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学人专辑 | 宋明炜：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乌托邦变奏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宋明炜，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博士，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东亚系副教授。专业领域为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科幻文学。著有传记《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1996；上海文艺，1998再版）、随笔集《德尔莫的礼物：纽约笔记本》（上海书店，2007）、《普利茅斯的冬日花朵：新英格兰记》（上海书店，2012）、论文集《批评与想象》（复旦，2013）、论文集《科幻新浪潮：历史、诗学、文本》（上海文艺，2020）、英文著作Young China: National Rejuvenation and the Bildungsroman, 1900-1959（哈佛大学，2015）。主编英文版中国科幻小说选集Chinese Science Fiction: Late Qing and the Contemporary (Renditions, 77/78，香港中文大学，2012)。与胡志德合编中国二十一世纪科幻小说集The Reincarnated Giant: An Anthology of Twenty-First Century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哥伦比亚大学, 2018)。论文发表于《中国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学术》《上海文学》《读书》、《书城》《二十一世纪》以及英文学术期刊Science Fiction Studies、China Perspectives、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等。

摘要：本文聚焦于中国当代科幻乌托邦叙事的多样性，以期对这一文类自晚清以来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本文通过对三位作家韩松、王晋康和刘慈欣作品的研究，主要探讨中国当前科幻小说新浪潮的三个主题：中国崛起、发展神话和后人类叙事。由于不断变化的国家政治状况，今天的科幻小说将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强化与复杂化：它混合了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恶托邦主义，具有更加尖锐的社会批评意识，同时将政治意识与科学话语结合起来，既写出了技术的权力，也表现了权力的技术。

关键词：乌托邦；科幻新浪潮；中国崛起；发展的神话；后人类叙事

在即将到来的2066年，中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统治世界。中国的一个围棋代表团应邀去业已衰落的美国炫耀本国文化的优势。到2066年，美国已被强制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正如中国最后的封建王朝——清朝，在19世纪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时所做的那样。然而在2066年，中国自清朝以来作为“弱国”不断被侵略与操控的历史已明显被消除：中国和西方在世界政治局势中的角色反转，而中国最终得以耀武扬威。这是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2066年之西行漫记》中所设置的情节，它看起来好像是向读者展现了一个中国崛起的乌托邦想象。[1] 在中国的领导下，新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人类由此进入了一个繁荣和平的时代。

《火星照耀美国》 ▲

自从20世纪初开始，“中国将会变成超级大国”便成为中国科幻小说的中心母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清帝国崩塌前夜在晚清知识分子中广泛弥漫的危机感所诱发的文学想像。“科学小说”是梁启超（1873-1929）提倡的诸种“新小说”类型之一。梁启超是晚清改良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这种西化的“新小说”中看到了它可以作为“改造国民”并彻底变革中国的有效载体。[2]通过梁启超和他同伴们的努力，科学小说作为一种可以反映现实并提供变革希望的乌托邦文类而建立。所以自其始，中国的科幻小说就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它的乌托邦主题叙述了对与中国当时现实形成对比的理想未来的改革的政治欲求。

梁启超首次创作的尝试之作是《新中国未来记》（1902），一部想象6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改革历史的小说。它勾勒了梁启超关于实现中国自强自立、民族复兴和在世界强国之林中最终崛起的蓝图。梁启超对中国未来辉煌的幻想很快被其他晚清科幻小说照搬，包括吴趼人的《新石头记》（1906）、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1908）和陆士谔的《新中国》（1910）。这些小说定义了中国的科幻小说是与新兴民族主义语境紧密相联的文类；这些未来中国的意象，作为最关键的新奇事物(novum)，试图为中华民族注入新的活力。

《新中国未来记》 ▲

近一个世纪后，关于中国崛起的乌托邦幻象又再次成为一个突出的主题，在许多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被重述与谐仿。在经历了晚清短暂繁荣过后的长期休眠期之后，这类小说突然复兴并且受到了中国主流传媒史无前例的认可。[3]这次新的科幻热潮发生的背景，是中国不断增强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已被西方看作是一种威胁的时期，虽然中国的政府官员不断强调其“和平崛起”[4]的承诺。由于被变化莫测的政治深深纠缠，当下的科幻小说将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强化与复杂化：它混合了民族主义和乌托邦主义/恶托邦主义，具有更加尖锐的社会批评意识，同时将政治意识与科学话语结合起来，既写出了技术的权力，也表现了权力的技术。中国科幻小说不再是“一个相当边缘的现象”，如《科幻研究》杂志在这期专号前刊登的唯一一篇讨论中国科幻小说的文章中所说的那样。在中国，最近的科幻小说新浪潮已经在当代文学领域内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选择性传统”；它业已变成一种独特的声音，呈现出从荒谬怪诞到崇高壮丽，从预示灾变到超验，从人类到后人类的各种感知与体验。[5]

