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MEGA及其研究的几个评论（节选）
本次节选的是文章前三节，第四节省略。
近年来，围绕国外有关新MEGA（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或称MEGA2）而展开的研究，包括马克思学研究，已经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领域。新MEGA对于尽可能全面地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再现文本的形成过程，厘清其思想来源，呈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推进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国内学者近年来有关新MEGA及其成果的引介及研究，也使得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以及文本学研究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准发挥了重要作用。成绩有目共睹，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神秘化和拔高MEGA的倾向。如果说新MEGA研究标示着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之考证、研究、编辑与出版工作的最高水平，那么，目前学界对于以新MEGA为基础开出的某种可能的高水平研究的期待，如同一只迟迟不能落地的靴子，高悬于职业同行和一般的兴趣群体的前方，吊起了很多人的胃口。事实上，在并没有对新MEGA进行考量和“较真”的情况下，也是基于对目前已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与研究状态的种种不如意甚至无知，人们对这项宏伟工程很可能寄予了过多的想象与期望，而这项目前刚刚完成过半、且注定要延宕下去的工程，却又在催生、透支且膨胀着人们的想象与期望。因问题关系到对新MEGA的评估、对马克思恩格斯成熟文本及其文献学研究的评价、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的把握、对文本研究与思想研究关系的理解、对马克思学的评价，也关系到马克思学说当代性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评价。故撰写此文，一并向方家请教。
一、MEGA注重再现文本的形成过程，构成了对相对成熟文本的怀疑与解构，也在一定意义上肢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完整性，且招致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来源的不必要怀疑，MEGA看似客观科学的编辑过程，客观上导致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神秘化。
在列宁的支持下，上一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开始启动MEGA工程，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后由阿多拉茨基主持），此版出至12卷（14册）即告夭折，这一版本后来简称为MEGA1。业内人士认为，MEGA1尽管主观上坚持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原则，但是因为受当时政治、理论、资料收集以及编辑技术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算是一个“准历史考证版”。上世纪60年代以后，在各方面条件趋于成熟的条件下，由莫斯科马列研究院同柏林马列研究院合作，重新编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为与MEGA1区别，简称新MEGA或MEGA2。新MEGA版声称完全遵循历史考证版传统，即科学化与非意识形态要求，致力于收齐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最终文本及其过程性文本，包括普通版收入的所有文字，还收入各种手稿、读书笔记、书信往来，并配备尽可能翔实的资料，如前言、注释、异文、勘误、文献索引、人名与地名索引、编辑说明、手稿保存状况以及在西文中的翻译传播文本等等。新MEGA自称是标准的历史考证版。苏东剧变后，新MEGA曾一度中断，后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工程得以继续，并成立了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作为MEGA的法定出版者，编辑工作由德国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小组负责，由柏林的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此工程吸收了来自于德国、俄罗斯、荷兰、英国、法国、丹麦、意大利、美国等国的一大批专业学者及编辑人员，构成了一项宏伟的国际合作工程。MEGA2原定出版164卷，后压缩为114卷（123册），至2009年方整理并出版第58卷。
目前国内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与历史考证版区别，又称为普通版），收入的大多是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相对成熟的文本，包括在马克思逝世之后由恩格斯整理出来的文本。因MEGA致力于再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部著述的修改与形成过程，所以与普通版相比，MEGA更为丰富、全面且真实地呈现出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包括他们对有关资源的消化与批判过程、其学说形成的细节，从而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思想的关系提供了可能。
