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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黑天鹅

谢远东 有种乐土


 

 

 

中东可以称得上黑天鹅之乡,太多的黑天鹅。太多的无法预测,也无从想象。在中东问题上,一切专家最好的姿态,就是保持谦卑,绝不可把话说死,说大,说满。

 

好多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人都以为所有天鹅都是白色的。“黑天鹅”这个词纯粹是个隐喻:指的是那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直到后来有一天,那个荷兰探险家来到了澳大利亚。在那一个时刻,他看到了一只黑天鹅。

 

一次目击,不过几秒钟,自远古以来,瞬间摧毁。

 

黑天鹅这一概念的流行,还要归功于美国作家塔勒布,这家伙来自中东的黎巴嫩,估计也是看多了黑天鹅。

 

他的那本书全球大热,以至于成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领域中的经典,到了言必称黑天鹅的地步。

 

塔勒布认为,政治,经济和技术领域里,最戏剧性的变化从来都是突如其来的。一场黑天鹅事件“超出和突破了常规预期。因为过去没人,可以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一戏剧性变化的可能性”。

 

没错。黑天鹅事件比小概率更为极端。

 

黑天鹅事件事先没有迹象可循,从根本上讲,也是不可能找到蛛丝马迹。

 

然而,塔勒布总结道,虽然黑天鹅本不常有,但我们生活的世界,却是一个由种种黑天鹅事件所塑造的。

 

黑天鹅事件的成因在于视角。

 

对于黑天鹅游荡的澳洲地区,黑天鹅那不过是寻常的鸟儿。

 

这一天,你的认识被无情的颠覆,你的观念世界荡然无存。对你来讲,不可思议。但在攻击者看来,这再正常不过。

 

回到中东。1967年6月,以色列抢先发起的六日战争对埃及来说是黑天鹅,但对以色列而言显然不是,一切尽在他们掌握中。

 

所以,这里叙述的黑天鹅事件,当然是以中东以外的国际社会主流视野而来的。再换个方便的说法,其实,就是美国角度。

 

这些事件,对于美国人来说,当然令人惊讶。事件的后果影响既深且远,利益格局重组,政策导向逆转。

 

对了,记住这一点也很重要:诸多黑天鹅事件发生之前,都有证据揭示这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即将或者可能发生。这一点几无例外。

 

哪怕是911,那样的世纪性灾难袭击,它的警示简报也被明确无误地呈送到当时美国总统小布什的案头:“基地声称要对美国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

 

但是,这些证据和备忘录本身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它们并没有比一个流行的故事更具说服力。

 

所以,这些官员,对于基地发出的信号,都非常麻木,近乎无视。

 

是啊,信这些,那还不是要你信狼来了?

 

这也是一个视角问题。

 

黑天鹅事件之所以是黑天鹅事件。不是因为没有人预见过它,而是因为它对重要的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谁重要?那些本来可以阻止它的人。

 

FBI的探员奥尼尔和他的属下阿里苏凡都拿到实锤证据了,他们信。可是,不要说小布什总统,就连国家安全顾问赖斯连一个小时的时间都不肯给他们。他们压根就不信。

 

阻止?不可能。在事后的人们看来,那简直是放任。这也只是事后来看。

 


 

  1. 1.     1973年阿以战争:“显然错得彻头彻尾”

 

 

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双线作战;

埃及渡过苏伊士;空战激烈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73年10月7日




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部队跨越苏伊士运河、戈兰高地突袭以色列。

 

以色列没想到,美国情报机构也不会想到。只有事发时的愕然。

 

10月6日,突袭那天,中央情报局估计“对埃及来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发动军事行动毫无意义”。而“对于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来说,现在进行一次军事冒险差不多等于是‘自杀’“。

 

国家安全委员会备忘录记载,尽管以色列人已相信阿拉伯人可能正在发动袭击,但“我们的情报部门继续低估袭击的可能性,没有迹象表明这种行动迫在眉睫。”

 

中情局(CIA)于1973年12月事后调查承认,他们的估计“很简单,显然错得彻头彻尾。”并不是缺乏这方面的信息。“无论是来自技术,还是人工的情报都是充足的,不祥的,也是准确的。然而,就是没有给出结论。”

 

所有这些原始数据,虽然强大,但经不过有色眼镜的过滤:阿拉伯无意,也无能发动战争。

 

