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凝聚人心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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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泽东凝聚人心的艺术

《北门翠竹》摘编

       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向背决定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负成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为什么能够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战争年代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打败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战胜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为什么能够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下创造出伟大的成就?其主要的原因正如海伦·斯诺曾经指出:“对于毛泽东来说,成功就是赢得人心,凝聚人心。”总结毛泽东凝聚人心的艺术,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凝聚力量,攻坚克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建立共同愿景,设置合适目标

 　　愿景就是人们为之奋斗、希望达到的图景,是人们心中的希望和“盼头”。当一群人执着于心中的愿景时,便会产生一种力量,形成强大而不竭的动力源泉。如果人们看不到希望,就会像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所说:“生活于愿望之中而没有希望,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人有了希望,才会有奋斗的动力。

　　 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当时的局势非常严峻。起义部队转兵南下以来,当时的情况非常不妙,战斗连连失利,士兵情绪低落,士气消沉。一路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怕艰苦不辞而别。疾病流行,伤员增多,一部分伤兵员因缺医少药死在行军路上。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毛泽东为此作出了“三湾改编”的重大决定,还提出了红军的愿景——打土豪,分田地。只要斗争,就能获得自己的土地,这就是盼头。

　　 1930年古田会议后,毛泽东收到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来信,信中过高估计了敌人的力量,对革命前途流露出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应采取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勉励林彪及其他红军指战员振奋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毛泽东深刻阐发了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他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绝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

　　 这段话我们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愿景的理解。愿景就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就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就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愿景所展示的往往是长远目标,而长远目标又可以分解成若干的小目标。每实现一个小目标,人们都会产生一种成就感,形成动力,从而带领人们向愿景所展示的大目标前进。毛泽东非常善于设立目标,对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目标都进行了具体的规划和构想,指导了中国革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工作。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时,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以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很多共产党员对此怀有坚定的信念,很多工农兄弟也坚信这一天必然会到来。党的二大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即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随着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毛泽东提出“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为目标。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解放战争时期又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目标等等。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目标,并最终赢得革命的成功。

中国画《谈话》黄胄 1964年

二、满足人民利益,发展人民利益

　　 马克思曾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利益原则,把满足人民利益需要作为正当的、合乎人性的激励手段。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党的首要任务应该是维护农民权益,还农民以土地,以保障农民最基本的物质利益。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3〕而要完成这个中心任务,“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4〕。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又提出,要把“改良工人、职员、教员和抗日军人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的家属”、“救济失业”、“赈济灾荒”〔5〕等问题作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重要内容。“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6〕要“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并在这个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7〕,这样才能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解放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毛泽东提出我党必须把群众工作作为工作重心,“我党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反对国民党的进攻”〔8〕。建国前夕,他进一步指出,在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9〕。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更加关心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问题。他针对有些人借口“艰苦奋斗”对群众物质利益漠不关心的问题,严肃指出:“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10〕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毛泽东不仅十分注意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而且也把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作为激励的根本基点。毛泽东认为仅仅满足人民利益,并不能长久地激发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热情,过度地满足人的需要尤其是物质需求,甚至会适得其反。他认为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起来,一定要出毛病。强调物质刺激一定会走向自己反面。真正产生持久激励力量的是发展人民利益,满足人民利益只有转化为发展人民的利益需求,才会产生真正的激励效力。如何发展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呢?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1〕 “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12〕可见,发展人民的利益需求就要科学合理有计划地引导人民群众首先认识其利益需求,要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参加革命和建设是在“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和美好生活而团结奋斗”,从而激发人民群众的主动进取精神和自我激励精神。

年画《万物生长靠太阳》谢志高、胡振宇

三、提出行动口号,唤起亿万民众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口号是“供口头呼喊的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口号往往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它的引导和宣传鼓动作用十分明显。毛泽东善于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提出鲜明口号,用以唤起亿万民众,引领党心民心。不但如此,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毛泽东提出的行动口号还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利益诉求,唤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积极参与和热情支持。

