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赏析 | 这部金棕榈大片，为何会如此迷人？
去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方形》是近年难得的佳作。它在保有北欧电影的特殊气质外，还具备突破地域的力量。其简洁干练的叙事，富有设计感的视听语言，犀利的命题都让这部影片有着360°无死角的魅力。
看完《方形》后，我甚至激进地称赞鲁本·奥斯特伦德为下一个罗伊·安德森或者英格玛·伯格曼——如果他按照现有路线走下去的话。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是瑞典人，更重要的是，鲁本体现出了与两位大师相近的形式主义观念。当然差距也是有的，安德森与伯格曼的电影蕴意丰富，鲁本目前则较单一。他的电影通常会选取争议性话题，能死死掐住观众的神经（这可以说是取巧，也可以说成关怀，看你愿意站在什么角度）。他对视听的运用也非常敏感，让影片变得极其生动，有很强的感染力。
鲁本早期的作品充满实验性，并且在主题表达上非常激进，引起了许多争议。从第四部电影《游客》开始，鲁本变得更平易近人，也确实让更多人理解了他的才华。
他的题材都比较巧妙，像是从报纸社会版的豆腐块故事里摘选出来似的。这些故事既能概括性地第一时间抓住人们的好奇，同时也具有很好的发散性，将之扩展为社会学层面的议题。《游客》即是从一场饶富意味的雪崩开始的。丈夫在雪崩时没有想到救身边的妻儿，凭本能独自逃走了。虽然雪崩只是虚惊一场，但对这个家庭来说，真正的雪崩则开始了。
妻子和孩子面对独自逃走又回来的丈夫，显得异常尴尬。丈夫也是如此，他的行为引发了家庭情感危机。鲁本非常善于刻画人际关系出现裂痕后的一系列连续效应，“尴尬时刻”在他的影片里往往是点睛之笔。《方形》亦是如此。
克拉斯·邦饰演的策展人克里斯蒂安从影片开始就笼罩在一种莫名尴尬的氛围里。美国女记者安妮采访他时，询问如何解读他曾经提出的“展览/非展览”概念，他一头雾水，不得不借过来稿子亲自看看。在向贵宾们介绍即将展览的艺术品“方形”时，某人的电话铃声不适宜地响了起来。好在克里斯蒂安用幽默化解了尴尬，但随后厨师介绍菜品的段落则直接尴尬到雪崩了。
除此之外，还有美国艺术家朱利安讲座上的“秽语症”，YouTube视频二人组的推介会，克里斯与安妮在厕所门口排队，以及随后两人抢夺避孕套和更久之后的争论……“尴尬时刻”在本片中无处不在。
鲁本为何会让这些作为重要情节去表现？因为“尴尬时刻”完美揭示了人际关系的脆弱性。尤其在当代社会，这种脆弱无处不在。而脆弱又是从何而来呢？鲁本通过筹办展览、财物被偷、病毒视频三大事件去探讨背后的深层原因。
当代北欧电影通常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质——冰冷，或者叫性冷淡风。这似乎与当地气候有关。这种冰冷造就了迥异于主流电影，尤其是商业电影审美的图征。体现在视听风格上，就是大块的冷色布景、干净有序的画面元素，以及人物克制的行为。这种整齐简洁的语法，令电影散发出一种“拒绝”的气质。而这种气质又会产生疏离感，不自觉地抛给观众一个个困境，又让观众以完全旁观的心态去审视事件。
同时，北欧电影中的情节常常是激化的。这些棘手事件和冲突，被放到如此中性的语境下，往往又会让其中的人物不知所措，产生一系列令旁观者深感怪异的效应。这种怪异造就了北欧电影独特的冷幽默，以及鲁本的那种“尴尬时刻”。《公羊》、《狩猎》、《游客》、《寒枝雀静》、《处子之山》，甚至是类型片的《猎头游戏》和《失踪顺序》，以及恐怖片《生人勿进》，均着此道。在冷峻的外表下，这些作品总有一颗炽热的内核。
