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标准是中国乳业的耻辱
本文写于2011年
自去年6月正式实施生乳新国标，关于中国乳业标准之争，早已吵得沸沸扬扬。
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丁棉一再炮轰：
“目前中国乳业行业标准是全球最差标准。”中国 “乳业泰斗”骆承庠接受《外滩画报》专访时认为，“如果继续下去，中国的乳品工业恐怕要完了。”
此言和乳业专家魏荣禄如出一辙：“这10年来，中国的乳业几乎是骗人的。但总有走不下去的时候吧？”
商人王梦林每年都要从墨西哥城往返上海两次。女儿发现他在国内每天喝两杯酸奶，而一到墨西哥，就自动减为一杯。
“我担心父亲是为了我们心疼钱，就劝他还是每天两杯吧”。
女儿王乃尘在国外经营着三家皮包店。结果父亲的回答出人意料—“墨西哥的酸奶比国内浓多了，一杯就抵得上两杯。”
王乃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每天都喝鲜奶。她说墨西哥人都习惯出门带一个瓶子，里面全是鲜奶。“适龄的孩子，喝奶粉的反而少。”
如果按照乳业专家魏荣禄教授的观点来看，王乃尘一家才算得上“是真正喝到过牛奶的人”。
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中国乳业有58年的工作史，曾先后4次参与国家乳品标准的制定。一开始谈到中国的那一杯牛奶时，他简直是气愤：
“现在大多数90后的孩子，根本不知道牛奶真正的滋味是什么。”
“中国出了个能人牛根生，别的国家不敢干的，他全敢干。”
魏荣禄气呼呼地说：“既然你的奶号称是宇航员和运动员专用的，那怎么又达不到2.95克(标注：每100克生奶中蛋白质的含量)和50万(标注：每毫升生乳中的细菌总数)的标准呢？”
此时，关于中国乳业行业标准之争，早已吵得沸沸扬扬。在去年6月实施的生乳新国标生效后，有报道引述业内人士的质疑认为“指标太松”。
“这种标准是中国乳业的耻辱”
6月15日，在中国奶业协会于福州召开的论坛上，广州市奶业管理办公室负责人王丁棉再次语惊四座：
“目前中国乳业行业标准是全球最差标准，其标准的制定被少数奶业巨头绑架了。”
据王丁棉介绍，新国标主要体现在生乳“蛋白质含量”和“菌落总数”两项指标。
“2010年以前，我国生乳收购标准是每毫升细菌总数不超过50万个，蛋白质含量最低每100克含2.95克。按照生奶新国标，蛋白质含量由原标准中的每100克含2.95克下降到了2.8克，远低于发达国家3.0克以上的标准；而每毫升牛奶中细菌总数的标准，却由原来的50万个上升到了200万个，比美国、欧盟10万个的标准高出20倍；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标准都在20万个以下。”
“这种标准是中国乳业的耻辱！”
王丁棉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你喝那全无营养的一杯牛奶，还真不如喝一杯白开水。因为白开水至少无害吧。”
此言一出，立即引发南方和北方乳业间的隆隆炮战，蒙牛、伊利这两大乳业巨头均表示王丁棉的指责“纯粹是炒作”，并决定“不对此作出回应”。
“乳业国家标准最早做初稿时，蒙牛制订巴氏奶和超高温灭菌奶的标准，伊利制订的原奶收购标准，光明制订的是酸奶标准，这对国家标准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参加过乳业国家标准制定的专家魏荣禄表示。
7月3日，据媒体报道，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在一个论坛上指出：“我们的生奶标准，几乎是全世界最差的。垃圾制造出来的，只有垃圾。”
正当人们为郭本恒第一个公然支持王丁棉言论、“炮轰”乳业标准而叫好时，光明乳业很快通过官方网站发布声明称：郭本恒的发言被一些媒体夸大，他并非在“炮轰”行业标准，本意为呼吁行业加强自身奶源建设，全面树立国际水准，为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乳品。
另一方面，内蒙古奶业协会秘书长那达木德则表示：“我们的乳业国家标准的确不高，但这都是为了顾及国情。”
他指出，目前我国奶牛养殖业的实际情况是：小规模散养比例较高，占比超过70%；100头以上规模的奶农不到30%。“小规模散养不是规模化养殖，经常是自家种什么，就给奶牛吃什么，蛋白质含量不稳定。”最后，那达木德说：“如果我国大幅提高奶业的标准，将近70%的奶农将不得不倒奶甚至杀奶牛。”
“国情？”魏荣禄提及此节有些愤愤不平，“为什么要说谎话骗人呢？现在又拿出国情来当遮羞布了？”
上海奶业协会原副秘书长顾佳升则在给友人的一个邮件里写道：“十年来，全国的老百姓都以为来自大草原的(是)优质牛奶，心甘情愿地掏出真金白银，营造了几个特大型的乳品企业。
到了今天，内蒙的几个人才告诉大家：他们那里没有好牛奶，那里实在不行！需要降低国家标准、继续扶持一把才能活下去。”
对此，王丁棉则直言：“事实上，在中国生乳蛋白质含量达到2.95以上，并不困难。别看只有一个点，但对于消费者来说，就意味着营养损失。”
