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推荐 | 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
用中国传统方法治西方学术
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术史
第一部追溯比较语言学史的专著
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
Seale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History：the End of Jones Myth
李葆嘉 王晓斌 邱雪玫 著
掸去累积的尘埃，澄清以往史家的陈词误说；翻开泛黄的书卷，辨识历史比较的足迹；揭示其内在驱动，还原其寻根情结。作为荷兰学派的集大成者，伯克斯洪（1647, 1654）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威廉·琼斯周年演讲（1784-1794）中有关语言关系的讲辞，凡正确皆前有所因，凡错误皆捕风捉影。通过剖析一些英美学者炮制的“琼斯神话”，揭示语言学史研究者数典忘祖、郢书燕说、以讹传讹的现象，为重建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史拨开迷雾。
目 录
李开先生序
自序
引论
表0-1 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沿革：1122-1822
第一章 外国史家有关早期语言历史比较的零散论述
第二章 中国史家有关早期语言历史比较的零散论述
第三章十八世纪末之前比较语言学史的盲区
第四章 外国学者关于早期比较语言学史的探索
第五章 荷兰学派的集大成者伯克斯洪
第六章 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上的里程碑
第七章 琼斯种族－语言关系讲辞考析
第八章 终结语言学史上的琼斯神话
余论
李葆嘉教授等撰著的《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谊属西方语言学史系列的专题史，即揭开一段尘封几百年的历史——17世纪中期，荷兰学派的集大成者伯克斯洪（Marcus Zuerius Boxhorn, 1612-1653）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本体论研究的成果体现方法论，方法论铸就本体论的研究成果，两者密不可分。
曾定居荷兰的法国17世纪理性主义哲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笛卡尔（Rene Descartes, 1596-1650），所提出的逻辑演绎方法论，主张把精神实体简化为思维，把物质实体，包括研究对象简化为广延，声称“给我广延”和逻辑“运动”，“就能造出一个世界来”。笛卡尔还把他的方法论说成就是要“逐步和不断地增加人们的知识，直至达到对人们能力范围内每一事物的真实理解”。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我思”命义在于逻辑演绎，“我在”强调走进经验世界中能被“我”把握到的存在。可见，笛卡尔的唯理主义方法论，乃至任何一般科学方法论，都是以客观世界的经验本体为其逻辑边界和目标。语言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例外，以语言对象本体即语言世界为逻辑边界。我们无意寻找伯克斯洪与笛卡尔理性主义方法论之间的链接，但方法论本身总是打上时代的烙印。古代方法论以古代朴素辩证法命名，近代方法论则是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建立的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经验认识归纳法（Novum Organum, 1620），并笛卡尔的理性演绎方法论。
即使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语言分析哲学，也是以语义与语法的关系为语言分析对象，关注语法深层还原的逻辑分析。哲学被理解为仅仅是语言逻辑分析，思想的哲学等同于语言分析的哲学。美国语言分析哲学家蒯因（W. O. Quine, 1908-2000）赞成句法理论中的基于经验的认识整体论，“具有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不过，经验检验的只能是整个语句系统，而非单个句子，并认为逻辑理性分析与经验综合归纳没有严格界限，逻辑规则和本体论命题的边界在于经验语言世界。如此看来，17世纪伯克斯洪创建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法论，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所处时代的经验认识归纳法和理性分析演绎说。
《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论述，伯克斯洪提出的“语言家族同源论”即斯基泰假说，其成员已经包括希腊语、罗曼语、日耳曼语、波斯语、斯拉夫语、波罗的语、凯尔特语、北印度语（梵语）等，几乎涵盖了印欧语系的所有语族（242页，不包括1908年和1915年通过考古先后发现的吐火罗语、赫梯语）。并且引用荷兰学者维恩布日（Wayenburg 2004）所概括的伯克斯洪理论要旨：“他创立了几乎包括所有欧语以及波斯语也在内的关联理论，用他的话说，这些语言‘来自一个共同的源头’。”（218页）这一“共同的源头”就是远古斯基泰语。语族的关联，语族同源的史前史追溯，包括相关口述史的整理和抽绎，都离不开经验的归纳和逻辑假设的推理。伯克斯洪年轻时在莱顿大学学习文学、哲学，17岁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神学。因他长于雄辩，19岁便对语言研究发生兴趣，20岁后担任莱顿大学雄辩术讲师和教授（221页）。这一学术背景，可以说与他能养成17世纪盛行的理性逻辑推演法的思维方式息息相关。伯克斯洪在寻求语族同源时指出，“除了词语相似之外，在柏拉图（Plato）的《对话集·克拉底鲁篇》（Colloquies·Cratylus）中，苏格拉底（Socrates）说过，许多希腊语的词语出自野蛮人（斯基泰人）之口”，既然古希腊语如此，“那么其推论必定日耳曼语、拉丁语的来源当与之相同”（235页）。这无疑是对历史假设的推证，甚至是对苏格拉底本人对话过程的逻辑假设和推演。至于如何证明后世罗马人、希腊人、日耳曼人使用的不同语言有共同的原始母语，“这就需要通过基本词汇、形态变化和语法结构的比较加以说明”（236页）。可见伯克斯洪的历史比较法不仅是全面的、系统的，具有历史厚重感，而且是以共时发射状的语言逻辑分析和推理为基础的。
事实上，不仅全书的主要研究对象伯克斯洪，在创立历史比较法的全过程中无法脱离17世纪经验综合和逻辑演绎相结合的干系，就是《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的作者也会体现这一研究方法的应用。前述语言哲学关注语法深层还原的逻辑分析，理应包括由深层语法分析还原到语言经验层面。后期语言哲学的代表蒯因则进一步阐述了还原论的语言哲学形式，他在《从逻辑的观点看》（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2nd edn. 1961）中，把还原论作为现代经验论的一个“教条”（教义、原则的意思），即“相信每个有意义的陈述等值于基于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的某些逻辑构造。”《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在还原历史真实，回到伯克斯洪创立历史比较法的历史在场时，处处考虑到经验事实的罗列和分析。如17世纪早期荷兰“争取独立的成功时代”对伯克斯洪学术的造就（213页）、德国学者1751年撰写的词条（214页）、德国学者1876年撰写的传记（215页）、荷兰学者1998年的介绍文章（216页）、荷兰文网络文章的介绍（217页）、德国学者2004年的介绍文章（218页），如此等等。以上做法，无疑用了中国固有的文献考订法，但是如果从语言哲学的视角看，又是从不同时代分说关于伯克斯洪的语料及其分析出发，最后还原到几百年前伯克斯洪的历史在场。通过所引相关语料的深层次分析，作者认为，伯克斯洪把欧洲的主要语言及相关的东方语言“统统包括在（斯基泰语）这一大家族内，并且给出了许多对应词表”，“被提出来讨论的语法现象如果存在相似性，那么就更胜一筹，而最佳情况则是，出现在一种语言中的异常或偏差，也出现在另一语言之中。这也是当代比较语言学的全部基础”（219页）。由此可见，作者十分认可这些涉及语法、相似性、异常或偏差、逻辑呈现、语言比较基础等深层次的语义和语法分析（219页）。当然，这些分析都是旨在还原伯克斯洪创立历史比较
语言学理论的真相。