这意味着此类电影需要对次文本进行关键性塑造。所以像伯格曼、安德森、拉斯、鲁本这样的代表性导演，都是玩儿次文本的好手。至于什么是次文本，你可以简单将之理解为冰山理论，又有些不同。“冰山”强调你所看到的不是全部，而“次文本”则有一层非真相的意味。至于真相为何？我们则可以通过视听语言的暗示，或者联系上下段落去推测。当然，也有一些作品会在结尾处揭晓，一般来说，这样会显得不够高明。更多的作品则故意模糊真相，只给观众提供有限的信息。创作者意在让观众注意到次文本所传达出的现象，不想让观众分心追寻真相本身。
《方形》当然也是典型的北欧风格电影：干净整齐的构图、有序的画面元素、令人尴尬的冷幽默，以及激烈的对立。这使得电影中许多场戏都像四格漫画那样，以简驭繁，讽刺有力。但实际上，影片的次文本已显得相当直白。许多重要情节都带有鲜明的符号和图征意味。
影片首先对现代艺术，尤其是装置艺术提出质疑。起点自然是美国女记者与克里斯蒂安的访谈。片中所涉及的装置艺术不光有“方形”，同时还有“土堆”与“椅山”。勉强算上的话，还有最开始被吊车毁掉的雕像。借着女记者“展览/非展览”的询问，克里斯蒂安解释道，“如果把你的包放在展览馆里，那么它会不会变成一件艺术品？”这是曾经对杜尚的作品《泉》的读解。但是，克里斯蒂安对此的引用是建立在他无法回答自己命题的尴尬处境上。这就引出了影片的第二个话题：对中产趣味和精英意识的嘲讽。
片中登场的精英们，无论是主人公，还是他的工作伙伴，亦或是艺术家或宴会嘉宾，无不体现着浮夸的中产趣味和虚伪的精英意识。比如在克里斯蒂安介绍展览时，人们均屏息凝听。而当厨师介绍菜品时，大家却选择忽略，便是在揭示精英那种有选择性的尊重。这自然是一种虚伪。还有对与女记者一夜情之后的逃避和辩解，亦是虚伪的体现。如果说装置艺术与展览空间密不可分，脱离展览空间，艺术功能将瞬间瓦解的话。那么精英们也与自己的社交空间密不可分，脱离此空间，精英意识将会立刻坍圮。所以，对中产精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第一个讽刺高峰，便是克里斯蒂安丢失手机钱包一事。
财物被偷的起因便是克里斯蒂安以中产精英的身份，介入了一起脱离他社交范畴的突发事件。于是，他立刻失去主动权，导致了个人的严重损失。虽然以一系列乖张的举动（这里也体现了对于他来说，接触陌生阶层足以令他惊惧而手足无措）取回了财物，但更大的危机也随之到来。虚伪的精英意识在这里起不到任何正面作用，只会将角色拉入深渊。同时，财物被偷事件又会把观众引向一个更宏大的话题中去：阶级的对立与固化。但是我想在这里暂停进一步的讨论，粗略分析下手机被偷这个段落的表现手法。
本片的摄影指导是弗雷德里克·文策尔，之前与鲁本合作过《游客》。他有着鲜明的摄影风格。在《方形》中克里斯蒂安手机被偷段落，他运用了大量的画外元素令整场戏极富韵律，镜头运动和场面调度也非常具有设计感。我从影片中截取出了这个段落，视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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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戏份，将叙事扩展至银幕之外，通过立体叙事制造主人公的第一个困境，是一个非常抓人的段落。摄影利用镜头横移，选择性对焦，画外音及隐匿细节等手段，将整件事以动感的方式呈现了出来。