这篇文章旨在通过重点讨论当代作家中最有影响力的“三巨头”：刘慈欣（1963-）、王晋康（1948-）和韩松（1965-）[6]的主要作品中的乌托邦主题，向英美读者介绍中国科幻小说最近的发展。下面的每一部分具体讨论当代中国科幻小说中的一个特殊隐喻——中国崛起，发展的神话，和后人类视野——这些隐喻在三位作家的作品中紧密相联，同时能够表现出历史性事件的记忆。  

一：中国崛起 

在韩松2066年中的未来中国，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并努力重建世界和平。然而同时，小说也显示出这个成功故事背后可怕丑陋的一面。到21世纪的中期，中国人控制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一个叫做“阿曼多”（一个看似外国名字的音译但是在汉语中无实际意义）的人工智能网络。“阿曼多”是一个联系着每一个人并指挥人们如何思考、感觉与行动的无所不在的电脑程序。但是，这并不像奥威尔所描述的压制性独断政权，因为阿曼多为每个人都量身制订了通往个人幸福之路的计划。更准确地说，这种情形让人们回想起华志坚对当代中国政治的描述，像赫胥黎描述的温和版的独断政治：强调“保持人们相互分隔的去政治化努力，同时为其提供用以分散注意力的活动和娱乐”。在韩松的小说中，美国人拒绝屈服于阿曼多的控制,因而很快便见证了他们国家的衰落。阿曼多在原先旧的中央王国的基础上建造了一个新的“和谐社会”，中国人沉迷于这个美妙的梦境。[7]小说中一些精英知识分子指出：没有阿曼多，人类注定要过着充满自作自受的极大痛苦的悲惨生活，将会变成傻子和残废，当然不言而喻的是，自从他们的幸福感被阿曼多主宰后，他们便已经变成那样了。

这个反讽指出了在中国想象的未来与其过去的历史性记忆间的多层联系。也就是说，当已被设计好的未来似乎要引起变化时，也就解释了它之所以为现在状态的原因。这篇小说呈现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视野：中国注定要打败美国的彰显民族骄傲的未来时的炫耀，与现代知识分子批判中国长久的专制主义政治和文明的强烈的自我反省精神。难道阿曼多不是一个为建立每个人都自愿服从的、类似于中国几千年来的父权体制那样的集权体系的完全高效率的虚拟程序？这一反讽在考虑到毛泽东的諽命时可能更加明显。因为2066并不是一个随意挑选的数字：2066将是文諽（1966-1976）爆发后的100年纪念年，这一群众运动实践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构想，同时让许多人丢了性命，更多人失去自由。

关于这部小说的一个相当明显的戏仿包含在它的标题中。第一部分，《火星照耀美国》明显模仿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著关于毛泽东崛起的最有影响力的政治读物——《红星照耀下的中国》（1937）。斯诺的报告文学给西方读者第一次展现了中国红军及其最高领导者毛主席（1893-1976）的正面报道。1938年出版发行的这本书的中译本将标题译作“西行漫记”，也与韩松小说的第二部分标题一致。《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一书中的“西行”指的是斯诺去往中国西北地区的长途跋涉，这也是毛泽东取得胜利的地方。但是它的隐喻意义——从西方寻找真理——让人回忆起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情节主线，书中描述了玄奘和尚（602-664）著名的“西天取经”的经历。[8]对传统的中国读者而言，“西行”意味着寻找可以指导他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的终极真理。结合在自晚清以来的对全球政治重塑的现代语境中理解，“西行”标志着以从西方学习的概念和想法来重新定位中国思想界的知识潮流，诸如从现代西方借鉴的自由、民主、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诸种理念。在现代语境中讨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的象征意义，则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諽命正是“向西方取经”的结果。

《红星照耀中国》  ▲

这些多样的意义被小心翼翼地挪用进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虽然不再朝向古印度（取经），但它维持着向真理进发的重要性，同时与中国要自立自强的强烈民族主义欲求紧密相连。在韩松的叙述中，西行指向美国，一个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既努力赶超也认定为其主要竞争对手的国家。更有趣的是，美国也是斯诺的祖国——以叙事形式将毛泽东的政治神话与军事成就呈现的第一人。韩松的小说以自我反省式的戏仿改写了斯诺的叙述，而正是以这种方式，他小说中关于红色中国崛起的未来历史情节重述也突显了斯诺叙述的神秘本质。

其实，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在更深层次上改变了西方之行的意义：不再是在西方寻求真理，中国的围棋选手们是要给西方带去真理。围棋，作为中国的国家游戏，在小说中被定位为和平与和谐的体现，这是中国政府希望在向别国介绍这种活动时确切保证的。然而，小说中展现的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故事，为年轻的中国主人公揭露了更真实的“事实”。