我还要说，葆嘉教授等的此书，是以“批判”为一以贯之的逻辑，副题“终结琼斯神话”充满批判精神。“学术批判”（核实语料、精细辨析、逻辑演绎、澄清真相）在西方世界是“学术研究”的同义语。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I. Kant, 1724-1804）的三大名著均以“批判”命名：《纯粹理性批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1781）、《实践理性批判》（Kritik der praktischen Vernunft, 1788）、《判断力批判》（Kritik des Urteilskraft, 1790）。这里的“批判”（Kritik），与我们后来把“批判的武器”曲解成的“武器的批判”，以及当下又几乎放弃学术的“批判”毫无共同之处。“批判”就是深入研究，这正是西方学术的一大精神。《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不仅严于对琼斯的批判，其余如对国内早已熟知的19世纪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 Ch. Rask, 1787-1832）、汤姆逊（V. L. P. Thomsen, 1842-1927），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 Bopp，1791-1867）、格里姆（J. Grimm, 1785-1863），以及20世纪丹麦语言学家裴特生（H. Pedersen, 1867-1953）的批判性研究，无不引人注目。至于如何评价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Sir William Jones, 1746-1794）的学术成就，可以继续讨论和研究，但贯彻批判精神是值得提倡的。更不必说，全书涉及多种西语，几从海量的西语文献中排沙简金，用西方文献第一手材料著论西方语言学史。
综上所述，葆嘉教授等尝试以西方学术精神和中国传统考据方法撰写西方语言学史，诚是也，亦可贵，颇可取。
我和葆嘉教授是同辈人，同事语学的学友，其皇著允我先睹而问序，惶恐云何，悚怍云何，勉力写下以上文字，谨求教于葆嘉教授和学界。
是为序。
李开 2019年元月于南京
21世纪以来，人类进入互联网资源背景下的研究时代。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超越前人见识的可能，西方语言学的古老文献和罕见资料，都有可能通过网络找到。然而，“沿着旧航路，发现不了新大陆”。在人类知识的海洋中，我们要把自己锻炼成新时代的哥伦布……
在方法论上，与胡适们用西洋方法以框范中国学术不同，我们则反其道而行之，用中国传统方法以剖析西洋学术。所谓中国传统语言学术：其学即文字、音韵、训诂；其术即义理、考据、辞章；其道即用心、养心、安心。后学忝列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自然以古法为本。
基于互联网资源，采用中国传统古法，重建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史，乃至若干学术领域的历史，成为21世纪的使命！由此，新的研究难免具有矫枉性和颠覆性：所谓矫枉性，也就是发掘并突显以往隐而不彰的，澄清并纠正以往夸大其辞的；所谓颠覆性，也就是与通常教材宣讲的迥然不同，与众多学者熟知的大相径庭。基于所见一手资料以及重要的二手资料，彰显学术评价公正——这就是重建学术史的旨趣。
恰切地说，我们的研究并非刻意于观点的“创新”，而是笃守在文献的“复旧”——尽量还原历史文献体现的真相。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其受限性，受限于我们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能力，受限于我们的文献搜集和研读能力，受限于我们的历史视野和思想境界。换而言之，学术史的研究是开放性的，应有不同说法，通过营造“史实－作者－读者”的互动氛围，由读者来审视、来鉴别、来取舍。百家共鸣，此之谓也！
古希腊的philologia，本义是“语言学”。西元前560年，古雅典就有了公共图书馆。前259年，托勒密一世（Πτολεμαίος οΣωτηρ, 前367-前282）始建亚历山大里亚学艺院和图书馆，收藏前3-前4世纪甚至更早的手稿。当时对之校理研究的学者，把这种知识活动称之为philologia。前234年，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 前275-前193 ）自称为philologos（爱好语言知识者，即语言学家）。希腊语的philologia由philo+logia组成，其中的logia＜logos（本义“说话”），故philo + logia的词源义=“爱好+语言知识”，即关于语言知识的研究。
拉丁文的philologie＜古希腊的philologia。前2世纪，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传统。拉丁语的philologie从“语言”延伸到“文学”，再延伸到 “古典语言活动所成就的文明与历史记载”，也就是从古典语文学延伸到对古典文学所记历史的研究。文艺复兴（14-16世纪）以来，philologie成为专指古典语言文学（希腊－罗马）研究的“语言学/语文学/文献学”。
除philologia之外，古希腊还有一个术语grámmatik，指“读写知识/语言学”。两者都基于“语言”，但前者与“文学、文献”关系更密切，后者与“字母、读写”关系更密切。古希腊流传下来的最早语言学专著，是特拉克斯（Dionysius Thrax，前2-前1世纪）的《语法技艺》（Téchnē Grámmatiké）。
他将grámmatik定义为“有关诗人和文学家使用语言的实际知识”，包括语音韵律、解释词语、讲解熟语、探讨词源、归纳类比规则和分析作品。拉丁语的grammatica＜古希腊的grámmatik。直到19世纪，拉丁文的grammatica仍然保有“广义语法学”（即语言学）的含义。1803年，奥古斯特·史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把语言比较研究称为Vergleichende Grammatik（比较语法）。1878年，库尔提乌斯（Georg Curtius, 1820-1885）揶揄新一代学者为Jung-grammatiker（青年语法学派）。
16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发现，逐步出现了一些记录遥远异邦语言的词表、字母表、会话和语法手册等。在论著整理编目时，传统的philology、grammatik捉襟见肘，Linguistik（语言学）这一新术语应运而生。1777年，丹尼斯（Michael Denis, 1729-1800）首先在《书目引介》（Einleitung in die Bücherkunde, 1777: I. 274; 1778: II. 366）中采用Linguistik（来自拉丁语词根，后出德语词Sprachenkunde），以之作为标明地区的词表、字母表、语法和词典等资料的类别。1808年，伐特尔（Johann Severin Vater, 1771-1826）将该术语用于杂志标题《人种志和语言学资料总览》（Allgemeines Archiv für Ethnographie und Linguistik），对Linguistik的定义是：审查不同语种的特点及其相应的分类研究，包括其祖先和亲属关系。1809年，伐特尔在介绍阿德隆（Johann Christoph Adelung, 1732-1806）的《语言大全卷二》（Mithridates II）时，伐特尔再次使用了该术语。（Moldenhauer 1957）丹尼斯的Linguistik，指的是目录学中异邦语言文字资料的类别；伐特尔的Linguistik，指称的是对世界各地语言进行调查研究的这一活动及其学科，即“分类语言学”或“普通语言学”。
1777年是欧洲学术史上不平常的一年。这一年，古典学家沃尔夫（Friedrich August Wolf, 1759-1824）到哥廷根大学申请攻读当时尚未设置的古典学专业，借用拉丁语传统术语philologie指称这门专业。这一年，目录学家丹尼斯面对世界不同地区的语言调查资料，想到拉丁语的“舌头”（lingua），有舌头就会说话，有语言就有调研，从而新造了Linguistik这一术语。一个追溯西欧古典文明的重建，一个面向世界各地语言的调研，显示了当时德语学术界的恢弘视野。
在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新兴的Linguistik和传统的philologie，其主要区别是：1. 前者的对象是世界各地区（相当于欧洲是异邦）的活语言；后者的对象是留存文献的古典语言（传统用法指希腊语、拉丁语，后来包括哥特语、希伯来语，18世纪末还有梵文等）；2. 前者的方法以田野调查描写为主，后者的方法以古典文献考据为主。总体而言，Linguistik起初主要指陌生世界（对欧人而言）的语言，尤其是口语（多为无文字）的调研，后来才进一步扩展为对世界上所有语言（主要是活语言）的研究。
西方学术界探索语言关系及其历史的这门学科，在12世纪萌芽，从无名到有名——从16世
纪上半叶出现关键术语，到19世纪初形成学科专名，再到20世纪名称丰富化，其轨迹大体如下：
Lexicum symphonum“词汇和谐”（Gelenius 1537）
Linguarum affinitate “语言亲和”（Postel 1538）
Cognatione“血统关系”（Périon 1554）
Comparatio grammaticae“比较语法”（Bertram 1574）
Vergelijcken（词语、语法）“比较”（Boxhorn 1647c）
Gemeenschap“亲缘关系”（Kate 1710）
taelverwanten…vergeleken word“亲属语言……进行比较”（Kate 1723）
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比较语法”（Vater 1801）
Vergleichende Grammatik“比较语法”（A. Schlegel 1803, F. Schlegel 1808）
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比较语文学”（F. von Adelung 1815）
Grammaire Comparée “比较语法”（Raynouard 1821）
→英语Comparative philology “比较语文学”（Müller 1849）
