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究竟“文痞”在哪里？
作者：暴躁皮皮
来源：时代红旗
一
姚文元同志的名字总是同“文痞”、“四人帮打人的棍子”、“文字狱”联系在一起。一个人若只听那些宣传，必然得出这种印象：姚文元擅写迎合政治风向的大批判文章，断章取义，上纲上线，罗织罪名，靠着这一手吓得全国人民说话写字都胆战心惊。我找来他最著名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读了读。真是不读不知道，一读吓一跳。这所谓“掀起现代文字狱”的文章，原来是一篇批判反动辫子戏的雄文，无论文采还是思想都极佳，分明应该节选入中小学课本来让孩子从小背诵。
吴晗的戏剧《海瑞罢官》写的是什么？明朝土地兼并严重，以退休首相徐阶为代表的豪强地主霸占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官府打死贫苦农民，农民哭告无门。海瑞海青天来到当地当巡抚，铁面无私，不顾徐家在朝廷的强大势力的阻扰，平冤狱，退田地，杀贪官，除恶霸。民众感恩戴德，海瑞却被朝廷罢了官。
这是一个迎合封建士大夫趣味、格调低下的剧本。社会如此糟糕是因为当官的太坏，只要换个那种“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白薯”的“青天”过来，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恶人被抓起来了，人民又安居乐业了，民风又变得纯朴了，官场又变得清明了，民族复兴又有望了……当然，可恨的是皇帝身边老有坏人，老是让海瑞这样的清官不受重用……
但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为何总是“昏君奸臣”多呢？为何让大家唏嘘的海青天这么少呢？难道是中华民族人种上有缺陷不成？还要问：既然海青天这么有效，那共产党当初杀官造反干什么呢？为何不拥戴某个青天呢？国民党的官员里不可能一个青天都没有。国民党当初也不该造反，满清政府里总也能找到某个青天的嘛。
姚写长文批驳吴晗，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这种戏剧实际上美化封建统治，同共产党主张的人民主体性格格不入，同五四新文化运动格格不入，放到正常国度都要受批判的。
如果只是如此，虽然该批判，也还不值得大张旗鼓。姚仔细研究了吴剧中涉及的历史（他研读大量明史资料，又向明史学者们请教，花了半年多才写成），发现吴晗这辫子戏还不是一般的丑。
海瑞从来没有像吴剧中写的为穷苦的佃户、农民做什么主。对底层民众，海瑞的态度非常粗暴。有人来告状，他先看是地主还是平民，“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这个“体”他解释说就是“贵贱之别”。他还称“江南民风刁伪”。为了解决这些刁民的“刁讼”，他的衙门前总是展出一批带枷哀号的犯人，让刁民们进门前先好好参观，体会下我大明衙门的威严。有胆大的还敢进来“刁讼”，就不分青红皂白先痛打一顿板子，待灭掉那股刁气，变成在海青天面前嗦嗦发抖、说一句话磕一个头的良民了再问话……他还拿这当为官的优秀经验吹嘘。活脱脱一个戏台上的狗官形象，堪称当代法西斯监狱的鼻祖！
吴剧中写海瑞正气凛然，为民做主，把贪官撤职斩首，把徐阶的儿子也斩了。而历史上根本无此事。海瑞一个官也没杀过，也没撤过。他要解决的是中小地主失去土地，国家收不上税的问题，对代表国家的官僚地主怎会那么苦大仇深？
历史人物都有他的时代局限。海瑞是统治大明王朝的封建地主贵族中有头脑有作为、意志坚强的人物。他看到这个阶级日益荒淫腐化，正在掘自己的坟墓，因此对他的贵族同僚们进忠言，身体力行儒家道德来做表率，不与他们同流合污，尽自己所能为他们的统治秩序修修补补。这是值得赞扬的。但他从未想过这个阶级腐化的根源，从未对那套封建文化有过任何反思，相反，他以为国家崩溃是因为这套文化大家还学得不够。他限制官僚地主们的过度跋扈，为中小地主们做了一些好事，这也值得赞扬，但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就是官僚大地主们的共同利益，并非像现代改革家一样因为同情、喜爱这些人们，要为他们的利益奋斗，所以他绝不会像吴戏中刻画的要为“民”报仇雪恨。“退田”也不能专美于他，他打击的那些官僚地主在位时也搞过，只是，就像当代有些人高喊反腐，最后却成了大腐败家族，被下一个“清官”揪住不放。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不好，所以在任上时都豪言壮语，颇想为民做主一番，卸任时却都赚得盆满钵满、安心养老去了。对小民，海瑞是非常粗暴残忍的，因为这些人对他要维护的国家利益没有用处。大概是《官场现形记》中曾说，清官比贪官更可怕，贪官还有点人性，清官以为自己不贪，所作所为便都如圣贤般正义，对“刁民”毫不留情。海瑞在中小地主眼里是个海青天，在小民眼里，恐怕正是这种毫无人性的“清官”。
