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 | 郑文光：我与儿童文学

四十二史

 科幻春秋

郑文光（1929-2003），我国著名科幻作家、天文学家。代表作有《飞向人马座》《战神的后裔》等，曾获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等奖项。

我是一个科研人员，研究的又是一种十分冷僻的专业：天文学史。它离开少年儿童的生活有十万八千里。怎么会对儿童文学发生兴趣的呢？我又怎样开始写起科学文艺作品来的呢？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当时还是殖民地的越南度过的。我上小学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越南地处东南亚战略要冲，不久，就被法国维希政府出卖给日本军国主义者，成了双重的殖民地。不用说，人民——无论是越南人还是数量相当大的华侨——则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文化上，越南也相当闭塞。我的童年时代，没有读过任何一本儿童文学读物。 

上小学的时候，我读过的文学作品只有《水浒》和《三国演义》（那是我们“家藏”的仅有的文学书籍）和一些离奇古怪的剑侠神怪小说。进入中学，才开始接触我国和世界的新文学 作品，知道了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名字，也知道了高尔基、罗曼·罗兰、肖伯纳、莎士比亚和易卜生。初中二年级的暑假，在语文老师的指导下，我下决心把二十卷的鲁迅全集（包括著作和翻译）啃完了，这些作品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本来，对于遥远而又陌生的祖国，我们这些华侨孩子总是把它想象得美丽而宁静，好象圣洁的伊甸园。读了文学作品， 我才知道，人世间不仅有举义旗于水泊的宋公明，双戟无敌于天下的吕奉先，而且有倒在血泊中的刘和珍烈士，有“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群丑，有哈巴狗般的“文人”、“学者”，有哀痛无告的祥林嫂和子君。在十三岁的孩子面前，就犹如揭下一块洁白的橡皮胶一样，我看到疮痈和脓血。这就是文学作品给我的第一次、也是毕生难忘的震动。

  《鲁迅全集》▲

也是从《鲁迅全集》中，我读到了爱罗先珂的《桃色的云》，妙伦的《小彼得》，班台莱耶夫的《表》，这就算是我的第一批儿童文学读物吧。不过我记得当时并不怎么看得懂它们。无论是盲诗人的春姑娘和土拨鼠的世界，还是苏联儿童教养院的生活，距离我的现实生活是过于遥远了。除此之外，我当时着迷于鲁迅式的杂文，我佩服它们解剖人生的犀利。我的年龄尽管还小，但是我觉得我早已告别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解放以后，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了，而且我又成了一个天文学工作者。但是，我总觉得，我的心正在变得年青。如果说，我的少年时代是过于苍老的话，那末，在党的阳光的照耀下，我又从青年时代走向少年时代。当我读着《海的女儿》和《丑小鸭》的时候，我激动得热泪盈眶。我也为盖达尔小说中的革命英雄主义所陶醉，为《寄小读者》中的细致真挚的热情而感动——尽管我已经不是什么“小读者”，而是一个大人，一个“严肃的”科学工作者了。

我也在想，我能不能为少年儿童写些什么呢？

从中学时代起，我就喜欢写作。我在地方报刊上常常发表点诗、散文什么的。解放前不久，我又在香港的进步报刊上发表过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杂文。但是，现在，为少年儿童写作的时候，我选择了科学文艺读物。

为什么呢？首先，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宇宙的令人神往的奥秘每天展现在我面前，我觉得，这该有多少孩子们渴望知道的有趣的故事：在解放初期，科学文艺园地还是比较荒芜的：品种少，题材狭窄，而队伍——除了老一辈几位，几乎就没有什么人了。