Comparative grammar “比较语法”（Bendall1874）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比较和历史语言学”（Jespersen 1924）
Comparative linguistics“比较语言学”（Whorf 1941）
Historical-comparative linguistics“历史－比较语言学”（当代）
从16世纪到18世纪，首先是波西米亚（捷克）学者杰勒纽斯（Sigismund Gelenius, 1497-1554）根据音乐术语，提出“词汇和谐”（Gelenius 1537）；继而，法国学者波斯特尔（Guillaume Postel, 1510-1581）基于关系密切，提出“语言亲和”（Postel 1538）。此后，法国学者佩利雍（Joachim Périon, 1498-1559）提出“血统关系”（Périon 1554），1574年，瑞士学者伯特伦（Bonaventure Corneille Bertram, 1531-1594）的《希伯来语和阿拉米语比较语法》（Comparatio Grammaticae Hebraicae et Aramicae）中出现“比较语法”。荷兰学者伯克斯洪（Marcus Zuerius van Boxhorn, 1612-1653）提出词语音义、语法形态的成系统“比较”（Boxhorn 1647c），凯特（Lambert ten Kate, 1647-1731）既提出“亲缘关系”（Kate 1710），又采用“亲属语言……进行比较”（Kate 1723）。
1801年，伐特尔在《试论普通语法学》（Versuch einer allgemeinen Sprachlehre）中提出要建立一门“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Sprachlehre）。1803年，奥古斯特·史勒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 1767-1845）在《评本哈迪的<语法学>》（Recension von Bernhardis Sprachlehre）中提出“比较语法”（vergleichende Grammatik）这一术语。1808年，其弟弗里德里希·史勒格尔（Friedrich Schlegel, 1772-1829）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Über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ier）中用“比较语法”指追溯语言亲缘关系。1815年，德裔俄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阿德隆（Friedrich Adelung, 1768—1843）在《凯瑟琳大帝对比较语文学的重要贡献》（Catharinen der Grossen Verdienste um die 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中使用“比较语文学”（vergleichende Sprachenkunde）。1821年，法国学者雷努阿尔（François Just Marie Raynouard, 1761–1836）在《欧洲拉丁人语言与行吟诗人语言的比较语法》（Grammaire comparée des langues de l'Europe latine,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a langue des troubadours）中使用“比较语法”。
1849年，德裔英国学者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发表《论印欧语比较语文学与人类早期文明的关系》（On the Comparative Philology of the Indo-European Languages in its Bearing on the Early Civilization of Mankind）。1874年，英国学者本多尔（Herbert Bendall）将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的《印度日耳曼语诸语比较语法纲要》（Compendium der vergleichenden Grammatik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 3rd German edition, 1870）选译为英文本《印欧语比较语法纲要，尤其是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A Compendium of the Comparative Grammar of the Indo-European, Sanskrit, Greek, and Latin Languages）。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通行术语主要是“比较语法”“比较语文学”。1924年，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 1860-1943）在《语法哲学》（The Philosophy of Grammar）中使用了“比较和历史语言学”（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这一术语。1941年，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在《语言与逻辑》（Languages and Logic）中明确区分了“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与“对比语言学”（Contrastive Linguistics）。
“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当今中文论著中的常见汉译术语。然而就网络检索，英语文献中常见的是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Linguistics（比较和历史语言学），更常见的是Comparative Linguistics（比较语言学）。与汉译术语“历史比较语言学”相对的Historical Comparative Linguistics似乎未见，类似的是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历史和比较语言学）、Historical-comparative Linguistics（历史－比较语言学），偶见的是Comparative Historical Linguistics（比较历史语言学）。
这门寻找语言亲缘关系的学科，可以从两方面加以界定：一是“历史的”，突出的本体论（语言历史关系的追溯）；一是“比较的”，强调的是方法论（基于语言要素比较）。早期关键术语“词汇和谐”“语言亲和”“词源和谐”和“亲缘关系”等，关注的是本体论。虽然17世纪中期已经阐明比较方法论（Boxhorn1647, 1654），但作为学科名称，“比较语法”“比较语文学”在19世纪初才通行，在20 世纪20 年代则变化为“比较语言学”，意在强调方法论。一般而言，“比较语法”“比较语文学”“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等值。
作为“重建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史”的子课题之一，本研究探讨的是“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长期以来，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直是欧洲学界引以为的自豪，然而对其学术史缺乏完整的追溯，可谓一叶障目、数典忘祖。直到20世纪50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多为历史学家、文献学家）筚路蓝缕，始对18世纪末以前的沿革展开探索。而中国学界转述的，迄今仍是此前西方语言学史家的“局限式研究”，即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三周年演讲》（1786）以来的比较语言学史研究，迟迟未能吸收新知。
学术史的研究需要大量早期文献，在纸质文本时代难免存在若干盲点和误区，甚至有意无意地扭曲学术史。就印欧语系的发现和比较方法论的创立而言，先后受“德国民族主义”“英美爱国主义”的驱动，其误解或扭曲令人瞠目结舌。坎农（Cannon 1958, 1990）、霍凯特（Hockett 1965 [1964]）、罗宾斯（Robins 1967, 1987）等尚未认识到，只有研读过琼斯演讲全文，并查阅了此前关于语言比较的主要论著，在对其沿革大体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给琼斯的相关讲辞及其本人以合适的定位。
本专题首先对以往史家关于早期比较语言学史的零散论述加以剖析；其次基于对早期比较语言学史的新探索和文献钩稽，追溯琼斯之前语言历史比较的探索历程，编撰包含121位学者（琼斯之前108位）的相关论著、主要观点及学术传承的《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沿革：1122-1822》；然后重点阐述荷兰学派的集大成者马库斯·祖琉斯·范·伯克斯洪（Marcus Zuerius van Boxhorn, 1612-1653）创立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过程及价值；最后，对琼斯十一次演讲（Jones 1784-1794）中所涉语言历史和关系的内容条分缕析，逐一甄别，揭示称其为“奠基人”的种种封号皆不符史实。