姚文列举了这些史料后说，“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歪曲，臆造’，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歪曲，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我们再看看姚文开篇描述的当时的氛围。“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等许多歌颂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为人民服务的新途径’；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这样一个辫子戏，竟得到了如此肉麻的吹捧，没一个人指出它的荒唐。当真大家都爱辫子戏？肯定不是，只是所有批评的声音都被压下去了。姚文元在毛和江青、张春桥的保护下花了半年，写了这篇水平极高的批评，但所有报刊竟然一家都不登。上海登出来了，北京照样不登。毛打了招呼，仍然不登。出单行本，新华书店不卖！到底是谁在压制谁的言论自由？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是吴晗们有发表辫子戏的自由，别人却没有批评的自由。他们的言论自由就是允许你批评，但辫子戏还是照演照捧。
彭真的《二月提纲》说姚文是“学阀武断”文风。但谁若不抱偏见去读一遍，就知此文的事实与逻辑都无可反驳，词句也平和，毫无可以称为“学阀武断”的地方。所以毛看到《二月提纲》后大怒，反骂为“反动学术权威”！这些类似吴晗的反动学术权威在报刊上互相吹捧，操控舆论，又有政治后台，乌烟瘴气之极。姚文元的文章就是捅了这股乌烟瘴气的马蜂窝。若不是毛保护，他当时就会被刘邓司令部当“现行反革命”、“汉奸儿子”、“攻击党的文艺政策的黑帮分子”抓进去整死。
姚文元的末尾指出：【《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一切辱骂姚文元的人都驳不了此文主体部分，只好拿这个结论做文章，说这是上纲上线、罗织罪名、制造文字狱。吴晗说他发表剧本时“单干风”、“翻案风”还没发生，所以他没有政治影射的企图。但姚写得清清楚楚：“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吴晗和他背后的人群，尽管自称共产党，并且相信自己确实是共产党，但头脑里那种“民族复兴”的意识形态，不自觉地就充斥他们掌管的文化领域。姚文元只是指出了他们的本质。
我们请辱骂姚文元的人回答这几个问题：鲁迅因梁实秋的言论骂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是不是上纲上线、罗织罪名、阶级斗争思维、文痞？吴晗和他背后的那批人，是不是后来确实搞了“单干风”、“翻案风”？
姚把辫子戏提到政治高度批，批得对不对，这几十年的历史是最好的说明。当年反对“清官”的文革左派，从柯庆施、谢富治、康生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个个都很清廉，政敌挖空心思也找不到他们贪腐的证据。王洪文是年轻的工人造反派出身，在政治局里斗不过邓，心浮气躁，躲上海借酒浇愁，这是他们抓到的唯一“腐败”把柄。而四人帮失败后，一边是腐败盛行，一边是赞清官的辫子戏大行其道。而现实也正如海瑞那时候，铁面无私的“清官”逼工人下岗，防农民刁讼，从来没打算为他们做点好事。他们的“清”就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秩序，抑制官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过度侵吞。闹到最后，家族都坐拥巨资，让下一个登台表演的清官很为难……我们不能不佩服姚文元同志火眼金睛，早就把“清官”的本质揭示得一清二楚。
二
如果说姚文元同志的这篇文章有什么缺陷，就是只针对了吴晗的辫子戏本身，没有展开对海瑞所维护的封建文化的批判。直到文革末期的“评法批儒”才补上。我在这里岔开谈谈。
明王朝的崩溃，归根结底是统治中国两千年的儒家文化的腐朽性。这种儒家文化压抑人性，把整个民族变成僵而不死、毫无生命力的东西。我们不谈那些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上的死气沉沉，就以最现实不过的朝廷政治举例。儒家文化编造出了“昏君奸臣”的历史观。譬如躲在深宫抽烟片、几十年不见大臣的万历皇帝，被视为昏君典型，仿佛明王朝是被他害的。其实他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儒家知识分子，一点都不昏，起码文化修养不会比任何骂他的“贤臣”们差。一个皇帝的教育，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小时候，应该常常跑出去游玩，回来后气喘吁吁地告诉老师，他在外边看到的新鲜事物，老师围绕那些事物向他讲述各种人文知识；他周围应该有精选出来的贵族孩子和他一起上学，作为他的玩伴；大一点，他应该练习骑马射箭；到快成人时，就应该去兵营里和士兵军官们呆一起，他作为一个皇帝没必要学太多文化，有空时由随身的学者们慢慢讲授些就好；成人后，他应该花很长时间巡视边疆，在军队中树立威信，这是他作为皇帝的本职；他的后半生，如果愿意，可以在征战中度过，如果不愿意，专心于国内事务也可，只要他注意保持军队对他的忠诚。但万历受到的儒家教育是这样的：儿童时，他每天在宫里背四书五经，偷懒了犯困了犯错了就像每个私塾里的孩子一样挨打；没有孩子来陪他玩，没有同龄人可以说说心里话；到了少年时，他有了点自由，放纵了一下，和一些近侍饮酒取乐了一晚上，立刻遭到最严厉的训斥，太后说要废他另立，他苦苦哀求才得免；十四岁时，他们就给他找了个十三岁的皇后，宫女的数量就更多了，他可以自由满足性欲，他们也希望他多发泄性欲，好多多传种接代，但他没有爱情，只是个生育机器；长大后，他希望按四书五经里教导的那样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当个好皇帝，但立刻发现这是无法做到的。