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 | 第二章：“喜迎解放却成悲”

必读：池氏文化精粹辑要（2018年12月31日收录）

池氏网推荐语：

写小说，当老师，生产皮鞋，做汽配……他不管干什么都能干出自己的特色；

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厚德载福……他的人生格言里深藏着跌宕起伏的人生；

他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他是市场经济的积极探索者，他是曾经跌入深渊仍然仰望星空的人；

年近七旬时，转型升级再出发；如今，他的企业是吉利控股集团的核心供应商；

在台州企业界，他是“教父级”人物；他被“汽车英雄”李书福尊称为老师，被德国《法兰克福报》誉为中国当代杰出企业管理者；

他叫池幼章，1936年出生，现任浙江利民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仍活跃于一线。

在昨日发布其自传开篇的基础上，我们将持续发布，欢迎各位宗亲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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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幼章宗亲近照

“全国劳动模范”池幼章自传（二）

二、喜迎解放却成悲

作者：池幼章

就在小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大事——黄岩和平解放了！

1949年5月31日上午，浙南游击纵队第三支队800余人在支队长周丕振的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黄岩县城。

这一天清晨，城关所有中小学的学生，集中起来，从小南门出发，到樊川的南官河西岸的官路上去迎接解放军进城。当时，从路桥到县城唯一的大路,就是这一条所谓“官路”,铺石板的，比较宽阔。九点多钟，从南边传来“来了，来了”的消息，一时敲锣打鼓，鞭炮齐鸣，人头攒动，有的小学生扭起了刚学会的秧歌舞，我们则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首也是刚学会的歌，场面非常热烈。快十点了，只见穿着灰军服的周丕振骑在马上，胸前戴着一朵大红花，雄纠纠气昂昂地过来了，后边穿灰军装的战士个个荷枪实弹，挺胸阔步而来，长长的队伍看不到头。我们一会儿使劲地鼓掌，一会儿摇着小红旗，一边高喊：“欢迎！欢迎！”队伍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我们一直叫着跳着不知疲劳。我亲自经历了这载入黄岩史册的一幕，留下的感觉是新鲜、激动、热烈、兴奋。

第二天，在大礼堂召开各界人民欢迎大会，社会各界人士和中、小学生代表参加，我作为孝友小学学生代表亦参与盛会。黄岩商会代表讲了话，周丕振也讲了话。会场里有“解放了，天亮了！”的大幅标语，一切都象征着黑暗已经过去，光明就在前面，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了。

不久，我小学毕业了，当时的孝友小学在西边片是手屈一指的，也讲究升学率，学校规定毕业考试成绩十名以内的可以投考黄中，十名以外的，只能考灵石中学和简师，我在十名之内，报考了黄中和简师，结果两校都录取了，我当然选择了黄中。只可惜从1949年下半年到1950年上半年，读了一年就失学了。为什么失学呢？因为母亲坐牢了。解放初期，大陈、舟山等海岛还没解放，黄岩沿海渔民出海捕鱼，往返于近在咫尺的大陈岛是家常便饭，也有一些商人搭鱼船去大陈做生意。母亲听说那么东西很多、很便宜，也就搭渔船去贩回一些美孚油、棉纱等物资。结果被人告密，以资敌、投敌的罪名被捕入狱。我没有父亲，又失去相依为命的母亲，真正成了孤儿。只有外祖母收留我，给我一口饭吃。可是，不久外祖父也划上地主，幸好他平日待人和善，地方上讨好，没有罪恶，更无血债，当时当过伪乡长的大多被镇压，而他独能幸免，这也是他平日种的善果。然而地主家的土地、房屋、浮财都没收了，连吃饭都勉强维持，那来的钱供我上学呢？况且祸不单行，小娘舅去了一趟大陈岛，带回一个“反共救国军”什么行动小组小头目的虚名，虽无一兵一卒，回家后也没有任何行动，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当然罪大恶极，毫无疑问的被镇压了。

面临绝境，走投无路的一个孤儿，正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好天无绝人之路，一天，在街上偶然看到台州农校招收插班生的广告，学校承诺：学杂费、住宿、吃饭实行三包，此外还有助学金。有这么好的学校，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去报考了，凭着我的成绩，果然考取，我欣喜若狂！然而福兮祸所伏，若有未卜先知之明，知道以后有大祸，怎么会一脚脚来觅死路？可是人无未卜先知之能，世上没有后悔药，从此造成后来大半生的坎坷，只能自我解嘲：命中注定。