通过正本清源，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一幅完整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史的恢弘画卷。
（一）采取鸟瞰式俯视，语言比较萌芽于匿名的冰岛学者（1122-1133；有人认为可能是Hallr Teitsson）、威尔士的坎布伦西斯（Cambrensis 1194）、西班牙的罗德里库斯（Rodericus 1243）、意大利的但丁（Dante 1305）与荷兰的阿格里科拉（Agricola 1479）。经过早期探索，16世纪进入第二阶段词语和谐说（Gelenius 1537）。17世纪中期进入第三阶段成熟期，形成比较语言史上的第一个学派——荷兰学派，尤其是伯克斯洪（Boxhorn 1647, 1654）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此后凯特（Kate 1723）发现了日耳曼语音定律。第四阶段即19世纪的德国学派（以及丹麦学者拉斯克），主要体现为研究规模的拓展和过程的精细化，而在理论方法上没有重大的原创性建树。
（二）语言历史比较的崛起，主要在于日耳曼等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寻根情结。在发现塔西陀（Tacitus, 55-120）和帕特尔库鲁斯（Paterculus, 约前19-后31）的论著后，当他们第一次读到日耳曼切鲁西（Cherusci）部族首领阿尔米纽斯（Arminius, 前18-后21），率领日耳曼人在条顿堡森林击败罗马三个军团（西元9年）的事迹时，对自己的祖先越发敬重，更加热爱其本族语。他们要知道其祖先来自哪里，于是根据语言证据，参照历史和考古，推定其祖先来自东方的斯基泰故乡。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成熟，并非像通常想象的那样，基于16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和18世纪多种语言标本集的编撰，或者得益于英国学者18世纪末在印度发现梵语知识，而是源于欧洲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即文艺复兴前后的人文主义兴起，对古老欧洲民族文化的发现。
（三）最早创立印欧语系假说（斯基泰假说，包括梵语）和比较方法论的是荷兰伯克斯洪（Boxhorn 1647, 1654）；最早提出日耳曼语音定律的是荷兰凯特（Kate 1723）。早期研究乌拉尔语言的是德国缪恩斯特（Münnster 1544）、瑞典－芬兰维克雄纽斯（Wexionius 1650）、瑞典斯提恩希尔姆（Stiernhielm 1671）、德－瑞典谢费尔（Scheffer 1673）、德国艾克哈特（Eckhart 1711）。最早调研鞑靼语即阿尔泰语的是荷兰威特森（Witsen 1692），首先对阿尔泰语分组的是瑞典斯塔伦贝格（Strahlenberg 1730）。最早研究闪－含语言关系的有法国波斯特尔（Postel 1538）、瑞士伯特伦（Bertram 1574）、法国基沙尔德（Guichard 1606）、德国拉维斯（Ravis 1648）、瑞士霍廷格（Hottinger 1659, 1661）、德国鲁道夫（Ludolf 1702），提出阿拉米语组的是德国莱布尼茨（Leibniz 1710），最早建立“东方语言”谱系树模式和类比研究法的是荷兰斯库尔滕（Schultens 1738b）。最早推定马达加斯加、东印度群岛和科科斯群岛诸语同源，提出南岛语系雏形的是荷兰雷兰德（Reeland 1708）。在18世纪末，开启非洲语言比较研究的是法国普罗亚尔特（Proyart 1776），开启南美语言比较研究的是意大利杰里伊（Gilij 1782），开启北美语言比较研究的是美国爱德华兹（Edwards 1787）。
（四）《三周年演讲》（1786）是一位英国东方学家探索亚洲种族关系的演讲，语言只是其研究工具或佐证材料之一。其第一部分第二自然段（5句话，141个单词），提及梵语与一些语言之间存在 “亲密－同源”关系（与《三周年演讲》的结论龃龉），袭用或依托的是前人的语言比较和梵文研究成果。对琼斯十一次周年演讲中涉及语言历史和关系的全部内容，通过逐一核查得出——凡琼斯大体上说对了的（如印欧语、芬－乌语等），都是前人已经研究过的；凡琼斯说错了的（如藏语和汉语关系等），都是以讹传讹或猜想臆断的。琼斯对语言比较的具体工作并无实践，主要通过阅读文献印象、凭借间接资料，甚至道听途说来确定语言关系。当然，作为18与19世纪之交比较语法学家的“先驱”，琼斯的演讲对其后法德学者的梵文研究具有促进作用。而在两者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的是孟加拉亚洲学会成员、英国梵文学家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62-1824），他在巴黎（1803~1804）传播梵文知识，推动了19世纪法德学者的梵文研究热潮，开启了德国学者的梵欧语言对比之门。
（五）琼斯将种族－语言关系置于传统的《圣经》框架内，符合当时一些学者的信念。为反对德国学者垄断历史比较，19世纪中期的三位英国学者（Müller 1851, Anonym 1866, Farrar 1869）鼓吹琼斯的成就，再加上德国语言学史家（Benfey 1869）的自吹自擂以及对荷兰学者的诋毁，以至于20世纪的一些学者将“历史比较语言学奠基人琼斯”奉为定论，并且一再夸大，加冕为“第一位现代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之父” “现代语言科学的创始人”（这就是所谓“琼斯神话”），从而掩盖了荷兰学派的巨大成就，扭曲了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历程。
本专题首次系统梳理18世纪末之前的欧洲比较语言学史，揭示了其形成、发展和成熟过程，重点阐述以伯克斯洪为代表的荷兰学派创立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过程和价值，剖析琼斯周年演讲中有关语言历史和关系的全部讲辞，以揭示“琼斯神话”与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不相符合，为重建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史打下基础。在此，有必要对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稍加说明。
（一）国外学者并非都盲从“琼斯神话”，也有人对伯克斯洪给予很高评价，本研究与这些学者的论述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所谓“国外学者”，这里有两类：一类是撰写学界熟知的语言学史的几位学者，他们都没有提到伯克斯洪，推崇的是琼斯、史勒格尔、拉斯克（Rasmus Christian Rask, 1787-1832）、葆朴（Franz Bopp，1791- 1867）、格里姆（Jacob Grimm, 1785-1863）等；另一类是肯定伯克斯洪的学者，但是没有撰写语言学史的专著。
首先，我们参照并核查了肯定伯克斯洪成就的这些学者的论著。彭梵得（Bonfante 1953）推崇伯克斯洪，但未见伯克斯洪原著，所提《欧洲民族和语言的斯基泰起源》（Scythian Origins of the Peoples and the Languages of Europe）应为伯克斯洪的《高卢的起源》（Originum Gallicarum Liber），所引述的伯克斯洪论述（来自英文，而非原著荷兰文）未注出处。费尔曼（Fellman 1974）把伯克斯洪定位为“第一位历史语言学家”，也未查阅伯克斯洪著作，转引的是彭梵得的材料。梅特卡夫（Metcalf 2013）对一批早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进行专题研究，唯独没有伯克斯洪专题。坎贝尔等（Campbell & Poser 2008）在《语言分类：历史和方法》第二章“比较语言学的开端”中提到伯克斯洪，仍然仅引用彭梵得的转述，也就不可能有更加切实的评价。
其次，有几位荷兰学者研究较为细致。霍夫曼（Hofman 1998）首次详细介绍了伯克斯洪的几本书，德里姆（Driem 2001）阐述了伯克斯洪理论，但尚未基于荷兰学派阐述其价值。纽乌斯特拉滕（Nieuwstraten 2012）的专著《十七世纪荷兰共和国的历史和政治思想：以马库斯·祖琉斯·伯克斯洪（1612-1653）为例》，旨在彰显其历史和政治思想，其中第六章第一节描述了伯克斯洪建立斯基泰理论的经过，提供了较多的背景资料。
与上述研究相比，我们基于语言学史的视野和伯克斯洪的原著，力求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伯克斯洪创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过程及其价值。基本思路是：（1）首次提出历史比较语言学史上的“荷兰学派”，考察其学者及其观点，揭示伯克斯洪创立理论的学术氛围；（2）梳理伯克斯洪的生平和学术；（3）基于其四本著作，阐明伯克斯洪研究语言关系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凸显其在学术史上的里程碑价值；（4）梳理伯克斯洪理论或斯基泰假说的传播路线；（5）揭示19世纪德国学派（以及丹麦学者拉斯克）和荷兰学派的承传关系。