之前伴随着影片开场字幕，已经交代了几个情节，包括女记者的专访，雕像被吊车毁坏，以及展览馆门前的新艺术品“方形”。此时镜头切到一名在地上人事不省的穷人身上，以远景展现，犹如公共场所的一个装置艺术品。但旁边的人群，几乎由中产阶级所组成的上班人群，全都无视他了。
甚至前面有一名女子向每一个路人询问，“想救人一命吗？”，都没有人响应。但这些路人们都是非常有礼貌的拒绝，包括其中一个人甚至摘下耳机又听了一遍女人的问题，才婉拒。这个女子的行为，也开始让我们迷惑穷人是真的有难，还是这也是一场“行为艺术”？至此，结合之前“方形”那句“是信任与关爱的圣所”的介绍，这个场景揭示出了社会上冷漠的，由无意义的礼节和深切的不信任编织成的脆弱人际关系。
此时，镜头一直以固定机位的姿态，远景展现女子的背影和人群。人群主体一直在做纵深运动，不断地涌近观众。而当克里斯蒂安从虚化的背景中走出时，纵深运动的人群立刻消失了，以由右向左水平行进的人群替代之。克里斯蒂安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由远景走入中景。镜头也脱离固定，开始横向移动，焦点死死对着克里斯蒂安。这里，人物的神情、步态，再次生动诠释出了一名中产阶级精英的模样（访谈是第一次）。而人群的调度和镜头移动，令画面非常具有层次感和流动性。这组镜头也揭示了角色本质上的普通人属性。
镜头跟随了主角一段时间，让画面流动到足够合适之后，通过一个突如其来的画外音“救命”打破了上班人群的这份秩序。不光是克里斯蒂安，每个人也都往回看，却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对于观众和片中人物来说，这已算得上是未知的危险。但是当意外的力量不足以打破秩序时，人们不会贸然参与到事件中去。所以克里斯蒂安和所有人一样，虽然回头观看，但并不会停下脚步。此时，他们只是旁观者，好奇发生了什么。以视听角度来看，这个突如其来的画外音，与之前无意义的礼节和不信任联动，形成了一个连贯的主题表达。
救命声由远及近，最终冲进画面中时，镜头却第一时间移开了。我们没有看到喊救命的女子是什么样的，也没有看到女子所冲向的路人的清晰模样（他一直在焦距之外）。电影非常清楚自己所表达的是什么，因此这个突发事件并不是创作者优先考虑的情节。克里斯蒂安，一名自由派中产阶级精英分子的反应，才是我们需要看到的。镜头略过最令人好奇的当事人，切到了主人公的中近景。再次完成了对概念的表达。
此时，贪婪的镜头才将焦点移向事件主体。一名衣着普通，头发散乱的女子在求救，并扑向了前景中的路人。她的形象暗示着自己的阶层，而前景中的路人与克里斯蒂安一样，都穿着西服，打扮得体。然后镜头选择性对焦，在路人和克里斯蒂安身上不断变换焦点，观察二人的反应。最终，路人将手指向了他，主人公无法继续当旁观者。
克里斯蒂安走到前景，参与到事件中。空间的变换预示着人物处境的改变。这时我们仍然看不到真正危险的来源，每个人都看向画面之外。这种处理手法，不仅更进一步激起观众的好奇心，同时还暗示着这种救助是盲目的。即便观众几乎无法察觉，这组镜头也并没有丢失任何细节——我们可以看到红圈内，女子的手已经伸进了克里斯蒂安的裤兜。
这时克里斯蒂安和路人猛向画框外挥手，表现危险迅速逼近。目前为止，整组动作只有很少的几个剪辑点，相当连贯地呈现着事件面貌。
镜头迅速切到一名奔跑中的男人，他是整起事件的起因。男人显得相当粗壮，镜头以男人为主体快速横摇，具有速度感。他咆哮着，就像一头猛兽冲进克里斯蒂安。实际上，男人的形象也并非随意选取的，他与后面女记者家中的猩猩，以及奥列格等角色都有着一部分的呼应。
路人和男主拦下了这个不速之客。这里的画面元素较为丰富，层次感也很强。我们可以看到被摄主体的反应，也可以观察背景中人群的态度，如果细心的话，我们也能看到被救女子再次将手伸向了克里斯蒂安的衣兜。
