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任冬梅：民国科幻小说中的“火星中国”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编者按：7月23日，中国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启动，承载着万千期盼的“天问1号”飞向荧惑之星的“乌托邦平原”。有趣的是，火星正是人类寄托乌托邦梦想的所在。放眼二十世纪科幻文学，以火星为舞台的壮阔憧憬层出不穷，如同具“后1968”背景的勒古因名作《一无所有》和郑文光长篇《战神的后裔》，以及罗宾逊的“火星三部曲”。而在中国早期科幻创作中，除了《猫城记》这样以火星为背景的社会寓言，《火星游记》等作品的乌托邦想象同样精彩，但却不为人知。“四十二史”公众号特此刊发科幻学者任冬梅关于民国时期火星科幻的论述，以飨读者，并为“天问1号”壮行。

任冬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科幻研究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第一届、第二届全球华语星云奖评委。已在Chinese Literature Today、《当代文坛》、《中国比较文学》、《南方文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幻想文化与现代中国的文学形象》。

摘  要：晚清科幻小说中有不少涉及星际空间和星际殖民的小说，但小说中对于外星球的描写却非常简单。到了民国，科幻小说中地外星球的面目变得详细起来，这是因为“幻想的社会”终于脱离地球表面被放置在了其他星球上。这些“幻想社会”其实都是某种“中国想象”，其中既有为新的政治理念所描绘的蓝图，出现在火星上的“理想中国”，也有以扭曲的镜像为对照，在火星上沉沦的“黑暗中国”。在“现代科学”的解释下，火星世界的存在找到了看似合理的理由，从而让这些“火星中国”拥有了一种似真似幻的魅力。

关键词：民国  科幻小说  火星  中国

模糊不清的“星际空间”

在晚清以前，中国小说里故事发生地从来没有脱离过地球，即使有过对于天庭圣境、广寒月宫的描写，那也只是一种文学性的想象，并没有把它们当做实体的空间，人类是不可以真的到达那里并且居住的。一直到晚清，随着西方天文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人对于宇宙的看法才逐渐接近现代天文学的水平，恒星、行星的运动轨迹，太阳系的结构，星系等全新的天文学知识才开始进入人们的知识体系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月球、水星、金星、火星等都已经成为一种实体的空间，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实实在在的可供人类殖民的星球。于是，晚清时候就出现了一大批描写星际空间以及星际殖民的小说，如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1904）、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2]（1905）、陆士谔的《新野叟曝言》[3]（1909）等。 

《月球殖民地小说》《新法螺先生谭》《新野叟曝言》▲

不过，晚清科幻小说中对于外星球的描写并不详细，在《新法螺先生谭》中法螺先生经过金星时看到上面的动植物进化过程，经过水星时看到的水星人“换脑术”都只如惊鸿一瞥，没有做进一步的交待；《月球殖民地小说》由于没有写完，在已有的部分中对月球世界的描述也很少，只说月球上“黄金为壁，白玉为阶，说不尽的堂皇富丽，就中所有的陈设并那各样的花草，各种的奇禽异兽，都是地球上所没见过的”[4]，而月球上居住的人也拥有比地球发达得多的文明，不仅法律严明，不得擅用私情，而且科技水平很高，拥有比地球上先进得多的“气球”，可以随时往来于地月之间。《新野叟曝言》则涉及到了月球和木星。文素臣发明了飞舰，在征服欧洲以后，又飞到了宇宙空间之中。先是到达月球，小说里描写月球上的山都是琉璃山，树都是参天合抱的祖母绿树，湖中的水不是一般的水，而是水银。月球上无水草，也无人类和禽兽，并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他们坐着飞舰继续航行，十天以后到达木星。木星上特别炎热，如同地球上的热带。遍地是黄金，山也是金刚钻宝石山。有高山大川，江湖海洋，有水有草，有飞禽走兽和参天大树，与地球类似。但无人类，只有长二丈，手如蒲扇，遍身是毛的人熊。植物动物都异常的高大。于是文素臣等决定在此殖民。 