费尔曼把伯克斯洪定位为“第一位历史语言学家”，这一称号似是而非，难道伯克斯洪之前就没有历史语言学家？需要指出的是，伯克斯洪与其前辈或同时代历史语言学家到底有何不同，或者说，伯克斯洪超越前人的贡献到底何在？由此，我们给出的定位是——伯克斯洪创立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只有这一贡献才堪称“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二）伯克斯洪的历史比较法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有哪些地方特别体现科学性？
作为荷兰学派的集大成者，伯克斯洪的历史比较法具有系统性和实践性。对比较方法的形成有明显贡献的同时代学者主要是米留斯（Mylius 1612）和莱特（Laet 1643）。米留斯讨论了语言相似性的四种原因，主张反映亲属关系的相似性应是从早期语言共同继承而来的，并且注意词源追溯的标准和强调语音对应，以之约束“胡乱地追溯词源”。莱特强调词语比较的对象应是“常见事物名称”，反对仅靠几个词语的比较，更为强调语法的相似性，主张运用语言自身要素，如语音系统、结构模式及基本词汇识别语言关系。作为伯克斯洪的好友，莱特的主张对伯克斯洪的历史比较法影响更大。
对科学方法概念的关注是16、17世纪欧洲学术研究的主旨（并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18与19世纪之交才成为主旨）。虽然伯克斯洪并非首次对相似语言的现象加以比较，但是他将这些亲属语言视为一个有机系统，而为语言历史研究确定了后世称之为的“比较方法”。其科学性主要表现在：（1）区分传承词和外来词，确定亲属关系必须排除外来词，要以本地人的常用传承词为比较对象。（2）区分系统特征和貌似同源，亲属关系应当建立在系统性特征的对应之上，不要把偶然相似误以为亲属同源。（3）兼顾词汇比较和语法比较，不仅要比较传承词，而且要对语法现象，尤其是名词格变词尾、动词屈折形态加以比较。（4）区分远古形态和革新形态，希腊语、拉丁语和条顿语中观察到的屈折系统，如果去掉“晚近形成的装饰品”即革新形态，那么就能映射出相同的远古形态系统。（5）关注不规则变化的价值，类似的语法异常现象或不规则变化，不仅可以视为亲属关系的关键证据，而且尤其重要。同词根映射的差别，有可能通过这些语言一直使用的规则加以解释。伯克斯洪不但阐明了历史比较法，更重要的是有意识地实践，在其论著中列出一系列词语比较的清单。
无论在比较语言学史上，还是在当今比较语言学家中，所宣称的方法及在亲属关系建立过程中实际运用的标准，始终包括基本词汇、语法证据（特别是形态）和语音对应这三个主要标准。显而易见，这些与17世纪荷兰语言学家确认的完全一致。
（三）为什么“格里姆定律”应当称为“凯特定律”？
1822年，格里姆在《德意志语语法》中阐明的日耳曼语音定律，被后人誉为“格里姆定律”。实际上，早在1723年，凯特已经通过七种日耳曼语或方言的比较已经提出语音定律。在强调语音系统和词法形态的变化都是规则变化、历史音变规则无例外的同时，凯特还研究了历史音变的次序、根词元音的交替模式，以及历史音变对名词变格与动词变位的影响。而格里姆了解凯特的研究，只是将日耳曼语或方言扩展到十一种，并且认为哥特语保留的远古日耳曼语特征最多。
为了铭记发现者，以其姓氏命名某一定律是西方学界的通例。因此，与其叫“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不如称“凯特定律”（Kate’s Law）。或者采取折中方式，合称“凯特－格里姆定律”（Kate-Grimm’s Law）。当然，也可以不用发现者的姓氏命名，即直接称“日耳曼语音定律”（Germanic Group Sound Law）。
（四）认为“琼斯全错”的最主要根据是什么？语言学史家对他误读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
2006年，美国学者坎贝尔发表了一篇论文，题目是《为何威廉·琼斯爵士全错，或琼斯在创建语系中的作用》（Why Sir William Jones Got it all Wrong, or Jones’ Role in how to Establish Language Families）。首先列出五点：（1）在琼斯之前，一些学者早已观察到欧洲诸语之间存在联系。（2）在琼斯之前，一些学者早已认识到梵语和某些印欧语言，尤其是希腊语、拉丁语之间存在亲属关系。此外，在琼斯对此陈述之前，至少已发表47部梵文论著，而琼斯深知其中一些前辈的见解。（3）琼斯的步骤与此后语言学家操作的比较方法相比，毫无相似之处，并且他们的方法并非来自琼斯。（4）琼斯依据摩西年代学的《圣经》框架表达其想法，以之解释亚洲民族及其语言的亲密关系，而这些语言中并没有映射那么多的语言事实。这种立足于诺亚后代的解释，是为基督教教义辩护的东方主义。。（5）对琼斯这段讲辞的阅读通常是断章取义，其解释基于太多的当代理解，几乎没有真正理解琼斯自己的意图或琼斯时代的学术氛围。（Campbell 2006: 246）
坎贝尔的结论如下：
总而言之，尽管琼斯相对缺乏对语言的直接兴趣，他提出的语言分类中存在许多错误，而且他也无法认识到另外的语言关系，但是在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中，以某种方式探讨了当时通行的确定语言谱系的三种主要标准：基本词汇、语音对应（仅一带而过）以及语法契合。（Campbell 2006: 260）
毋庸置疑，坎贝尔这篇文章是系统批评琼斯周年演讲内容的第一篇专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界对琼斯的评价实为 “语言学史上最不幸之误读”。
我们的做法是，首先提取琼斯十一次演讲中有关语言关系的全部内容，条分缕析（37条），然后逐条考察，得出其语言关系讲辞的正误律——凡大体正确的（10条）皆前有所因；凡错误的（27条）皆以讹传讹或猜测的。总体上也归纳为五条：（1）琼斯的旨趣在种族学， “语言仅仅是从事真正学术研究的工具”，并非其研究对象。（2）琼斯一方面反对文史学家的词源研究，一方面却常常毫无根据地把一些词语联系起来，并未提出词源研究的科学方法。（3）琼斯没有从事语言比较的具体工作，在其所有论著中也无一例。据其讲辞，琼斯是通过阅读文献印象、凭借间接资料，甚至道听途说来确定语言关系的。（4）琼斯设想的三大种族－语言家族：波斯－印度家族（闪米特）、叙利亚家族（含米特）、鞑靼家族（雅弗），与通常的人种划分与语言谱系完全不同，竟把印度语言（梵语）设想为人类最古老的语言。（5）琼斯墨守传统《圣经》框架，以之解释种族和语言的起源，与早于他130年的伯克斯洪极力反对《圣经》框架，依据语言比较和历史文献创立斯基泰理论实为天壤之别。归根结底，与其说琼斯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家，不如说是种族－语言学家或文史学家。
语言学史家对琼斯讲辞误读的原因首先是以讹传讹。英国法勒（Farrar 1869）为爱国主义热情所驱使，在英国皇家学会演讲中把琼斯抬举为比较语法学科的“伽利略”。为了打破德国学者的垄断，期盼英国的新一代比较语文学家“能够把英国从失败的耻辱和辉煌火炬接力赛的落后中拯救出来”（Love 2006: 57），法勒为之炮制了一个“光荣的开端”。20世纪英美学者把琼斯奉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并继续加冕，一方面仍然是爱国主义热情的驱动，一方面则是对早期比较语言学史的冷漠或进行新探索的畏难——琼斯讲辞这片树叶，挡住了他们的学术视野。
此外还有学术传承的背景。19世纪初，是英国梵文学家、孟加拉亚洲学会成员汉密尔顿把梵文教学带到巴黎，是德国学者史勒格尔兄弟以及葆朴等到巴黎学习梵语，把梵文教学带回德国或从事梵欧比较。19世纪中期，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 1823-1900）到英国牛津执教比较语文学，把德国的梵欧比较反哺给英国；而布雷阿尔（Michel Jules Alfred Bréal, 1832-1915）则把德国的梵欧比较译介给法国。仅有这些学术情节，很容易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说成是威廉·琼斯等。然而，如果展开恢弘的历史画卷，那么你就会看到“比较语言学史上的哥伦布”——他就是17世纪40年代的荷兰莱顿大学教授伯克斯洪。
（五）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18世纪后期的多种语言样本集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有无贡献？
如果根据“理论方法建立在材料基础上”的印象，语言大发现、多种语言样本集应当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具有贡献。然而，史实表明，从16世纪中期（贝卡努斯的安特卫普－布拉班特假说，1569）到17世纪中期（伯克斯洪的斯基泰假说，1647, 1654），经过80年探索，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本体论和方法论已经建立，并非基于15-17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语言大发现、18世纪后期多种语言样本集，或者得益于18世纪印度传教士（Schulze 1725，Walter 1733，Cœurdoux 1767）对梵语的发现，当然，更与孟加拉亚洲学会的琼斯《三周年演讲》（1786年）无关。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成熟，基于欧洲学术发展的内在趋势和对古老欧洲民族语言文化的寻根情结。17世纪中期的荷兰莱顿学者，已经掌握了欧语的大量资料，了解东方波斯语和北印度语（古希腊学者记载的）的相似性，足够建立斯基泰假说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