但是，MEGA注重于再现文本形成的过程，也存在着如下问题。首先，这容易招致或加重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来源及其学术方式的怀疑与误读。比如，即使是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一流思想家与学术家，其思想的形成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参考和汲取他人的成果，但因种种原因，他们并不一定在文稿中注明其成果的来源，这就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时下，已经有人根据MEGA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引用的规范问题提出质疑）。比如，仅从字面上看，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的很多并未注明的说法都是有出处的，如其刊发于《莱茵报》上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有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判断，出自于黑格尔；《〈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有关“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述，来自于鲍威尔；“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的说法，源自于费尔巴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关于哲学家们应当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的断言，也是赫斯所阐发过的。但如果就此认为马克思简单地搬用甚至抄袭了他人的成果，则是完全错误的。其一，马克思尤其是青年马克思大量的文稿是手稿与读书笔记，并不是拿来正式发表的文稿，因而不宜套用针对成熟文稿的学术规范进行评价。随着新MEGA第四部分即大量读书笔记的出版，还会引起更多误解，因而相应的评估工作就更应公允得当。其二，即使马克思沿用他人的说法，也必须同马克思使用某一话语的互文结构联系起来，这里的互文结构不仅是上下文，还尤其指相应的思想背景。这一类话语一定是从属于马克思学说的理论结构、思想成果及其前进方向的。青年马克思的许多说法的确同青年黑格尔派有关，但却必然是其理论发展的起点，因而其合理性往往需要结合其唯物史观及其实践观的发展方向进行把握。比如，沿着“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讲到了思想的大众性、人民性及其实践基础问题；“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鲍威尔那里完全没有跳出宗教批判视域，而对于马克思而言，其本质的问题领域则是政治批判；“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在费尔巴哈那里乃是哲学人类学话语的直接呈现，对于马克思而言，则是有关理论彻底性即实践根源的一个注脚；有关哲学家应当改变世界而不只是解释世界的话语，对于赫斯而言是其行动哲学及其激进主张的一种表述，对于马克思而言则是其新世界观的宣言。
其次，再现文本的形成过程，本身就可能构成对相对成熟文本的怀疑甚至颠覆。MEGA致力于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所有著述及文字，普通版中相对成熟的文本虽然也在收入之列，但其重要性却不容易凸显出来。不仅如此，MEGA研究，包括对MEGA的肯定，经常就是针对成熟文本所进行的质疑而展开的。MEGA由此被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唯一合法版本，而普通版则被看成是只具有意识形态意义而没有学术价值的版本；前者是学术考证版，后者则是大众学习版，因而缺乏学术价值，听起来前者的可信度就强于后者。然而，现在看来，这种看法蒙住了很多人。普通版不仅承载着意识形态，正如马克思学说的意识形态性与学术性本质上是统一的一样，它所承载的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完整性依然是需要充分肯定的。
以《资本论》为例，普通版所收入的是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文本。新MEGA收入的文本更多，包括英文本、德文本、法译本、相关手稿及读书笔记。这些文本的地位并不是平等的，被认为源自于马克思自己手稿所整理的文本自然被认为是最可靠的。本来，考茨基即对恩格斯的整理本提出过质疑。近年来，随着MEGA《资本论》有关文本出齐，一种否定恩格斯整理本的倾向被进一步强化。人们指出，恩格斯的历史逻辑方法与马克思的辩证思维方式是对立的；恩格斯所编辑的版本强调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必然转变，而MEGA整理本则被认为是呈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演进过程，危机也是资本主义自我修复机制的反映，人们甚至援引恩格斯自己的话来证明其编辑文本的不可靠性。[1]