我兴冲冲地穿了一双草鞋，背了个小小的行李包，走了四十五里路，终于来到泽国。一打听，台州农校在一个名叫丹崖的小山上。已经十分疲劳的我，还是兴致勃勃地鼓起勇气上山，一路走走歇歇，挨到山上看见校门，走了足足四十五分钟。这所台州农校，始建于1937年，原在临海，称台属六县联立高级中学（农科），1940年才迁到温岭泽国丹崖，1941年金华沦陷，金华实验农校也迁到泽国，后来两校合并，称为省立台州农业职业学校，解放以后，1949年9月，才改为省立台州农业技术学校。我去的时候，校长是著名历史学家管听石（后在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教病虫学的老师是崔伯堂（后为台农名教师），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学校管理严格，虽然生活艰苦，但学风良好，全校上下形成一种刻苦求知、奋发图强、团结遵纪的校风。我这个渴望求学的14岁少年，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所好学校，发誓刻苦勤奋，学好本领，报效祖国。

正当我不为生活而发愁，充满幸福感，对党和国家感恩载德，切身感受到解放区的天真正是明朗的天的时候，孰料大祸来临，大半生的悲惨命运从此开始了。事情实际上很简单，1951年抗美援朝正处于高潮时，有一天，我和同龄的两位同学一起练粉笔字，大家都在黑板上写“抗美援朝”这四个字，我一时粗心笔误，写成了“抗朝援”（记得只写了三个字，还没有写完），他们俩就叫起来：“写错了，写错了！”我一看，吓出一身冷汗，连忙擦去，他们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我以为这是偶然失误，过去了也就算了，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不料第二天老师找我谈话，说有同学检举我写反动标语，要我承认错误，作深刻检讨。这突如其来的事，吓得我六神无主，就对老师老老实实地说了事情经过，也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令人料想不到的是事情竟会越闹越大，接着是小会帮助，大会批判，没完没了，而且调子越来越高，最后竟联系我的家庭社会关系，说我是一心盼望美国佬打进来，美国佬打进来后蒋介石好回来，蒋介石回来了我母子好团圆，好替外公娘舅报仇。其实我连“美”字都没写出来，就被构成了写“抗朝援美”的反动标语之罪。他们还进一步挖出我这样写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新中国，赶走共产党，所以足见我是一个刻骨仇恨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一顶顶大帽子压得虚年龄只有十五岁的我，又没有见过世面，当然吓得喘不过气来，始而害怕，多次申辩，却一次次被骂为“不老实”，还说要“严厉镇压”，批来批去，弄得我几失神智，近乎麻木。我无论怎么说，怎么写都通不过，最后只好他们要我怎么说就怎么说，要我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承认了我写过“抗朝援美”的“反动标语”，又给自己戴上无数顶大帽子，才勉强通过了我的检讨书，于是写反动标语的罪名就这么铁定了。

其时解放只不过两年，我的同龄人就能时刻拿起放大镜，提高警惕，擦亮眼睛，寻找身边的阶级敌人，立场可谓坚定，觉悟可谓高矣。然而对于一个未成年孩子的偶然笔误，竟兴师动众，任意扩大，无限上纲，置之于死地，造成他大半生的悲惨命运，这是到底是为了什么？我至今还想不通的是共产党给我饭吃，给我书读，救了我这无依无靠的孤儿，我是从心底里感谢共产党，拥护共产党、新中国的，一个满怀感恩之情的人，为什么硬要把我打成阶级敌人，推到敌人营垒里去呢？难道是敌人打得越多，成绩才越大，革命才越坚定吗？

飞来横祸虽然过去，我却从此夹紧尾巴，心惊胆颤，小心翼翼地过日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眼前书，只想学好本领以后，能自力更生。又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闭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这件事还得从头说起。

我们这个班因插班生多，有教过书的，有做过生意的，有失学青年，年龄大的二十岁，小的只有十四岁，成员极其复杂。几个月后，杨邦元、赵家锵等三位大同学，突然被温岭公安局逮捕了，罪名是组织反共圣母军。当我正在庆幸自己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不会波及受祸的时候，不料还是祸从天降。两日后，我、张士荣、邱雁士等六位小同学，突然被带到了泽国区政府，拷问我们是否参加了圣母军？区委书记牟善尧把木壳枪甩在桌上，厉声说：“你们承认不承认？承认了，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回校去读书。不承认就马上送温岭关起来，小火轮都在等了。”还特别对我说：“他们都交代了，你是国际宣传部部长，任务是写反动标语，你赖不了的！”当时，我们六个小同学都吓得哭了，因为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这莫须有的罪名叫我们从何说起？我知道这“国际宣传部部长”是因“写反标”之事给我量身定制的，祸根还在“写反标”。我们都只有十四、五岁，坐班房到底是怎么回事都莫明其妙，还不知关了后又会怎么样？当然害怕极了。大家都只求眼前能脱罪就好，结果六个人都在一张写好内容的纸上签了名，这就是说我们都承认了自己参加圣母军。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这是个连环套，可当时在威胁和诱骗下，我们六个小男孩就这样不知利害的跳下了陷阱。牟书记还算守信用的，签了名以后就没有再逼我们交代什么，而且还真的让我们回校去读书。