他想去视察边疆、检阅军队、整顿国防，不行，国君轻动，不合体统。他想巡视各地，接触人民，不行，那是劳民伤财。他想去宫门外溜达，散散心，不行，立刻就有言官上本斥他耽于逸乐。他只能躲在宫里，对着山一样的奏折批个不停，而这也不行。大臣中因籍贯、亲属、你提拔我、我提拔我形成了各种党派倾轧，个个都上奏称政敌是奸臣，不管他怎么批示，总有一派骂他是昏君。他严厉批示，要制止这种闹剧，立刻有大臣上本称他不虚心听取臣子意见，像个桀纣。他被惹得火起，把上本的臣子拉到殿外杖打，但被打的臣子觉得很光荣，更多的奏折送上来了，更多的臣子跪在殿外求打，以示对昏君的抗议。不久御史大夫们又上本，称被打的臣子都是忠臣，要皇帝重新启用，他无可奈何只能准奏。万历要当个好皇帝的雄心就在这种日复一日的闹剧中消耗殆尽。最后，他学乖了，你们不是动不动就以集体罢工来要挟我吗，我也会啊，我躺在宫里抽鸦片，任你们百般骂，就是懒得来理你们。他也不是当真万事不理。日本侵略朝鲜，他立刻下令出兵援朝。他只是不堪再受那群大臣折磨。他本来还有另一条路，学秦始皇，坑杀一批天天在那玩昏君忠臣游戏的大臣，而后检阅军队，提拔合意的人，按自己的方式治国，但儒家教育把他杀人如麻的祖先的勇武全都洗去了。他只能窝囊地躺在宫里抽鸦片。
一次殿试中，他非常悲愤地出了这么个题目：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我们不知道当年的进士们怎么回答的，但肯定没一个有用的，不然万历也不用躲进深宫抽鸦片。我现在就为万历解答下。因为那套儒家文化制造出的都是畸形的人。他身为皇帝，却被周围的社会逼成了一个畸形的傀儡，活得毫无尊严，人人都试图把自己的一套强加给他。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就更别提了。西方的知识分子的一生献给在各种精神领域的孜孜不倦的探索，他们的生命为人类拓宽对世界的认识作出了贡献。他们使人类从短暂的生命向永恒的生命迈进。而我们的知识分子的一生，围绕着科举、当官、买地、纳妾、传宗接代，而后逼自己的孩子再科举、当官、买地、纳妾、光宗耀祖……他们行为卑下，和市井之徒毫无区别，却口诵最夸张的仁义道德。耗几十年心力，谋个一官半职发财，被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纳妾叫做尽孝。繁文缛礼是他们最重视的，所谓的“礼”就是对各种等级秩序表示服从的仪式。这整个卑下、滑稽的世俗生活就是他们的全部。这样一群人组成的国家机器，怎么能指望它变好而不变糟呢？
海瑞却试图维护这样的腐朽文化，以为人人像他一样“刚正不阿”，明王朝就有救了。我们只好把万历的问题送给他和他的崇拜者们：“为什么我越想励精图治，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
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大臣是真信奉儒家鬼话的。从来都是“外儒内法”，也就是拿儒家学说愚弄百姓，按法家权术治国。万历不幸从小就受到最好的儒家教育，当真信了儒家，不懂得如何使用权术，结果完蛋了。如果他当真是传说中那种沉湎酒色的昏君，明王朝想必还能多延续些日子，因为他起码有勇气诛杀这些胡说八道、迂腐不堪的儒家害虫，贯彻自己的执政意志。
三
姚文元同志别的“文痞”罪状，我无法一一研读，因为他忍辱低头，才换得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他的政敌自然不会出他的文集。我在官媒上看到这篇罪状，觉得颇有代表性，摘抄下：
陶铸从党的宣传教育工作需要出发，写了两本书，一本叫《理想·情操·精神生活》，一本叫《思想·感情·文采》。两书出版后反映颇好。可是，在姚文元的笔下却被歪曲诬蔑而面目全非。不过，当姚文元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陶铸已经是阶下囚，只能听任姚棍子的任意敲打了。
姚文元是怎样对这位老革命家进行“大批判”的呢？只举几个例子：
陶铸说：“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这有什么错呢？革命导师不是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要用一切办法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吗？党的八大决议不是明确规定“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指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说，搞工业化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你没有讲“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讲“依靠突出政治”，“使企业的领导权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所谓用‘一切办法’，就是要用依靠资产阶级的办法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抗拒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经过这么蛮不讲理的胡批乱扯之后，陶铸的正确主张就变成了“反动透顶的‘机会主义’理论”。