这些晚清的“星际旅行”小说虽然已经具备了基本的行星、星系概念，将天空中的星星（包括月球）不再看作是遥不可及的点缀，而是知道了它们是和地球一样的星球，是宇宙中一种实体的空间存在。但是对于这些星球上的环境和生命的想象，还停留在非常简单的层面，也没有做过多的描述，很多时候只把它们看作人类可以拓展殖民的新的疆域，类似于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一样。至于外星球上是否有和人类一样的智慧生命体，或者说即使有的话它们的形态是什么样的，社会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样的等等这些问题，晚清小说家们还没有精力或者说兴趣去做进一步的思考，对于他们来说，地球上都还有那么多未知秘境等着他们去探索和想象，“星际空间”实在是过于遥远了。

彼时晚清科幻小说中大部分有具体描写的“幻想社会”，其地点设置在某些海外奇境之中，如旅生《痴人说梦记》中的“仙人岛”、陈天华《狮子吼》里位于舟山岛西南的“民权村”，或者是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印度洋诸小岛。在晚清的社会环境和知识背景下，这些“海外仙岛”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代表着一种遥远的地理空间，可以用来放置他们想象之中的社会，这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乘桴浮于海”的要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海岛”就已经处于“天朝”的覆盖范围以外了。

乘桴浮于海 ▲

总的来看，晚清时候的科幻小说对于外星球的描绘还停留在非常粗浅、简略的阶段，而晚清科幻作者们构建的“幻想社会”只存在于一些“秘境仙岛”之中，也就是说此时的作者并没有把“幻想社会”与“地外星球”两者联系起来，其对于遥远的、异域空间的社会形态的想象，只存在于地球之上。

貌似真实的“幻想社会”

到了民国时期，“幻想的社会”就脱离了地球的范围，出现在了星际空间之中。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教育制度的改革和不断完善使得民众的知识水平有了大幅提高。1922年10月30日，中国天文学会在北京成立，而作为首任会长的高鲁[5]早在1913年就创办了《气象月刊》，用以普及气象学和天文学知识，1915年此刊改为《观象丛报》，1930年更名为《宇宙》。1927年，高鲁还筹划建立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与晚清时候相比，民国天文学知识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再加上民国时期对外交流的愈加频繁，不管是从国外回来的十几万留学生，还是从西方来华的外国访问学者（包括泰戈尔、罗素等等），都使得中国人对于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对于整个世界地理版图的了解更加清晰，意识到所有国家都只不过是生活在地球村中的一员，地球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供放置幻想社会的未知秘境。因此，在民国的一部分科幻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点被搬到了外太空，作者幻想中的社会出现在了太阳系的其他星球上，比如火星。 

 高鲁 ▲

民国时期报刊杂志上对于火星的介绍和描写远比晚清时候要多得多，尤其进入1920年以后，外国科学家发现火星上有“运河”的新闻以及火星上究竟有没有人类的探讨反复出现，对火星生命的推测和想象占据了各大科普杂志和通俗类报刊的版面，火星成为最吸引民国时期的中国人的太阳系行星。一方面，这里是一个离现实空间（地球）非常遥远的异域世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另一方面在“现代科学”的解释之下，这种世界的存在似乎又拥有了某种“真实性”，让人无法轻易将之斥为“无稽之谈”，幻想中的火星社会因此拥有了一种似真似幻的魅力。

市隐的《火星游记》[6]开篇就有一番议论：“按天文学家说，太阳比我们地球大着十几倍，相距的里数，约在几千万里，太阳统领着金、木、水、火、土、天王、海王、地球这八个行星，……同是一样的星球，大概上边的大地山河林木，总该一样了。所生的动植物，大概也差不了许多。再说人类呢，我们身体是血肉的，他们也不能是金石的；我们能说话能活动，他们也不能是哑巴，不能不会行走……”于是作者就安排了地球上的几个人一起去火星世界探险游历。对于此时地球上遍地战争的状态作者很是反感，小说里的主人公慧耀居士带着黄慈、百善、黑德、宗福四人（象征黄白黑棕四色人种）一起到达火星，学习火星社会大同平等的高尚文明。火星一共分为六十个都城，附属六十个市镇，每一个市镇设一公所，每个公所中设一个委员长。公所中办事分农、工、商、学、建筑、交通等各科，各科有主任委员，其余皆称为委员。自委员长以下各员，皆由各市镇自己选任。由于政治清明、道德高尚，火星的市政设施完善，也从无诲淫诲盗之事，真正做到了少有所养、老有所依，人人各司其职，安居乐业。同时，火星社会的科技也很发达，有可以进行宇宙航行的飞船、可以与附近星球通讯的无线电机，还开发了海田，可以在海底收获海稻等等。在参观完火星的民生以后，黄慈等四人大为感慨，下定决心回到地球劝说各自的族人废除兵械、放弃战争，消除阶级的差异，一起为大同平等的人道主义而努力。