15世纪初，葡萄牙对非洲的探险拉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帷幕。葡萄牙亨利王子（Prince Henry, 1394-1460）研究历史文献，积累航海资料，确信地球上尚有许多未知大陆在等待发现。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迪亚斯（Bartholmeu Dias）抵达好望角，打通了西欧到南非的航路。1498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通了里斯本到印度西海岸的航路。西班牙则资助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1492年越过大西洋到达美洲（误以为是印度）。1499-1502年，意大利航海家维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断定那是一块新大陆。1519-1522年，西班牙国王指令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Fernão de Magalhães）率领船队，完成了人类史上的第一次环球航行。16世纪以来，航海者、探险者、传教士等逐步带回来一些记录异邦语言的资料，这些字母表、词表、词典、会话和语法手册仅为实用工具，而当时学者关注的是欧语和与之关系密切的波斯语，以及希伯来语等。记录异邦语言的资料少有问津，直到18世纪下半叶，丹尼斯（Denis 1777）才用Linguistik作为此类资料的标目。
大航海时代记录的异邦语言，并非17世纪的历史比较对象，因此不可能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有所贡献，不过对18世纪以来的世界语言比较和分类却具有价值。我们可以举出的是南岛语研究。1620年左右，荷兰航海家雅各布·勒梅尔（Jacob Le Maire）和威廉·斯豪滕（Willem Schouten）的航海记录刊行，其中记载了马达加斯加、东印度群岛、可可斯群岛等地的语言资料，然而未引起17世纪学者的关注。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创立半个世纪以后，荷兰东方学家雷兰德（Adriaen Reeland, 1676-1718）在《远东岛屿的语言研究》（1708）中，根据这些资料首次揭示了马来语和西太平洋岛屿语言（南岛语系）之间的联系。
至于一些语言学史家提出，“可是历史比较法也并不是一朝一夕，无缘无故地产生的。这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世界语言标本的搜集，一个是梵语材料在语言比较中的运用。”（岑麒祥1958：91）。
根据时间顺序，18世纪的世界语言标本搜集，不可能促使17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法产生。反之，倒是历史比较研究促进了语言标本搜集。18世纪上半叶，对斯基泰理论感兴趣的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 1646-1716）提醒学者们编写世界各地语言的语法和词典并绘制语图，这一主张可能受到给他寄过语言资料的荷兰学者威特森（Nicolaas Witsen, 1641-1717）的启迪。威特森在《鞑靼的北部和东部》（1692年）中第一次大规模地描述了北亚、中亚和远东的语言。18世纪后期编撰的多种语言样本集主要是三部：1. 俄罗斯的《全球语言比较词汇》（Pallas 1786, 1789；Miriewo 1790, 1791）。2. 西班牙的《已知民族语言编目》（Hervás 1800-1804）。3. 德国的《语言大全》（Adelung 1806, 1809；Vater 1816, 1817）。这几部巨著属于“语言样本分类”，不同程度上涉及亲缘或谱系分类。一些语言学史家赞扬《已知民族语言编目》的编者赫尔伐斯（Lorenzo Hervás y Panduro, 1735-1809）：“第一次指出语言的真正亲属关系主要应该决定于语法上的证据，而不是决定于词汇方面的相似。”（岑麒祥1958：95）。其实，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语法证据（名词变格、动词变位，以及平行的不规则变化），在赫尔伐斯之前150年，伯克斯洪（Boxhorn 1647, 1654）早有论述。一些语言学史家却批评《语言大全》的编者阿德隆：“许多印欧系的语言早已有人看出它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而阿德隆却只按地理上的分布。”（岑麒祥1958：96-97），可见阿德隆不了解荷兰学派的比较方法。也许，18世纪后期编撰的多种语言样本集，对19世纪的比较语法有所推动，但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成熟没有任何关系。同样，我们也无法逆向证明18世纪的“梵语发现”对17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创立具有贡献，同样只能说对19世纪比较语法有所促进。
总体而言，16-18世纪上半叶的语言历史比较主要对象是印欧语系，以及闪米特语、乌拉尔语、阿尔泰语和部分南岛语。18世纪下半叶，特别是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才拓展到非洲语言、美洲语言和汉藏语言等，历史比较语言学由此才具有了世界语言的价值。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曾说：“读史使人明智”（Histories make men wise）。我自幼就爱读史，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青少年时期多涉猎思想史、哲学史、自然科学史。20世纪80年代攻读汉语史专业，自然更关注语言学史。所读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1960）、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1958）都是图书馆淘汰的旧书。一本是1985年在徐州师范学院读研期间，用贰角钱买来的。一本是1991年到南京师大工作后，别的老师廉价买来给我的。
窃以为，学人不止于“读史明智”，研史则更能增长智慧、激发热情。祛除盲从，凡模糊不清的务必正本清源；坚持史实，凡是非颠倒的务必拨乱反正。穿越时空，与智者对话，相互共鸣，彼此诘难，辨误纠谬，岂不知识愈丰，思辨更密，而智慧和热情日增乎？
在这样的艰难探索中，面对某些德国学者（Benfey 1869）的目空一切、自吹自擂，某些英国学者（Müller 1851, Anonymity 1866, Farrar 1869）的三人成虎，某些美国学者（Cannon 1958、1990、1993, Hockett 1965 [1964]）的断章取义、郢书燕说，某些英国学者（Robins 1967, 1997）的未核原著、以讹传讹，我们的思绪难免起伏跌宕，懵懂、迷惘、疑虑、惊愕、义愤、惋惜、理解……，逐渐从云山雾海中一步步走出来。面对傲慢揶揄、无知妄说，尽管渐渐趋于心平气和，但在行文中难免残留情绪的痕迹。
无论如何，作为学人，应当恪守的信条只能是——文献史实和学术公正！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2018年2月1日
“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遇故人”。一个人不知道历史很悲哀，一个人所知的是伪史更悲剧。如果没有网络上的大型知识库和资源库，我们不可能掌握如此多的信息，挖掘一直未知的资料，还原尘封多年的史实。换而言之，与前辈仅靠纸质文本相比，后人的优势是在网络资源下的探索。感谢谷歌，感谢维基，感谢百度……
本研究是自选项目“重建西方近现代语言学史”（20世纪90年代后期酝酿，2010年正式提出）的子项目之一。该项目的缘起和相继参与者如下。
子项目一、重建现代语言学史。1998年启动（李葆嘉《论索绪尔静态语言学的三个直接来源》，“纪念方光焘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南京大学1998年12月。收入李葆嘉著《理论语言学：人文与科学的双重精神》，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135-154页），2010年以来相继参与者有：邱雪玫博士、孙晓霞博士、刘慧博士、叶蓓蕾硕士等，其研究成果是系列论文（2017年基本完成，主要论文收入《揭开语言学史之谜》）。
子项目二、重建西方语义学史。2002年启动（李葆嘉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面向信息工程的语义语法学研究”），2010年以来相继参与者有：刘慧博士（2015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一手文献的西方语义学史论”）、殷红伶博士、祁曼婷硕士、邱雪玫博士、孙晓霞博士、司联合博士、李炯英博士、陈秀利博士、朱炜教授等。主要成果是《西方语义学史论：1825-1960》（2016年完成，预计2021年出版）。
子项目三、重建比较语言学史。1997到2003年，我在主持翻译王士元先生主编的《汉语的祖先》，撰写译序《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期间，积累了一些心得和思考。2007年启动（李葆嘉《亲缘比较语言学：超级语系建构中的华夏汉语位置》），相继参与者有：李艳博士（2016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历史语言学理论：从同源论到亲缘度”）、邱雪玫博士、孙晓霞博士、王晓斌博士、司联合博士、殷红伶博士、孙道功博士、刘慧博士、颜明博士、刘林博士、张高远教授、袁周敏教授等。主要成果是《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