危险解除后，克里斯蒂安与路人都松了一口气。两个人似乎变成了“一分钟战友”，颇有惺惺相惜之味，开始侃侃而谈。这里很好地表现出了克里斯蒂安得意洋洋沾沾自喜的样子，自然也容易让我们联想到他所代表的群体面貌。两个人不乏有击掌这样的肢体动作，更显出角色的某种释放。
从克里斯蒂安随人群走动，到突发事件后与路人交流，整场戏的节奏感相当精确，画面拥有极强的空间张力。在这里，上班人群是关于某种图景的指涉，暗含着主角以及大部分精英人群缺乏激情、千篇一律的程式化、机械式的生活，人们面无表情地行进，冰冷而沉默。而突发事件，让主角被动参与其中，却恰恰又给了主角与他人交流的机会，因此会有一种释放的快感，虽然代价未免太大。也许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景象并不能说明什么。但是在特定的电影语境中，这种场景便有了某种象征性，有着冷漠、压抑和枯燥的味道。
与对方告别后，克里斯蒂安系好西服扣子，他的生活和身份又回归正轨。直到镜头跟随他的背影，表现出手机和钱包被偷后，我们才意识到这起突发事件背后的意义。这个强调戏剧性的段落，引出了今后的一系列事件，也将影片引入更高层更宏大的命题。那名冲进画面，冲向克里斯蒂安的强壮男子，是他生活被打乱的原因，也是外力打破平静的具象化表现。
同时，克里斯蒂安向路人借手机而不得，又与开头趴在地上的穷人和不断问询“想救人吗”的女子形成互文关系。实际上，这个段落的三个节点：地上的穷人、女子求救、财物丢失，在文本上互为表里，互作补充。
总之，这起事件将两种不同阶层的人联系了起来。一个是克里斯蒂安代表的中产阶级，另一个则是移民、难民、失业者、乞丐组成的社会底层。有趣的是，影片对两个群体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嘲讽。当然，对中产精英的抨击，并揭示其弱点是影片的重点主题，表现起来也非常不留情面。但是在7-11那场戏中，一名要饭的“底层人口”同样露出了贪婪的嘴脸。
影片中有许多镜头花在了街道边、地下通道里的乞讨人群身上。这些看似与主线无关的闲笔，反而是影片着重想展现的情景。它们反映着社会上不同阶层的对立与固化。
具体到克里斯蒂安身上，则是其丢手机之后所选择的寻回方式：挨家挨户投放威胁信。以及后面小男孩找他要求道歉的情节。影片没有全景展现底层街区的面貌，但我们不难想象出它与克里斯蒂安所处圈子的差异。这让我想到《人类之子》中战乱的贫民窟与富人阶层社区巨大的景观落差。在《方形》里，两个群体不同的表情、着装、景别、光线，构筑出了二者巨大的鸿沟，仿佛电影在平行展现两个不同的国家，更宛如一座充满恐惧的敌托邦。信任危机与群体间的偏见歧视，造成了如此脆弱的人际关系，且毫无破冰可能（主角最终没能完成对小男孩的道歉）。
这种人际之间的冷漠与脆弱，甚至迫使克里斯蒂安在商场找女儿时，不得不让一名乞丐替他看包……这种充满冒险的“越界”举动，反而更映衬出两者的对立性。
另外，影片还放大了瑞典的阶级对立和不平等的财产分配。这种虚构性让它脱离了地方语境，达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令人遗憾的是，鲁本想借助影片表达一些锋利的观点，但在《方形》中，他仍然有操之过急之嫌。大量面对底层人口的镜头，虽补充了景观的含义，却伤害了叙事，且意图过于明显。然而，归根结底，这仍然是侧重点的问题。若只为展现，则这些镜头很有必要，若为叙事，则会显得冗余。《方形》的戏剧化程度并不低。