肯定和发掘马克思的文稿，是否必然导致对恩格斯编辑本的怀疑与否定，本身就让人生疑。在马克思所有可能的合作伙伴中，最接近于理解马克思的仍然是恩格斯，以其晚年差不多近20年精力整理的《资本论》，如果认为从研究方法到价值取向都与马克思本人的想法冲突，让人难以信服。近年来，虽然西方左翼理论界特别重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有的研究甚至以《大纲》为基础，从相关《资本论》文本、包括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2、3卷中区分出马克思自己的“原始”思想，并凸显出诸如非物质劳动、资本批判、危机与信用理论问题、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的关系、金融资本主义批判、地理学马克思主义范式等等主题，的确也提出了诸多新颖独到的见解。其中，MEGA有关《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相关手稿文献的相对完备的整理出版，对相关研究活动也提供了丰富的文本基础。但整个说来，依然无法否定恩格斯编辑本的学术地位。无疑，在MEGA有关《资本论》及其手稿整理出版之前，影响现当代思想包括西方左翼理论界的探索兴趣的，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与恩格斯整理的《资本论》第2、3卷。
就思想研究的稳定可靠而言，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到由作者及其思想继承者所确定的相对成熟的文本上。过程性的文本还是应当被看成是必要的参考文本，它不可能取代以相对成熟文本为主要内容的普通版。那种把MEGA版看成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唯一合法版本、并要求以之完全取代普通版的观点，显然是过头了。而且，舍弃普通版的相对清晰的编辑形式，而全部采用MEGA烦琐的文本，即使对于研究而言，也未必是可行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的正版形式依然还是普通版，如果普通版能够较充分地参考MEGA，在注释、说明以及附录文献资料方面可以做得更加丰富，那就更好了。就是说，MEGA注定是进一步完善普通版的基础，因而也不必认定它一定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问题的本质在于历史考证版之编辑方式本身所存在的解释学前见及其固有限度。新MEGA认同一个基本的编辑理念：不管文本有无实质意义（它也拒绝回答文本意义问题），首先必须再现文本形成过程。但编纂过程实在无法做到依马克思恩格斯的所有原稿原样复制下来——技术上不可能，实际条件也不可能。第二国际保存的马克思恩格斯原稿多有损毁，此后手稿分散于阿姆斯特丹、莫斯科、伦敦以及德国诸多地方，即使汇总到一起，也不可能构成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文稿。而对已有文本的整理，必然要求编纂者有很好的技术与理论辨识技术。MEGA的编辑者们虽然拒绝承认其编纂过程受思想研究的支撑。但老实说，如同理论及文化类型的辨识在考古学中的作用一样，舍弃思想理论而进行的文本编纂，其可靠性本身便是值得怀疑的。弄清成熟文本同其思想资源的关系，主要说来并非文献学的研究，而是思想及理论研究。换句话说，如果MEGA本身所做的只是文献学或语文学（Philology）的工作，那么其工作的理论意义也就没有必要夸大。
相信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存在着某种作者预先设定的自明结构，而后来人的工作只需要通过客观的、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偏见的文本还原方法即可以展现和打开这一结构，这是MEGA编辑的一个基本理念。似乎文本结构是作者精心布置并供后来者探知的谜局，而谜底也毫无疑问是确定的。然而，还原文本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可能是一个解构文本及其思想稳定性的过程，这种可能性在质疑成熟文本的前提下被大大地强化了。事实上，任何一种还原文本形成过程的探索，或者受到某种既定意识形态的影响，或者是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而且通常来说乃是两种因素的综合。不仅基于MEGA所进行的理论研究是如此，就是MEGA编辑过程本身也是如此。因此，所谓绝对中立的文本编辑及其解读方法并不存在，这是人文科学编纂及其解释学早就形成的见解，毋需赘述。在这个意义上，MEGA版所标示的所谓“科学性”的确是令人生疑的。
重视文本的形成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从其研究成果向读书笔记及其摘要还原，以厘清其学术思想之渊源。但这样一种还原过程很可能淡化甚至蒸发掉研究成果本身的独特性。况且，把马克思自己的研究成果同其学习的理论资源区分开来，从文本本身来看就极其困难。[2]MEGA版做了很多努力，试图呈现其间的区别，令人钦佩。但问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在形成那些供自己研究之用而非公开发表的文本时，并没有怎么考虑如何让后人阅读方便，且遵守时下人们对于公开出版物所要求的学术规范。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想象，后人试图将其摘要笔记之类的东西同其相对成熟的成果区分出来该有多难！在马克思大多数以手稿形式形成的文本中，其自己的思想与其摘要笔记之间的区分，完全不像形式上所说的那样简单。因为文本以及问题的复杂性，在大多情况下，文本的清理与还原注定是一笔笔的“糊涂”账。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一种溯源式的考证过程中，作者在其文本形成过程中的每一处文字，甚至于错误，都会被赋予确定的意义，乃至于越是实质上不可解的文字，越是唤起编纂的热情，进而强化编纂者的解密强迫症。人们在文本还原过程中形成的神秘主义，比文本本身应有的神秘性还要多。[3]
二、MEGA研究导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扩大化，甚至将二人的思想对立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是思想与学术路向上的差异，二人在政治立场及其“道统原则”上的高度一致，是其高度合作关系的基础。对马克思恩格斯差异的研究，必须融入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