  《火星游记》 ▲

另一个火星社会则出现在老舍的《猫城记》[7]中。1932年老舍刚从英国回到内忧外患的中国，中国的黑暗和腐败使老舍失望不已；而他回国后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明湖》又在“一·二八”大火中被付之一炬，此时的他有意转变写作风格，进行一些新的艺术尝试，同时抒发胸中块垒，于是《猫城记》诞生了。《猫城记》讲述中国人“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坐航天飞机飞往火星，结果不幸坠毁，朋友身亡，“我”只能滞留火星。于是“我”闯入了猫人的世界，认识了自私贪婪的贵族大蝎，徒有理想的青年小蝎，末路英雄大鹰等猫人，开始了奇遇之旅。猫国社会沉浸在肮脏、混乱、无序、衰败、颓唐的氛围中。猫国的经济完全崩溃。猫人以“迷叶”为食，精神萎靡不振，畏惧外国人几乎是一种天性。猫国的文化教育乱七八糟。猫国的军队毫无战斗力，在矮人国进攻时，猫人争相逃跑或抢先投降。最后“猫人们自己完成了他们的灭绝”。半年后，我遇到一艘法国的探险飞机，终于得以回到地球。从《猫城记》中不难看出威尔斯科幻小说的影响。老舍在其创作自述《写与读》里曾谈到，1928年至1929年他阅读了大量近代的英法小说，英国的威尔斯、康拉德等作家的作品用去了他很多的时间。[8]而且老舍在他的《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也提到威尔斯《月亮上的第一个人》“把月亮上的社会生活与蚂蚁的分工合作相较，显然是有意的指出人类文明的另一途径。”[9]因此，无论他的“猫人”有多么偶然，老舍对威尔斯科幻小说的借鉴都是不言而喻的。

《猫城记》▲

《火星游记》和《猫城记》两部小说都将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设置在了火星上，这当然是一个想象之中的社会，然而在小说的行文中，我们也常常能够看到作者在已有的科学知识背景下，对于火星环境地貌的一些写实性描述，比如火星是当时被认为最有可能和地球环境一样并且拥有智慧生命居住的行星，因而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地都在“火星”；又比如“小山上是灰里带着些淡红”、“打着红色的闪电”（《猫城记》）、“晚间有两颗天然的月亮[10]”（《火星游记》）等等，都确确实实是火星的地理特征。这些描写的存在，使得异星球上的社会想象存在了某种合理性与真实性，因而让这些小说拥有了一种独特的魅力。

面目迥异的“火星中国”

这些地球之外的异星世界，由于拥有似真似幻的社会形态，与现实社会若远若近的距离关系，成为当时的知识分子用来与现实中国作对比，并试图建构出一个“新”中国的绝佳场所。晚清民国时期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剧烈变动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在此之前，中国在与世界的关系上一直处于一种自足或者完满的状态，“在大地上，从中心向外辐射，距离越远价值越低。……中国历史就是依照这样一个假设写就的，即人类生活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中国中部的生活，而中国本身则是世界的中心，它为四海冲刷着，并将自身的灿烂光芒投射在不幸的、荒凉的、为天涯海角的未开化者所栖居的地区。”[11]那些位于边缘的野蛮、弱小和低级的少数民族被看做是“蛮”、“夷”，只能等待着中华文化的辐射与滋润。“也正是由于有了他者这面‘镜像’，自我的位置和权威才得以确证……显然，这里的自我是强者，他者是弱者，形成我强他弱的局面。”[12]四周的“夷狄”小国让处于中心地位的中国不屑一顾，更别提海外的其他国家（明末以前，中国从未出现过世界地图[13]），这样的一种图景是稳固的，也是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对自我的一种体认。但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入动摇了这一持续上千年的图景，中国遭遇了平生从未遇到过的强敌。世界的图景已然发生改变，对于中国人来说，对“西方”的感知，已经从原来的无知、模糊进而转到了被迫承认，急于探知的阶段。中国不得不由中心退至边缘，西方成为一个强大的他者，占据了世界的中心。这一系列的变动对中国人的空间观念的冲击不可谓不深刻，不可谓不强烈，传统的、稳固的、秩序化的空间观念被动摇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无方向感、无中心感。在这样一种深刻的茫然、失落的情绪主导下，晚清民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重建中国的自我，重新确立中国在世界图景之中的位置。“中国形象终于成为一个需要重新追问的空前急迫而重要的大问题；也正是为着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现代中国人开始了新的想象力活动——建构现代性中国形象。”[14]对于此时的知识分子来说，选择“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在其中幻想出一个全新的社会样态来构建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既是因为小说的文学审美形象性使然，也体现出知识分子企图利用小说的通俗性来表达政见以期启蒙民众的心态。