在年轻的围棋选手在美国旅行期间，他与阿曼多失联，所以不得不自己去学习面对现实。叙事变成了一部告诉这个年轻人如何获得不被人工智能技术所左右的自我意识的“成长小说”。最终，当阿曼多系统瘫痪时，现实也变得丑陋了——主人公开始看到被人工智能系统屏蔽掉的21世纪普遍的混乱景象。小说中就主人公的美国经历将如何促进他的心灵发展，未作明确叙述。他在美国看到的现实世界的“真相”似乎使他想回到被阿曼多管理的中国的欲望更加强烈。当他最终返回中国并看到了上海城的繁荣景象时，他开始认为他的美国之行仅仅是个幻象。所谓的“真相”太恐怖了，所以他非常小心地不把他“已经学会杀人并已实践了的技能”告诉父母。这里，至少一些类似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东西似乎已经在阿曼多系统之外形成了。

埃德加·斯诺关于毛泽东政权崛起的叙述是以这样的陈述开头的：“也许世界上不再有比红色中国故事更伟大的神秘事物，和更令人困惑的壮举。”他提到的神秘感和困惑感也能在许多关于中国乌托邦的想象性建构中看到，这些建构集中描绘了一个与其令人失望的现实形成尖锐对比的辉煌繁荣的未来景象。中国第一部现代乌托邦小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描绘了一个辉煌壮丽的理想化的未来，但是小说没有去呈现它是如何实现这个未来的。在小说宏大的开篇就以未来完成时展开叙述，梁启超告知读者，到1962年，中国将作为超级大国统治世界，中国的皇帝将会成为世界和平国会的首脑，儒家的思想价值观将激励世界向统一的和谐共同体转变。然后，为了述说中国的繁荣未来将如何得以实现，梁启超的小说就又跳回到1902年的当下。然而，这部小说从未被完成。正如王德威所说，“由于在第五章戛然而止，小说完成了一个神秘的飞跃。我们只是知道了它的开头和结尾，但是没有桥接首尾的叙述过程。让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前进式叙事与历史时间都消失了。”给读者留下的是一个理想未来的光辉影像和谈到实现它的途径时的显著沉默。

梁启超第一部小说出现的一个世纪之后，新一代的科幻小说作家又重新采用了中国崛起的乌托邦叙事，而他们的作品在艺术技巧与政治意识方面都显得更为复杂化。复杂的情节被仔细设计，将理念转化为意象，呈现了一些在政治和技巧层面上都十分具体的意象。与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相比，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描绘了一个更具体的富强中国的未来形象。然而，这是个相当令人沮丧的形象：阿曼多这个机器控制的中国，是一个没有自主性的超级大国。所以，当神秘和困惑被澄清，在从梁启超笔下的儒家新中国到韩松笔下的阿曼多操控下的中国形象转变中，一个巨大的差异也变得清晰起来。晚清改革者理想中的民族复兴和自立自强，现在变成了整个民族都丧失了自主权，而每一个国民都服从于一个操控人们意识、感性和情感的机器的掌控。

这个反讽不能更明显了：在韩松对2066年的中国描述中，“强国”的意识观念被当作尖刻的戏仿来对待，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体系操控人民的基础上的。没有任何事是自愿的；服从是唯一的原则。和谐社会作为中国改革新的理想目标，在小说中被呈现未虚拟现实的产物，使权力的技术获得机器程序的体现。这个反讽恰恰被韩松对衰落的美国极为不同的体制的描述所增强，因为美国人拒绝屈从人工智能的权力，在2066年，美国政治混乱、恐怖主义盛行，发生了第二次内战，这都与和谐的中国形成对比。

当叙事中呈现出关于中国未来的后人类故事的恐怖想象时，韩松小说中的未来被揭示出更加具有恶托邦特点的黑暗面。当主人公已是76岁高龄，在回忆中叙述他的经历时，这意味着他的美国之行已是发生在60年前的事了。而他的回忆发生在2126年，文中暗示：在2066年，中国和美国都将被一个降临地球的更高级的外星物种消灭，并将地球改造成一块“福地”[5:10]。在汉语中，“福地”被用作对死亡之地的隐喻，一块代表长眠不醒的阴间生活或是“极乐世界”的地方。小说没有直接描绘整个星球是如何变成“极乐净土”——或死亡之地的。这位年长的叙述者是如此着迷于他年轻时代的记忆，以至于他几乎对现今的状况只字不提。小说的最后一句描述了：当火星升上半空，狗在狂吠，巨大的不明飞行物的阴影出现在主人公的头顶[5:419]。中国的未来依旧迷茫。2066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依旧是个迷。中国真的变成超级大国了么？或者这次中国被外星人（火星人）征服了？当火星代替红星照耀在福地（死亡之地）上，未来变得恶相丛生。也许在当下的政治/文明语境中建构起来的中国崛起的乌托邦想象，其本身就含混不清：它将选择哪个方向无法预测。