像每一次黑天鹅事件一样,事后看来如此明显。正如验尸报告所述,“现在看来问题如此清晰,但当时就是看不清楚症结。”

 

这不仅是以色列的问题:1973年,阿以冲突已陷入世界冷战之中。当以色列最终在战场上占据上风时,苏联威胁要直接插手干预。美国人玩起了核威慑游戏,苏联退缩了。当时苏联总理科西金说,“因为埃及和叙利亚,和美国进行战争是荒唐的。”

 

但是战争带来的影响重塑了中东。

 

 

 

2.“伊朗不在革命状态”

 

 

 

伊朗国王无限期流亡;人民欢呼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79年1月17日

 




那时美国的总统是卡特。卡特的回忆录中写道:“美国对伊朗的无知,可以填满全部的海洋。”

 

卡特总统1977年上任时,美国国务院向他保证,伊朗国王“身体健康,并受到精心的安全保护,他对伊朗的统治极可能还有十二年,甚至更长。”

 

1978年8月,伊朗民众不满情绪加剧。中情局经过仔细而又广泛地收集情报,得出结论:“伊朗不在革命状态,甚至也没有酝酿革命。对国王的不满,目前还没有威胁到政府。”

 

三个月后,美国驻德黑兰大使终于写了一篇备忘录,即使题为“思考不可思议的事”,但还是没人愿意认真思考。

 

事后看来,所有证据和事实都在那里。一直都是。

 

以色列驻伊朗大使乌里早在1978年6月就曾报告说,伊朗国王的阵地受到侵蚀,“不断加速,且不可转”,而且它将最终以国王的垮台和伊朗政府的颠覆达到高潮而告终。至于时间范围,虽然很难估计,但大使还是给出一个判断:五年上下。

 

以色列大使的看法相比之下是突出的,敏锐的。但他还是大大高估了伊朗国王的安全期。哪里会有五年?几个月后,国王流亡海外。

 

是因为华盛顿以为伊朗国王全知全能,进而误读一切。

 

霍梅尼创造了伊斯兰共和国,美国大使馆被劫为人质超过一年。即使到了4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在与这个错误的后果斗争。

 

没有什么比伊朗革命带来的改变更多的了。

 

 

 

3.苏联入侵:“被认为极不可能”

 

 

 

阿富汗总统被赶下台;

据报道苏联参与喀布尔政变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79年12月28日


 

1979年12月,苏联军队涌入阿富汗时,华盛顿茫然不知所措。苏联是美国情报收集和分析的第一大目标。要知道,苏联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和欧洲最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必须不遗余力对苏联进行监视。

 

实际上,有很多一手情报——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呢?

 

但是,没有人会如此愚蠢地认为,苏联人会入侵阿富汗。中情局的事后调查承认,“苏联入侵的可能性极低”,因为政治和军事成本将“过高”。即使有证据表明苏联即将采取行动,“鉴于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至多是小股部队对阿富汗的侵扰”。

 

预警信号从未整合为明确的警告。这样,当苏联派遣三支整备师,一只三万多人的部队入侵时,华盛顿惊呆了。

 

事后调查表明,情报部门向决策者保证,如果俄罗斯人要是在欧洲快速撤军,他们将提前知道这一点。只是,只是阿富汗……距离美国的雷达有点距离。

 

随后,苏联的快速入侵导致美国实行所谓的“卡特主义“,宣布波斯湾享受美国内湖的待遇。跟着就是中情局在阿富汗对苏维埃发动了代理战争,为期十年。其影响持续至今。

 

 

 

4.科威特:“萨达姆不会那么愚蠢”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侵占其油田;

美国谴责攻击,敦促联军采取行动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1990年8月3日

 



1990年夏,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是否令人感到意外?1990年上半年,中情局的一个办公室确实发出了警告,特别是在美国侦察到伊拉克部队行动之时。

 

发出警告的中情局官员事后写道:

 

尽早准确地评估指标。我们先前对战争时间表的评估证明是正确的。在事态发展的每个主要阶段,政策官员都获悉了我们书面形式的结论。但是,高级情报官员或决策者都没有听取警告消息——包括战争和进攻的警告。


 

 为什么不?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

 

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不敢,永远都不敢。

 

据推测,萨达姆他可能会抢夺科威特的领土。

 