在“重建比较语言学史”的过程中，基本思路形成后，最艰难的工作首先就是寻找一手文献（荷兰文、德文、英文、法文等），尤其是伯克斯洪、琼斯等学者的著作。这些几世纪前的文献既不好找，也难翻译（古荷兰文看不懂，要参照现代荷兰语或其他语言的片段译文），因此在引用时有些部分采用了外文（有些附上书影）和汉译对照方式。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为了便于读者核实和进一步研究，二是我们的译文难免不当之处。其次，撰写学术史需要借重必要的二手文献，不可能全部基于一手文献。一手文献不但难晓难找，而且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通晓，更何况二手文献中可能包含精当的述评。由此，有些内容必须参照（包括译述）1950年以来对早期比较语言学史展开新探索的论著，不过，这些文献也不好找，难免沧海遗珠。倘若没有这些学者的潜心开拓，我们无法厘清18世纪末之前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史的状况。
需要感谢的是，伯克斯洪的《女神尼哈勒尼亚之迷》等三本书是吴波博士在荷兰莱顿大学访学期间从其馆藏中复制的，伯克斯洪的《高卢的起源》是许超博士从网络上获取的。荷兰语言学家德里姆《喜马拉雅诸语》中的相关章节，是郝锐博士从北京国家图书馆拍照复制的。彭梵得的《12-18世纪关于欧洲语言亲属关系的观念》、坎农的《蒙博多勋爵与威廉·琼斯爵士之间的通信》、克洛伊德的《蒙博多勋爵、威廉·琼斯爵士与梵文》是殷红伶博士在美国访学期间复印的。其余的文献是我多年来从网络上逐步寻获的。至于文献资料的合作翻译者，在所附《历史比较语言学论著资料译注》目录中已经注明。没有团队的支撑，难以完成如此艰难的专题研究，在此一并致谢！
作为后学，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在学习过程中就对比较语言学史心存疑问，主要觉得德国学派崛起得有些突兀，相关描述并未反映学术的成长性（早期提到的就是12世纪冰岛佚名学者及14世纪初意大利但丁等），而且不清楚比较语言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门学科领域的形成离不开一批学者的努力，一批学者的努力植根于其内在的驱动）。这就是我经常比喻的“手机现象”（手机的发展是一个渐进过程，而使用者不清楚手机发明历程及驱动力，以为是20世纪80年代一下子冒出来的）。然而长期以来，中国学界未有涉猎琼斯之前历史比较研究的专论（包括对国外此类研究的译介），常见的语言学史中对琼斯的推崇也仅依据《三周年演讲》中的“亲密－同源”讲辞（5句话，141个单词）。
记得从1992年开始，讲授“语言学概论”课程中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简史部分，首先说明其含义：“目标是历史的（语言谱系、原始语重建），方法是比较的（语言要素、语音对应）”，然后提示其要点：两位先驱（威廉·琼斯、史勒格尔）、六个代表（拉斯克、葆朴、格里姆、波特、施莱歇尔、布鲁格曼）和两条定律（格里姆定律、维尔纳定律），多年来也就是这样照本宣科。但基于学术发展的历史连续性，总思忖琼斯讲辞应当前有所因，始留意蛛丝马迹。
1997年我开始主持翻译《汉语的祖先》，先后参与的有李锦芳教授、司联合博士、魏慧萍博士、延俊荣博士、温秀杰教授、白丽芳博士、于红博士等，至2004年9月完成（中华书局2005年）。通过翻译名家论文和撰写长篇译序《从同源性到亲缘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重大转折》，体会到研读外国学者原文的重要性，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解也由此深入。
从2006年起，指导博士生李艳研究超级语系理论，2007年合译德里姆的《汉－南语系与汉－高语系、汉－博语族与汉－藏语系以及尚未完全证明的藏缅语系假说》（刊于《语言研究集刊》第八辑，江苏教育出版社2015）。德里姆文中提及伯克斯洪创立斯基泰语系、琼斯讲辞来自二手文献，促使我对早期比较语言学史有所顿悟。
此后陆续寻找文献资料，拼积早期比较语言学研究编年史。2008年春，撰写《亲缘比较语言学：超级语系建构中的华夏汉语位置》（华中科技大学语言研究所讲座，2008年10月；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讲座，2008年11月；刊于《研究之乐：庆祝王士元先生七十五寿辰学术论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
2013年春，撰写《近现代欧美语言学史的三张图》（第五届当代语言学国际圆桌会议专题演讲，2013年10月）。其中第一张图“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包括（一）语言历史比较的先声；（二）历史比较语言学孕育于16世纪的法国；（三）历史比较比较语言学成熟于17世纪的荷兰；（四）历史比较比较语言学的鼎盛。
2013年秋，梳理早期比较语言学文献及梵文研究的欧洲传统，撰成《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线索》。2014年4月21-23日，王士元先生应邀访问南京师大语言科技研究所，后学曾奉上一份打印稿请王先生赐教。王先生回到香港后即赐复电邮。
2014-04-24 12:02:22, "william wang" <wshiyuanw@gmail.com> wrote:Dear professor Li,
Thank you for all the hospitality during our visit. Now we are back in HK with more fond memories of nanjing and nanshida.
Before i tackle the pile of chores that have accumulated during our trip, I'd like to very briefly give you some feedback on the manuscript you gave me. I am very glad that there is linguist in china who are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of historical linguistics from such an international and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Your sketch is certainly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at Robins gave, especially your attention to th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made by slavic and germanic scholars. It is an important area that should not be totally neglected by chinese linguists, if we are to be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Since what you say is clearly of great interest to an international audience of scholars, it would be a great deal more effective if JCL can publish it in english. Barring that, the paper certainly should carry an extensive english abstract for readers who cannot read chinese. JCL unfortunately cannot include your many illustrations of book-covers - on the other hand, perhaps it can be accessed from JCL online.
Some minor bibliographical notes. You cite Cannon 1964. there is a much more up-to-date statement by him in the anthology, SPRUNG FROM SOME COMMON SOURCE, 1991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Also, there is a historian of linguistics called Hans Aarsleff; see his contribution to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LANGUAGE AND SPEECH, Annals of NY Academy of Sciences, Vol.280.
Hope these hasty remarks are of use to you. I don't know if you will be attending CIEL-6 in xiamen this november. But it seems to me that would be a very suitable forum to present your work in this area.
Keep healthy and happy!
