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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远方的青木”发了一篇《共同富裕的大实验,北京市要减量发展15%人口》,把我给气哭了。
背景是这样的:近日,北京市宣布要进行减量发展,未来不仅不再新增任何建设用地,反而会拆除违法建设用地2亿平米,城乡建设用地减量110平方公里。
同时,相对于2014年,北京市的人口要减少15%。
为什么要减量发展呢?
青木大致说了以下几个理由(用蓝色字表示)。
第一,青木认为这是为了避免引起贫民窟问题。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人口涌入的速度超过了住房建设的速度,配建跟不上。
第二,青木觉得还要考虑城市的承载极限。
比如,北京人摇不上车牌号,坐地铁被挤成肉饼,水资源不堪重负,就是资源承载能力不够。
第三,青木认为:大量人口流入特大城市,就代表大量人口流出中小城市,这样对小城市不好,比如美国的底特律。
最后,青木建言献策:中国的特大城市要均匀分布在全国的国土上,把环境良好的地方都利用起来,而不是无序集中在某几个大城市,实现共同富裕。
首先,贫民窟只是一个现象而已,并不是一个问题。
《城市的胜利》一书作者,爱德华.格莱泽这样评价贫困窟:城市充满了贫困人口,但并非城市让人们变得更加贫困,而是城市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来了贫困人口。
贫困人口纷纷涌到城市里来,是因为城市具有他们在原来居住地所无法找到的优势。
城市接纳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农村贫困人口远远要比让他们在农业孤岛上寿终正寝好得多。
相比较农村,城市生活成本更高,交通更拥挤,住房面积更小。
可能你在农村、县城可以住前庭后院、鸟语花香的“大别墅”,而在城市只能一家几口人挤在30平方米的老破小中;甚至还要和别人合租,还要住集体宿舍。
但这一切所谓的“资源承载紧张”,是人们心甘情愿承受的代价。并且交通住房等紧张,主要问题在管制。
人们之所以涌向城市,留在城市,是因为在城市里面工资更高,机会更多。
舌尖上的中国节目中,采蘑菇的姑娘卓玛生活云南香格里拉。
松茸收获的季节,卓玛和妈妈凌晨3点出坐着爸爸开的摩托车出发。
穿过村庄,母女俩要步行走进30公里之外的原始森林,一般来说,走一公里才能找到一颗松茸,每天来回60公里。
就这样的辛苦劳作,两个月,两个人才赚到5000元。
其他的时间,他们一家人几乎没有收入来源。
反过来在大城市,哪怕三和大神打零工,也比他们赚得多。
哪怕没有什么技能,只要肯出力气,包吃包住,一个月挣到5000、6000也不是难事。
有一技之长,能够吃苦耐劳,在城市里扎下根来,成家立业,买房生孩子也不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除此之外,绝大多数人骨子里面喜新厌旧,不停追逐新鲜事物。
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一个月时间就会看厌倦。
唯有翻着花样的花红柳绿、纸醉金迷、靓女帅哥,烧烤、啤酒、饮料、蹦迪、K歌、电影、夜店、密室逃脱、剧本杀…才能真正慰藉人心。
这些也唯有高度便利、发达、繁荣的大城市才能满足。
什么时候,人们会停止迁入大城市,留在自己的家乡?
等到平衡点来临的时候。
比如你在北京一个月工资20000,刨去开支存下5000;而你在家乡一个月工资6000,刨去开支存下2000。
虽然留在家乡存的钱不如北京多,但是加上各种情感心理因素,你选择留在家乡(比如家乡更亲切,可以就近照顾父母等)。
但人们不是傻子,人们自己会安排好自己的人生,不需要别人指手画脚指导。
其次,贫民窟真正的问题在于:因为管制、产权不明晰,以致于改造翻新困难,这才造成污水横流、垃圾遍地、设施缺乏、环境脏乱等问题。
比如在中国,所谓的贫民窟就是指“城中村”,城中村是怎么来的?
