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诗里使用面具吗？| 九位诗人的回答

这是 敖学院 的第 78 篇 原创 文章

叶芝通过一层层“面具”的脱落达到“真理”的自我，佩索阿则是通过一些“异名”遮蔽了自我，你在诗里使用面具吗，你的诗里有你的“身外化身”吗？

——Ao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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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伟驰：任何有意识地写的诗都是一种“面具写作”，跟作者的“我”有着或远或近的关系。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应该区分不同的“我”：诗人的“本来我”，诗人想象出来的 “我”，作为诗中主人公的我，作为诗中不同的说话人的“我”。纯粹文本而言，诗中的我几乎都不是生活中的诗人的“我”。诗是诗人的想象、经验、语态的“扩 张”和“延伸”，虽然是诗人产生了它们，但它们并非诗人本人。

正如在梦中我们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梦中的我跟现实中的我并不是同一个人，我并不为我梦中 的行为负责一样。

为了写作的方便，为了对自我进行观察，为了对自我的矛盾身份进行充分的发展，诗人都会用到面具，它们折射出不同的心理的、社会的和政治的 处境，里面有着微妙的分裂和同一，细心的读者一定要进行区分。无论叶芝、艾略特还是佩索阿，无论弗罗斯特、冯至还是戴望舒，我们所拥有的只是词语作为中介 及其所呈现的面具，就是说，我们只拥有众多“化身”，而抓不到所谓的“法身”。言成了肉身，向读者彰显，但是上帝的法身是大音稀声大象无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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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湛舸：写作是我的异形工场，每只异形诞生时都附赠只属于它的全套宇宙，我这种微眇而无趣的存在嘛，还是忽略不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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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琰：我没有面具的矛盾。我在诗中处理自我，希望它如同塞尚的苹果史蒂文斯的罐子，去除自我的感伤和自以为重，而达到完全自由的甚至野性的自足。如果说诗中的“身外化身”，我想那是我的语气，声音就是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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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洛：我觉得问题让我有些迷惑，我觉得叶芝是用一些非个人性的面具来避免乃至克服个人自我的局限，而佩索阿的异名也并非完全遮蔽了自我或为了遮蔽自我，佩索阿的异名其实也是自我的多重展开，是一个人戴上不同的面具，发出不同的声音，一个人上演一场“存在的戏剧”（借用葡萄牙的佩索阿研究者Teresa Rita Lopes的书名）。当然面具确实有双重作用：要么是persona，扬声器，声音通过这些“面具”、这些“人格”变得更响亮清晰；要么是 mask，masque，maskara，戴上面具就变成不说话的丑角，真正的声音被挡住了，面目被遮掩住了。 对我而言，刻意扩大或遮住的声音是最有意思的，有很多诗我不用面具，发的就是我自己的声音，有些诗我会以一些奇怪的东西为“我”，发出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比如从“十字架”的立场来写，或者“美杜莎”。总之如果我用面具，我希望在传统的tropoi（经典的主题或形式）之外寻找一些新的面具和声音。

佩索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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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铁军：我没有化身，但我很难说诗中的我就是我自己，因为中国的诗学传统讲究一个“诚”字，即使诗中的我和我有距离，我也在努力让它们的距离减少，我的努力程度决定了我的诗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即使我诗歌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能够如一，我也不敢肯定我和我自己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对此问题的考虑、纠缠和解决决定了诗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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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浩：可以说，每个人的诗歌都是他的“身外化身”，都或多或少是他的“异名”或“面具”。但我更喜欢中国人那种直面事—物的格物致知，知人论世到明心见性。某些表达看起来似乎是垂直的、单向度的，其实却像看不见的声音，在传递过程中那种摇曳多姿、波及四面八方的开悟状态却是最迷人的，至于它要到达哪里，消失何处，有怎样的回声，并不重要了。