但是,正如美国驻伊拉克大使格拉斯皮后来承认:“我没想到,伊拉克人会占领科威特的全部领土。”

 

当时的美国驻科威特大使爱德华回忆:

 

据我所知,当时负责的人没人考虑过萨达姆会侵占整个科威特。甚至舆论都没有涉及,认为萨达姆打算入侵。即使后来中情局改变了评估,但其他人还是认为,说萨达姆入侵是荒谬的。


 

态度友好阿拉伯领导人,尤其是势重位高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他们的说法,简直是烟雾弹。按照美国国防部长切尼的说法,这些领导人声称“萨达姆是在虚张声势”,不要理睬他,并“敦促我们不要采取任何措施,挑衅他”。

 

苏联也作出了保证。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向美国对手贝克国务卿拍了胸脯:

“别担心,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萨达姆不会那么愚蠢。贝克回忆说,伊拉克是要看苏联眼色行事的。

 

既然中情局的警告模棱两可,那么,阿拉伯人和俄罗斯人的观点,当然足以让美国领导人的天平倾斜。

 

伊拉克随后入侵科威特,美国人穿上军靴行走在中东大地上的时代也就开始了。

 

 

 

5.9/11:“想象力失败”

 

 

 

攻击美国

恐怖势力劫机毁灭双子塔,袭击五角大楼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2001年9月12日

 



“ 9/11袭击令人震惊,” 9/11委员会后来发现,“此事本不应感到意外。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已经发出了很多警告,他们打算无差别地杀害美国人。”

 

例如,在袭击发生前四个月,联邦调查局局长弗里斯说,基地组织一心致力于“计划和实施针对美国与美国盟友利益和美国公民大规模的、高调的、重度伤亡的世界范围内恐怖袭击。”

 

但是,世界太广阔。一般认为,基地组织恐怖袭击范围很可能会在中东或非洲。哪怕有十几份情报报告都指出,基地组织有可能劫持飞机进行上述恐怖袭击,这都不能改变传统看法。

 

袭击发生前一个月,小布什总统白宫案头每日情报的简报,印着大大的标题:“本-拉丹决心在美国发动袭击。“

 

9/11委员会发现官僚机构处理情报的方式有多种功能障碍。最大的弱点是所谓的“想象力失败”。

 

911委员会得出结论:

 

国内机构从未动员起来应对这一威胁。他们没有方向,也没有制定计划。边界没有加强。运输系统未设防。电子监视并非针对国内威胁。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并未为加强FBI的努力而采取行动。没有警告公众。


 

自9/11起,上述所有这些都发生了变化。911袭击事件也完全改变了美国在中东的角色。

 

 

 

6.“哦,天哪,哈马斯赢了?”

 

 

 

哈马斯选举大胜;

和平进程乌云笼罩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2006年1月27日

 



小布什总统坚信美国的民主化使命。他推动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2006年1月的大选。这似乎是有道理的。

 

巴勒斯坦民意测验显示,阿巴斯领导的派系将轻易击败哈马斯。人们认为,选举胜利将巩固阿巴斯的统治,进而促使他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

 

当票数公布时,国务卿赖斯正在她的公寓大楼健身中心早间锻炼。抬起头,她看到电视上的滚屏字幕:“哈马斯胜利后,巴勒斯坦内阁辞职。”

 

她惊呆了,给办公室打电话:

 

我说:“巴勒斯坦大选发生了什么?”他们说:“哦,哈马斯赢了。”然后我想,“哦,我的天哪,哈马斯赢了?”我想,还是结束锻炼吧。这将是漫长的一天。


 

哈马斯不仅赢了,它还是以压倒性优势获胜。赖斯对记者说:“没人看到它的到来。”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不会因哈马斯的强势表现而措手不及。”

 

民意调查的误导坏了大事。但是,即使没有这个民调,民主化模板也会过滤掉许多真实的信息。这个模板就是坚信:温和的巴勒斯坦人必胜。激进的哈马斯没有市场,没有未来。

 

在发布坏消息时,《纽约时报》引用了摩萨德前任负责人哈列维的话:“假装和平进程的时代已经结束。”巴勒斯坦合法性的分裂,很快成为哈马斯的资产。

 

和平协议的微薄前景不仅破坏了,连和平进程本身也丢掉了。

 

 

 

7.阿拉伯之春:“我们松懈”

 

 