我们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分为国有、集体两种,国有地全民所有,集体地村集体所有。
城市建设发展中,近郊的农村逐步被城市包围,成为了实际上的城市功能组成部分。
城中村就是农民在这些集体土地上搭建的房屋集群,也就是小产权房。
久而久之,这些区域成了初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落脚”之地。
这些房屋很多手续不全,乱搭乱建,质量堪忧,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但这些区域地段很好,寸土寸金,为什么就不能建设成为漂亮、整齐、设施齐备的小区,提升价值呢?
因为集体土地的产权不明晰,集体土地只能在本村村民之间流转,不能买卖给本村以外的人和企业。
实践中,小产权房可以打擦边球买卖。但是小产权房的交易很难受到法律保护的,风险很大,也不能贷款。
如果能够产权明确,市场就大有可为。
房地产企业可以与村民签订协议,解决给排水、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居住环境。
也有很多专家说,因为城中村脏乱差,所以房租才便宜,才能给贫困人口落脚之所。
这个说法让人哭笑不得。
既然这样的话,那么是不是商品房不配建卫生间,就能让更多的人买得起房子呢?海鲜里面掺沙子就能让更多的人吃得起海鲜呢?给美人脸上划上一刀,是不是就能让普男娶得起了?
更何况,只要明晰产权,释放市场,就一定能产生更多的供给;而供给增加,才能真正的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和条件。
国外的贫民窟与中国不同,主要原因在于租金管制、房产税、强制融合等干预政策。
印度特大城市孟买,实行租金管制条例。
1965年以前建造的所有房屋的租金都实行1965年以前的价格,有些房屋的租金甚至是1940年以前的水平。
导致至少450万人为了节省钱不顾生命危险住在危房里,经常出现倒塌致租客死亡。
而稍微高档的住宅,业主宁肯空置也不出租,因为出租意味着“请神容易送神难”,这造成供求更加失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Assar Lindbeck说过:除了轰炸,房租管制是摧毁一座城市的最好武器。
因为看不惯穷人受苦挤在老破小里面,所以要把他们赶走,眼不见心为静?!
他们被赶走后,又能去向何方?回到农村,重新过上黄土朝天的日子?
我替他们谢谢你哦!
更何况,“低端人口”可以被赶走,但是“低端产业”缺不了啊。
他们走后,谁来搬砖,谁来送外卖,谁来开网约车,谁来端盘子,谁来照顾老人孩子….
这些青木考虑过吗?难道要看着工地停工、商店关门、车子等半个小时打不到,保姆费涨到天价…百业萧条?
青木这到底是蠢,还是坏?
至于说底特律的例子,青木更是因果倒置,胡编乱造。
底特律的衰退主要是因为劳工管制引起,是管制和干预逼着企业和人口离开;而不是人口离开导致城市衰退。
这里篇幅有限不再展开了。
最后,人是用脚投票的,城市是集聚、规模的经营,是一种高效率的分工合作,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城市化。
《落脚城市》的作者,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说:我们都是被城市化的一员,我们回不去故乡,也离不开城市。从乡村到城市,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正在进行最后的大迁移。
而上一次人类大迁移,用一个多世纪的城市化,为欧洲和新大陆带来了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并直接造成了人类在思想、治理与科技领域的彻底变革。
如今,世界各地的落脚城市正在创造历史。
一些所谓的人类工程师自命不凡,被西方的垃圾学说蛊惑,拼命的抵制城市做大,鼓吹所谓的均衡发展。
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人口和经济都呈现出空间集聚的现象。
在一个国家内部,如果说生产要素、人口能自由流动,那么最终的均衡情况应该是人均GDP水平趋同。
在市场力量的主导下,人口向少数地方集中才能够最终带来人均意义上的平衡。
遗憾的是,人们严重混淆了规模的平衡和人均平衡两个概念。认为只有把经济资源往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移动,才能实现平衡发展。通过干预追求规模上的平衡,这样做的结果恰恰与目标南辕北辙。
不要害怕超级大城市,超级大城市是国力强盛的标志,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写完这些,我真的是气到肝疼。
青木,就你这些拾人牙慧的玩意,不要再出来丢人现眼了,不要再出来祸害读者了!
丹东93岁老人自杀,人为什么活的那么屈辱?
上海人与XX,不得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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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减少15%人口为共同富裕?远方的青木不要再丢人现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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