　　 1927年经过三湾改编,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余部上了井冈山,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从1928年3月开始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斗争,起草了《井冈山土地法》。正是因为把土地革命贯穿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全过程,所以才有了革命根据地的蓬勃发展。它的经验在于,武装斗争是根本,土地革命即农民的利益是目标,土地革命就是要使农民在经济上得到翻身,在政治上得到解放。农民得到了自己的利益就会跟着共产党走,跟着红军走。在那个年代,让农民能分得自己的田地,就是农民最大利益的最现实的体现,“打土豪、分田地”这一口号便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因而能深入人心。农民觉得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是他们真正的代言人。

　　 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凭借其武力在中国大肆烧杀淫掠之时,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还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际,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率先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获得了包括国民党统治集团有识之士在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同时在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政治经济改革,政治上建立“三三制”政权,以容纳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人士；经济上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调动了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兼顾了地主的利益,团结了最大多数的国人一致抗日。这样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边。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毛泽东又提出了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但遭到国民党拒绝。在美国的支持下,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全面内战。为了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切实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打败美蒋反动派。各解放区立即提出了“前方打老蒋,后方挖蒋根”的口号,广大群众纷纷行动起来进行土地改革,最终摧毁了代表国民党利益的基层恶霸地主及其控制的乡村政权,并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等实际行动保护这来之不易的宝贵土地。

　　 1950年6月,美国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并派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唇亡齿寒,户破堂危,面对美军对中国东北近邻的入侵和对新中国安全的威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作出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毛泽东提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将国际义务、爱国精神和“保家”的具体利益联系在一起,对新中国刚成立正在建设幸福家园的群众来说很好理解,很有感召力,凝聚起了军心民心。

油画《大字报好》傅植桂

四、抓典型树榜样, 产生无穷影响力

　　 榜样具有无穷的力量,榜样对群众能产生向上的巨大推动力,具有巨大的激励作用。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培育、树立和宣传榜样,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榜样人物他们的精神不仅教育和鼓舞着与他们同时代的人,而且激励着今天的一代新人。

　　 比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国际友人、著名的胸外科医生诺尔曼·白求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学习的楷模,白求恩及其精神的宣传和弘扬,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本职工作,创造不平凡业绩的强大精神动力。又如,1944年,一个普通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多次服从革命的需要,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号召人们“向张思德同志学习”、“为人民服务”。从那时至今,“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面闪亮的精神旗帜,激励着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而前赴后继,奋战沙场。时至今日,已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座右铭。再比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因工牺牲的年轻解放军战士雷锋成为亿万中国人民学习的楷模,1963年初,他的优秀事迹被公开报道,3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都经久长存。时至今日,在中国只要有人做了好事,人们就会把他比喻成“活雷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将这种榜样的无穷力量发挥到了极致。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在农业战线上,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学大寨,在工业战线上树立了“铁人”王进喜,干部战线上树立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等一大批优秀典型人物,激励着各行各业的领导和人民,为着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排除万难,奋勇前进。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尤其是领导干部以身示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这也是毛泽东激励人的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面对敌人对边界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红军的生活十分艰苦。为培育战士艰苦奋斗的精神,为战胜经济上的困难,渡过难关,毛泽东、朱德身先士卒,率先垂范。长征途中,毛泽东与战士们一起吃树皮草根、吃辣椒御寒,风餐露宿,用自身的行动教育大家,艰苦朴素是无产阶级的光辉本色。当年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也分到一块地进行开荒生产,毛泽东亲自参加劳动,冒着炎热在地里锄草、浇水的消息传出后,驻地老乡深受感动。在毛泽东表率的激励下,解放区很快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建国以后,毛泽东仍然过着简单朴素的生活,由此警醒我们党的干部继续发扬艰苦朴素的作风, 不要被资产阶级的 “糖衣炮弹” 击垮。