MEGA的最大特色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区别开来，以呈现二人的差别或同一。[4]然而，这未必不是MEGA的苦恼。MEGA前所未有地在同一部考证版中呈现两人著述的形成过程与其努力把马克思恩格斯区分开来的意图之间其实是矛盾的。自马克思逝世以后，从恩格斯一直到梁赞诺夫，都曾试图编写《马克思全集》以及《恩格斯全集》，但一直未果，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资料与编辑技术的限制显然是不小的困难，是否能够把两人的文字完全区分开？即使能够区分开，最后究竟呈现出什么样的文本？另外，两人的合著那么多，即使区分出来，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只收入其中一人在合著中的文字，合著的整体性势必被破坏，而如果呈现整个合著文本，那么《马克思全集》与《恩格斯全集》必然有很多重复，是否规范也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文本是否真正记录了二人的差异。对于马克思恩格斯那种高度的合作关系而言，文字呈现的只是这一关系的一部分。而且，即使是在文字方面，经马克思之思考或口述而由恩格斯执笔的情形总是有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最后诉诸的文字究竟是马克思的还是恩格斯的？或者干脆，把二人截然区分开来还有什么意义？！这一系列问题，都对通过文本呈现马恩差异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差异，首先是思想与学术路向上的差异，文本差异则是上述差异的反映。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思想与学术路向上的差异是存在的。高中至大学学习时代，马克思推崇的是启蒙传统，是自由主义与浪漫主义，是国外学者称之为的知性进化论（intellectual evolution），此后，在1837年左右，马克思告别此前的唯心主义的浪漫主义和独断论，转向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5]此后，马克思的无神论思想开始形成，并开始告别黑格尔主义，接下来是受青年黑格尔哲学的直接影响。从《博士论文》一直到莱茵报时期的文章，既杂糅着上述思想，也显示着其思想变化的轨迹。同青年马克思受到的自由主义影响不同，青年恩格斯是从保守的虔诚主义突破出来并形成自由主义思想的，接下是来是对底层工人的观察与浪漫主义情结的混和，随后在马克思成为黑格尔主义者时，恩格斯追随青年黑格尔派并生发出激进民主主义。即使二人追随青年黑格尔派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马克思虽然比恩格斯年长几岁，但其青年时期政治与哲学思想的转变似乎总比后者晚那么半拍。1843年，在青年恩格斯（以及赫斯）直接接受共产主义时，马克思却经过了激进民主主义的迂回，并在政治批判问题上作了相当大的逗留，从而成为当时正在兴起的激进政治思潮的代表人物，《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德法年鉴》时期的作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论犹太人问题》都是这一思潮的反映。与此同时，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影响，而恩格斯则在更大的程度上受到马克思的影响，由此决定了二人随后思想的高度合作关系。二人合著的第一部作品《神圣家族》纪录了他们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系统清算，继续深化了有关宗教批判的思想，并确立起哲学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随后，马克思形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一部包含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人类学、辩证法、社会主义等丰富思想的手稿。随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表明他们的唯物史观以及新唯物主义正式形成，而在《共产党宣言》中，二人有关社会政治的思想高度一致。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二人此后的发展是完全同一的。事实上，在马克思生命的最后近40年里，其重点是《资本论》的研究与写作，侧重面是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学以及人类学；其晚年有关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并不只是其历史学研究习惯的一般性延伸，而是其有关世界历史时代的总关切与总思考，需要从伟大思想家后期特有的价值关怀层面进行把握。恩格斯后半生的工作，则是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侧重于自然观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写下了诸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同时积极投身社会实践，系统表述并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写下了诸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重要篇章，恩格斯同时也把他的晚年奉献给了对马克思的著作尤其是《资本论》的整理与完善上。在晚年，恩格斯尤其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同第二国际所主张的把唯物史观看成是经济决定论的观点的原则区分。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差异，就存在于二人成熟的著作中，从现有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就可以解读出来。MEGA版也许在细节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就其目前呈现出的两人的差异，倒并没有超出基于已有成熟文本的阐释以及思想史的理解范围。事实上，如前所述，当进入过细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差异的文本考证而陷入迷茫之时，恰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背景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支持与验证。
