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与成长: 那是伤口，也可以是光的入口 | 鹿鸣心理
前几日，一对深圳父母“管教”女儿的视频在网上传开了。视频中，面对父母的激烈打骂，小女孩不哭不闹，甚至在被母亲拉着头发拽倒在地之后又迅速爬起归位，面无表情地继续承受母亲的下一轮踢打。而在一旁写作业的兄弟则一脸习以为常，只是转身看了一眼，又回头继续写自己的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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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庆幸直播平台的发达，能让这样禽兽不如的行为得以曝光”“这种父母请原地爆炸好吗？小时候邻居家小孩也是，受不了养父虐待又反抗不了，最后点火自焚重度烧伤。也是个女孩儿，看到视频真是太难受了”——很多网友在声讨这对父母的同时，也对小女孩的“温驯”表示心疼——这得是经历了多少次虐打才会连基本的抗拒哭闹的反应都没有了。
尽管目前警方和当地妇联已经介入调查，但是从视频中小女孩的表现来看，她已经出现了如麻木、分离等经历创伤后的一些应激症状。如果后期没有得到恰当的心理疏导，噩梦般的创伤经历很可能会对女孩儿产生持续一生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包括与没遭遇过虐待的同龄人相比，更难以调节自己的情绪、更容易遭受抑郁的侵扰、更可能发生自残或自杀行为等(Dunn, Nishimi, Powers, & Bradle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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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稍感心安的是，目前深圳方面已经安排了社工对小女孩进行心理干预。希望小女孩最后从这场伤痛中得到的是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而不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
超越创伤: PTSD与PTG
遭遇了创伤的个体在最初可能感到无法言喻的恐惧与震惊，不敢相信发生的事情是真的。TA可能会失去感官知觉，身体如同与灵魂分裂了一般感到麻木，甚至记不得刚刚发生过的创伤事件的任何细节（张进辅，2011）。如果创伤事件过去半年以后，个体还是无法回归正常状态，就很有可能是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1.创伤后应激障碍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载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正式成为一种精神障碍。起因是当时的精神科医师们发现一些越战老兵在回到美国之后无法回归他们战前的正常生活，并且出现了失眠焦虑、记忆闪回（毫无征兆地突然回忆起战场上的创伤事件）、神经质等症状，且特别容易受到惊吓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
后来研究者们发现，不仅是经历过战争的老兵，一些从地震、连环车祸等灾难性事件中幸存下来的人，以及经受过严重暴力、虐待的人等都或多或少的会出现一些相似的症状。这些症状包括：
1. 不受控制地反复出现侵入性的关于创伤事件的回忆。
2. 反复做噩梦，梦中出现与创伤事件有关的场景或人物。
3. 出现分离反应（例如闪回），感觉重新经历了创伤事件，严重时会失去对现实的感知。
4. 在接触到创伤的诱发线索时，出现频繁或持续的不良心理应激反应。
5. 在接触到创伤的诱发线索时，出现强烈的躯体反应。
伴随这些症状，PTSD患者还可能长期情绪低迷、无法再相信他人，甚或失去关于创伤的一些重要记忆。除此之外，他们可能会刻意回避跟创伤有关的人、事、物，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持续出现神经过敏、焦躁易怒、过度警觉难以放松等情况。一些患者还可能发生人格解体或丧失现实感，与自我意识、自己的身体，或周围的环境失去联结和同步(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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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SD是个体在经历创伤之后表现出的最常见的一种心理障碍，在突发的灾难性事件中的幸存者身上尤其多见，通常表现为警觉性增高，每时每刻都如履薄冰，害怕被人伤害、回避关于创伤事件的一切人事物，并伴随有关创伤的侵入性回忆(Copeland, Keeler, Angold, ＆ Costello, 2007)。然而随着创伤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发现创伤幸存者不仅会表现出以PTSD为代表的各种负面的心理反应，还会产生一些正面的心理变化，这些变化被统称为创伤后成长。
2.创伤后成长
创伤不仅会为我们带来痛苦，还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心灵的成长。 有研究者发现，无论年纪大小，大约有30%~90%遭遇创伤的个体或多或少会从创伤中获得一些积极的改变(Tedeschi & Calhoun, 1995)。这些改变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改换生活的重心，对于余生的每一天都倍感珍惜。
2.对他人更加温暖友好，与亲友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3.内心更加强大温柔。
4.意识到自己的人生存在无限可能。
5.对人生的终极意义有所感悟。
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 PTG)大概是最能体现“危机”的本来意思的心理学现象了——危险中暗藏机会。举个栗子，存在主义分析的创始人维克多·弗兰克尔博士曾经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被投入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在残酷的集中营中活了下来，却在救出的那天得知父母、爱妻都已经成为了纳粹集中营的牺牲品。接二连三地打击加上集中营里的创伤经历几乎将他逼上绝路，然而这些悲痛最终却孕育了被誉为“维也纳第三代心理治疗学派”的意义治疗疗法。
当个体遭遇创伤，人生陷入危机的时候，也是更容易获得成长的时候。从创伤中走出的弗兰克尔变得豁达而慈悲，开始著书立说，为他人治疗内心的伤痛，也遇见了陪伴自己后半生的第二任妻子。最后于92岁去世前获得了30个博士学位、出版了32本书，这些书被翻译成32种语言，最受欢迎的一本在全球售出近千万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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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不是每个走出集中营的人都能如弗兰克尔一样从创伤中开辟出一个新的心理治疗学派，而且与成年人相比，创伤对于儿童的负面影响显然更为深远。但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都能从适应性的应对策略(adaptive coping strategies)和主动的思维反刍中得到一些积极的改变。