在这个层面上看，使用面具无异于内衣外穿。或者说，这种对“面具” 的有意躲避是不是更真实的面具？当然，我有时为了更方便地表达自我，不得不预设了你和他。对话性质带来的视角转换也是非常有效的，主人客串了客人，自己可以很轻易地成为“他者”，并反对自己。而那种你—我之间的缝隙构成的不是异质差异，更可能是一种含混的趋同造成的皱褶，它修改着面具的同时，也修复着因面具带来的对不真实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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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松：叶芝也好，佩索阿也好，他们主要并不是因为“面具”或者“异名”而成就自己的，他们之所以是他们，能在这么多年以后还为我们所知道、重视，主要还是因为面具、异名后面的东西，那些更难形容、概括、定论的东西。既然“自我”本身就是多重化的结构，在确定性之外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在诗中以何处面目出 现，又有什么可说的呢？诗歌不是小说，它也不是为了托起一个“我”而存在的。或者换个角度说，对于诗来说，“我”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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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震：这里有一个认识上的吊诡。原则上你当然可以说，一个人所写的一切都是自己的影子。所谓“凡写作皆为自传”。很多人热衷于用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去破译这些“面具”“异名”“变形”“化身”。 我对此的看法是现象学式的。如果我感觉到了，那就是真实的。我感到我在替自己说话，那就是我自己；我感到我在描写他人和世界，那就是他人和世界。没有什么神秘。我从不用面具，也不用化名。但我的写作中有个微妙的人称问题。有时候我说“你”“他”，其实是在说我自己。偶尔也用“我”来指某种中性的人。这种换位只是为了突破自我，拓展认识，不为了任何无谓的捉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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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武铃：我不知道这个诗人的自我如何来界定。是一首诗中所透露的愿望、语气、态度，最后汇聚成的一个言说者（叙述者、创造者、作者）形象？而一个诗人的形象，不正是由他的所有的诗在我们心中确立起一个他的形象？比如杜甫的形象，正是由他的诗构成。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的诗歌写作与我们的自我，就既无面具的脱落，也无遮蔽了。因为这面具本身也可被视为自我的一部分。那些躲藏，就是我们想躲藏的自我本身。 普鲁斯特认为有一个生活中的自我，有一个写作中的自我。但这种分离很容易被理解为一个自我的两个面貌。对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诗人来说，除了他诗歌中的那个自我，我们不知道他别的自我。即使我们认识的诗人，我们敢肯定我们见到的他就是他的全部真实的自我吗？当然，诗人也无法逃脱作为客观对象，被人做心理学分析。这种心理学分析就像各种窥视的揣测一样。诗人写作中可能因感觉到被审视的目光，会写得隐晦一些。这种机制，既可视为一种作者自我保护，又可看作是为读者设置语言障碍（难度），增加他们阅读的乐趣。诗人的自我与诗人的隐私八卦显然不同。隐私藏得多深也是简单的，自我全在诗歌语句中，也是有待理解的。这种隐晦诗歌里的自我，其实都是非常清楚的，即使我们不知道李商隐具体的隐私。 对我来说，写诗本身就是更深入地探索自我、辨识自我、确定自我的过程，是自我辨识，是自我和自我认识的形成过程。我认为写诗最迷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自我定义，自我命名的活动，或者说创造自我的过程。