作为新华社的记者，韩松是对中美关系有着强烈的兴趣。如果中国发展成一个大国，那两国间可能爆发冲突，而这些可能性使韩松不断去写中美竞争的作品，除了《火星照耀美国》外，他的短篇小说《乘客与创造者》为《火星照耀美国》提供了一个对照。[1]在这个故事中，中国人居住在一个规格和形状都极像波音7X7的宇宙中。他们在这个飞机中出生，并将一辈子生活在那儿。他们关于宇宙的知识限制在飞机的主舱内，直到有一天一些諽命者向外看并发现了宇宙的“真相”：成千上万的波音7X7载着中国人在围绕地球飞行。一场諽命爆发了。乘客们强制飞机着陆。当他们登陆时，便遭遇了武装的美国大兵。在这个未来中，中国的崛起在美国的科技、消费和军事威力的震慑下黯然失色。由中国全部人口组成的浩浩荡荡的流亡队伍，飞向太空——他们的民族已经变成一个由外国侵略者统治的消费者社会——这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寓言，一个对中国未来表达深切忧虑的民族寓言。它终将升空么？

二、发展神话

中国当代科幻小说中另一个重要的母题是对发展神话的表现，以及它在道德和技术上的影响。“发展就是硬道理”：这句著名的口号，是毛泽东后中国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1904-1997）提出的名言，自1978年以来，就“作为一条基本原则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策”。[10]但是在中国，关于发展的语境已有很长的历史，源于晚清时首次介绍到中国的“进化论思想”；这“不仅给中国的读者和作家提供了新技术，还提供了新的叙事模式，一种讲述民族和国家计划的成长和进步故事的方法”。进化论为变化提供了一个有机模式：从简单到复杂，从少到多，从弱到强，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的进化演变。如此理解，发展不仅关乎中国近来改革所关注的经济增长，而且作为一种线性持续进步的运动，提供了现代化的文化典范。

自晚清以来，对发展语境的政治借鉴一直在优于过去和现在的中国未来想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且也在上世纪各种改革与諽命中支撑着人们的信念。在这个语境中，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和驱使邓小平后来进行的改革一样，可以看做是发展的渴望。在中国科幻小说中，发展的神话一直是持续的关注焦点，特别是自共和国的初期。比如，迟叔昌（1922-1997）所著的儿童故事《割掉鼻子的大象》（1958），就在被遗传工程改造的猪的形象中，呈现出一种关于无尽发展的具化想象。这头猪重12.5吨，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孩子们都误认为是头没有鼻子的大象。它巨大的体积夸张地象征着毛泽东对“大跃进”强烈的欲望，而所谓“大跃进”，是1958年毛泽东发起的运动——通过迅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将中国转变成一个完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站在“大跃进”的高度，一个有着大象体格的巨大的猪的意象在政府的鼓吹和宣传下出现，象征着工业化和农业化产量的可观数据。作为一个有炫耀性质的政治神话，这头大猪是中国对发展神话的狂热迷恋的象征。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当虚假的生产数据导致经济危机时，其实是由于在工农领域破坏正常操作而形成的经济危机，“大跃进”最终导致了“大饥荒”（1959-1962）。[11]

  《割掉鼻子的大象》  ▲

在中国新一波的科幻小说浪潮中，无限制发展的神话和它灾难性的影响已然获得了自我反省。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王晋康2006年创作的《转生的巨人》。[12]王晋康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科幻小说作家，他的作品包括数十篇短篇小说与一些获奖的长篇。王晋康，一名成功的工程师，在他44岁那年开启了他的文学生涯，至今已是“三巨头”作家中最多产的一位。他的恶托邦长篇《蚁生》（2007），是关于毛泽东社会諽命的道德影响的严肃反思之作：被理想主义的冲动所驱动，一名年轻的科学家从蚂蚁那里获得灵感，设计了一种新的改造人类的方案。他创造的表面上的乌托邦最终变成了噩梦：个体生命不再受尊重，而都为了社会持续发展的集体需求而自我牺牲的噩梦。

  《蚁生》  ▲

当《蚁生》在回顾过去的历史时，《转生的巨人》将发展的母题放到了中国最近的经济改革语境中。这个故事预言了一个对“增长”贪婪的欲求。“增长”是一个在近来的新闻报道中，有关以持续增长的GDP为特征的中国经济飞跃的重要关键词。作家谨慎地将故事背景设定为“J国”，似乎指涉中国的邻国和竞争者日本，一个已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施加广泛影响的国家。故事中的主角都有编造的日本名，同时能突出它们在中文里的双关意义。主人公今贝无彦，日语中发作“Imagai Nashihiko”的音，但日语没有这个名字，反而在中文中有一个清晰的意义：“此人厚颜无耻。”

