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张大千没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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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史实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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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看到张大千先生晚年在海外的精美画作时，脑子常会闪过一丝念头，好险啦，幸亏他没有留下，否则世界上哪会有这些精美作品呀！

张大千的山水画，走出青城山后，画风大为丕变；他的人物画，从敦煌回来后，也画风大为丕变；而他的整个绘画思想，自从去国后，更是进行了一次巨大的丕变，可以说没有张大千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就没有他后期的艺术造诣。他独创的“大泼彩”，把西方绘画的大块色彩，和中国画的意境，巧妙地糅合在一起，是中国绘画史上取得成功的巨擘。

张大千一九四九年去国后，从香港——印度——阿根廷——巴西——美国——台湾，尤其在一九五五年，他去巴黎和西方画魁毕卡索会面，成功地进行了东西方艺术的交流，把中国绘画推向世界，居功至伟。

张大千的伟大成就除了绘画之外，与他的博学多才，聪颖参悟，以及先天的慧根所分不开的。

一九四九年后，周恩来曾几次叫于非闇、叶浅予写信请张大千，请他回来，还通过廖承志影响他，可是张大千毕竟是张大千，他独具慧眼，审度时世，独有定力，最终作出正确的选择。

我曾听叶浅予先生说过，幸亏大千没有回来，否则他逃得过镇反也逃不过反右，就算他捱到文化大革命，也是必死无疑；我也听谢稚柳先生说过，凭张大千口无遮拦的脾气，和他的生活方式，他花钱的阔绰，解放后是无法活的。

我听我姨妈说过，解放军进成都前夕，地下党通过各方面关系，给他宣传共产党的所谓知识份子政策，劝她留下，并许诺新中国成立后，给他当什麽画会的主席，我姨父张心铭的同学是地下党，特地挑了两担米到张家说，政权交替时，社会秩序混乱，以备过渡时期时用，聊表我党之诚意。

张大千临离开成都之前，开了次家庭会议，指著大米说：“要吃米的留下，不吃的设法跟政府走！”

但是由于当时成都的各界都准备撤退，机票一票难求，在张群的帮助下，张大千才拿到三张机票，匆忙中带著徐雯波和女儿张心沛走了。

最令张大千晚年遗憾的，是没有把长子张心智带走。

张大千的子侄中，他最中意的是彼得、心铭和心智。彼得是四哥张文修的儿子。他脾气温和，酷爱绘画，自幼在大千身边，耳闻目染，颇得真传，可惜他先天体弱，在阿根廷时不幸得白喉早逝，此事让大千颇为伤心。

张心铭是张大千三哥张丽诚的次子，当今荷花摄影家张之先的父亲。他在张家子侄中排行老三，人呼三哥，晚辈喊三老子。他画的荷花，几可与大千的荷花乱真，之先表哥曾送我一幅。八十年代出国前，谢稚柳先生曾在那张画上题跋：“张心铭为吾友张大千之侄，此为其遗作，亚法宝之，壮暮翁稚柳。”

此画我带出国后，曾打算托香港《大成》杂志沉惠窗先生转交给台湾“摩耶精舍纪念馆”收藏，我先写信询问，结果沉惠窗先生回信说纪念馆不收。嗣后我为《大成》写了《墨荷泣诉》一文，拟将此画做插图。我先寄照片给沉先生，沉先生说照片製版不清，要求将原画寄去，说用毕即奉还，孰料画寄出后黄鹤一去不复返，不久沉惠窗先生也突然归西，此事就成了绝响。

张心铭因与八叔张大千有信件来往，文革时以裡通外国罪惨遭迫害，造反派强迫他在烈日下把砖块从东搬到西，然后再强迫他从西搬到东，如此反複的劳累，使她身体受到严重摧残，最终医生告诉造反派，张心铭心肌已严重劳损，随时有死亡的可能，造反派因此将其释放，不幸在释放的几天后，就客死在长江边的一家小客栈里，享年五十八岁。

张彼得的传世作品不多，我仅见过三幅，一幅是山水，一幅是仕女，另一幅是今次将在美国硅谷亚洲艺术中心举办的《大风堂三代画展》中的《双虎图》，前两幅看到的是真迹，后面看到的一幅仅是照片而已。

张心智是大千的长子，在子侄中他排行老十，人呼十哥，晚辈叫他十老子。他是跟随张大千去敦煌团队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敦煌时，张大千把他安排跟西藏喇嘛学习製作矿石颜料。张心智也善画，我曾收藏过他一幅山水，后赠送给大风堂再传弟子黄岳峰兄收藏。