传统夷夏观 ▲

两部小说幻想出的火星社会其实是宇宙空间中的“火星中国”。这两个“火星中国”的形象却截然不同。《火星游记》可以说继承了晚清科幻小说的传统，面对民国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作者试图有所建言，通过文学来裨补时政，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因此在火星上构建了一个与现实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中国”。《火星游记》中的“中国形象”几乎是“完全光明”的，和晚清科幻小说中描绘的“盛世中国”很相似。首先，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象。火星世界是一个提倡“世界大同、相亲相爱”，“放弃战争、永远和平”的地方。作者理想中的世界是各民族、各阶级互相扶持、互相救济，免去种种界限，最终消除国与国之间的区别，世界成为一体。第二，是对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想象。火星上的科技异常发达，处处按照为人民提供便利而设置，晚间除了两个天然月亮外，天上还悬挂着三个圆形的人造光体，为火星世界提供照明；还有能在水面行驶的电力车，能够进行星际航行的大型飞船，以及能在海底生长的海稻，等等。第三，是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想象。火星以“公所”为组织单位，“物什皆属公共所有”。书中有一段对火星社会的描述：“小孩儿两岁入幼稚园，公家替人民一直教育到了十一岁，出学之后，分科为公家服务。三十岁以上者入颐养院，享受充分幸福直至去世。入院之时，其财产家具尽数交给公所。……为公家服务者，皆无薪俸，只有饭食。每家一顷地，八家九顷地，多出的一顷为替公家耕种。所产出米粮蔬菜瓜果，除自己食用的部分以外，全部卖给商店，由公所核定最廉价格。……”完全就是一副社会主义的“人民公社”图景。第四，是对于国家文化的想象。火星社会人与人之间平等友爱，再加上政策实施得当，“结婚后，男女如有外遇，一经证明，即分送男女疯人院中，终身不得与人民平等。以故这火星世界，永无淫乱之事。”自然拥有“真正的道德文明”。与晚清的“盛世中国”相比，除发达科技与世界大同是相同的以外，《火星游记》与之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这个理想社会的组织形式——全民公有制的想象，衣食住行甚至文化教育都强调绝对的公有与平等，这样一种鲜明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晚清时期的科幻小说中是不曾出现过的。

老舍的《猫城记》则描绘了一个“完全黑暗”的中国形象：首先，是对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想象。猫国在火星上属于属于任人嘲笑、宰割的对象。被矮人国侵略时，由于内部的互相残杀，自己完成了对自己的毁灭，最终整个猫国上演了亡国灭种的悲剧。第二，是对国家工业化水平的想象。猫国几乎没有什么现代工业，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十分落后，唯一的支柱产业就是大量种植迷叶树。第三，是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想象。猫国的政治异常腐败，上层统治者投降媚外，导致国家经济落后、军事力量软弱。第四，是对于国家文化的想象。猫国的文化教育处于瘫痪之中，校长和教师被学生批斗，下层民众愚昧不堪。这样一种“黑暗中国”形象，在晚清科幻小说中从未出现过。猫国已黑暗、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老舍对它“由愤恨而失望”，但仔细审视，他在失望中又并未失去全部的希望。老舍认为：“猫人的糟糕是无可否认的。我之揭露他们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15]恨之深爱之切，消去了社会的污秽和猫人的“糟糕”，不就能达到社会改革者所期望的“和谐”、净朗的世界了吗？像胡絜青所说：“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的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致，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这部书反映了一个徘徊在黑暗中不断寻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16]老舍徘徊在黑暗的中国，既不断地批判现实、启蒙民众，又不断地追寻，企图建构宁静、淳朴、鸟语花香、清洁美丽的世界。所以，老舍在猫国颠覆之后对挚爱的中国仍然怀有期待，他在对猫人病态性格成因的挖掘与批判中始终包蕴一种休戚与共的不忍情怀。