问题显然还涉及到如何评价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我们以为，两人的思想差异并不是理论原则的差异，恰恰相反，是基于他们共同缔造和开辟的唯物史观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原则、思想传统、实践方向及其现代意义，从而在侧重面与研究进路上呈现出来的差异，二人共享着他们联手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即使表现为理论功底乃至于哲学水准的差异，但两人的“道统原则”却是高度一致、“合而不同”，而不是“各各不同”。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差异，必然是二人思想差异的反映。MEGA呈现的差异之所以并没有超出二人实际的思想差异，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卓越思想家而言，重要的是思想研究，相比之下，二人的学术差异以及各自的侧重面及其进路，则是枝节问题，研究不能过多地停留于或强化这些枝节问题。因此，文本考证必须服务于思想研究，过于拘泥于文本考证，就有可能肢解甚至忽视思想研究。在这个意义上，通过MEGA而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差异绝对化，本身就是疏离思想研究的表现。
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及其展开的现代激进政治思潮与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等思潮的冲突与对话，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差异研究得以展开的基本视域，也是把握二人超越和批判相关人物的思想基础。因而，比如青年马克思同费尔巴哈、鲍威尔以及赫斯等人的复杂关系，包括文本上的汲取与利用关系，都需要纳入青年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批判过程去理解。文本考证总归要服务于思想研究并以后者为引导，如果将文本考证与思想研究对立起来，有意忽视甚至摒弃后者，其成果的质量与效应便会大打折扣。至于没有思想价值的所谓文本考证，更值得反思。MEGA做了大量细节方面的考证，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但也在一些琐碎的问题上做了一些无谓消耗。比如，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有关共产主义社会里闲暇生活的描述，有诸如“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蓄牧、晚饭后从事批判”的描述。在文本的形成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均数易其说，最后才确定下来。对此，MEGA花了极大精力进行考证并再现整个过程。这一工作当然难能可贵，但说到底只是修辞学考证，思想价值并不大。[6]对于这样的问题，明智的做法是接受著者最后的说法，而不是纠缠于问题本身，更不宜让类似问题妨碍MEGA的进程。
任何一种卓越的思想都是不断超越他人与自我并推陈出新的过程。如果有文本可循，那么，越是初始的文本，越是能够呈现其思想中的相对不成熟性，包括同相关思想资源的关联。但如果仅仅以此为凭据，就容易解构文本思想的稳定性，甚至会对作者的研究规范产生怀疑。因此，文本研究必须从属于思想研究，正是思想研究引领我们更深入也更真实地理解文本。还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例。这部实为手稿而并非成形著作的文本，据恩格斯所强化的观点，其主旨之一就是要批判赫斯等人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据新MEGA的考证，这部著作的若干重要章节，并且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章节，如《“霍尔施坦的格奥尔格·库尔曼博士”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预言》以及《贝克尔〈宗教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喜讯〉上的文章》正是由赫斯本人撰写的。这样就构成了诸多疑点：这部著作不再是两人合作，而是三人合作（近年来MEGA整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即把赫斯列为作者之一）。而由于看起来并没有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干系，这部被称为唯物史观及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之作的作品，其理论性质也成了问题。在我们看来，问题的实质倒不在于应不应该加入赫斯（从尊重事实的角度出发，MEGA把赫斯列为作者当然是对的），也不在于呈现多人合作的真相便动摇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完整性，而在于这种做法所依据的前提，即解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性及理论完整性是否可能。