张大千没有把心智带在身边，是他晚年最遗憾的一件事。

源起于“一怒之下”：前不久张大千远游，临走前把心爱的宠物——白长臂猿（取名“白宝宝”）交给心智饲养。可是这白宝宝被大千娇宠惯了，不服心智管教，不肯吃东西，心智年轻气盛，不懂哄骗，“一怒之下”搧了它一记耳光，孰知白宝宝受了刺激，“一怒之下”，就此绝食，忧鬱得病，不久死了。大千回家，见到此事，“一怒之下”，也回敬了心智一记耳光。这时的心智毕竟已是独立的成人了，受此家教，也就“一怒之下”，带著弟弟心珏，远走高飞，到兰州寻找岳父鲁大昌去了，就此心珏在兰州定居，在兰州音乐学院任职，文革遭批斗时，因他是反动黑画家张大千的孝子贤孙，批斗时造反派勒令他当众喝下一碗墨汁……

张心智因镇反时岳父鲁大昌遭逮捕，在兰州待不下去，转展往离兰州不远的银川谋生，后因统战需要，被落实政策，做了半辈子的宁夏博物馆的馆长，当然他文革中也受尽屈辱，苦头不少于乃弟，可谓兄也难为其兄。弟兄俩“一怒之下”，走错了方向，以致命蹇多舛，一生困苦。

我们后人聚在一起议论此事时，假设昆仲二人如果当年朝南往广东走，说不定和日后的保萝、心澄兄弟一样，围绕父亲膝下，过上和保萝一样的幸福生活。

说到这裡，笔者又要赘言几句，说一下张心智的岳父鲁大昌。

提起鲁大昌，此人可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连中共的党史也少不了提他一笔。

却说张大千去敦煌，由于右任的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兰州市长的蔡孟坚，又通过蔡的关系，结识了鲁大昌。

鲁大昌，字松龄，临夏鲁家村人，早年在军阀队伍当兵，因作战勇敢，逐年升迁，后併入国民党军队，曾任新编第二军军长，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等高级军政职务。

一九三五年九月，中国工农红军穿越腊子口时，鲁大昌时任国民党十四师师长。据中共党史所载：“经过两天两夜的激烈浴血战斗，英勇善战的红军出奇制胜，击溃甘肃省军阀第十四师师长鲁大昌早已部署好的守军，于九月十七日凌晨全面攻克腊子口天险，使国民党企图阻挡红军北上抗日的阴谋彻底破产……”

其实据笔者从亲近鲁大昌的人那裡听到的，与党史所载大有出入……镇反时新政权给鲁大昌留了条命，但历次政治运动几进几出监狱，让他吃足苦头。在审讯鲁大昌时，他曾经说了这么几句话，颇可玩味：“我当时有三个步兵旅，一万五千兵马，难道能守不住这几十米宽的山口子吗？你们把聂荣臻叫来，问他当年说的话算不算数……”

一九三八年后，鲁大昌在军中失势，回到兰州，在城西郊外吴家园的黄河边建造了一座中西合璧的的别墅，取名“松龄别墅”，就此耽溺书画，交结文人，凡来兰州的墨客文人，鲁大昌都邀来松龄别墅作客。据说邀请的文人中间，就有徐悲鸿……

张大千往返敦煌，经过兰州就住在松龄别墅，和鲁大昌谈画论文，朝夕相处，十分投缘，后来鲁大昌把养女嫁给张心智为妻，两家结为秦晋；亲闺女鲁敬，点了香烛拜张大千为师学画。据笔者所知，大陆改革开放初期，张大千曾派香港画商张应流，去兰州给鲁敬送画，此画现在刻在兰州郊外新建的碑林裡，鲁家后人曾带笔者去光顾过。

鲁大昌的孙女鲁广智女士告诉我，姑姑鲁敬曾告诉她，有一年黄河涨大潮，眼看就要漫过堤岸，淹入松龄别墅，大千对鲁大昌说，我来我来画张河神图祭拜一下，以求保佑，说罢随手画了一张四尺纸的“龙女图”，鲁大昌请来和尚道士，闹腾了一阵，大水果然退了。事后大千把此画送给鲁敬作纪念。

鲁敬将此画视若拱璧，一直藏在箱子裡。

一九六一年，鲁敬以反革命罪遭逮捕，因家中无米开灶，孩子将此画卖给收破烂的，换了五元钱……鲁敬出狱后知道此时，痛哭失声。

张大千住在鲁家时，发生了一件失窃事件，贼被抓住后，鲁大昌命手下将其吊在梁上，飨以老鞭，大千不忍，前往求情，赦免了事……

鲁大昌收藏颇富，他驻军北京时，曾在琉璃厂收罗了大批字画，笔者曾见过谢稚柳和萧建初临摹的，北宋画家李公麟的《西岳降灵图》长卷，曾是鲁大昌的藏品，现原作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据鲁广智回忆，鲁大昌驻军河南时，曾挖掘过一座宋墓，出土了不少珍宝，其中有几尊比她人还高的瓷瓶。她说六十年代还在家中杂物间放，如今不知散落何方。