此前，中国奶协顾问曾寿瀛曾拿出过这样一组数据：福建南平的一家乳制品生产企业，从2007年到2009年生鲜牛乳主要指标中，除了个别月份乳蛋白的含量在2.96以上，其他均在3.0以上，2009年4月份的最高数值达到了3.08。“我看到材料上介绍的，内蒙、黑龙江有6%和10%的奶牛达不到2.95，只能达到2.8，那么这些地方是不是应该分析一下，他们为什么达不到？”曾寿瀛表示。
争论各方意见不一。那么，中国生鲜牛乳的乳蛋白，到底能否达到2.95的标准？
记者专程到北京采访了中国“乳业泰斗”骆承庠。
87岁的骆承庠是中国现代畜产品加工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也是国内唯一的动物食品科学博士点的博士生导师，如今早已桃李满天下。
光明、三元、新希望、均瑶、蒙牛、完达山等南北乳业企业高层中都有他的学生。
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是骆承庠指导的博士生，蒙牛高层也有骆承庠的学生。“蒙牛还在2008年邀请我去做顾问，”他告诉记者，“我写了一封信拒绝了。”
而在黑龙江、湖南、福建等南北各大牧场，骆承庠也是弟子众多。“所以，我对现实知道得很清楚。”
“我觉得2.95的标准是可以达到的。”年近九旬的骆承庠老人思路清晰：
“标准不能定得这么低。”
事实上，“只要舍得给牛精饲料和优质牧草，不用三五天牛奶中的蛋白质含量就会得到提高。”他拿出一个绿色的小册子给记者看：
“韩国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是多少？5000。我们国家是多少？200万。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乳品工业恐怕要完了。”骆承庠忧心忡忡地向记者表示。
此言和远在四川的魏荣禄如出一辙。魏荣禄教授很断然地告诉记者：
“这10年来，中国的乳业几乎是骗人的。但总有走不下去的时候吧？”
劣奶是如何驱逐良奶的
1999年，福建长富乳业投入6亿建设了34个牧场。同年，刚刚创立的蒙牛全部资本加起来，也不过是长富的一个零头。
有几年，骆承庠专门去长富乳业调研。他兴奋地发现：“中国的牧场完全可以达到国际水准。当时，长富生产的生乳细菌群落只有10万。”但是好景不长，到了2005年，长富乳业陷入困境，他们找到了蒙牛。
为了确保奶源自建牧场，为什么反而令乳制品企业陷入窘境？
长富乳业副董事长蔡永康认为，资金分配是最大的差异。“比如100元，我们投入80元到牧场，15元到生产设备，广告销售费用可能5元都不到。而蒙牛是80元在市场，15元在生产，正好和我们是倒过来的。”
按照国际传统乳制品企业的惯例，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资金占有率通常是6：3：1。但王丁棉发现：“过去10年，伊利和蒙牛在奶源的建设上，投入最多在3亿元。但是在营销和奶品加工的投入上，两家均达到了百亿元以上。”
当年投入的蒙牛澳亚国际牧场，一直是蒙牛引以为傲的一个窗口。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在这个国内第一个万头奶牛的牧场里，蒙牛当时只是一个小股东。
2008年9月5日，蒙牛宣布以8966万元的价格收购澳亚国际牧场70%的股权，成为牧场的实际控制人。“实际上，在蒙牛全面收购前，一头自己能完全控制的奶牛都没有。”王丁棉给记者算了笔账，“如果按照蒙牛此前持有澳亚国际牧场的股份折算，2008年以前，蒙牛实际上拥有这个牧场3000头奶牛。”
王丁棉说：“在整个中国奶业产业链条里，奶牛养殖生产、奶品加工、奶品销售三个环节的利润是1：3.5：5.5，这个数据是我在几年前算出来的。但今天看来，奶业产业链还在恶化，这个数据如今是0.8:3:6.2，奶品销售环节的利润还在不断上升。”
“劣币是如何驱逐良币的？”王丁棉告诉记者：
“这其实很简单。大的企业比如蒙牛、伊利和包装企业利乐捆绑起来，他们一起对消费者进行了错误的引导消费。”
据王丁棉介绍：“全国大的乳制品企业，基本分两种运作法。一是资本运作型，这一阵营里有蒙牛、伊利、飞鹤，还有倒闭的三鹿和湖南太子奶。而河北三元、上海光明、南京卫港则是实业型，他们大多会重视牧场的建设，作风踏实。”
“蒙牛的做法最激进，就如火箭一般冲上天空。它的策略是不计成本地运用广告，占领最大部分的市场，然后用单一产品的高利润再来回补企业。”
王丁棉举例说，“比如蒙牛的特仑苏奶，其利润就高得惊人。不是50%的问题，而是100%-150%。虽然蒙牛动辄要花费数十亿的广告费，但仅特仑苏奶一项，就能迅速为其补血。”
“而且，那些巨额的广告费，又不是蒙牛买单，还不是消费者买单了！羊毛最后还是要出在羊身上。”
1999年创立之初，蒙牛花了100万在央视打广告，并且在没有厂房、没有奶牛的情形下完成了近4000万的销售额。
互联杂谈后记：
一个基础食品从业公司，广告居然是其主要投入，就这一点，就让人疑惑重重。
而一个企业动辄可以利用公权力，更让不寒而栗，前面安x希的文章被删除了，更有各种跨省...
作为消费者，你无力对他做些什么，但至少可以用脚选择。
互联杂谈多次被消失，防失莲，点此加小编个人微信，朋友圈更精彩！
点下方阅读原文，查看更多互联杂谈精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