事实上，已经有论者尖锐地指出：“上述判断基本上从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政治立场上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对峙，来判别赫斯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归属的，它不是从思想的传承、锻造和重构的意义上来解释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新发展，而是从异质的、断裂性的视角，非此即彼地看待马克思与他的思想传承者、与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关系。”[7]问题同时也在于，当强调赫斯作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时，实际上隐含着一种误导人的观点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并没有脱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并没有讲到科学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而完全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因此，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深入并提升到思想研究层面。MEGA研究必须融入思想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理论自觉。依笔者的观察，同思想研究的有意疏离，正是目前新MEGA研究中存在的问题。2009年9月，德国哲学家代表团访问部分中国大学，9月20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柏林科学院MEGA2编辑部主任诺伊豪斯（Manfred Neuhauss）做了题为“经典中的经典——《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历史、编辑语文学基础和视角”的报告，笔者现场提了一个问题：如何评论MEGA重文献资料考证而疏于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他的回答很干脆：MEGA本身只是一项文献资料的考证工程，MEGA研究人员的工作就是做科学考证，并不涉及思想史研究。这看起来是一种诚实且正确的回答，也符合MEGA一贯的工作方针，何况文献资料的考证与思想史的研究毕竟可以而且也应当看成是两个层面的、甚至是不同学术性质的工作。笔者困惑的其实是这位教授断然拒绝思想研究的态度。不过，在场的另一位黑格尔研究专家路德维希·希普（Ludwig Siep）大概觉察到了这一点，他随即补充说，目前德国重视MEGA的一些马克思学者，也认为应当将史料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起来。
三、MEGA工程中形成并不断强化的马克思学倾向值得反思，马克思学以科学考证与非意识形态化为原则，把马克思的学术思想与后来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力图还原马克思恩格斯的著述、学说及其思想原貌，但实则造成了把马克思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区别开来，把学院化的马克思学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区分开来，甚至存在着使马克思思想博物馆化与碎片化的倾向。
声称中立的MEGA版编辑及研究活动，其实存在着固有的哲学前见，这就是随着MEGA启动就已形成、随后又在MEGA传统中不断巩固的所谓“马克思学”。马克思学是MEGA传统中必然形成的学术方式，而马克思学正是分析诊断目前MEGA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关键，值得分辨和反思。
上个世纪20年代，梁赞诺夫即提出“马克思学”（Marxforschung），即MEGA的编辑研究的方法与原则，由此开创了前苏联及东欧的马克思学研究传统。随着梁氏被斯大林政权处死以及MEGA1的夭折，苏东的马克思学受到打压，马克思学传入西欧及英美。50—60年代，法国学者吕布尔以梁赞诺夫的继承者自居，明确地提出并开展马克思学研究，吕布尔及其影响下的马克思学，学界通称为西方马克思学。马克思学致力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思想与学说，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论是苏东的马克思学，还是西方马克思学，都强调祛意识形态化，强调把作为学问家的马克思从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学说中区分出来，强调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中立的学术研究，强调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的区别、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区别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区别。马克思学实际上已成为MEGA的方法论基础。[8]