五十年代前期，我当时在主编一个大型的通俗科学刊物，我有机会读到许多外国的科学文艺读物，最初读到的是伊林的一系列作品，以后又读了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正好这时候，经常有些孩子们过队日时来访问我，或者邀请我去，每次总要讲点什么，我就讲宇宙航行——这个题目那时是多么激动人心呀！尽管它不过是一种理想，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没有上天。但是这一来，关于宇宙航行的介绍，更加带有幻想和神奇的色彩。我当时非常忙，除了做编辑工作，有时每星期有四、五个晚上要给少年朋友做报告。关于飞向月亮、飞向星星的题材，我讲得非常熟练了。而且每做一次报告，我总作一点小小的修改——这种口头上的修改稿我觉得对于我的创作很有帮助。因为在稿纸上修改，你并不是立刻能看到效果的，而在讲台上，你马上可以在听众的脸色上看得出来：孩子们喜不喜欢这样的叙述。

这样，剩下的工作就是把自己在讲台上重复了成十成百次的话落在纸上。

我十分感谢《中国少年报》知识版的编辑赵世洲同志（他现在仍然在少年读物编辑的岗位上），没有他的鼓励，也许我不会那么快就拿起笔来。创作的激情已经是如此使我振奋，我相信，早晚我会写的。但是，我认为，每个青年作者，当他跨过创作的门槛的时候，总是会有某种“触媒”的，有的人，是因为读到一篇优秀的作品；有的人，是因为作了一次难忘的旅行；有的人，则是为了一次成功或失败的爱情。而我，是因为有一个热情的编辑的鼓励。我最初发表的科学文艺作品只是一篇千字的小文章，叫做《千万双手》，是歌颂地质勘探队的，它的主题正好用文章中最后几句话说明：

 “咱们的祖国就是这样的：不管你做一种什么事情，就有许多无形的手支持你。”

这是很朴素的几句话，可是我的确是饱含激情写出来的。刚解放那几年，我们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空气中啊！那时候，没有动不动就拿刀子捅人的青年（杀人犯当然还是有的，但我这里说的是“动不动”就捅人），没有冷言冷语辱骂顾客的售货员（至少是极少），没有不顾人民死活下令铲掉瓜地的“官老爷”，没有专门走后门搞特殊化的“少爷”们。那时，局长和科员，厂长和工人，书记和会计，大家都是同志。街上，是一队队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满面笑容地列队走过。我早已不是少先队员的年龄了，可是当孩子们每次把红领巾围在我脖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总是一阵不由自己的激动，我真想为这永远是蓝色的天空，为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大地，为永远是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的人民放声歌唱啊！

我比较经常地为少年儿童写些科学小文章了。当然，同时也为青年写，为成年人写。但是为少年儿童写作，我觉得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因为字里行间能够渗透我的灵魂的喜悦，让我重新度过我的失去了的童年。我感到，为少年读者写作有那么多诗情画意，只是由于我的文章过于抽劣而无法充分表达。但是我多么希望把我心灵中的诗情画意，能透过我讲述的遥远的星球、茫茫的宇宙空间、高速的宇宙火箭的文章表达出来啊！

这样，小文章的形式和篇幅都容纳不下了，于是，我尝试写作科学幻想小说。

我的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写于1954年，叫做《从地球到火星》，这也是解放后我国第一篇科学幻想小说。过去我一向以为解放前我国没有创作的科学幻想小说，最近我才知道，早在四十年代，前辈作家顾均正写过一个短篇科学幻想小说集《和平的梦》，不过我写《从地球到火星》时没有看到过这本书，我是学习着外国的科学幻想小说写作的。今天看来，它是那样幼稚，而且严格说来，它可能根本不算科学幻想小说。因为这里面虽然写了一个故事，也有那么几个人物，可是故事情节是比较简单的，人物形象也是比较单薄的，它实际上只是构筑了一个幻想故事的框架，而把有关宇航、火星的科学知识充填到里面去。

