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杰|为什么盛唐是中国历史上不可超越的顶峰?
编者按:唐朝的魅力,是自由、开放、自信,而这些都是以国力为倚靠。内百姓安居,外四夷臣服,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也是中国历史不可超越的顶峰。
文/张宏杰
唐朝的“现代气质”
如果你穿越回大唐的长安,你会惊讶于唐代妇女的服饰。
传统的中国女装像粽子,把手和脸之外的所有地方都严严实实地包裹住,似乎春光稍泄天就会塌下来。
但是在盛唐的长安,居然出现了西方妇女那样袒胸露乳的“时装”。
这种服装领子开得很低,不着内衣,胸乳半露于外。为了充分突出细腻的肌肤,裙子往往以轻纱为质地,露肩裸背,行步之间,春光四射。
唐诗中这样描写这种风韵:“粉胸半掩凝晴雪”(方干《赠美人》)“雪胸鸾镜里”(温庭筠《女冠子》)。
唐代妇女的衣着
唐代女人的“自由度”不光表现在服装的惊世骇俗上。
唐代人还没有学会裹小脚、谈道学、立牌坊,没有发明出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清规戒律。
离婚改嫁在唐代是家常便饭,丈夫固然可以“休妻”,妻子不高兴了也可以“离家出走”。
因为再嫁不难,人们一嫁再嫁,也不以为耻。就以公主为例吧,唐肃宗以前唐代前期几位皇帝的公主中,再嫁者达二十三人之多,三嫁者则有三人。
在唐人那里,性还没有变成需要遮遮掩掩的罪过,文人们甚至用华美的词赋公开歌颂性爱,比如白行简的《天地交欢阴阳大乐赋》。
唐代人在性上比较随便,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
大历年间的民女晁采,与邻家男孩文茂“自由恋爱”“乘间欢合”。晁母得知之后,居然说:“才子佳人,自应有此。”遂把晁采嫁给了文茂。
所谓节烈观念在唐代虽然也有人提倡,但实践者不多,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而唐代只有51人。
唐代名士聚会
唐代之所以如此被今天的中国人推崇,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现代气质”。
与“妇女解放”类似,唐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具有“体育精神”的朝代。
中国皇帝多不喜欢运动,独唐代除外。
马球是唐代的“皇家运动”。唐代贵族马球风气之盛,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属罕见。
甚至在金城公主出嫁西藏这一外事活动中,还出现了“马球外交”。
空前的自由与包容
唐代的种种与众不同,都源于这个朝代的宽松、自由。
而这种宽松自由,又是因为数千年汉族文化中那优质、健康、成熟的部分,和北方少数民族天真、刚劲、开阔的气质的偶然结合,催生了独一无二的自然、丰盛、灿烂。
盛唐是中国人永远的回忆,也是中国历史不可超越的顶峰。
那是中国人最自信、最放松、最自由的如同鲜花着锦的一段时光,不但绝后,而且空前。
唐代繁荣市集
唐代皇帝是胡人。李氏家族父系到底是不是汉人迄无定论,但是母系是胡人则毫无疑问。
陈寅恪说:“若以女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
唐王朝是在中国经历了十六国至南北朝近三个世纪的大分裂、大动荡及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之后,在隋代短暂统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李渊的生母为鲜卑人,他有十九个女儿,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民族。
唐太宗李世民的生母、唐高宗李治的生母也都是鲜卑人。
即使李氏一族本是汉族,几代连续杂交混血,也使得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的唐太宗李世民最多只有四分之一的汉人血统。而唐高宗李治,最多只有八分之一的汉人血统。
唐太宗李世民
从隋炀帝烝父妃、唐太宗纳弟媳、唐高宗以父亲的才人武则天为皇后、唐玄宗以儿媳杨玉环为贵妃等种种事看,他们的风俗习惯的确带有浓重的“胡风”“胡气”。
少数民族做皇帝,唐代并非空前绝后。但是唐代与元代、清代完全不同的是,唐代皇帝的少数民族血统是隐蔽的。
盖古人观念之中,父亲提供了全部的遗传基因,母亲只提供了血液营养而已。
所以在社会心理上,唐代帝王从来没有被当作少数民族看待。这是隋唐与元朝和清朝至关重要的区别。
唐代皇帝既不必像元代与清代皇帝那样,对汉民族及汉文化抱着恐惧提防心理,同时又拥有根植于少数民族血液的蓬勃生命力,因而也就造就了他们博大开阔的胸怀与视野。
正如陈寅恪所说:“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起,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伟业。”
正是这种“胡气”使唐初诸帝有着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心态。
唐代公主和亲
唐太宗宣称,他没有民族歧视心理:“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
唐代公主和亲于史可据者有二十三次,且并不视为屈辱之事。
唐代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
据统计,唐代少数民族宰相即有二十四人,分别来自十五个民族。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至《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