在马克思学看来，思想研究必须服从于文本与文献研究，如果同文本研究相矛盾而且事实上就是矛盾的，那就干脆舍弃思想研究，因此，它既反对“我注六经”，也反对“六经注我”。当然，不同时期的马克思学对文献的重视程度不一样，因而相应的思想研究的倾向性也不一样。梁赞诺夫影响下的前苏东马克思学，由于掌握MEGA，更为重视文本与文献，也更加强调马克思学的原则；最初西欧及英美世界兴起的马克思学研究，则在利用了MEGA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较为凸显思想层面的研究。不过，在梁赞诺夫被处死以及MEGA1夭折之后，西方世界一度借助和抬高梁氏的马克思学研究，以对抗苏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意识形态，与此同时，苏东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则逐渐形成了以斯大林主义为主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反注和排斥原著与思想史研究的传统，使得思想研究逐渐脱离文本与历史的研究，这反过来激起了西方马克思学对文本的重视。对西方左翼学界而言，在浓厚的后马克思主义氛围下，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大大削弱，马克思学研究则热势不减。晚近以来，马克思学研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新MEGA，新MEGA的启动本身就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学再度复兴的实践表现，而新MEGA的推进与马克思学的复兴之间，其实是高度互动的。
马克思学形成的祛意识形态化或非意识形态化主张，的确与MEGA1编辑过程中受到的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打压有关，MEGA1本身也包含着不少屈从于意识形态而不够科学的内容，这也是新MEGA重新启动的一个原因。但是，马克思学祛意识形态化或非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同时也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不仅主导了MEGA的编辑研究工作，也影响着整个马克思恩格斯的研究。诸如考古化与谱系学化的马克思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无关的马克思学说：“恩格斯主义”，都是由马克思学制造出来的新的意识形态，其实质是把马克思摒弃于马克思主义传统及其当代思想之外，把马克思那里自洽的理论结构及其成熟思想分解掉，甚至使马克思思想博物馆化与碎片化。MEGA看起来忠实的编辑研究似乎决定了马克思学的学术中立，然而，它所得出的往往又是并不公允的结论，如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之间的断裂，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创立者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完全误解了马克思的学说，等等。当然，仔细考察，这些观点在既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其实也是有的，比如有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差异，如前所述，同样也可以在基于普通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中反映出来，阿尔都塞有关马克思早期与成熟期思想的著名的“认识论断裂”的说法，也是解读普通版的结果。但是，基于MEGA，马克思学似乎显得更加振振有辞。在吕布尔提出所谓“恩格斯主义”之后，诸如“祛恩格斯主义”、“祛列宁主义”、“祛斯大林主义”等种种“祛××主义”，纷纷出笼，这些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主张，越来越强势地影响着MEGA的编辑研究。[9]
如果说早先对马克思学的辩护还具有校正过度意识形态化的倾向，那么，今天对马克思学的批判则是力图促使这一研究走向深化。马克思学的确呈现出了马克思学说的一个侧面。这种呈现方式自有其价值，在文献学及其相关文本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并引发了一些思想史的深入探讨。但是，当它以排斥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传统时，人们却发现，它既无能力也不可能给予它所排斥的传统以应有的批判。
出于其前见，马克思学不可能很好地处理原著研究与思想研究的关系。如果说撇开MEGA而驯服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并反注原著是一种过渡诠释，且走向了一个极端，那么守住文本不放，以文献考证来拒斥思想研究，则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关于前述马克思学中的思想研究层面，若仔细考察，会发现它恰恰是把马克思思想同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区别开来，把所谓学院化的马克思学说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区分开来，甚至是把马克思思想博物馆化和谱系学化后的结果。实质说来，马克思学同马克思思想当代化的努力是相颉颃的，MEGA的支撑更是强化了这一倾向，晚近的马克思学研究尤其如此。但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是、而且必然是一种活的存在，在这一意义上，同马克思学说当代化的大势相比，马克思学则呈现出自我边缘化的态势。
当然，在思想研究与文本考证方面，马克思学同MEGA编辑者存在着较大区别。卡弗、莱文等马克思学者均注重将MEGA的文本研究同思想史的考察相结合。注重文本研究，引入MEGA视域，其实不必以牺牲思想史为代价。近年来在国内兴起的马克思学研究，不仅借鉴了西方马克思学的成果，而且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范式，也在不同程度上注重将MEGA研究同思想（史）研究相结合。中国马克思学研究在已有条件下所做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显然，将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实非易事。我们相信，随着新一代学人在外语、原著、马克思主义素养以及思想史功夫上的提升，随着对马克思学说当代性的领会逐渐深化，他们可以在马克思学领域取得更大的突破与成就。