这一连串发生在克里斯蒂安身上的意外事件，也就最终必然导致了宣传视频所引发的灾难。这件事不仅被迫让主人公引咎辞职，同时进一步颠覆了装置艺术的效应，成为克里斯蒂安解释“展览/非展览”概念的佐证，是对当代艺术戏谑式的质疑。视频里，那个本应倡导“关爱、信任、平等、权利、义务”的方形，却把一名金发小乞丐炸碎了。艺术品的一切意义顿时荡然无存，此事同时又是在展览空间外发生的。这里也顺带黑了媒体和网络无下限博眼球的风气。
同样的，发着光的方形成为艺术馆的展品，供人瞻仰、解读，甚至在克里斯蒂安辞职的记者会上成为“视频门”之后的新焦点，引发公众之期待。但影片中几处比较明显的方形，却频频被人忽略，甚至代表着与艺术作品截然不同的意义。
贫民社区的楼道尽头组成了一个漆黑的方形。这个构图像极了希区柯克，令人目眩而惊悚。对克里斯蒂安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处境，即便这只是他个人因偏见而产生的多心之举。这里否认的是艺术品方形的“信任”主题。
方形的单元门在视觉上将克里斯蒂安禁锢住，体现他的渺小，以至对即将到来的困境无力应对。垃圾箱前面的带刺栅栏，令主人公更像身处监狱一般。同样否认了艺术品方形的“信任”和“关爱”主题。
克里斯蒂安打开门，发现是两个女儿回家了。父女的互动，缺席的母亲，以及背后的方形画，组成一组意象。这仍是一个逼仄的构图，门框限制了画面的宽度。此时克里斯蒂安不仅内心紊乱，两个女儿之间也在吵架。背后的无数方形就像一个无底洞，主角的脑袋正好处于中心，意义不言自明。这里的方形虽具备一定的关怀，也与“权利”和“义务”暗合，但这种关怀一点儿也不神圣，义务也并没有被共同分担。
影片中这些生活场景里的方形，无不从各个角度去对展览作品“方形”的主旨进行解构，提出质疑。再结合宣传视频的争议，于是那件阿根廷艺术家创作的“方形”彻底沦为失败之作，丧失了全部本意，也丧失了最后的审美价值。它对大众再无任何指导意义，也戳破了艺术的某种虚无主义性质。鲁本利用当代艺术这一道具，揭示了脱节、变质的社会风貌，以及软弱、异化的人际关系。
由此来看，《方形》也是一则亡羊补牢的政治寓言。它灵活运用并置、模仿、夸张、对比等讽刺喜剧的手法，割开社会图景的表皮，去指涉背后的政治隐喻。影片中的高光时刻来自于猩猩表演艺术家大闹开幕式晚宴。这是一个可以上升到丑闻级别的事件。在与影片氛围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与叙事主体格格不入。正是这种突兀，彰显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也把这段截取下来了：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m0545silcs4&width=500&height=375&auto=0
从《方形》的各种物料和海报可以看出，这场与剧情无关的戏恰恰是整部影片的点睛之笔。当然，拍得也确实精彩，具有令人难忘的爆发力。“猩猩表演艺术家”奥列格一角，由好莱坞动作指导泰瑞·诺塔里饰演。他曾经参与过《金刚》和《人猿星球》系列的制作，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研究猩猩的专家。
影片用了十分钟的长度去呈现这场戏，全景展现了奥列格如何大闹现场，极具讽刺意味，同时又存在着大量的威胁和侵犯，进而造成压迫式的恐怖感。高级宴会厅与原始丛林的音效形成强烈反差，一身肌肉张牙舞爪的奥列格，与正襟危坐的宾客们也显得极不和谐。表演开始时，人们还能正襟危坐，满堂笑声。而当表演失控后，这出戏就变为一次对“场效应”的破坏。偌大的宴会厅，转变成了真正的丛林。