  《转生的巨人》  ▲

王晋康笔下的无耻的主人公是拥有控制J国全部经济大权的工业大亨。他在本国就拥有六分之一的私人土地，他的财富代表J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这个角色清晰地让人想起中国的暴发户形象，一个在改革年代迅速致富的新兴阶级。冷酷贪婪的Imagai先生——特别像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对追求永生十分痴迷[13]。古老的方术以新科技的形式出现了。当Imagai先生到了老年，他将自己的大脑移植到一个新生婴儿的身体里以求重生。然而由于外科医生忘了调整大脑在婴儿身体上的控制活动，所以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Imagai先生极端贪婪的思想刺激着婴儿的身体飞速成长，以至于几个月中他就要求要有一千个乳母为他提供充足的奶水。就如Imagai先生带给J国惊人的经济增长一般，他身体无可遏止的成长使他变成一个现代科技的奇迹。自他出生后4个月，他的身体就如一个岛般大小，科学家们不得不喂他鲸奶。这种成长不可控制，然而最终，Imagai先生被他自己巨大的体重压得窒息而死。

王晋康故事的寓意很明确：对发展巨大的欲求将导致最终使发展者崩溃的不可控的结果。转生巨人的形象代表对无尽进步的乌托邦欲望，但是这也暗示着随着乌托邦实现过程而来的巨大人类成本和风险。Imagai先生的庞大身躯让人想起那头像大象的巨型猪，这建立了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和中国当下经济飞跃之间微妙的联系。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深深影响了中国当下依赖于这种题材的科幻小说繁荣创作，但同时也对中国长久以来的发展梦想提出了深刻的质疑。

韩松的长篇小说《地铁》（2011）表现了一个从发展的神话到恶托邦噩梦的灾难性转变。小说以北京地铁系统为背景。北京地铁的建设是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于1956年开工的，它最初的功能是为了防中苏关系恶化时可能引起的核战争而建立的避难所。在改革年代，邓小平于1979年第一次访日时就非常赞赏日本的子弹头列车，强调了高速交通工具和高速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先进的地铁系统、高速火车和磁悬浮列车都成为中国对持续经济发展追求的重要象征。[14]在韩松的小说中，高速发展的神话化身为不停运行的环线地铁。起初充满愤怒、迷惑与恐惧感，但乘客们逐渐适应了他们的新环境。当列车朝着未知的未来而继续它的旅行时，进化开始影响他们，将他们转变为各种各样的后人类物种。列车上发生了怪诞的情景：一些人变成了食人魔，而其他人则变成了无自我意识的昆虫。进化被描绘成一种毁灭人性的退化过程。

《地铁》出版的时候，在2011年7月，中国高铁线发生了重大事故，这场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强烈关注，同时也激起了对痴迷国家高速发展的严肃批评。这个意外事件给予韩松的《高铁》以灵感，后者是一部描写发生在事故之后与正常时空割裂并向封闭空间转变的高铁文明的小说。一派“和谐社会”的田园景象随着列车的提速似乎在不断发展。实际上，中国的高铁以“和谐号”命名，一个代表中国高速发展承诺的意识形态和科技的联合典型。然而，韩松的《高铁》颠覆了常规的“和谐”发展神话；高铁列车的宇宙完全失控，而列车仍然继续前行，最终所有的生命都将灭绝。

韩松最近的小说《再生砖》，将这种恶托邦的风格再度呈现，这部小说荣获中国2011年的“星云奖”，描绘了一幅阴森恐怖的中国未来的远景。这个故事的灵感来源于2008年夺走70000人生命的四川地震。这场灾难为房产经纪人和建筑公司提供了意外的机遇，而房地产业是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推动中国维持巨大房产市场的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15]在韩松的故事里，建筑师发现了如何将地震废墟循环利用的途径。混合了人类尸体的建筑材料能生产出有智慧和感情的“再生砖”。人们惊叹于这些人性化的砖头的美丽和能力。后来，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开始仿效中国，越来越大规模地将废墟转化为建筑材料。因为这些高智慧的再生砖，新的文明诞生了。最后，这些砖被送往外太空，在其他星球上用作人类殖民地的建筑材料。中国的灾难激发开发商们将“废物”转化为无尽发展的建筑工具，从而改写了人类的历史。所有的建筑、城市，和殖民地都用这种砖，然而这些砖里都包含了遇难者的尸体。虽然人类进步被这种划时代的发明所促进，但是它将永远萦绕着死者的耳语和哭泣。

  《再生砖》  ▲

三、后人类叙事

与韩松和王晋康相比，刘慈欣的写作更关注后人类的灾难性世界，也是受中国政治影响最少的作家。他是中国“硬科幻”的主要倡导者。他的一些最著名的作品都聚焦于推断物理世界本身基本原则可能出现的变化。1999年他发表了第一批小说，之后刘慈欣逐渐获得中国最受欢迎的科幻作家地位。他的《三体》三部曲（2007-2010），总共有88万多字，被赞为“将中国科幻小说提升至世界级水平”的主要作品。