在“希望”与“绝望”之间

《火星游记》试图通过建构幻想中的理想社会来找到现实中国的出路，这种创作与建构过程本身就表现出对于实现“现代民族国家”的希冀。而《猫城记》中种种颓败的社会景象，“灰的天空”、“灰色的国”，“一条丑大的黑影站在星光之下，没有一点声音，只发着一股臭气”，让人不禁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废墟意识，“‘废墟意识’在情感含量上远比西方的‘荒原意识’更为强烈而复杂，它悲中有愤，废而不灭，断壁残垣总让人想到昔日的辉煌和明日的重建”[17]面对现实的黑暗，老舍在悲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同时并没有颓废，而是期望甚至幻想着“废墟”上的重建。科幻小说中幻想社会的产生一般都是由于作家对现状极度不满，渴望建立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生活方式。因此，幻想社会（不管是光明的还是黑暗的）本身既含有与现实黑暗社会相抗衡的强烈的否定、批判功能，又具有憧憬未来的浓厚的主观、理想色彩。也正因为幻想社会否定与憧憬的双重功能，所以这类科幻小说又具有警世、唤醒、激励的作用，同时也包含有重铸辉煌的信念。

民国科幻小说独特的想象显示了作家在绝望、幻灭中又不甘于就此放弃的复杂情感。现代中国内忧外患，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民族复兴的愿望和民族意识得到很大程度的张扬，救亡图存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普遍愿望。因此，尽管民国科幻小说作家们意识到中国命运的岌岌可危，但作为一个民国知识分子，其责任感使得他们在绝望的同时还必须真诚地保留着希望。一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内容和精神特征决定了作家的意识，所以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作家在对现实绝望、幻灭之余又不免在内心升出一点希望，一点救赎的热情。在民国科幻小说中，作家面对黑暗现实、无望未来带给他们失望阴影的同时，又显示出作家极不甘心的主体情怀。这种绝望、悲观但又有些许希望、幻想的情绪是在被现实黑暗的巨大力量压倒之后所产生的一种万念俱灰却又心有不甘的复杂感觉。他们要反抗丑恶现实，但是这种反抗就像在汪洋中引起的波澜，微乎其微，这是一种个体在强大的黑暗现实中无所作为也无法解脱、内心充满末世感和幻灭感、但又试图警醒世人的矛盾而无奈的主体情感。而科幻小说的本质内涵及其本体特征正好特别适合表达这种复杂的情感。在漆黑的时代背景下，民国科幻小说在讽喻现实的同时标示了另一种超越性的特质，也即表明作家期望能够实现与现实世界相区别的另一种生活的可能性，期望能够构建出另一个文明的、现代化的民族国家——中国。其实，这恰恰是科幻小说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科幻小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之一，民国科幻小说正是在此显示出了它超越于写实类小说的先锋意识，也即体现了作家颠覆与建构相交织的复杂的情感体验。