 

穆巴拉克出局

埃及青年欢呼雀跃,革命打破铁幕

——纽约时报,头版头条,2011年2月12日

 



直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阿拉伯政权似乎万年铁打的江山,雷打不动。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推翻了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独裁者。在叙利亚一些国家,动荡演变为内战。

 

当时的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莫雷尔承认自己的失败:

 

我们失败了,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依赖于少数强大的领导人来了解阿拉伯街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愿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创建窗口,而我们所依赖的领导层没有意识到即将袭击他们的潮流。


 

这种将评估“外包”给盟友和朋友,是很多惊喜的源头。以色列人会知道他们面临袭击吗?伊朗国王肯定会知道他是否身处危险之中吗?阿拉伯的朋友肯定会知道萨达姆是否会脱轨?

 

如果外包盟友们都沾沾自喜,那些发包的甲方为什么要惊慌?

 

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确实为美国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和见解。但是他们的盲点也是华盛顿的黑洞。

 

今天,所有人都在试图解释阿拉伯之春。

 

也许都在心存幻想,这,应该为下一个“之春“何时发生,建立一套预警信号。

 

中东这些黑天鹅,让人吃惊。如果站在分析的角度看,最让人吃惊的还有那些专家。通常分析将这些实例描述为“智能故障”。情报资料就在那里,可是你们缺乏想象力。


《黑天鹅》作者塔勒布则不以为然:

 

埃及动荡的最后一幕对所有观察员来说都是不可预测的,尤其是那些置身事中者。因此,指责中情局与资助它预测此类事件都一样愚蠢。


 

认为这样的事件可以预料是天真的,直接地说,是愚蠢的。

 

当然,黑天鹅总会有警告信号,但是它们并不能令人信服地推翻过去的看法,就是那些基于过去长期经验的假设。

 

如果过去的看法真的是可以这样推翻,那么无论收集到多少情报,惊喜都会随之而来。世界陷入不可为之的混乱。

 

那,最好的专家,至少在预测异常事件时会有优势吧?

 

但是回望过去,尽管,有些人已经发现趋势。真正做到这一点的,无人可以。

 

2018年故去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伯纳德-刘易斯似乎看到了未来。1976年,他发表了一篇非同寻常的文章,题为《伊斯兰教的回归》。

 

想一想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你就知道他这篇文章有多了不起。

 

刘易斯的文章是在伊朗革命前两年写的。可是他,就是没有提到伊朗。他视野里都是阿拉伯人。

 

伊朗革命之后,刘易斯说:

“我必须承认,我从未听说过霍梅尼。有人听说过?”


 

即使你被刘易斯1976年的文章说服了,但你仍然会对1979年的伊朗革命感到惊讶。

 

因此,检测趋势与预测事件并不相同,还不要说是预言黑天鹅事件。

 

即使你可以,谁会信?他们会认为你是臆想者。

 

 “要差不多对,不要精确的错误。”


 

最聪明的预言家们永远都会含糊其辞。

 

如果预测是不可能的任务,那专家该怎么做?

 

答案:很多。

 

当确实发生黑天鹅事件时,政策必定会陷入混乱,预报员的声誉崩溃。这恰恰是适时的干预有所作为的时候。

 

专业知识和想象力是一个优势,而不在于预测黑天鹅,而是对黑天鹅的反应。

 

基辛格是大师。尽管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爆发,他一样惊得眼珠都掉了。但他知道战争为美国创造了机会。

 

他的战时演习,他的“穿梭外交”,他带着埃及进入戴维营,……而这些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和平的基石。

 

里根也是一把好手。1979年苏联快速入侵阿富汗。里根1980年当选后,他出人意料引导了那场秘密的中情局代理人战争。苏联人的血流干了。十年后,苏联轰然倒塌。

 

相比之下,小布什在911之后简直暴殄天物,浪费了他的黑天鹅。

 

他以为入侵伊拉克,可以实现民主化,结果却削弱了美国。

 

任务很明确。

 

既然会有意外发生,获取想法和情报是一方面,率先在残骸中打造出新模式,才至关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讲,是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时候到了,就是用武之时,有的用才是一切。

 

而下一次黑天鹅何时会出现?如果有人告诉你,你还是不会相信。

 

你可以肯定的是,下一只黑天鹅正在悄悄滑行。

 

至于别的,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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