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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0月11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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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这篇文章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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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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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91年苏共的瓦解，据说有一种感慨：这个执政74年、领导着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最强大之一的军队、拥有1900万名党员的庞然大党，一下子轰然垮掉，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竟无一人是男儿”语出我国五代后蜀亡国宫妃费氏名句，说的是后蜀不战而降，“十四万人同解甲，宁无一人是男儿”。费氏自然是站在小朝廷立场上说话。当时的后蜀腐败至极，民怨沸腾，即便是蜀民，也很少有人为它的灭亡痛心疾首，这很难归咎于蜀民不是“男儿”。但如果把1991年的苏共比作这个小朝廷，用费氏的语气说只有捍卫苏共的人才算“男儿”，那么这话基本不假。 人们记忆犹新：当年苏共若干高层领导认为改革将危及苏共统治，密谋发动政变，推翻苏共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结果虽然成功地在黑海之滨把戈氏扣押了几天，但全国一片反对声浪，没加入反抗的苏联人大都也冷眼旁观，而支持政变者寥寥无几。甚至原先参与密谋、说好“紧急状态委员会”发难后会在苏联人大和苏共书记处出头呼应的卢基扬诺夫等一批领导人见势不妙，也做了缩头乌龟。政变者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在千夫所指中彻底崩溃。 政变失败使形势急转直下，戈尔巴乔夫恢复自由后辞去苏共总书记，并“建议”苏共解散。对此，苏共的书记处、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等所有机构及其领导人，乃至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组织和领导人均没有表示任何异议。第二天即1991年8月2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便发表声明，“自动解散”苏共中央。4天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在苏联全境的活动”，俗称“禁共令”。 我这篇文章后面提到的麦德韦杰夫，后来曾痛心疾首地回忆道：当苏共人员离开苏共中央办公大楼时，有成千上万苏联公民包括原苏共党员汇集到大楼前，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但他们不是来保卫党的，相反，他们兴高采烈，并争相向撤离的苏共干部吐唾沫、发嘘声，如果不是警察严密保护，撤离者受到伤害也不是不可能的。”苏共就这样在几乎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境况下不光彩地瓦解了。
捍卫苏共的唯一“男儿” 说“基本”不假，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准确。其实在那一片土崩瓦解中还是有“男儿”站出来捍卫苏共的。基层有无未见报道的“无名英雄”我们不得而知，在中央层面，当时倒是广泛报道了有一个“男儿”挺身而出捍卫苏共，可惜的是：只有这一个。 这苏共当时唯一一个“男儿”不是别人，就是当时刚刚恢复了党籍一年多的“民主派共产主义者”罗伊·亚历山大罗维奇·麦德维杰夫。8月29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暂停苏共活动”时，只有他一人起来发言，对“禁共令”表示坚决反对，指出这违反了公民思想自由、结社自由的宪法原则，将成为历史之耻。在当时对苏共“墙倒众人推”的形势下，罗伊·麦德韦杰夫的这一独力抗争引人瞩目。有媒体甚至比之于当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一片“爱国主义”喧嚣中挺身反战的左派英雄罗莎·卢森堡——时称“红色的罗莎”。罗伊·麦德韦杰夫因而也获得了“红色的罗伊”之称。
“亡党”、“亡国”还是“亡朝”、“亡制” 但这里还要指出：苏联人大那个“暂停苏共活动”的决议虽然被我们称为“禁共令”，实际上无论是政变夭折后的苏联末期，还是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都没有宣布过禁止共产主义政党。苏共是总书记“建议”、中央书记处宣布“自动解散”的（至于为什么头头要解散就解散了，那么多的党员都没动静，这就涉及苏共本身的体制问题了）。苏联人大“暂停苏共活动”的理由是要调查8·19政变与苏共领导层的关系，并没有宣布取缔苏共（前苏联其他共和国有的确实是取缔了共产党）。“暂停”后苏共再未出现，则是因为此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
