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建 ‖ 昭梿——王爷出身的历史学家

清代的王爷，大多是些一无所能的酒囊饭袋。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如和硕礼亲王爱新觉罗·昭梿，就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历史学家。

昭梿生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的祖上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二儿子——清朝开国初期权势显赫的大贝勒代善。代善的陵墓人称礼王坟，在香山东南方向的门头村一带，至今那里仍存留着三块石碑。其中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清圣祖玄烨亲撰的“和硕礼亲王谥烈代善碑文”。昭梿的父亲名叫永恩，原封康亲王，后来清高宗弘历念及代善立下过累累战功，又改封永恩为礼亲王，恢复了代善当年的爵号。但永恩对统治集团中你倾我轧的政治争斗没什么兴趣，他喜欢写作，喜欢艺术，曾精心撰写了四卷《律吕元音》。

昭梿受乃父的影响极深，自小即酷嗜文史。尤其是与满族及其前身女真族有关的史志——《辽史》、《宋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国史列传》、《开国方略》、《八旗通志》等，昭梿更是反复研读，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境界。

嘉庆十年(1805年)，二十九岁的的昭梿袭封成为第八代礼亲王。那时他颇感踌躇满志，连给油盐店“福聚隆”题写一块招牌，也忘不了署上礼亲王的爵号。可是好景不长，两年后礼亲王府失火，昭梿的家产、藏书连同印绶全部付之一炬。虽然清仁宗颙琰给予他一万两白银的救济，昭梿还是穷了下来。

嘉庆十八年(1813年）深秋，天理教首领林清聚众二百人(一说一百四十人），乘清仁宗离开北京之机在信教太监的接应下打进了紫禁城。昭梿得报，慌忙骑马赶入皇宫，与诸王公大臣一起组织官兵镇压。经过一天多混战，官兵获胜，林清等战败被俘。昭梿满以为自己在这次震惊朝野的“癸酉之变”中不避危险、处置得当，立下了不世的功劳，却不想仁宗非但未加任何奖赏，反而一回到北京就责备亲贵大臣们“因循怠玩……以致有此大变。”昭梿觉得委屈，忍不住私下发了几句牢骚。他没有料到，这些牢骚话很快就被擅打小报告的人添油加醋地上报给了仁宗。过后不久，昭梿又做了一件出格的事：为了增加收入改善自己拮据的财政状况，昭梿逼迫他的田庄管家程幅海额外增交田租。程幅海不服，昭梿便派手下的王府护卫到程家抄没家产、拆毁房屋、抢割庄稼，还把程氏父子叔侄抓起来严刑拷打。结果王爷的威风耍够了，昭梿也被一封匿名揭帖告到了皇帝面前。偏偏昭梿与一品大员景安、景禄发生争吵口出狂言的事也在这个节骨眼上抖落了出来，于是激起了仁宗的雷霆之怒。嘉庆二十年(1815年)，仁宗连下四道严旨：旧账新账一起算，昭梿以“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滥用非刑”“凌辱大臣”等罪名被革去王爵，押入空屋中监禁。九百六十亩地产也被悉数没收。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仁宗忽然感到对昭梿的处罚未免狠得过分了一点，这才下特旨将昭梿释放回家。

遭此沉重打击，对昭梿个人来讲固然不幸，但对我国的历史学来讲却未必不是一桩幸事。因为从此以后，昭梿就断了仕途腾达之念，而把一门心思全部寄托到了历史著述方面去。他迁居西直门大街路北一座不太惹眼的宅院，自号“汲修主人”、“樽主人”，终日沉湎于读书写作和考订，偶然才与戏剧界的艺人们聚一聚，唱几段昆曲消遣消遣。道光二年（1822年)，新即位的清宣宗旻宁起用昭梿为宗人府候补主事，然而这并不能重新唤起他的从政热情，昭梿依旧日以著书为乐。昭梿的好友、大学问家龚自珍曾在一封信中谈到，此时的昭梿已成为令他“怖服”的清朝国史权威：“王（指昭梿于天聪、崇德以降，琐事丕事，皆说其年月不误，每一事辄其源流，正变分合作数十重，问答不倦，自珍所交贤与不贤职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

经过十几年辛勤的努力，昭梿的大作终于问世，这就是史学价值极高的《啸亭杂录》。《啸亭杂录》以严谨畅达的文笔记载了清朝前期、中期的史料共五百多条、三十余万字，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由于雍正、乾隆年间清朝统治者屡兴野蛮残酷的文字狱，当时的知识分子动辄得咎，都不大敢象宋、明知识分子那样记述当代史事，造成这一阶段的私家历史撰著奇少。幸而昭梿的《啸亭杂录》填补了空白，他所依据的，或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或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他曾身居高位，参预过许多军国大政，交游又广，上至权臣下至贫民无不接触，故而所书比较可信可靠。许多官修史书有意不载或失之简略的朝野政事、内外战争、典章制度、掌故轶闻、民间风俗，在《啸亭杂录》中都有翔实的记录。鸦片战争后魏源编纂《圣武记》，辛亥革命后赵尔巽等撰写《清史稿》，都曾大量摘引《啸亭杂录》的说法。

道光九年（1829年)，昭梿因疽发于脑而病逝，时年五十三岁。后世的人们知道历史上有昭梿这么个人，既不因为他是声势煊煊的皇族贵胄，也不因为他做过十年“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而是因为他写出来了十五卷《啸亭杂录》。这也许是连昭梿自己都始料不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