会复工。

　　1月4日上午，《复工令》像炸弹在农场引爆。各农场代表到景洪集中，街上聚集了来自各农场的知青上千人，三五成群的议论着各种小道消息，到处乱哄哄的。下午五点，七个农场(橄榄坝农场代表未到)及其分场代表，在农垦分局会议室召开了执行《复工令》的专题会议。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副总指挥、留守总负责人胡建国，宣读了第二批请愿团寄回的简报、电报和《复工令》请大家发表意见。有的认为：只要北上请愿团和罢工人员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就可以复工;有的说：农场至今，都在施加压力，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他们的正式承诺才可复工;有的说罢工的目的：是为了回家，不能回家就复工，是走向死亡。

　　随着代表们的激烈争论，外面聚集的知青也越来越多。其中坚决反对复工的是东风农场的代表。东风农场五分场的代表张天奎，冲上前来，脸红脖子粗地跟胡建国争执。胡长安挡在他前面说：“当初《罢工宣言》中清楚说明：复工条件现已达到、罢工权益得到保障，请愿团得到中央认可，补发罢工工资….”。张天奎一把抓住胡长安的衣领说：“你再叫复工，老子捶死你”!

　　胡长安面不改色地大声说：“捶死我也得执行复工令。大家想想，王震为什么要接见我们的北上请愿团?为什么会给我们的请愿团以礼遇?为什么要派国务院调查组到农场?因为后面有五万罢工知青!因为我们万众一心，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要回家” 。如果我们是令不行，禁令不止的乌合之众，代表们还能回来吗?我们决不能让那些官僚主义者，看我们的笑话”。

　　很多知青都赞同地点头，张天奎慢慢放下了举起的拳头，东风六分场的纠察队长罗小文，趁机劝走了张天奎。代表们围绕《复工通令》讨论。胡长安说：我们要相信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相信我们的请愿团。北上请愿团和在农场坚持罢工的知青步调，必须一致，应顾全大局。既然《罢工宣言》中规定的两个复工条件已经成熟，应立即结束这次罢工行动。复工行动将和罢工行动一样，也是支持北上请愿的有力行动。

　　复工并不意味着“散伙”，版纳全体知青在胡建国、胡长安组织安排下行动起来，各农场指定专人、准备申诉材料，在国务院调查组到农场，向他们诉苦伸冤，表达“我们要回家”的诉求。

　　1月6日，胡长安回到十分场，在广播上传达了复工令。重申了执行北上请愿筹备总组决定的复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向中央调查组递交了《我们对农场知青问题的看法》，表达了“不能回家宁可死”的决心。

中央调查组到版纳、孟定各农场，知青写血书、下跪、哭声一片。

　　1978年12月25日，中央调查组在农林部副部长、农垦局局长赵凡率领下，从北京坐飞机赶到云南，调查组到昆明火车站劝说卧轨

　　知青、到版纳各个农场收集了解情况。所到每个农场都是下跪，哭泣写血书，表达不能回家，宁可死的呐喊呼叫声。

　　1979年1月10日赵凡到孟定农场，面对罢工、奄奄一息、哭声一片、绝食下跪的知青，知青们哭了，赵凡也哭了。赵凡对知青们说：“我也是有三个知青在农村的父亲，你们起来，祖国建设需要你们”。赵凡将知青的诉求现状向中央如实反映，并提出安排知青回程的意见。征得中央华国峰主席、邓小平副总理的同意，他马不停蹄召集云南、上海、四川、北京各省市相关负责人，研究接收知青返城工作。1979年3月，从丁惠民写给中央邓小平联名信、到大罢工、到北上请愿整整110天，版纳知青终于踏上了返城路。版纳知青大罢工，为云南知青的团队抗争，起到了坚强后盾作用，结束了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在全国知青史上写下了最浓墨重彩的一页。

淡泊人生功不矜

  　采访68岁的胡长安，被他自幼就好学爱思考，无论在农场或返城后都坚持学习的精神感动。他说：从小到大，无论当知青、当工人、技术员、当厂长，他都顺从天意，用知识战胜命运。并把它当作是立命之本。

胡长安近照

　　进工厂白天上班，晚上去上补习班、考取重庆职工夜大，使他的文化知识得到进一步提升。喜欢看书，喜欢研究事物、研究人，琢磨新东西。他说：“我做喜欢做的事，按照我喜欢的模式做。没有人给我设定框架，我下海到广州，有两次当厂长的经验。在重庆虎钳厂当厂长时，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300 多人的生存权，交在我的手上。在困难重重、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找米下锅，揽生意，多种产品的开发，开辟生路。做细致的工人思想工作，在技术上不断创新。他找到企业管理的乐趣，和归属感”。

胡长安当知青在版纳农场照

　　他不羡慕别人挣得钱多，地位高，他跟很多人相处都是不卑不亢。他认为：各人有各人的生活，不同的认知有不同的见解。一个有见识，有知识有胸怀的人，他的自我会比其他人大。他在广东的服装厂任厂长。从重庆辗转千里之外。心力都抛在了服装的设计销售上，周身都拢罩着一股挥之不去的疲惫和操劳。“那是一个“鱼与熊掌不能兼得”的阶段，生活被经营填满，只能把别的一切暂时放到一边。”服装，其实是文化沉淀。胡长安喜欢写作摄影，对色彩和样式自然用美的眼光搭配，他还将有才之人启用，协调处理好各种关系。服装厂在他手上，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做深，生意也做得红红火火。从一个几十人的服装厂，发展到1200人的时装公司。并通过了服装品牌质量认证，产品畅销国内外。

　　2005年，他又回到重庆组建气动射钉厂。市场不断变化，产品不断变化、任何行业的中止发展，都是不可断言的。他用热爱，把管理的秘笈吃深吃透，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展示了一个纯粹的真实的自我。

左胡长安在广东任服装厂厂长。

　　和过去四十二年相比，他的变化不大。他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对世界充满好奇，会积极探索，会不断地反思，并把思想变成文字，跟其他人分享。他喜欢写作诗词和随笔。他说：睁开眼睛，每天太阳都是新的，每天都有关注的知识点、和新闻，每天都值得你去写一首新诗。他感兴趣的东西是比较实用的，他最爱琢磨员工的心里活动。他说：“不懂人的心理怎么管人?一个人整合能力愈高，给人的感觉是功能就愈多，通过一件事可以干好多件事。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才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不停地连续爬坡碰到好的机遇，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时时光鲜站在制高点。有些人可能二十多岁获得了成功，他却是四十多岁才等到了当厂长的机会。每种植物开花结果都有周期，每个人，都有自己复杂而丰富的生存原则。无论是生活历程、无论是成长过程，每个人都是独立无二，不可复制。

　　胡长安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始终坚持在路上，他未敢有一丝停歇、未尝有一丝懈怠，在浮躁的城市，他每天都会坚持跑步健身看书，在文学的净土上，去用心去品味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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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历：

　　杨培慧 ，63岁，党员，云南大学新闻系毕业 。供职：昆明市建委记者站站长、现任《云南经济日报》记者 ，从事新闻工作35年，著《城市之光》《高原彩虹》《丹心铸丰碑》三本报告文学。本人宣言：生命不息，写作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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