通常是写作从幽暗的深处把我并不完全确知的一个自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在写诗之前，自我并不是预先就存在了的，它只是一些没有形态的模糊的冲动和愿望。每一次写作都是一个面向众多自我可能性的敞开的过程，寻求过程。我不认为有一个预先的固定不变的自我，然后我在写诗的时候，想着怎么把它藏起来。如果真的有的话，每次的写作也都是为了突破这个固有的我，看看这个我的后面是不是还有别的我。一首诗中是否含有个人隐秘的激情，也就是是否有自我探索，自我指向，是我测定一首诗好坏的试金石。这种自我探索，也会指向自我消散：能否让自我消散在万物（自然和世界）之中（比如彻底的描写和叙述），让人隐隐感觉但无法清楚意识到？当然这问题也可这么理解：如何让自我最广阔，广阔到感觉不到。传统中国诗歌正是这样的：置身在自我与世界存在的关系之中。 我读叶芝太早，而读佩索阿太晚。读叶芝诗的时候，我根本感觉不到他诗中的面具，更别说脱落。我喜欢他《1916年复活节》，《内战时期的沉思》这类与具体事实相关的带叙述性内容的诗。他晚年写的相比政治，他更热衷女人这样的诗其实也有调侃的色彩，这也是一种面具：浪子的放纵，也是表演。我非常喜欢佩索阿的诗（闵雪飞译的《阿尔伯特•卡埃罗》特别好。杨铁军、王敖的翻译也一样），对他的异名者这事本身，我很着迷，但并没触动我的自我。在诗歌中，这两种对待自我的方式之外，我已有属于自己的第三种。 我说一下我的诗歌美学。对诗歌，我最关心的是真实。我对此念兹在兹。在一首诗中，真实会面对三个层面的审视，关于世界的、自我的（诗歌中声音，叙述者、态度）、语言的真实。一首诗中语言的真实，涉及到公共语言，公共的文学套语、手法、结构模式之下，世界的真实和个人自我的真实如何不被扭曲，不被完全遮蔽而显露出来。一首诗中世界的真实，涉及到客观逻辑（观看的角度、方式）也涉及观看者感受者意识反应的方式和过程。在这点上我常使用现象还原的方法。而对自我真实的追问，深入下去时，便成了诚实、勇气、道德意志问题。在夹杂着伪装、自欺的众多自我中，是否能够辨识、选择最真实的自我，这是诚实问题，这诚实的核心又是勇气。当然这诚实不仅仅是一种品质，勇气，还是一种能力，是否做到诚实既是勇气又是能力问题。在众多真实的不同的自我中，你还需要做出选择，承认或拒绝不同自我的矛盾，接受时如何调和与强调。这是一种意愿，是道德选择，也与智慧相关。这种自我的反省随处都会遇到，比如道貌岸然是虚伪，满嘴脏话也是装酷，你如何选择？对语言的反省也是。我曾想到没有个人语言——个人不需要语言（言说），自言自语也是把自己分成两个人——所以没有专属个人的语言真实。只要写作，说话，就是对着读者、听者在写在说。语言本身就同时汇聚了嘴巴和耳朵，并且是无名的无数的，向所有人敞开。说到底，语言本身就是面具，而言说始终就是表演。自白派和装酷派，都是针对围观者的语言表演。诉苦派祥林嫂和谩骂派焦大，则是精神病妄想症病例。因此，语言中的真实，是由言说者与倾听者之间关系来决定的。言说者没法单独想当然地认定自己说的就是真的，他必定要受到听者的质疑，他必须证明自己。诗人的自我真实并不是自行授予的。语言真实的达成，是同时潜含在一行诗（一句话）里面的言说者和倾听者之间微妙的平衡。是在说出对外部的评判指涉时也同时包含向内的自我反省。总之，语言中（其实也就是现实），不能触及自己（不革自己）的革命都是假革命。等等。这种对语言和自我真实的追问、怀疑和辨识在诗歌中是无限的，在一个诗人的写作中也是一直持续的。同时作为诗人，你需要在无限的怀疑和否定之中，在无限的后退中找到笛卡尔那个最后的支点，作出肯定性的或者说实际性的选择。你要做出选择，在你的诗中，为自己选择一个声音，自我的声音，自我。这种对自我真实的追问（当然总是与语言相伴），这种自觉的自省，类似儒家传统中人格的自我塑造，当然儒家对其理想人格有预先的共同的明确界定，在诗歌中这种理想人格需要诗人自己从头设定。我认同中国传统文艺美学观，视艺术作品（诗歌、书法、绘画）为艺术家人格的自然流露。我非常喜欢徐芜城的诗，就是为徐芜城诗歌中所流露出的人格深深打动。他诗歌的语言是一种含有自省的语言，在语言的使用上是节制、诚实、负责任的（有太多的诗人在使用语言时毫不负责）。他诗中这种非常温润的人格，让我感觉非常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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