《从地球到火星》在《中国少年报》以两版连载的篇幅发表以后，却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后来，中国作家协会编的《1955年儿童文学选》，把它选了进去。我自己，把它和我后来写的三篇科学幻想小说《第二个月亮》、《征服月亮的人们》和《太阳探险记》，合编成一个集子，于1955年底出版。这个集子也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欢迎。我自己当然心中有数，这几篇作品水平是很低的——这决不是自谦的话。即使在当时，我也并不认为它们有什么成功的地方。尤其是《太阳探险记》出版的同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对比之下，我更为自己的作品感到汗颜。我真诚地觉得，它们之所以受到不相称的欢迎，只是说明少年儿童太需要类似的读物了。

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太阳探险记》出版以后，我没有再写科学幻想小说，而改变了方向，与了一个中篇科学故事 《黑宝石》的缘故。我觉得我自己太缺乏幻想的才能了，还是老老实实写点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为好。《黑宝石》的取材，是一个学校的地质小组的活动，不过我把关于陨石的知识写进去了，于是它就成了一个“科学故事”。

《黑宝石》最初是在《人民文学》1956年四月号发表，后来又出版了单行本。此时，我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但是，就在这时，我的创作来到了一个转折点。

1956年底，我成了《文艺报》的记者。《文艺报》当时正从一个文艺评论刊物改变成一个包括发表政论、报告文学和文艺特写的刊物。我当记者的头一件事，是到新疆参加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的成立大会，会后又在南疆喀什一带旅行和采访。1958年我又当了《新观察》的记者，在广东沿海一带和海南岛、 西沙群岛一带旅行了半年多。这两次长途的旅行对于我扩大眼界、认识我们祖国丰富多采的生活无疑是很有益处的。我也有不少收获：写了许多报告文学和特写。但是与此同时，我却完全放弃了科学文艺读物的写作。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我只为《儿童时代》写过几篇短小的科学幻想故事。除此之外，我差不多完全离开了儿童文学。

创作，在那些年代已经变得困难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用豪言壮语去装扮自己， 而不再是那么真诚和坦率了。你深入生活，竭力寻找有意义的素材，可是你所接触的人，不管是基层的支部书记，或者技术员，或者一个普遍的工人，总是有现成的一大套话等着你，诸如大干苦干拼命干，翻了多少番，超英赶美之类，却没有活生生的人的灵魂，人的跳动着的心脏。而且，我就象达摩克利斯看到自己头上有一柄马尾悬着的利剑一样，隐约看到一根根悬在脑门上的棍子——就是后来那个妖婆江氏赐给那个文坛流氓姚某的“无产阶级的金子”，其实那不过是广东人称之为 “搅屎棍” 的又硬又臭的枣木棒，既不是黄金的，更不是无产阶级的，但却实在是够教人噤若寒蝉。当然，勇敢的、 起而抗争的同志是有的，我却不是，我沉默了。

我力图归队，搞我的天文学。这一愿望只有在从干校回来以后重新分配工作的时候才有可能实现。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和它的各地组织都被“砸烂”了，我反倒成了一个“自由”人。这是怪事成箩的年月！我有专业，我可以“归队”，这就羡煞了我的许多作家同行们。当我“归队”那天，我发誓过一辈子再也不沾文学的边儿。不过这誓言我没有恪遵一一“四人帮”的覆亡使得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我觉得，自己就象埋在泥土里的瑜珈教徒一样，被人发掘出来了，而且又能够复活过来。光凭这一点，我也要热烈歌颂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当然，关键不在个人，在于人民——人民可以活下去了，而且一定会活得越来越好。报刊、出版社，先是试探着，突然之间蜂拥而至约稿了，少年儿童读物的编辑，文学刊物和出版社的编辑，科学期刊和出版社的编辑……对于科学文艺作品的需要怎么一下子增长得那么快？那是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计划；那是党中央召开了科学大会，又领导我们制订了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那是党中央扭转了教育事业凋敝零落的惨淡局面，又向青少年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客观需要嘛，且笔杆子岂能长期撂下？于是，我又开始写。

