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法律人|最高法院：伪造印章被判犯罪，但所签担保合同是否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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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司法权威解读 作者：唐青林李舒李元元
裁判要旨
他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使该伪造印章的行为后被认定为伪造印章罪，也不影响所签合同对公司的约束力。
案情简介
一、翁炎金为万翔公司董事长，但非法定代表人。翁炎金因投资武平县平川镇夹子背房地产开发，从2009年8月开始向游斌琼融资，游斌琼于2009年8月至2010年2月间分4次向翁炎金投入资金总计245万元，翁炎金也分别向游斌琼出具4张《借条》，华鑫公司、万翔公司作为担保人在该4张《借条》上盖章表示担保。相关款项已按照借条约定，实际支付给翁炎金。
二、2014年4月30日，游斌琼、翁炎金就上述借款事宜又签订《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对以上四笔借款计利息进行了结算，重新约定了还款期限，同时，翁炎金承诺，如不能按期还款，“乙方（翁炎金）同意甲方（游斌琼）选择其开发的房地产中的店面折抵借款本息，店面转让的价格予以优惠，按相邻店面成交价的90%计算”。华鑫公司、万翔公司亦作为担保人在《协议书》上盖章进行担保。《协议书》签订后，翁炎金未及时按约还款付息，也未将店面提供给游斌琼抵作借款本息。
三、游斌琼向福建龙岩中院起诉，要求翁炎金还本付息，华鑫公司、万翔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龙岩中院一审判决支持了游斌琼的诉请。万翔公司不服，上诉至福建高院，福建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四、万翔公司仍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再审期间，万翔公司提交了武平县法院刑事判决，确认：2014年下半年翁炎金私刻万翔公司印章，并在向游斌琼出具的借条、协议书上加盖了该枚印章。但最高法院仍裁定驳回了万翔公司的再审申请。
法院认为
构成表见代理必须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代理人表现出了其具有代理权的外观；二是相对人相信其具有代理权且善意无过失。虽然2006年修订后的《公司法》第十三条规定公司法定代表人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但从实践情况看，在公司设有董事长的情况下，由董事长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并且，董事长虽不一定同时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其相较于公司其他管理人员显然享有更大的权力，故其对外实施的行为更能引起交易相对人的合理信赖。同时，翁炎金还是万翔公司的股东，且在签订涉案担保合同时持有万翔公司的公章，尽管刑事判决已经认定该公章为翁炎金私刻，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本院认为，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万翔公司关于翁炎金并非万翔公司法定代表人并存在私刻公章行为，故其不应承担担保责任等主张不能成立。
败诉原因
翁炎金虽然不是万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他是该公司的董事长，最高法院据此认为已构成表见代理。
虽然有翁炎金伪造印章在借条、协议书上使用构成伪造印章罪的判决书，但结合翁炎金在万翔公司所任特殊职务以及股东身份等权利外观，已经足以让交易相对人游斌琼产生合理信赖，让其负有对公章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的义务，对于相对人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综上，法院认为翁炎金的行为已构成表见代理，万翔公司应对翁炎金的涉案债务承担担保责任。
经验总结
1、严重误解一：只要证明当事人私刻公章、构成犯罪，公司就可对合同不认账。实际上伪造印章构成犯罪，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2、严重误解二：只要能够证明合同上盖的章是假的，公司就可以不认账。岂不知，公司相关人员如果构成表见代理的，即便私刻公章构成犯罪了，其签订的合同在民事上还是有效的。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即使印章系伪造，公司也不能够否认其效力：（1）伪造印章对外签订合同的人构成表见代理；（2）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委托人伪造公司印章对外签订合同；（3）公司用章不具有唯一性；（4）公司在其他的场合承认过该印章的效力；（5）公司明知他人使用伪造印章而未向公安机关报案的。
3、严重误解三：在涉及伪造印章等刑民交叉案件中，以为通过假公章刑事案件判刑就可以达到“一击致命”，彻底摆脱民事责任的目的。实际上应重点着眼于民事案件的处理，切勿重点着眼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因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因此，利用伪造印章签订合同和伪造印章在事实层面上往往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千万不能因为紧盯刑事案件而疏忽民事案件，最终导致败诉。
4、公司尽量避免出现“真假孙悟空”，董事长和法定代表人各有其人。公司对外的代表人出现了“真假孙悟空”，容易导致公司对外被表见代理的风险增加。应当在保证公司治理结构完整的同时，尽量保证决策权及代表权的集中，降低公司对外被表见代理和出现决策僵局的风险。
相关法律规定
《民法总则》
第一百七十二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合同法》
第四十九条 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一条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第四条 个人借用单位的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出借单位名义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借用人的刑事责任外，出借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者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的单位，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被害人明知签订合同对方当事人是借用行为，仍与之签订合同的除外。
第五条 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
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第十二条 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七条 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延伸阅读
裁判观点一：伪造印章构成刑事犯罪，并不当然导致所签合同无效
案例一：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与湛江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白增江租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申字第3402号]最高法院认为：“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上湛江一建及600mw项目部的印章均系梁化同私刻，不代表其真实意思表示，合同应无效。但因梁化同与湛江一建之间存在挂靠关系，足以使白增江有理由相信印章的真实性以及梁化同得到了湛江一建的授权，故梁化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应由湛江一建承担。湛江一建主张租赁合同无效、其不应承担相应法律后果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梁化同的询问笔录不属于新证据，亦不足以推翻原审判决。梁化同私刻印章涉嫌犯罪与本案租赁合同纠纷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本案审理也不以刑事案件的结果为依据，因而本案无需中止审理或驳回起诉。”
裁判观点二：伪造印章涉嫌犯罪，并不当然需移送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案件民事部分可以继续审理
案例二：宋乃生、王庆杰与江苏八达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吴悟华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鲁民申字第715号]该院认为：“关于本案应否驳回起诉并移送公安机关。八达公司主张，吴悟华伪造印章的行为已超出民事行为范畴，不能适用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规定予以认定和处理。该《规定》第十一条的内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从该规定来看，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经法院审理认为不属于经济纠纷案件，二是有经济犯罪嫌疑。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本案应属于经济纠纷，吴悟华有关私刻印章的行为可以另案处理，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关系的审理和认定。且前已述及，二审将吴悟华在本案中借款行为认定为表见代理并无不当，因此，对八达公司关于本案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一款及第十一条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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