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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龙应台 视界书房 20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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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台湾非常崇洋?好像是的。


不管货品好坏,一加上洋文包装,就有人趋之若骛。走进豪华大饭店,侍者对外国客人殷勤备至,对自己的同胞却往往视而不见。有难题存在,总要打上“有碍国际观瞻”的字号才能得到快速的解决。


在教育上,当年背诵“床前明月光”和“臣密言、臣以险衅”的一代,现在忙着送下一代到英语幼稚园读“哈罗,你好吗”。每年夏天一批一批优秀或不优秀的青年,乘着一架又一架的七四七到西方去接受头脑与精神的改造。到了彼岸,大部分就不再回头。


可是台湾真的祟洋吗?好像又不是。


一个金发朋友在动物园里看槛栏里的猴子,旁边一个年轻人突然大声说:“哇塞!猴子看猴子!”周围的人愉快地大笑。这位中文非常好的朋友一句话不说地走开。


认为西方人是猴子、鬼子、蛮子的中国人可还真不少。中国菜世界第一,中国人会用筷子真聪明,中国人讲礼义廉耻、重伦理道德,西方人却功利现实、人情浇薄。中国的夫妻一夜就有百世的恩情,西方的男女轻薄随便,道德败坏。中国人在制礼作乐的时候,西方人还在茹毛饮血呢!

  

如果说台湾祟洋的心理很深,那么“反洋”的情绪却一点儿也不弱。写文章的A,一旦提到西方的优点,就得赶忙下个注解:“我不是祟洋!”作为招架之用。


“祟洋”这个辞本身就是个骂人的话,表示我们的社会一方面深深受西方文明的吸引,一方面心底又有很深的排拒感。在这两种冲突的情绪左右之下,就产生许多奇怪的现象。

  

譬如说,如果某个生在台湾的金发小孩说,“我要作中国人,我不要回美国”,或是哪个传教士说,“我热爱中华文化,我把一生献给中国”,我们的报纸会大加喧腾,每个中国人都觉得得意。


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生于美国的中国孩子说,“我不要作中国人”,或一个留学生胆敢宣布“我热爱美国文化,我要献身美国”,恐怕很少中国人不气愤填胸,骂这个人是数典忘祖的叛徒。也就是说,别人仰慕我们理所当然,我们却绝对不可以钦佩别人。这个心理怎么解释?


许多父母千方百计地把儿女送到国外,以逃避台湾的联考制度。这些父母被指责为祟洋媚外。


而事实上,在台湾凡是作父母的,大概心头都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希望孩子无忧无虑地长大,可是在教育制度的箝制下,不得不眼看着他眼镜愈戴愈厚、书愈读愈死、精神愈逼愈紧张。如果有机会,哪一个父母不希望儿女能逃过这个制度?


在这种情况之下,有父母送子女出国,我们不沉痛地检讨教育制度的缺失,问为什么台湾留不住人,反而拿出“崇洋”的帽子来指责,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挣扎在祟洋与排外两种心态之间,我们有时候就像个同时具有自卑感与自大狂的个人。对人,做不到不卑不亢。许多人对金发碧眼的人固然是讨好赔笑,过度的谄媚,也有许多人特意地表现自尊而故意以傲慢无礼的态度相对。


我们的驻外人员有时在签证手续土刁难外人,所采的大概就是‘我偏要整你”的心理。在自卑与自大的搅混之下,对事我们就做不到客观冷静。

  

在讨论台湾种种社会问题时,常发现三种直觉的反应。


其一是:“怎么,老说咱们不好,西方就没这些问题吗?”

  

我可不懂,台湾有的缺点,与西方有什么关系?难道说,好,意大利也脏,所以台湾脏得有道理?墨西哥的污染也很严重,所以我们污染没有关系?别的国家有相似的问题,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可以随它去?不管西方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我们仍旧得正视自己的缺陷,不是吗?

  

第二种反应是:“你老说欧美文明进步,你崇洋!”这种说辞完全是感情用事。


如果有人说欧洲干净,那么正常的反应应该是,第一问,欧洲干净是否事实?第二问,“干净”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两问答案都属肯定,那么第三问:我们如何效法,做到“干净“?整个程序和祟洋不祟洋扯不上一丁点的关系。

  

第三种常出现的反应,尤其来自官方,是说:“那是西方的,不合台湾实情!”


这“不合台湾实情”是个很重的大帽子,一方面骂人家崇洋、一方面骂人家不切实际,一方面也挡住了改革的呼求。


什么建议或观念,只要加上“西方”的标帜,就容易以“不合台湾实情”来打发掉、而事实上凡是“西方”的,不一定就“不合台湾实情”,“不合台湾实情”也不表示不能作。公德心不合台湾实情吧?我们要不要公德心?


这三种反应都很情绪化;“我们应该关切的是欧美一些价值观念或行为值不值得我们撷取。如果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都应该见贤思齐,努力地去“祟洋”。如果不值得,那么不管西方不西方,我们都不要受诱惑。


但是我们若不能清除掉对西方的情绪作用——盲目地媚洋也好,义和团式的反洋也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面对西方,就事论事,作客观而合理的判断。

  

当一个西方人说:“在台湾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过街有被撞死的可能。中国人脏、乱、嘈杂、粗鲁”的时候,大概没有几个中国人不勃然大怒的,但是我不,因为我知道,当中国人从东南亚或其他地区回来的时候,他们也说:“哇!那边好落后,吃东西有中毒的危险,上街会被撞死。他们又脏、又乱、又吵,真受不了!”


“他们”听了又如何?用自家一把尺量天下的,不仅只西方人而已。这个世界,有丑陋的美国人,也有丑陋的日本人、德国人、法国人,你想,就少得了丑陋的中国人吗?

  

更何况,听到别人批评时,正常合理的反应应该是,先问他说的是否真有其事?若真有其事,如何改进?在听到西方人的批评之后,或者因民族情绪高涨而勃然大怒,或者特别为了讨好西方而快马加鞭,都是不正常的心理表现。



今天好像这个现象很普遍:纽约有地下车的涂鸦画,台北也要有,不管有多难看。美国有自由女神,咱们也来个孔子大像,不管是否实际。这是心理上的奴隶。


反过来,别人出国深造,我偏不出去,我爱国。西方讲开放容忍,我就偏讲保守的美德;西方人谈尊重个人,我就偏说团队至上。西方愈怎么样,我就愈是不怎么样。这,也是心理上的奴隶。


我们必须除去这个心魔,才能正眼看着西方——他们反核,我们要不要?他们反污染,我们要不要?他们有休假制度,我们要不要?他们讲性开放,我们要不要?


每一件事作客观冷静的、不自卑不自大、不情绪反应的探讨,中国人才有可能从西方巨大的阴影中自己站出来。


否则,祟洋或反洋,我们都是别人的奴隶。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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