解体后俄罗斯也有人要重新登记注册苏共，未获批准，主要理由倒不是苏联已不存在——当时的确有些公开要求恢复苏联的政党获得登记的，如安德烈耶娃的“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实际就是1952年前苏共的旧称，还有前述那个“共产主义工人党”也是不承认苏联解体，自称在全苏而不是仅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在他们口中苏共也并未“亡党”，只是他们这些正统的共产党人开除了“叛徒”戈尔巴乔夫等人而已。 当时俄罗斯当局拒绝“苏联共产党”登记的理由是：政党制度下合法的党具有法人资格，而苏共与前苏联党国一体，党产即国产，现在苏联已不存在，各共和国分别继承了它的遗产，如果作为法人的苏共重现，将造成严重的遗产问题。所以“作为国家结构而非作为政党的苏共”已不可能存在，但俄罗斯当然可以有“作为政党的共产党”，而且可以不止一个。如果共产党参选获胜，当然也可以执政。 俄共和那几个极左“正统小党”就是这样获得登记的。你可以说以这样的理由拒绝“苏共”登记是借口，但没有疑问的是，当时提出这种登记并不是会遭到镇压的冒险行为，如果是登记俄共就更无风险了，把它比作当年后蜀军队不“解甲”投降就会面临血战乃至被消灭实在有点不当。严格地讲，苏联并没有“亡国”而只是“亡了制”（或者用过去常说的：“改变了颜色”）——社会主义的苏俄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俄罗斯，当然它的版图也变小了。苏共也并没有“亡党”，它只是失去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并且不再党国一体，而且迄今没能胜选执政，但作为其继承人的俄共仍然颇有影响。 当然，苏联这一“亡制”造成的震荡是非常大的。这个大国虽然没有“亡”，但国家实力明显下降，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里的确有许多值得汲取的教训。这也就是普京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难过，谁就是没有良心”的由来。而且如果对于俄罗斯联邦公民而言谈不上“亡国”的话，那么对于俄罗斯以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而言，很多人的确遇到了国家认同危机：作为俄罗斯族他们实际认同的是俄国，但现在他们却变成了“外国人”。由此造成的一系列问题至今困扰着人们。所以，如何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避免“改朝换代”式的震荡，的确是个大课题。 不过即使没有制度改换，像苏联那样中央集权的庞大帝国一旦发生政治危机，震荡往往都很严重，这就是我们过去提到的“帝国后遗症”问题。比起其他大帝国，古代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等且不论，近现代的如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以及我们最熟悉的清帝国“解体”后的情况，前苏联的“帝国后遗症”其实已经算是最小。我们知道清帝国辛亥解体后，中国即战乱不断，直到1949年，比苏联解体后的震荡严重得太多。当时的国人也为国家的命运痛心疾首，亟图出路。不过真想回到“我大清”去的人也就张勋等几个而已。俄罗斯现在不也是如此吗？普京说的下半句话“谁还想恢复苏联，谁就是没有头脑”正是这个意思。 其实，想“恢复”苏联版图和恢复苏联的体制也还是两回事，就前者而言虽然现在不现实，我看普京也未必真不想。但就后者而言，现在俄罗斯倒未必不现实：俄共不是在竞选吗？比俄共更左、更斯大林主义的前述小党不也存在吗？真想恢复那种体制，可以选他们嘛，然而看看他们的得票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想呢？当年俄共缺少“男儿”，几十年后还这样？无疑今天的普京在不少人（不仅俄国人，也包括不少中国人）眼里绝对是个“男儿”，但当年他可不是跟“红色的罗伊”站在一起，而恰恰是跟颁布“禁共令”、促成苏联解体的叶利钦站在一起的！ 有人说，苏共里“男儿”少，都是叫“历史虚无主义”舆论给弄的。不过说实在的，苏联比西方民主国家黑暗，至少我们是在“文革”时代就知道了。那时我们都听说过一段虽非正式发表、但却传播甚广的毛主席语录：“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是一帮流氓，比戴高乐还坏。”（毛泽东：《在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一些插话》，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思想万岁》丁本496页；见矢吹晋编译：《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を语る》，（东京）现代评论社1975年，256页。）这大概不能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蛊惑吧。 “红色的罗伊”曾被党开除
所以当“禁共令”下，只有麦德韦杰夫这位“男儿”出来维护苏共，确实非常难得。 而这个唯一站出来捍卫党的“红色的罗伊”，在旧体制下却一直是党不喜欢的人，1969年他因出版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著作并参与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成为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两年后他又被剥夺公职，成为靠写作为生的“自由作者”，实际上就是体制外的社会边缘人。当时苏联还是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党”垄断一切生存资源，实行“不听话者不得食”，体制外谋生是极为艰难的。与他持相同观点的孪生兄弟若列斯·麦德韦杰夫作为著名生物学家，为事业不得不迁居国外。很多非左派的持不同政见者也走上了流亡之路。但罗伊认为他不像科学家弟弟需要在国外搞研究，作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也不认同西方的资本主义，所以他还是留在苏联为“社会主义民主”而奋斗。 