这两年我是繁忙而刻苦的，因为我有一个不小的科研计划，我要写天文学史的论文和专著（论文发表了九篇，专著今年底就要出版），创作只能靠业余，而我，已经是一个精力大不如当年的年已半百的人了。但是，多少人为我们鼓劲！首先是热情的编辑同志们，他们带来了小读者的要求和愿望；然后又是一系列会议——去年五月的儿童文学作家座谈会，去年秋天在庐山召开的少年儿童读物工作会议，今年“六一”新组成的儿童文学评奖委员会；少年宫组织了和小读者的会见，北京、上海、成都和南昌的少先队员们一次又一次把红领巾围在我和一些儿童文学同行的脖子上。我的心又变得年青了——它又回到了我久已失去的童年。我觉得，要加倍努力地写，要弥补“四人帮”夺走的十年岁月——其实不止十年了，要从“利用小说反党”的大冤案算起，至少有十五年是白白扔了；如果从那根“搅屎棍”到处挥舞的日子算起，那末二十年，五分之一个世纪，包括我一生中精力最旺盛的时期是一去不复返了。 

  《飞向人马座》▲

不过在今日，哪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儿，只要还有点革命热情，谁不是象三、四十岁的壮年人那么干？何况我只有五十岁！我写呀写，两年来写了中篇科学幻想小说《飞向人马座》、《古庙怪人》，短篇科学幻想小说《鲨鱼侦察兵》、《仙鹤和人》、《太平洋人》、《海姑娘》、《女排7号》、《荒野奇珍》和一些科学小品、科学童话。

《飞向人马座》是五十年代就令我深深激动过的主题：飞向遥远的宇宙空间去。不过时代不同了，科学向前发展着，人类足迹已经踏上月球，探测器已经飞越木星，视野扩大了，宇航题材必须接受这新的挑战。于是我写了飞出太阳系，写了暗星云中的遇险和黑洞的历程。总之，我尽量容纳更多的新的科学知识，关于宇航的，关于天文学的，以至关于高能物理的。对于这一点，书出来后有完全不同的反映：文学界的同志们认为科学知识太多了，不大协调；但是搞科普创作的同志却很高兴——这些同志是极力主张要在科学幻想小说中普及尽可能多的科学知识。到底哪种意见对？我觉得要放在实践中去考察。在我看来，科学知认份量多了还是少了，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有关知识的段落要和故事发展的节奏合拍，也就是这个老问题：科学和文艺怎么结合得好？不过有一条是特别要注意的，就是科学内容不要有原则性的错误。我说“原则性”，是因为作品所描写的技术细节是容许有错误的。例如威尔斯的《隐身人》，在隐身技术的设计上，作者就犯了错误：作者假定主人公服了一种药，把身上色素褪尽，变成透明人，但是这样一来，视网膜也将变得透明，而这个隐身人只能是瞎子， 这个技术上的错误并不妨碍 《隐身人》 成为一部科学幻想的名著。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也是如此。在凡尔纳生活和创作的年代，人们早就知道，地壳往下，温度升高得很快，到一定界限就不可能再深入下去，同时，地壳下面也决不会有什么活着的古代生物的孑遗。但是《地心游记》还是这样写了。人们并没有非难作者，因为他除了给我们讲述一个十分动人的故事之外，书中的地质学知识和地层学知识也是十分丰富而大体正确的。但是，如果科学幻想小说所据以发展的科学原理是错误的，那末，作品就决不可能是成功之作，而科学幻想则成了不科学的胡说八道的鬼话。