鲁广智还告诉我有关一件黄庭坚书法长卷的故事，刚才查阅网上，她所述与这篇文章的内容完全吻合，现抄录于下：

有一件黄庭坚的书法作品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是在“反右”以后“文革”以前。一个寒冷的夜间，有个中年妇女到煦园看望家父。她是鲁大昌之女鲁敬，带来一件古代书法作品，最外面装裱成雨伞式样，裡面是黄庭坚的行楷长卷。我至今记得那轩昂鬱拔、雄放瑰奇的笔迹，仿佛“照亮”了昏暗的房间，屋裡变得分外安静。鲁敬讲明来意，她是受其父鲁大昌叮嘱，来求水老先生题跋的。父亲看过卷轴，神色庄严地谢绝在上面题写，他说他不是不写，是不敢写。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在流传千古的前贤珍迹上著墨。但鲁敬说他父亲已经被再次抓进监狱，这一次进去凶多吉少。最后她以父命难违说动了父亲，父亲磨墨选笔，毕恭毕敬地在长卷后隔水空白题跋纸上写了他拜观的心得。从鲁敬在寿山堂灯下展开长卷，到父亲题跋、盖印、收起，不超过一小时。在这一小时中，我只是在旁边看著，但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及今思之，犹在眼前。鲁大昌是甘肃军阀，以曾在腊子口围堵长征红军而进入史册。现在书刊、网路上有不少与他有关的资料，照录一段：“……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初，鲁大昌奉令在岷县腊子口堵截北上红军，经过一昼夜激战，被红军击溃……抗战期间任第八战区东路总指挥，失去实际军权……在兰州修建公寓，以‘高级将领’身份出没于高级军政官员中。1946年当选为国大代表，1949年兰州解放时逃居岷县，被人民解放军捕获管押。劳改期间，因病保外就医，1962年10月1日在兰州病逝。”这些资料数量甚多而大同小异，它们相同的一点是都遗漏了(或是忽视了)鲁大昌是一个书画收藏家。他虽然出身行伍，但对书画艺术怀有极大的热情，他与家父的交往也与此有关。当年张大千自蜀中西行兰州、敦煌，鲁大昌的支持赞助起了决定性作用。张大千过往兰州，就在鲁家住宿。我听说鲁大昌还曾为张大千送过一位侍妾。鲁大昌当然收藏了不少张大千的作品，张大千也替他荐选了一些古代书画。那年看过黄庭坚书法长卷之后，我父母还议论鲁大昌收藏黄庭坚书法，说不定与张大千有关。鲁大昌是以“历史反革命”罪逮捕入狱的，他自己颇有自知之明——共产党来了不抓他抓谁！1949年以后，他虽然不到“七擒七纵”，也差不多是“三进三出”了。我不太清楚鲁敬拿来黄庭坚长卷的时候，她父亲是否已不在人世。如是我闻，黄庭坚长卷的结局极具“中国特色”：文化大革命开始，鲁敬受其父株连，也被捕入狱，关押在甘肃平凉监狱。她入狱时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只带了一把“旧雨伞”。在女囚中她年纪较大，认罪服法还过得去。只是每到深夜，其他女囚熟睡之后，她常偷看枕头裡的那把“雨伞”。鲁敬的行为被同囚室保持著敌情观念的女犯人看到眼裡，立即向管教人员告密，说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鲁敬就偷看暗藏在枕头裡的什麽东西——大概是变天账！

在犯人集合点名的时候，监狱管教人员警告鲁敬，立即交出暗藏的变天账。经过一番解释之后，鲁敬拿出并非变天账的那把旧雨伞。管教人员当众打开，流传了1000多年的铭心绝品，便展现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期平凉监狱的一伙罪犯眼前。“在革命人民大‘破四旧’的时候，竟然将封建垃圾带进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公安人员勒令鲁敬当众撕毁黄庭坚书法长卷，并点火烧为灰烬。

今天的收藏界大概没人知道这件事，他们会联想：“那也是好几个亿的东西啊！”我不知道烧毁黄庭坚书法长卷是哪一年的哪一天，但我绝对知道那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不论对于中国书画史、中国文化史还是中国人的心灵史，那都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 

以上引文，作者署名佚文，据笔者考证，此文的作者肯定是兰州名儒熙园主人水梓先生的儿子，极有可能就是中央电视台名主播水均益先生的尊人，水梓是水均益的祖父。

张大千住松龄别墅的时候，水梓常来造访，张大千也去熙园作客，并送给水梓许多工笔精品画作，水家人惋惜地说，可惜那些字画都在“浩劫”中失去了。

张大千在敦煌临摹时，鲁大昌时有派人送食物和生活用品，有知情者目睹，鲁大昌一次就送了四千银元。

笔者肆意纵横，海阔天空，从写张大千铺陈到三千大千世界之外，不过文章中心还是没变——祖宗积德，苍天佑我中华文明，在曾经肃杀荒漠的文化土地远处，还有一颗燃烧着的火种——“幸亏张大千没有留下”！

因为文中提及的角色，留下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都是悲剧人物。

               二〇一七年二月十一日

于悉尼食薇斋北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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