总的来看，民国科幻小说中的这两个典型的“火星中国”形象其实代表了科幻小说家建构幻想社会的两种思路。《火星游记》的作者吸收了最新的思想文化，将“理想的中国”放置在火星上，在小说中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希望能够以此为指引，帮助现实中国找到走向强盛的方法，同时也带有启蒙、教化民众的意图。《猫城记》则是在火星上描绘出一个“黑暗中国”，是现实中国被夸大了的扭曲镜像，以它为对照，从它身上看到现实社会的种种缺陷与弊端，以及长此以往下去将可能面临的悲惨命运。后者属于“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的产物，意在“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18]。民国科幻小说中的“火星中国”，体现了当现代碰撞传统、民族性遭遇世界性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与应对策略，以及处于时代巨变中的他们对于民族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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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3月17日，《绣像小说》第21-24、26-40、42、59-62期（1905年11月11日）连载，共35回，未完。署“荒江钓叟著”，作者真实姓名已无法考证。小说主要内容是龙孟华乘坐日本人藤田玉太郎发明的“气球”在地球各大洲之间穿梭往来，寻找自己的妻子。在已发表部分的最后，月球人驾驶着远远超过人类科技水平的气球飞临海岛。已经团聚的龙孟华一家由月球人接到月球上游学去了。而玉太郎则留在地球上继续改进自己的气球，希望凭借它进行星际间的旅行，小说写到这里戛然而止。不过小说既然取“月球殖民地”为篇名，显然后面的内容才是主干，可以想象玉太郎的气球研制成功后，将载着地球人一起到月球上去追寻异世界的先进文明，可惜作者那更为宏大的构思我们已经无法欣赏到了。

[2] 6月，上海小说林社小说林丛书收，标“科学小说”，作者署“东海觉我”。1907年5月2日《广益丛报》第132（第5年第4期）-139号（第5年第11期，1907年7月9日）载《新新新法螺天话……科学之一班》，署“东海觉我戏译”。小说写“我”灵魂飞升上天，进入宇宙，先后目睹了金星上的物种进化、水星上的“造人术”，在逼近太阳时改变航向，最终重返地球和肉身合二为一。

[3] 那时欧洲早已成为中国人的殖民地，欧洲人欲组织“光复会”驱逐中国人，中国皇帝于是派文素臣为大元帅，统帅飞舰前去镇压。文元帅先征服了欧洲72国，后又驾驶飞舰开发了月球和木星。文元帅发现月球上“无水无草，也无人类和禽兽”，是一片死寂之地，而木星上“有高山大川，江湖海洋，有水有草，有飞禽走兽和参天大树。但无人类，只有长二丈，手如蒲扇，遍身是毛的人熊。植物动物都异常的大”，于是决定移民木星。

[4] 林健毓发行、王孝廉等联合主编：《晚清小说大系•月球殖民地小说》，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年，第69页。

[5] 高鲁（1877-1947），中国天文学家。字曙青，号叔钦。福建长乐人。早年就读于福建马江船政学堂。1905年去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留学，后来获该校工科博士学位。1909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1911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不久任中央观象台首任台长。

[6] 1925年《交通丛报》第115-116期载，标“理想小说”，署“市隐”，未完。《实事白话报》亦曾载。后出单行本，封面标“理想小说”“救世诠真”，不分章节，书前有手写短序，署“庚辰腊月北平吴镇之谨志”，序中说此书作者为吴镇之父。

[7] 1932年8月1日，《现代》第1卷第4-6期，第2卷第1-6期（1933年4月1日）载。1933年8月20日上海现代书局现代创作丛刊收入《猫城记》，前有自序，1933年10月20日2版。1936年5月上海复兴书局1次2版《猫城记》，书前有自序。1946年7月上海四合出版社出版《猫城记》。1947年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发行晨光文学丛书，收《猫城记》改订本，卷首有著者序，1949年3版。

[8] 老舍：《写与读》，载《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493页。

[9]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载《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47页。

[10] 火星共有两颗天然卫星，1877年由美国的A.霍尔发现。火卫一离火星中心9370千米，公转周期为7小时59分，比火星自转快得多，所以从火星上看来，它是西升东落的。火卫二离火星23500千米，周期30小时18分，它们的形状都很不规则，表面参差不平，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陨石坑。它们的轨道并不稳定，火卫一有加速现象，轨道不断降低，而火卫二却在慢慢远离火星。

[11] 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郑乐平、胡建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4页。

[12]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3-14页。

[13] 曹增友：《传教士与中国科学》，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202页。

[14] 王一川：《中国形象诗学——1985至1995年文学新潮阐释》，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6页。

[15] 老舍：《我怎样写〈猫城记〉》，载《老舍研究资料（上）》，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547页。

[16] 胡絜青：《老舍论创作·后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01页。

[17] 万安伦：《论九叶诗派的废墟意识》，载《诗探索》第3-4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1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见《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91页。

责任编辑：不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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