  《隐身人》▲

《飞向人马座》的主题是自我牺牲、一往无前的精神，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友谊和爱情——“宇宙规模”的友谊和爱情，因为横互在主人翁们之间是一光年的遥远距离和很多年的岁月，书中的故事长达九年。故事虽然象是发生在未来，但我认为我写的还是现实，只不过是透过幻想的三棱镜反映出来的现实。我觉得，在今天，向青少年读者讲述什么是真心的友谊和爱情，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四人帮”把一切都搞乱了，连友谊和爱情这样简单的概念都搞乱了。经过史无前例的浩劫，现在许多青年人不懂得友谊，只懂得“哥们义气”；不懂得爱情，只懂得“三转一响”。就是比较好的、正派的青年也不过把友谊看作是一块儿玩玩，吃吃，喝喝，把爱情看作是“搞对象”。友谊和爱情这两个字眼所包含的丰富内容，那种使人激动，激动人心向上、奋发、热爱生活的崇高情谊，不应该恢复它的固有的魅力吗？至于那种在任何困境下坚定沉着不怕自我牺性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大力歌颂。

我十分珍爱我在这个中篇中所写到的几个少女。我自己感觉到，似乎我写女性更成功些，例如岳兰的形象就比继恩鲜明。就是程若红，她虽然只在书的最后几章中才出现，我觉得在我头脑里她仍然是活的。在我另外几个短篇中，例如《海姑娘》和《荒野奇珍》，主人公也都是少女。这些小姑娘都写得比男孩子有个性。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跟青少年的接触来说，可能接触男孩子还多些。这恐怕又证实了一个真理：典型不是平均数意义上的多数；典型，是最个性化的、最能突出人物精神世界本质的创造。

《鲨鱼侦察兵》、《仙鹳和人》和《太平洋人》三个短篇，也已合编为集子出版。这三个短篇中，我自己最喜爱、读者反映也最好的是《太平洋人》。

《太平洋人》在《新港》1979年三月号发表后，海洋出版社又把它收入《科学神话》一书中。书中的序言提到这篇作品，说它有“复合幻想构思”，即第一层，是派宇宙飞船去捕捉一颗小行星；第二层，证实了小行星是从地球上抛出去的；第三层，挖掘出小行星上有二百万年前的古猿人。序言作者是肯定这篇作品的构思的，但我个人在写作时却不曾刻意这样做。这篇作品的启发来自星际航行的奠基者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思想。他曾经提到过未来的宇宙飞船可以捕捉小行星。我的小说就是这样开头的。但是，如果仅仅这样写，那不算创作，要从这个出发点构思下去。我假定这小行星是在一次猛烈的火山爆发中从地壳喷出去的。十九世纪有一个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提出，月球是从地球上抛出去的，这假说帮助了我。我布置了两条线：天文学的一条线和海洋地质学的一条线，这两条科学上的线交叉在一起，两条线上工作的人们的命运也交叉在一起了。这样，才出现一些细致复杂的感情上的纠葛：这对丰富人物性格、突出人物形象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这个题材还要向纵深发掘，于是我又安排了陆家骏一段往事：他的爱人方冰是牺牲在火星上的，后来，在小行星的岩洞里，发现了两百万年前的古猿人时，他又想起是不是可以救活被沙尘掩埋住的爱人？这整个故事是不断地提出一个个悬念，直到最后，仍然给读者留下新的悬念。我觉得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里“大团圆”只是相对的，不断面新的问题，新的困难，新的意外情况才是绝对的。科学幻想小说虽然写的是幻想的境界，但也要忠于生活，否则作品就显得虚伪，不真实，就不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在《仙鹤和人》中，我力图创造另一种风格，一种抒情诗般的风格。因此我把历史故事、现实生活和幻想完全交织起来了。现在许多科学幻想小说，把故事情节的编造放在首要的地位，有的甚至写成惊险小说。当然，这也是一种风格，但不是唯一的风格。科学幻想本身就带有浪漫色彩，完全可以而且也应该充分利用这种浪漫色彩，朴素、清新地把特定条件下的生活再现于读者面前。