学者和科幻作家吴岩（1962-）最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关于科幻小说类型和理论的专著（2011），其中指出理想化的“科技乌托邦”是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中心母题。这个母题反映了政府对“先进科技的现代化”要求，一个自1978年以来影响中国教育政策的目标。它深深根植于对科学的信仰。科技乌托邦的想象为刘慈欣对“硬科幻”的提倡奠定基础，而“硬科幻”是建立在对科学技术的信心而非对人类道德意识信念的基础上的。这在2008年刘慈欣接受的一次采访中表达得非常明确：“道德的尽头就是科幻的开始。”

在刘慈欣的科幻世界中，人类社会通常与以光年为单位来计算的宏伟壮丽的宇宙相比较。人类生活可能任由科技无比发达的外星物种支配，而人类的灭绝对宇宙的影响也微乎其微。刘慈欣大多数作品都可以被看做“后人类”小说，这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高科技化和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通过更改物理现实的思想试验，他创造出全新的宇宙——“像上帝一样”。他的情节主线是人类与未知宇宙的相遇，这里的宇宙对人类的理解力而言根本是一片陌生的浩瀚空间。充满宏伟壮观的超人类和后人类的形象与故事，刘慈欣的科幻世界既崇高巍峨又令人敬畏。

《乡村教师》（1999）是刘慈欣第一部深受好评的作品。[16]它将对中国农村荒凉景象的现实主义描写和银河系里的星际战争结合起来。前一个故事纯粹是后一个故事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而恰好证明了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当战争的一方开始在银河系的第一悬臂中建立一个五百光年宽的缓冲区时，它将在这个广阔的苍穹中所有的恒星都毁灭，而同时对星际进行生命扫描，以确保在其军事行动下没有任何先进的高等生物被消灭。因为很多生物没能聪明地回答上关于宇宙基本规律的问题，那些星球都被消灭了。18个中国孩子被挑选出作为太阳系第三星球的生命形式代表；他们刚刚学会牛顿的物理三定律——在老师生前的最后一堂课上。他们一致正确的回答使地球免于被毁灭的命运。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个证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故事来解读，但是，它也清楚地指明了人类十足的弱点，他们的存灭系于他们能否掌握科学知识。客观世界的定律维持不变，人类生命是宇宙中的无常存在。从这个视角来看，刘慈欣在一个表面上看来感伤的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压倒人类能动性的宇宙宿命论的故事。

另一个小说《诗云》（2003）描绘的外星人，没有《乡村教师》中的外星文明那样具有善意。[17] 这个高度受欢迎的小说，描述了当不可思议的外星智慧毁坏太阳系时的人类末日。在人类作为超级完美的球形出现，外星智慧表现出对所谓“人类文明”的冷酷蔑视。然而由于一个偶然，这种上帝似的生物迷恋上了中国古诗。它不可思议的先进技术使其能够探索11维的量子宇宙，却仍然教不会其写诗。它让一个中国诗人存活，并且用尽了太阳系的能量去创造一个可以生产并储存它尽可能创作出来的所有诗的“诗云”。在故事的结尾，外星生物扮演了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李白（701-762）。

《诗云》将诗歌与科技，往大里说是将人类与宇宙的矛盾，加以妥协的戏剧化处理。这个关于外星生物倾倒于中国传统的故事至少感动了一位当代中国诗人，廖伟棠，他从中看到了对诗的想象力的再肯定。[18]但是刘慈欣对诗歌与技术间矛盾关系的解决，仍是取决于对于诗歌的技术化处理：诗云将产生并包含所有可能的诗作。虽然犹如上帝一般创造诗云的外星人仍然无法确认真正的诗，但是所有的诗歌已经写出并且储存在巨大的“电脑”中了。这团诗云是技术战胜文化的最终可能性结果的有力象征；故事的最后一部分描述了两位中国诗人（其中之一是外星人）于太阳系全部灭亡后的幸福生活，但是这最好被解读为一种假象，一种虚拟现实，其中呈现出诗人已经被灭绝之后对于诗化幻境的技术化模拟所制造的虚拟现实。在这里有趣的是，刘慈欣坚持了科学的确定性，并由此对照出人类想像力的不确定与无常，也由此将科技乌托邦变成了人类的恶托邦。

迄今为止刘慈欣最重要的作品《三体》中，宇宙被描绘成一座黑暗森林，在那里唯一重要紧迫的道德律令是对“零道德”的认知，黑暗森林中所有的物种都在互相之间进行一场殊死搏斗。宇宙中最先进的智慧敢于改变物理规则去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刘慈欣的问题是：作为有道德意识的物种——人类，能在无道德容身之地生存吗？人类能在只遵循非人原则的“硬科学”中存活吗？