如何获得创伤后成长？
现有研究发现个体的人格特质、在创伤结束后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还有在处理创伤时所采用的应对策略都会不同程度地对个体所能获得的创伤后成长有所影响(Prati & Pietrantoni, 2009)。具体而言，那些天性较为乐观活跃、开朗外向的个体可能会更从创伤中得到更多的积极改变(Tedeschi & Calhoun, 2004)。但需要注意的是，人格与创伤后成长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稳定，所以即便个性内向安静，也并不意味着一定无法从创伤中获得更多的成长。
除了本身的性格特质之外，个体的社会支持系统也会影响其创伤后成长的获得。在经受了创伤之后，能够从亲朋好友或者专业人士那里获得足够的陪伴与支持的个体能从创伤中得到的成长也更多。这可能是因为在对别人倾诉的过程中，个体可以在一个安全的氛围中进行认知重构，并在他人的劝慰中发现创伤事件的一些积极意义。比如一个曾受过母亲虐待的小女孩儿，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疏导与自我消化，可能会从自己的创伤经历中学习到宽恕与慈悲，从而成长为一个坚韧而温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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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采用诸如意义聚焦式应对(meaning-focused coping)、积极认知重评价(positive reappraisal)等适应性的应对策略也会有利于个体的创伤后成长。所谓意义聚焦式应对，即主动为创伤事件赋予积极的意义(Folkman, 2008)。例如一位深爱着妻子的丈夫肯能因为妻子的去世而悲痛欲绝，但同时，他也可以为此赋予一些正面的意义：失去彼此的痛苦是如此难挨，好在受苦的是我。与此类似地，用积极的眼光来重新评估当下的境况也有助于获得PTG。
是伤口，也是光的入口
尽管我们可以通过向他人倾诉、寻求专业人士地帮助、为创伤事件赋予积极意义等方式来获得创伤后成长，但那并不意味着创伤带给我们的痛苦会因此减少或者消失。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的个体会同时或者交替地经历PTSD与PTG——他们在成长中受伤，也在伤痛中成长。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幸能够主宰自己命运，但每个人都有选择用何种姿态去面对命运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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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的最后，小鹿想与大家分享关于人生这场游戏的9条“潜规则”，希望曾经有过伤痛的朋友们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PTG：
1． 你会得到一个身体。你也许会喜欢这个身体，也许会讨厌它，但在你存在的整个时期内，它都是你的。
2． 你将学习课程。你现在是一个被称为“人生”的非正式学校中全日制的学员。每一个学习日都会给你学习的机会。你也许喜欢你所学的课程，也许你会认为你所学的课程不适合你，并且很愚蠢。
3． 你不会犯错，更准确地说，通过你的课程，你将学会不要犯错。你会经历并且使用“尝试错误”的学习。你所做的某些事情，将会以失败收场，这是“人生”这个过程的一部分。
4． 直到你学会为止，你的课程都会不断地重复。你所学习的每一课都会以多种形式呈现给你（或者它自身就呈现给你了），直到你学会它。
5． 只要你活着，你就有要学习的课程。
6． “那里”不比“这里”好，“那里”是非地理学的意义。如果你移动，你的“那里”就变成了“这里”，你就会寻找一个新地方而去。
7． 你对另一个人的喜欢或讨厌通常是你自己的一面镜子。当你对别人喜欢或讨厌的时候，也反映了你对于自身的一些喜好厌恶。
8． 构成你的生活的东西取决于你。你拥有工具与资源，技术与信息，如何运用它们取决于你的选择。记住：选择是你自己的——去成功、去奋斗或者放弃。
9． 你生活中的问题的答案就在你自己身上。看、听、相信你自己内在的自我与直觉所告诉你的答案……
—— pp.281-282，《创伤后应激障碍自助手册》
References：
张经辅(译). (2011). 创伤后应激障碍自助手册(原作者：M. B. Williams & S. Poijula).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Copeland，W． E．，Keeler，G． ，Angold，A． ，＆ Costello，E． J．( 2007 ) ．Traumatic events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in childhood．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64 ( 5) ，577 － 584．
Dunn, E. C., Nishimi, K., Powers, A., & Bradley, B. (2017). Is developmental timing of trauma exposure associated with depressive an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ymptoms in adulthood? Journal of Psychiatric Research, 84, 119–127.
Folkman, S. (2008). The case for positive emotions in the stress process. Anxiety, stress, and coping, 21(1), 3-14.
Prati, G., & Pietrantoni, L. (2009). Optimism, social support, and coping strategies as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posttraumatic growth: A meta-analysis. Journal of loss and trauma, 14(5), 364-388.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1995). Trauma and transformation: Growing in the aftermath of suffering. Thousand Oaks, CA: Sage.
Tedeschi, R. G., & Calhoun, L. G. (2004). Posttraumatic growth: Conceptual foundation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Psychological inquiry, 15 (1), 1-18.
编辑 |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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