《鲨鱼侦察兵》写的是西沙群岛的生活。五十年代我在那里生活了一个时候。我没有写出过有关西沙群岛的长篇小说，但是这些在碧波浩淼中珍珠般的岛屿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我总想什么时候能够表现出来。《鲨鱼侦察兵》的写作，总算了却一部分心愿。我说“一部分”，是因为在那些岛屿上的生活是如此丰富，我还想有机会从另外一些角度去写。利用动物作侦察，例如用狗或鸽子，这是早就有了的。但是在《鲨鱼侦察兵》里，我描写了传统的动物侦察再加上先进的技术，这就带有科学幻想的色彩了，这篇作品的主人翁是三个西沙少年。这种类型的少年人在我心中是活生生的，他们的作风粗犷，骠悍，内心世界却富有诗情画意！这篇作品在写作的过程中，正好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开始了，作品里所写的南海上这一场斗争有了更加迫切的现实意义。 

《海姑娘》和《荒野奇珍》都是以小姑娘为主人公的短篇科学幻想小说。她们都是在十分奇特的条件下活动，从而展现出她们的个性特征来。但是《荒野奇珍》中的秀妞儿不同于《海姑娘》中的朱明霞，虽然她们都是泼辣，带有野性，象男孩子一样的，但是秀妞儿是山村小姑娘，她纯朴，沉着，忠于自己的信守；而朱明霞却是来自大城市的著名科学家的女儿，她任性，有点儿骄傲——但却仍然无损于这个天真烂漫的可爱的小姑娘形象。当然，这两个人物，我只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加以分析，在创作中，我是按照生活中我所能看到的、我所提炼的形象来描述的。我觉得，这是文学创作，包括科学幻想小说创造人物形象时很重要的一点。

《女排7号》是写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它的主人公其实是两个小观众：小金和小哲。这个短篇比较短，花在人物刻划的笔墨不多，但也是费了力气的。

这三个短篇的科学内容都比较少，没有大段落的知识。我还有一个未发表的中篇《古庙怪人》也是同一类型的。这里作品所依托的故事情节都含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我觉得，科学幻想小说是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可以而且应当体现出“百花齐放”的方针，科学内容多一点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不过有一条原则一定要坚持，就是，故事的发展，要沿着科学所提供的内在的线索。否则，就很容易变成：写出一种先进的技术发明，然后再配上一段毫不相干的故事。也就是说，科学归科学，小说归小说，这样，它既不是科普读物，又不是小说，而只是不三不四的东西。

从报刊、出版社和少年儿童工作者的各条渠道，我都听到一些令人欣慰的讯息：少年读者十分喜爱科学文艺，尤其是科学幻想小说这种特殊体裁的文学样式，尽管数量还不很多，已经在读者心目中占有一定地位。我国这两年出版的科学幻想小说集子，如《科学神话》、《雪山魔笛》、《密林虎踪》、《丢掉鼻子以后》、《飞向冥王星的人》，都受到小读者的欢迎。有的作品，本来是为年龄较大的初中程度的读者与作的，但是，甚至有些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也津津有味地阅读它们。对于作家来说，读者的欢迎是最高的奖赏。

  《科学神话》▲

今年我的工作中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和高士其同志合编了建国三十年的科学文艺作品选。这是一部五十万字的大书。为此我看了大约两千万字已发表的作品。我深切感到，三十年来，我国的科学文艺创作和整个文学事业一样，经历了崎岖曲折的道路。五十年代是它的第一个繁荣时期，但是后来，尤其是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科学文艺创作也是重灾区。直到粉碎“四人帮”、特别是1978年党中央召开的科学大会以后，科学文艺才迎来了新的繁荣。这两年发表的科学幻想小说，无论从数量上或质量上，都是过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总结三十年来科学文艺创作所走过的道路，分析它的成败得失，我们作了一点初步的努力，自然，这，仅仅是开始。

这两年，科学文艺创作的队伍是大大扩大了，出现了一些年轻的、很有前途的作者。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加大大扩展这支队伍。我个人很希望今后能把较多时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在有关单位的领导下，我愿为发展科学文艺创作事业和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创作队伍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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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碳基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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