从此，我这“双料货”被打入了另册，同学们对我都白眼相看，受尽歧视。我篮球打得很好，也被校队开除了。唱歌、演讲也很好，却从此不准登台。更有甚者，连少先队活动也不让参加，他们搞活动去了，把我一个人撇在冷清清的教室里，好孤独凄凉。好长一段时间，只要看见有一个解放军或公安人员上山来，我都会心惊肉跳，坐立不安，生怕有祸。夜里还常常做恶梦，梦魇时从上铺掉到地上，跌得身上处处伤痕。可怜无父无母，又没有兄弟姐妹，满腔冤情无处倾诉，同学们连话都不愿同我多讲。我只有整天闷闷不乐，一声不响，压抑得绝望，但是极不甘心就这样被冤枉下去，梦想总有一天会出现包青天来洗雪我的冤情。

也许是我父亲的倔强基因在血液里搏动，我始终不甘沉沦，于是发疯似的拼命读书，只有从书籍中寻求安慰，从书籍中寻找出路，事实上也只有在阅读中才能使我忘掉现实，沉浸于理想的境界之中。从十五岁开始，读了《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读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熊佛西的《赤花》也曾使我入迷，我终于得到精神食粮的滋养，获得了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自由自在地遨游，塑造着一个摆脱了现实，摆脱了痛苦的精神的我。

这就是我坚定不移的走文学道路的原动力！

但是，无论怎样，人总是生活在现实之中的，现实中的“圣母军事件”时时困扰着我。直至文化革命中期，才真相大白，可是这十五年中我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开除公职、坐牢、劳教、管制……

1964年我被聘在黄岩城关民办中学任教，在语文教学改革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为学校取得很大的荣誉，深受学生们的爱戴。文革开始，成立了许多红卫兵团，红卫兵小将问我：你才学这么高，书教得这么好，对我们又这么关爱，怎么会是右派反革命呢？到底犯了什么罪？于是我向他们倾诉了自己十五年前的冤屈，他们纷纷为我抱不平，表示一定要把我的问题查个水落石出。于是麦贤得硬骨头兵团派出红卫兵去外调，得知当年台州农校圣母军头头杨邦元、赵家锵还在安吉劳改，就专程赴安吉劳改场，受到劳改队队长的热情接待，并把杨、赵二人叫来面谈。调查的结果，连红卫兵小将都感到惊奇得不可思议。

他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杨、赵二人说，当时台州农校根本没有什么圣母军反动组织，起因是他们几个人看到报上登的取缔反共圣母军的消息，议论了一番以后并开了几句玩笑，于是有同学告密检举，说他们组织圣母军。料想不到的是既没有调查更没有核实，就凭着这些告密检举定了罪，把他们逮捕，在严刑逼供之下他们还曾一再说明事实真相，但说一次遭一次毒打，到后来实在熬不过了，只好胡乱承认，结果判刑劳改以至于今。他们表示此案正在申诉中，强烈要求平反。

红卫兵小将也曾追问：为什么说池幼章是你们的国际宣传部长呢？他们苦笑，道出真相：当我们屈打成招后，就追查我们发展了那些人，要交出黑名单。可是根本没有的事，从何说起，严刑拷问之下，只好胡攀乱咬，因池曾有写反动标语的事，于是先攀上了他。还是不够，又乱讲出四五个小同学来，当时天真的认为他们都只有十四五岁，未成年，不会判罪坐牢的。后来，法院把他们签名的认罪书甩在我们面前时，我们都惊呆了，根本没有的事，他们怎么也会承认？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然而他们这一承认，我们是更倒霉了，因为这样反而证实了圣母军组织的确是存在的，我们的罪名就铁定难移了。当时为求一时过关，乱咬别人，结果反而害苦了自己，正是自食其果。

红卫兵听后气愤地痛骂了他们：知道你们这样做把别人害得多惨吗？当他们从红卫兵的口中知道我的遭遇后，就自动写下书面材料，证明此事的虚妄。可惜当时公检法已被砸烂，即使有了证明，也无人受理，正是投诉无门。

小将们无法理解竟会有这样捕风捉影、草菅人命的怪事！他们为我不平，为我四处呼号，可是有什么用呢？直至1978年平反之前，我不还是受管制的右派反革命吗？这个冤案害了我整整二十八年！

当时那里知道这么复杂的事实真相，我只是心里明白自己绝对没有参加什么圣母军，可是有谁相信呢？

1952年学校迁移，我怀着学到的知识和极其灰暗的心情，离开了这伤心的地方：黑色的丹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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