这场戏的调度颇见功力，运用了动作电影和灾难电影的一些表现手法，进而营造出某种程度的惊悚感。景别从宽松的全景、远景，慢慢过渡到紧凑的中景，近景。结合奥列格的表演，给人以非常强的压迫感。
凶猛的奥列格宛如一头真正的野兽穿梭在西装革履的人群中。这种互动性极强的演出，打破了旁观者与当事人的界限。前一秒是安全的观众，后一秒就有可能成为猩猩的猎物。在座的贵宾瞬间变成了敏感又羸弱的待宰羔羊。这自然也是对中产精英的无情嘲讽。
首先遭殃的是多米尼克·威斯特饰演的美国艺术家朱利安。有趣的是，碰到秽语症患者的也是他，可见其倒霉指数（这里是否有欧洲人对美国人的讽刺？）。影片以一个小的长镜头表现奥列格对朱利安的侵犯。直到朱利安被迫离开座位，甚至退出宴会厅，整个人群也并未有任何补救行为，连策划者克里斯蒂安本人亦是如此。虽然最后克里斯蒂安试图友好地宣布演出结束，但这种仍然受精英意识作祟的虚伪举动，在发狂的野兽面前毫无作用。至此，奥列格的兽性一发不可收拾。
朱利安离开后，奥列格继续在人群中寻觅猎物，人们仍旧坐在座位上，甚至有人双手祈祷，显得滑稽可笑。此时某人手机铃声响起，再次激怒了这只猩猩。镜头有条不紊地缓慢移动。奥列格侵犯了那个女士，又一桌宾客被逼走了。猩猩转头冲向靠近机位的餐桌，一跃而上，似乎在宣布自己是丛林的主人。宴会厅几百号宾客，无人吱声。
此时，奥列格以猩猩的姿态，向一名女子求爱。在摸脸蛋、抓头发等一系列冒犯性举动之后，猩猩看到并无人制止，立刻将女子拖到地上，做出试图强奸的行为。直到这时，沉默的贵宾们才一拥而上，对奥列格拳脚相加。
影片无意去探究这位“猩猩表演艺术家”为何会做出如此激进的举动，也并没有对此人做出哪怕一句的背景交代。因此，这场戏是完全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具有深刻的寓言意味。如果说秽语症段落还如四格漫画一样幽默精巧，那么猩猩大闹晚宴这里，则是一出庞大的讽刺惊悚剧。
再结合演出前的开场白：“欢迎来到丛林，各位将要与一头野兽见面。众所周知，软弱会激发狩猎本能。如果你面露惧色，野兽将会察觉。如果你试图逃跑，将被野兽猎杀。但如果你一动不动，屏息凝神，它便不会注意到你。你可以隐匿在人群中，静待他人成为野兽的盘中餐。”这段话似乎在要求人们秉持自私本性，坚持“见死不救”的态度。反过头来看克里斯蒂安丢手机的段落，也对应了这段开场白所确立的规则。而如克里斯蒂安这样从精英身份出发的有限补救，根本无济于事，反而往往让事态进一步失控恶化。至于这指涉了什么样的现实问题，诸位可以放开联想了。
奥列格的猩猩无疑是影片一个重要的多义性符号，人所扮演的假猩猩，反而比女记者家中被驯化的猩猩要更像动物。这场戏里，奥列格只是用一种退化的手段，释放了人类的动物性，却令一众高级人士抱头鼠窜，进而忍无可忍，群起攻之。在野蛮面前，文明如同一张薄纸，一撕即破。而当文明的忍耐达到限度后，它会变得更加野蛮。
这个多义性符号，你可以将之解读为野蛮与文明的冲突，或是底层与上层的冲击，或是移民问题/难民问题的缩影，或是原始对秩序的侵害。无论在道德还是政治层面，他都能显现出某些象征性。最终，这些问题化为了表面上脆弱的人际关系，异化的人性，不同阶级和族群的偏见与歧视，以及伦理道德上的危机。
所以，当结尾奥列格道歉无果，望向自己的两个女儿时，影片似乎在暗示：人类社会的鸿沟，会一直延续下去。
论戏书影
电影是温柔的流氓
音乐是浪漫的疯子
游戏是严肃的小丑
文学是高雅的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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