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康:我为什么设计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84周年,也是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揭开尘封的往事不仅是为了控诉,而是要用那血肉筑起的纪念碑提醒我们,勿忘历史。愿我们从伤痛的原点,找到通向未来、通向和平的决心和力量。
今天我们来聆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设计者——齐康,讲述他和这段历史的故事。
齐康先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计者。浙江天台人,生于江苏南京。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1993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起担任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职务、1997年被选为法国建筑科学院外籍院士。2001年以最高票数获选首届中国建筑界的最高奖“梁思成建筑奖”。
“抗日战争开始时,父亲是南京金陵大学的基建处处长,负责一些建筑的设计,并且正管着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中华女中、民德女中商学院的建设工作。
所以逃难的时候,我就跟着我妈妈跑到浙江,一路从杭州到绍兴,再到天台避难。
到了浙江天台,日本鬼子还是不放过我们,每年春天就要来轰炸。
那会儿我大概六岁左右,学校要求我们6点钟上学,8点钟放学,那时候8点钟还没到,日本飞机就来轰炸,我躲在同学家的神祖牌底下,他躲到家里去,上面盖上棉被。轰炸结束以后,我就从那里头出来。
那时候很艰难,早上没有饭吃,只拿山芋干往口袋里一塞,饿了就吃山芋干。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大哥的同学,在轰炸时,没有躲,睡在双层铺上,结果其他人回来一看,地下全是血,弹片击中了他,人就这么死掉了。
还有一次轰炸的时候,我的姨娘、二姨娘、大姨娘、六姨娘都在,炮弹击穿玻璃击中了他们。就是这样一个小县城,日本鬼子都不放过。
我父亲当时留守在南京,有一个德国人拉贝也在南京,他对南京人民很好,作为一个洋行的经理,他组织了难民营,难民营建成了十字架的形状,这样飞机轰炸的时候,就不会被炸到。
拉贝走了以后有一个叫贝茨的外国人也在组织难民营,我的父亲就是这所难民营的所长。
在天台呆了五年后,在这期间,我们回到了沦陷区,路上,要从宁波港到上海港,走宁波港的时候,第一次看到日本兵。
有个日本小兵有点良心,给一个被绑起来的游击队员喝水,结果被长官看到了,长官就狠狠地打他,也打游击队员。
后来,游击队员就关在我在宁波待的地方附近,晚上都能听到被军棒子打得喊叫声。
那个时候我还很小,日军命令我们过港时都要向日本兵低个头,我们不肯低就是弯着腰走过去,那个时候就已经埋下了对战争的痛恨。
在南京,最危险的一次,是我的父亲正在汉口路一带接收难民,日本兵来了,因为父亲戴上了红卍字会的袖标,日本兵以为他是假的,就举枪对准了他。
父亲看问题很严重,就大喊一声林查理。林查理也是帮助中国难民的一名外国人,他听到父亲的声音赶紧走了出来,那时候还没有开战,日本人看到他是一个美国人,就把我爸爸和他的助手放了。
走的时候,不忘在爸爸助手的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就这样,他们捡回了一条命。
难民营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三万人集中在老金陵大学这一块土地上,每天吃稀饭,还得筹划着。
日本鬼子经常进来抓人,他们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帽沿上面有没有印子,手上有没有老茧,要是有就拖出去,所以这里头保护了大多数老百姓,虽然也有一些被日本鬼子抢走了。
当时,有很多外国人保护着中国人,他们承受着很大的精神压力。最悲惨是魏特琳。金陵女大也有难民区,魏特琳就在这里亲身救中国人,当时他们这些人跟中国人基本上是融为一体了,非常爱护我们的难民。
日本鬼子要来抢女人,魏特琳用自己一己之躯去挡,日本人就打她,她尽力保护着难民,却为很多难民无法被保护而感到深深的挫败。
这些经历伤害了她,让她在精神上不堪重负,她回到美国一年后便自杀了,墓碑上刻着“金陵永生”。
我想,当时反法西斯战争是全世界的事情,不仅仅是中华民族。
“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
写在第八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本文照片由©琢也不成器 提供,在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