唐代前期帝王大都自信大度。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者,当数唐太宗。他为人理智而又富于感情,自信而又能信任他人。
唐代高层政治中,充满了人情味儿。
性格豪放的唐代帝王对体制上的贵贱尊卑原本不那么在意。臣下偶尔失仪,在其他朝代多被严谴,在唐代却往往不被当回事儿。
以开元盛世时“班秩”为例,“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不增祗惧之容,实紊矜庄之典。”
上朝之时,有人在那儿读公文,有的聊天,有的还作文章,更有人站没站样,靠没靠样。这样的情景,在其他朝代不可能出现。
唐代皇帝与大臣相处融洽
在处理家庭关系上,唐代皇帝也往往能够注意尊重他人,而尽量不偏袒自己的骨肉。
《因话录》曾记载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
就是说郭子仪的儿子郭暧做了驸马。有一天,和公主吵起架来,郭暧骂道:“你觉得你老爸是皇帝就了不起吗?那是我老爸不愿意做才让你老爸做的。”
公主哭着回宫向皇帝告状。代宗皇帝说:“你还小不懂事,郭暧说的是老实话,如果郭子仪要当皇帝那皇帝早就是他的了。”说完也哭了,不过还是让公主回家了。
郭子仪知道这件事后,就把郭暧捆绑起来,亲自带到皇帝面前发落。
皇帝安慰郭子仪说:“常言说得好,‘不痴不聋,不作阿家阿翁’,小两口在家里吵架,你就装作听不见就行了。”赏赐了郭子仪一些物品,让他回去了。
郭子仪回到家里,打了郭暧几十杖就了事。
这种事在其他朝代,实在不可想象。
因为君臣上下森严关系的淡化,双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乱”之忌。
所以唐代士人多和他们的作品一样狂放。或“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
天宝初,李白奉诏入京既不诚惶诚恐,也无受宠若惊之态,他“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但玄宗都“不觉无万乘之尊”。
诗仙李白
因此,唐代前期政治的特点是宽大通脱,文网也非常宽疏。
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
对于那些只知“顺从”“顺旨”之人,他严加斥责:“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说你这个人从来都唯唯诺诺,没有独立见解,朝廷要你何用?
唐代统治的最鲜明特点就是三教并行,信仰自由,没有禁区。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
唐玄宗曾亲自注《孝经》《道德经》和《金刚经》这三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行天下,以示对三教合一的提倡。
唐高祖、高宗、德宗时代,都曾经召集过儒师、沙门、道士进行讲论诘难。三教并行,自由竞争,终唐一代持续不绝。
三教并行形成了唐代朝野一种较普遍的自由宽松空气。所以李白才敢写诗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宽松造就文化繁荣
这种宽松的环境,是唐代文学艺术繁荣的重要原因。
唐代那些文人学士画家书法家,个个个性十足,举止率性。
唐代对外交往频繁
正如杜甫《饮中八仙歌》中所写:“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唐代文人的喜怒哀乐,倾泻而出,毫无滞碍。他们勇于标新立异,作品风格迥异,流派纷呈。后人评价唐诗“永远是生气勃勃的,如旦晚才脱笔砚的新鲜”。
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开放性。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被外国人称为“天可汗的世界”。
唐朝的长安是常居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化大都市。
长安的大街上,陈列着欧亚大陆各国的货物,随处可见来自各国肤色各异的商人和求学者。
外邦远洋人有日本晁衡、新罗崔致远、大食李彦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
因此唐代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和融合,它以博大的胸襟如“长鲸吸百川”般地吸收外域文化,从其他文化中采撷英华。
敦煌壁画
南亚的佛学、医学、历法、音乐、美术,中亚的音乐、舞蹈、杂技、魔术,西亚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建筑艺术乃至马球运动等等,如同八面来风,从唐帝国开启的国门中一拥而入。
唐朝敦煌壁画中著名的飞天形象,就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因素的混合物。
唐代的音乐充分吸收了西域音乐的精华,唐明皇和杨贵妃联合编导的大型歌舞剧《霓裳羽衣舞》,源于由河西传来的婆罗门曲,其中也加入了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
“胡食”“胡服”也随着具有胡汉混杂血统的隋唐皇室的入主中原而风靡朝野,为隋唐中原文化注入了刚强热烈的生命活力。
(本文节选自《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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