我这里没有充分的空间对刘慈欣这部太空史诗做全面彻底的讨论，但是如果思考一下书中对“文諽”的叙述与对与零道德的宇宙的描述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那将是非常有趣的。[19]这里我仅对这篇长篇小说的开头做一简短的论述。刘慈欣的叙事带领我们一直到宇宙的尽头，但是它却以“文諽”为始。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无情的公开侮辱的顶峰之时，一个叫叶文洁的年轻女人亲眼目睹了父亲——一个年老的天体物理学家的死亡。这改变了她对人类的看法，让她开始彻底怀疑人类道德的可能性。同时，一个秘密科学计划被中国“文諽”的最高领袖发起，这暗示着命令来自毛泽东本人。启动这个计划是为了抢在美俄帝国主义之前与外星文明建立联系，并且将这些外星社会争取到中国这一边。一个科学基地被设立，以对外太空发送信息。叶文洁参加了这个基地，并且首次收到了来自外星人的回应，这个回应更像是一个警告而非问候：它要求人类的接收者不要回应，因为在这个外星社会中具有侵略性的成员将在人类回应不久之后获得地球的坐标，同时攻击地球。由于对“文諽”中人类道德的彻底缺失而感到大失所望，叶文洁冷静地回应：“到这里来吧，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

《三体》中的事件由此开始：叶文洁的决定将给地球带来一场激烈的战争，人类将为认知宇宙中无道德的本质而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不认为刘慈欣的太空史诗以“文諽”政治为基础，也无意在这里通过过于简单的概要就去评判作品情节线的复杂性。然而在做出上述描述后，我们确实似乎可以发现，在文諽期间显现的道德危机与零道德的宇宙想象是同时发生的。最终，刘慈欣对三体中心问题——人类能在一个无道德的宇宙中生存么？——的回答是否定的。

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只有不因道德忧虑而苦恼的生命才能生存下来。这种想象无疑深深根植于对中国最近的过去的记忆。毛泽东对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信念深信不疑，这是所有社会諽命、人类进步、与永远被“人性”定义的道德做斗争的改天换地的变化——所有这些乌托邦想象的根源。在人民共和国的乌托邦话语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毛对永久諽命的想像，是对通过使諽命者失去人性来实现改变人类的可能性的基本信念。

刘慈欣的另一部短篇小说可以拿来作为这篇文章的总结。《微纪元》（1999）在有着暧昧意味的戏仿过程中，提供了一个有关人类的反人性未来的想象。小说写人类退化为微人类，创造出一个关于向下发展的乌托邦想象。这是一个启示录一般的故事，最后一个从太空返回被太阳炙烤过的地球的人类，在地球上发现的是人类灭绝后的再造后代。因为极小的体型，他们才能埋进地壳的深处幸免于难。他们已然是忧患意识随其微小体型而直接成比例缩小的后人类，其体型大约是一个正常人的一万亿分之一，因此他们完全没有伤感，总是无廉耻的兴致勃勃地生活在无休止的狂欢中。最后一个人类为全人类的灭绝而深感悲伤，但是又为看到微人类儿童一般开心的面孔而喜极而泣——难道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后代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么？由于这个原因，最后一个人类背叛了他几个世纪之前就接受的命令——要去保存人类——而去毁掉了在其毁灭以前的地球带来的所有人类胚胎。这些微人类会比我们这些背负道德与历史意识的所谓“宏人”更加成功吗？毫无疑问，他们在生理与心理上都已经进化成一个更具有优势的物种，相应的，他们也没有任何历史记忆，而有着彻底脱离内疚与忧患的自由。最后一个人类对切断一切人类道德意识的未来感到满意。这个描述了人类最后时刻的场景依旧有些暧昧或反讽的感觉，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在庆祝彻底后人类化的乌托邦狂欢？还是它描述了犹如永久諽命的灭绝人性的恶托邦？

  《微纪元》  ▲

三、尾  声

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是断裂的历史。它仅有一些简短的繁荣期：晚清十年（1902-1911）、中国改革年代的头四年（1978-1982）、21世纪的开始。前两段较早的发展时期被政治文化和文学潮流的变化而打断，第三期繁荣仍在进行。构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特征的乌托邦母题遭遇到反讽和戏仿，同时也已被反思和重构，已然变成在中国科幻小说新浪潮中不同想象的载体。诸如《微纪元》那样的小说的暧昧的意义使乌托邦的意义复杂化，同时也质疑“进步”、“諽命”之类概念的意义，更不用说中国持续了一个世纪的民族发展、社会諽命、文化改革的诸种设计。即将到来的“微纪元”异象，像2066和永不停止的高铁那样的想象，似乎向诸如乌托邦或恶托邦之类的简单分类提出挑战。在中国科幻小说的新浪潮中，这些可能毫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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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韩松小说的初版于2000年由黑龙江省新闻出版社出版。修订版近期由大陆主要的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这篇文章中指的是修订版。