当然，不必过度抬高西方马克思学，且以此贬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根本的问题在于，基于当代中国的时代背景以及问题意识而展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研究，恐怕是国外任何一种马克思学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也有其固有的边界。其实，把在当代中国展开的意义远大于西方马克思学的有关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及思想研究称为中国马克思学，未必是明智的。从根本上说，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一定是从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总体方向与道路的。
注释：
[1] 比如，恩格斯在1858年4月同马克思的通信中就谈到：“我因研究你写的分册的前半部分的纲要，十分忙碌。这个纲要的确非常抽象，这在简短的叙述中是难免的，我常常要费力地去寻找辨证转化，因为我对一切抽象的推理很不习惯……虽然我还没有弄清地产向雇佣劳动的辨证转化。货币问题也写得非常精细，这方面的细节我也还没有弄清楚，因为我常常必须先寻找历史根据。不过，我认为，如果我收到资本一般这一篇的结尾，我对思考的过程就会比较清楚些，而对这个问题也就可以给你写得详细一些。在进一步分析的时候，这个纲要的抽象辨证的色彩自然就没有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9卷第306页）不过，这段通信倒并不说明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差别。这里所说的抽象，既是指纲要在理论上的抽象，也是指其内容简明，并且需要诉诸于精细的历史与经济研究，这也正是马克思已经弄明白而恩格斯正试图弄清楚的东西；他自己的努力，其实同马克思在同一个方向上。这段引语并不表明马克思重视辩证思维而恩格斯重视历史分析。
[2] 马塞洛·穆斯托（Marcello Musto）同样是一位新MEGA的研究者，即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包含着笔记、摘要之类的《巴黎笔记》在文本上其实是无法完全分开的，不仅穆勒笔记，而且其他一些笔记及摘要都是如此。参见Marcello Musto, Marx in Paris:Manuscripts and Notebooks of 1844,Science & Society,No.3,2009。
[3] MEGA的编纂者可能会辩护，还原文本形成过程并不一定要探究“谜底”说，而且是否有谜底也是MEGA面世以后研究者自己的发现。但是，如果不是要故意强化一种无谜底说，并接受把马克思学说虚无化的观点，那么这种煞费苦心的文本还原方式究竟在多大意义上唤起人们的考证热情便是存疑的。
[4] 基于MEGA研究的主要趋向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说，持二人思想一致说是少数派（以古德纳尔、奥内尔、亨勒、利各比等为代表）。而且，即使一致说，也是让思想服从于文献，且是建立在可以完全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献区分开来的基础上的。
[5] [德]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45页。
[6] 当然，如日本学者涩谷版通过这一修辞过程的考证，得出广松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本基础是阿多拉茨基版。这对于分析广松涉《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存在的问题，显然是有一定意义的（参见韩立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载《光明日报》2007年10月23日）。但这依然只是限于文献学的考证，对广松涉理论重构的意义并不构成实质的批评，因为它无法反驳对广松涉而言更为重要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创新。
[7] 聂锦芳：《〈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的“赫斯问题”》，载《学术与探索》2006年第5期。
[8] 张亮的《西方“马克思学”的兴起、演化与终结》（《福建论坛》2006年第4期）一文，对西方马克思学的源流作了非常恰当的分析与评论。不过，西方马克思学目前是否已经陷入沉寂，尚需探讨。新MEGA在上一世纪90年代后期再次启动，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西方马克思学推动的结果，而在目前的政治态势下，新MEGA反过来也巩固了西方马克思学。
[9] 吕布尔的“恩格斯主义”的提出，的确成为苏联马克思主义批判马克思学的政治转折点。西方马克思学不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者，也并非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对手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在这一意义上，来自于苏联传统的抵制与批判，实际上是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了政治问题。这种意识形态加标签化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遮蔽了对马克思学祛马克思主义化问题的反思。
（作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