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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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

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

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

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

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

“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

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

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

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

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

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

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

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

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

“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

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

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

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

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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