[2] 这个中文术语在文学上译作“科学小说”。中文中，“科学”的意思是“science”，“小说”是“fiction”。

[3] 在晚清至21世纪的1978-1982年间，科幻小说出现了简短的复兴。这一时期关于中国科幻小说的历史性讨论可见Rudolf Wagner, “Lobby Literature: The Archaeology and Present Func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Jeffrey Kinkley ed.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l978-l98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985，pp.17-62；和Wu Dingbo（吴定柏）：“Looking Backward: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Science Fiction, ” Wu Dingbo and Patrick D. Murphy eds. Science Fiction from China. New York: Praeger, 1989, pp.xi-xli。科幻小说最近的复兴聚焦于刘慈欣的《三体》，它已登上几家主要报纸的畅销榜，成为中国和香港几大最受欢迎的谈话节目中的讨论主题，并受到科幻小说领域外的批评家的严肃注意。近期中国科幻小说繁荣的现象还包括诸如全球华语星云奖和科幻世界银河奖的成立；这些奖项的年度颁奖仪式吸引了大量参与者，同时被主流媒体报道。至今，在2012年就有97部原创中国科幻小说出版，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作为中国网民的主要社会网络，豆瓣科幻小说小组的成员已接近38000（自2012年11月起）。

[4]  “中国和平崛起”的概念由中国官员郑必坚在2003年的亚洲博鳌论坛中提出，参见Zheng Bijian（郑必坚）: China’s Peaceful Rise.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5, pp.14-19。之后在国家总理温家宝2003年的美国之行中被反复重申。

[5] 科幻小说的概念作为一种“选择性传统”，源自Andrew Milner,“Science Fiction and the Literary Field,” SFS 38:3 (November 2011): 393-411，第395页。

[6]在一些英语资源中，这些作家作为“三个将军”被提及。参见Jonathan Clements和吴定柏在《科幻小说百科全书》中关于“中国”的词条。

[7] “和谐社会”是国家主席胡锦涛领导下的国家行政体系中的关键概念。正如Barmé的解释：“‘和谐社会’的概念最初在2005年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2006年发展成包括社会和政治管理蓝本的党的完全决议；它宣告了包括通过减少中国富人与穷人间极大的收入与生活水平的贫富差距以求经济和社会公正的目标。‘和谐社会’的颂歌程式被中国官方以及媒体令人厌烦地不断重复，但是在流行的用法中它获得了消极涵义。它经常被用作对政府在维持稳定的作为中，包括对批评者的压制和审查的委婉的讽刺。” 参见Geremie Barmé ed. Red Rising Red Eclipse, 2012. www.TheChinaStory.org。“和谐”被“创造了和谐的俚语”的中国网民戏称为“河蟹”。审查时有时被称作“被和谐”或“被河蟹”。“河蟹”有时表明审查。

[8]《西游记》讲述了一个在传统中国神话和佛教意象构架下的和尚西去印度旅行的奇幻故事，吴承恩（1500-1582）著。

[9] 《乘客与创造者》已被Nathaniel Isaacson翻译，并发表在Renditions关于“中国科幻小说：晚清和当代”的专号上。

[10] 这条标语是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中提出的，在媒体中广泛流传，同时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1] 对于最新的关于“大跃进”与其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的情况，参见Frank Dikö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 Co., 2010。

[12] 《转生的巨人》已被Carlos Rojas翻译，并发表在Renditions关于“中国科幻小说：晚清和当代”的专号上。

[13]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公元前100），秦始皇向方士徐福咨询关于长生不死的秘方。

 [14] 自从高铁4年前开始建设，迄今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广阔的网络——近8000英里的交通系统。上海的磁悬浮列车，时速最快可达268英里（约431公里），自从2004年已投入商业使用。

[15]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中国还没有房地产市场。1998年，中国政府开始预先将国有住房单元私有化，自从那时起，房地产市场便对中国的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

[16] 《乡村教师》已被Christopher Elford 和Jiang Chenxin翻译，并发表在Renditions关于“中国科幻小说：晚清和当代”的专号上。

[17] 《诗云》已被Chi-yin Ip 和Cheuk Wongand翻译，并发表在Renditions关于“中国科幻小说：晚清和当代”的专号上。

[18]参见廖伟棠：《这些无限空间的永恒沉默》，http://liao-wei-tang.blogcn.com。

[19] 关于刘慈欣《三体》的更多延伸讨论，参见拙文《弹星者与面壁者：刘慈欣的科幻世界》，载《上海文化》2011年第3期，第17-30页。

责任编辑：蓝盒子教的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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