在将近20年间，麦德韦杰夫受到了“党”的严厉迫害。他被禁止居住在莫斯科，流放外省，言论被封杀，行动被盯梢。他的著述只能在国外出版，而在苏联国内以“萨米兹达特”（俄语“非法出版物”）方式流传。这些著述包括：《让历史来审判》、《谁是疯子？》、《赫鲁晓夫的执政年代》、《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日记》、《布哈林的最后岁月》、《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周围的人——六位苏联政治领导人的政治传记》、《菲利浦·库兹米奇·米罗诺夫的生与死》等等。 直到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尤其是开始政治体制改革后，麦德韦杰夫的处境才发生变化。在倡导“新思维”、“公开性”的那几年，他过去的“异端”言论越来越获得苏共改革派的宽容和认可。1989年，他被获准回到莫斯科，恢复了公职，并在戈尔巴乔夫的亲信、后来也被俄共骂为“叛徒”的党内改革派代表人物之一雅可夫列夫的过问下最终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党籍。次年他批判斯大林的新书《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由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成为他多年来第一部在国内公开出版然后流传到国外、而不是在国外出版后秘密在国内流传的著作。此后他更是进入了出版高峰期，一年之内在国内出版了5部著作——包括新著和过去只能在国外出版的旧著。很快他又作为苏共籍代表被选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 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画面：苏共末日，尚有一人是“男儿”。 而这个男儿曾经被党的正统派开除出党长达20年之久。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恢复了他的党籍，那苏共可就真的“更无一人是男儿”了！当然有人说，正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毁了苏共，我想这要看从什么角度讲了。如果没有宋军压境，后蜀即便腐朽到“更无一人是男儿”，也还可以再苟延一段。如果在为时已晚的情况下，后蜀通过改革有了几个“男儿”，在大军压境时可能于事无补。这能证明改革错了吗？其实前面讲过，从苏联到俄罗斯主要是制度的“剧变”，与后蜀那种没有制度变化但确实“亡国”了是不同的。至于“亡党”，说到底就是指民主制下发生了政党轮替，苏共（后来的俄共）丢了政权。 不过，台湾的蒋经国开放党禁实行民主化后，虽然也导致反对党兴起、乃至使若干年后国民党一度败选下台成为在野党，但似乎没人认为蒋经国就成了出卖国民党的“叛徒”，而国民党就因这个“叛徒”而“亡党”了。事实上8年后国民党就大选获胜重新执政。当然，没有人能断言“政党轮替”不会再度发生，但无论怎么轮替都已属正常，不会有“亡党”之说和“叛徒”之咒了。 东欧各国其实大都如此，那里“前共产党人”的后继党在“剧变”后20多年里大都胜选执政过一次乃至多次，很多党的获胜率都高于“剧变”时他们的对手。不过俄共确实是个例外，“剧变”至今它还从未尝过政权的滋味（指中央政权，俄共在地方上是有胜选执政的），其原因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另行讨论。但是这种剧变后经历的不同使“亡党”、“叛徒”之说在俄共中比在东欧各党中更有市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即使我们同意这种说法，即由于苏共出了“叛徒”，导致了“亡党”，那么一个基本的事实也是：包括戈氏在内的所有“叛徒”都不是改革时期才入党的，他们都是正统体制下按正统的价值观被挑选出来的接班人。而那个苏共“亡党”之际唯一挺身而出的“男儿”，倒是被正统体制开除并排斥多年，恰恰是戈尔巴乔夫时代重新被党接纳的！
苏共党内原来当然不止罗伊这一个“男儿”。麦德韦杰夫兄弟的父亲就是一个正直的老布尔什维克，曾任红军的师政委，同时也是个“红色知识分子”，曾任教于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院。但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被陷害，于1938年死在科雷马地区的“古拉格群岛”。 在1970年的极权制度下，苏共把一批批老麦德韦杰夫这样的热血“男儿”消灭了，又把一批批小麦德维杰夫这样的“男儿”开除了。在那个长期形成的谎言充斥、真话绝迹的政治生态中，正直的人逐渐被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歌功颂德、文过饰非之徒所淘汰，“男儿”要么像老麦德韦杰夫那样变成了尸体，要么像小麦德韦杰夫那样为阉臣屑小所取代。宜乎到了1991年真正的考验来临之际，1900万成员呆若木鸡，只有一个被正统体制开除20年、刚刚被“叛徒”平反归队的“男儿”能站出来了。 中国古代儒家有“从道不从君”、“恒言君之恶者谓之忠”的名言，古儒最鄙视的是所谓“乡愿”，即趋炎附势、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但是在长期的“秦制”下，真儒越来越少，乡愿越来越多。晚清的谭嗣同曾这样感慨世道的沦丧：“群四万万之乡愿以为国，（儒）教安得不亡！” 其实苏共不也这样吗？群一千九百万之乡愿以为党，宜乎“更无一个是男儿”——不，还有一个被开除了20年的！ 正所谓： 数亿乡愿以为国，“圣教”不灭岂可得？ 劁刀所及阉与毙，尚有一人是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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