油画《毛主席在小营巷》

全山石、肖锋、高锦德、王德威

五、宣传鼓动工作,畅通沟通渠道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征程中,毛泽东吸引亿万人民群众,带领他们奋勇前进,他的魅力除了来自他那顽强的意志之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善于鼓舞人的斗志,催人奋进。他的诗词、报告、书信、演讲和交谈,能使人振奋,力量倍增。比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针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等悲观论调,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热情而坚定地鼓励根据地的广大军民说:“红旗一定能打得长久,红色政权不但能长期存在,而且必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针对“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在中国到处流传,为了廓清人民的认识,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激励起人民必胜的信心,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给身处逆境的人民和陷入低潮的革命事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指出了胜利的方向。内战爆发后,为了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敢于同貌似强大而本质虚弱的敌人作斗争,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的著名论断 ,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总结了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的经验,从本质上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看作纸老虎,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了他们革命必胜的信心。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毛泽东认为不但需要革命战争年代那样的革命热情和精神,更需要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以调动千军万马。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用他独特的演讲方式激励人民解放思想。他说:“‘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号很重要。对于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不能迷信苏联。学习苏联要创造性,要提高风格,讲真心话,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奴隶状态,不要学贾桂的样子。”这里毛泽东用“五要”、“五不要”的排比句式,旗帜鲜明,开门见山地亮出了自己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的基本立场。为了证明“卑贱者最聪明”的主题,毛泽东信手拈来了古今中外年轻人大有作为的论据。他指出,自古以来,创立新思想、新学派、新教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年轻人。孔子、耶稣、孙中山都是在青年时期取得成功的。释迦牟尼19岁创立佛教。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李世民起义时只有18岁就当了总司令,24岁当了皇帝。有些人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人家讥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那就什么都不怕了。毛泽东讲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增强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和自强心。

油画《毛主席夸咱能文能武》徐兆前、邵增虎

六、优秀文艺作品,引领照亮人心

　　优秀的文化和文艺作品是影响人的心灵、改良人的素质、丰富人的精神的利器,具有感召、引领、“立人”的功能,能起到感染人心的作用。但仅有此还不够,德国哲学家、美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就认为:“不是感染力的程度而是强化和照亮的程度才是艺术之优劣的尺度。”法国斯塔尔夫人同样认为:“光是震撼人心是不够的,必须照亮人心。”毛泽东之所以能唤起民众、凝聚人心,与其弘扬的优秀文化和文艺作品所起的“照亮人心”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它不仅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也能陶冶情操、催人奋进,使文艺成为鼓动广大群众的有力工具之一,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全国只有50多名党员,党的一大13位代表,虽然没有什么“财力”、“资本”可言,但他们个个都是理论家、宣传家,他们掌握真理而且善于宣传真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将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汇集在党的旗帜下,终于“唤起工农千百万”,这就是思想文化的力量。即使在白色恐怖极为严峻的时期,革命根据地被军事“围剿”,毛泽东也没有放弃用文化和文艺作品的理论来鼓舞人心、团结民众,与国民党进行斗争。尤其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注重发挥文艺作品的政治动员功能,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奔赴延安,毛泽东充分肯定了他们的作用,指出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的文艺工作者,在为着共同的事业努力工作着,同时要求他们使自己的文学作品和艺术作品“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13〕。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各种文学艺术团体竞相成立,最著名的有鲁迅艺术文学院、延安平剧院、战斗剧社等,与此同时合唱队、秧歌队、剧团等群众艺术团体也建立起来,给延安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形式丰富多彩、内容健康向上的文学和艺术活动在民众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随着大批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毛泽东也要求艺术家和作家的个人创造力要服从于中华民族奋斗目标,作家要为人民创作,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广大知识分子纷纷行动起来,创作出了《血泪仇》、《兄妹开荒》、《白毛女》、《黄河大合唱》、《李有才板话》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注入了一股股强劲的精神动力。当时的作品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政治动员效应,主要是因为它们真正实现了与人民群众心灵上的沟通、思想情感上的共鸣,真正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满足了群众的需要,实现了思想性与群众性的统一。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达到了极致的地步,乃至于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了解红军的纲领,接受了革命思想,得到了人民的信任。延安时期,正是因为这些文艺作品把人民群众中各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接近了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成功地调动了他们心中的是非感、荣辱感和阶级情感,引起了他们心灵上的强烈共鸣,才为他们所容易接受,使得他们在欣赏文艺作品的同时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坚强后盾。

中国画《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

注：素材摘自网络，版权原作者所有。感谢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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