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陶铸鼓励青年人要有崇高的理想，“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可是，姚文元说不对。他认为鼓励年轻人努力学习成名成家，就是歧视工农兵。他说：“家、家、家，就是没有工、农、兵。在这个无产阶级的叛徒眼中，革命的工人、农民、战士，地位都应当摆得很低，岂但低，简直应当打进地狱，压在最底层，永世不得翻身。”真是无理搅三分，充分反映了姚棍子的奇妙逻辑。
陶铸认为，“我们共同的世界观和共同的方法论”，“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的态度，是就是、非就非的态度”。众所周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首先倡导的正确的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可是，姚棍子却歪批说：“所谓实际，首先就是阶级斗争的实际：你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你站在帝国主义一边，还是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站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还是站在修正主义一边？你站在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用‘抽象的是非’来掩盖人们看问题时的阶级立场，是出卖灵魂的机会主义者的‘共同’的特性。”
姚批陶铸的这些意思不都是我一直在说的吗？唯生产力论。功利主义的教育。荒谬的“实践检验真理”论。
如果“社会主义思想，就是要用一切办法去保证国家迅速工业化”，那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难道是不要让国家迅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和它们的区别，在于国家权力到底掌握在谁手中，工业化带来的成果到底归谁。陶铸的反动思想，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歪曲成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要不择手段完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遇到反抗就要用法西斯手段保障他们的民族复兴顺利进行。
【“想着自己将来成为航海家、飞行家、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教师……”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不知道陶铸原文里都还有些什么。如果这很好，那么想着自己将来成为哈佛女孩、耶鲁男孩一定也很好，想着拿绿卡、嫁老外更好。陶铸要让学生们树立的“远大理想”，就是学好文化知识，加入到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中来，一起为他们的民族复兴出力，不要当个对国家没多大用处的工农废物，白白耽误自己的前程。
仿佛预先知道这群叛徒将来要制造出“实践检验真理”的理论，姚文元同志提前答复了他们：实际首先是阶级斗争的实际，要看你站在哪一边。如果不是这样，为何遍地的毒品、犯罪、卖淫、童工、黑煤窑、自杀、罢工、警察镇压抗议者、贫富悬殊、经济危机……他们看不见呢？为何这些实践就不能检验出他们的真理是假的呢？为何教科书上所有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一个不拉地全在中国出现了，他们却依然厚着脸皮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呢？为何他们依然兴高采烈、雄心万丈地高唱民族复兴、中国梦呢？因为实践有两种，有资产阶级的实践也有无产阶级的实践，无产阶级的实践当然对检验资产阶级的真理无效了。
姚文元同志究竟“文痞”在哪里呢？就“文痞”在把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思想全都挖了出来，对他们的未来早早做了预言。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原文：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5-02/02/content_25383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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