Shiyuan
王士元先生的肯定和建议，给予的更多是鞭策。因问题复杂，这篇长文一直在修改中，并未立即译为英文投稿。2016年4月，王先生再次莅临南京师大，我又奉上了修改过的《语言历史比较之谜：打破“琼斯神话》。
德里姆（Driem 2005：290）提及“琼斯爵士是通过二手文献，如沃顿、蒙博多的论著，才了解到斯基泰语系假说的”，与琼斯有学术联系的蒙博多值得关注。2014年春，撰写《爱丁堡之谜：蒙博多的语言进化论和进化模式》（第十五届中国当代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主题报告，黑龙江大学2014年7月）。这篇长文没有详细讨论蒙博多在印欧语比较领域的具体贡献，而意在揭出：到底是进化论影响了历史比较语言学，还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孕育了进化论。基于语言的起源和进化考察，蒙博多（Monboddo 1773）首创语言进化论，继而推导出人类（体质）进化论、心智进化论，形成了作为哲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的一般进化模式，影响了后世几个学科的个别进化论。其后的学者（Hutton 1788[1785]、1794, E. Darwin 1794、1803, Lamarck 1809, Wells 1818 [1813], Lyell 1830-1833, Mathew 1831, Chambers 1844, Wallace 1855, C. Darwin [1844/1857] & Wallace1858, C. Darwin 1859）都是基于这一模式，在地质学、生物学、人类学领域，利用所搜集的资料使其丰富化，从而形成各自学科的个别进化论。而以往语言学界，依据施莱歇尔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多关注19世纪生物学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未追溯18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蒙博多为地质进化论、生物进化论、人类进化论提供了科学理论模式。
通过这些长文的撰写以及逐步编写比较语言学研究文献目录，总体上对比较语言学史的理解越来越清晰，但仍有若干存疑之处。2016年春，建议王晓斌以此作为博士论文选题，首先认真梳理国内外语言学史著作中有关早期比较研究的零散论述。2016年6月，主持翻译《威廉·琼斯亚洲学会年会演讲集：1784-1794》，合作者有张高远、司联合、袁周敏、孙晓霞、殷红伶、颜明、刘林等，12月基本完成。2017年1月，接着翻译1950年以来国外有关早期比较研究新探索的论著资料，合作者有邱雪玫、刘慧、李艳、孙道功、刘林、孙晓霞、殷红伶、张高远等，5月基本完成。基于这些合作研究，2017年11月，王晓斌的博士论文《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 世纪》通过答辩。回顾我们的探索途径或发现逻辑，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2013年），很漫长，先从质疑琼斯讲辞前有所因始（1985年），到知晓伯克斯洪的成就以及琼斯讲辞来自二手文献（2007年），再到寻找资料，梳理早期比较语言学文献及欧洲学者研究梵文的传统，撰成《近现代欧美语言学史的三张图》《语言历史比较之谜：打破 “琼斯神话”》（2008~2013年）。第二阶段（2013~2016年），编成《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沿革：1122-1822》（2013~2015年）；梳理国内外史家著作中有关早期比较研究的零散论述；深入琼斯演讲文本，将其关于语言历史和关系的全部讲辞逐一提取出来（2016年）。第三阶段（2017年春），进一步梳理国外学者对早期比较语言学史的新探索；依据伯克斯洪原著和相关资料，提出比较语言学史上存在一个“荷兰学派”，还原伯克斯洪创立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的过程。第四阶段（2017年夏），完成《比较语言学史探索：17-18 世纪》。第五阶段（2017年秋~2018年春），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资料，在比较语言学史的完整画卷上给重要学者定位。这包括：全面阐明伯克斯洪比较语言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里程碑价值；对琼斯语言历史和关系的讲辞逐条辨析并归纳正误，揭示琼斯的种族－语言谱系，考察琼斯的证明方法，对琼斯加以切实定位。至此《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终结琼斯神话》最终杀青。
王国维（《人间词话》，1909年）提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强调的是独望、冥思、发现的心境。梁漱溟（广州中山大学讲演《做学问的八层境界》，1928年）则提出治学的八层境界：形成主见；发现不能解释的事情；融汇贯通；知不足；以简御繁；运用自如；一览众山小；通透。我们这一专题的过程则是：心存疑虑；寻找蛛丝马迹；勾稽编年史；澄清通行研究；增加新知；依据原著剖析被鼓吹的，彰显被遗忘的；贯通学术史。
我越来越觉得，要做好一个专题，固然殚精竭虑，而要打磨好一本专著，更是呕心沥血……，尽管我以前对学生常说，写文章要“字斟句酌、朝思暮想、呕心沥血”，然而要做到这些委实不易。抚今思昔，不胜唏嘘。从1985年涉入语言学史领域，阅读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论》心存疑问，迄今已30余年。从2007年我与李艳合译德里姆论文到如今成书，已历11年；从2013年撰写打破琼斯神话专论到如今书稿杀青，也已5年。
青灯伏案寻黄卷，明月相思入翠微。像这种颠覆历史比较语言学三观（知识观、学术观、历史观）的三高（高难度、高风险、高投入）专题，国外鲜有问津，国内尚未知晓，因此只宜自选。一是需要漫长探索，限期项目承受不起旷日持久；一是务必从容琢磨，冲击评审专家常识可能自讨无趣。在数十遍的修改之后，我觉得有如发功后内气耗尽。然而作为一个团队，多年来，我们坚持做别人不做的、做别人认为不可能做的、做别人想不到做的。如今奉上这部《尘封的比较语言学史》，唯祈对学界有所裨益。
2010年，吾友陈满华教授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苏州研究院）担任副院长。20世纪90年代，我在探索普通文字学理论期间，曾请满华从周有光前辈那里复印苏美尔文字和古埃及文字的著作，一本是日本学者杉勇的《楔形文字入门》（1976），一本是埃及开罗大学教授拜基尔（Abd-El- Mohsen Bakir）的《古埃及语言研究导论》（1978）。
满华在苏州期间，我曾数次邀请他前来南京师大语言科技研究所，主持学位论文答辩。他谈到在印度工作期间搜集关于琼斯的资料从事专题研究，对此我甚为钦佩。2010年夏，满华将其书稿《威廉•琼斯：东方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先驱》发给我学习。当然，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发觉，双发的看法不尽相同。陈满华教授主要就所搜集的材料研究琼斯的学术成就，强调其为“现代语言学的先驱”。而我已经查阅过琼斯之前荷、德、法、英学者的一些资料，在16到18世纪末之前的时间坐标上给琼斯定位（伯克斯洪创立比较语言学理论，比《三周年演讲》早140年）。即使与19世纪初的德国比较语法学家相比，琼斯称得上是其“先驱”，但就完整的比较语言学史而言，也是很晚很晚的先驱了。
2011年6月，陈满华教授以其书稿申请后期资助项目，我为之写了推荐信：
威廉·琼斯是英国最富盛名的东方学家、语文学家、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他还被称为英国的第一位汉学家。他在众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两个世纪以来，西方和印度学者的“琼斯研究”具有相当规模。然而，中国学界，包括语言学界，对琼斯的了解却极其有限（多为外语文献一些相关内容的只言片语汉译），迄今尚无专门研究的论著发表，诚为一大缺憾。
陈满华教授在印度和英国长期工作期间，通过多方渠道搜集了大量材料，撰写了一部关于琼斯的专著。该专著详细描述了琼斯的生平业绩，以及学界对其研究及评价。仅就语言学而言，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沿革，在关键问题及其细节上提供了更多的新知。该专著的大部分史料在国内是第一次披露。而关于琼斯对中国文化和语言研究成果的挖掘及评价，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迄今最详实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探索，而这部专著的文稿，又在2010年夏有幸仔细拜读。因此，我可以肯定地说——陈满华教授的这部专著，是琼斯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填补空白之作。毋庸置疑，这部专著对其他相关学科，如汉学、印度学、历史学、宗教学、法学、文学、翻译学等的研究工作，同样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如能列入资助，有望进一步提高质量、出版精品。专此推荐！
我素来认为，所谓“学术史的真相”存在于不同说法的观照比较之中。换而言之，如果坚持只有一种说法（所谓定论），而不允许有其他的说法则不可能有真相。反之，只有存在几种说法，人们才能加以比较鉴别，自然也就可能认清“相对真相”。在学术史的研究中，真相首先必须建立在足够的原始文献基础上，当然对文献的阐释难免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人主观性（立场视角、知识结构、价值取向、情感态度）。因此，我赞同对琼斯持有不同评价的专著都能出版，以供读者去审视、去鉴别和去取舍。陈满华教授的《威廉•琼斯——东方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驱》（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前几年已经问世。其初稿对我们的研究具有促进作用和参考价值，在此谨致谢忱！
2012年以来，我们的团队先后合译七部著作。认知科学两部：莱考夫《女人、火与危险事物：范畴显示的心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莱考夫和约翰逊《肉身哲学：亲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战》（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语义学三部：吉拉兹《欧美词汇语义学理论》（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聂利奇《欧洲语义学理论1830-1930：从语源论到语境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三校）、《西方语义学经典论著译注》（待刊）。比较语言学两部：威廉·琼斯《威廉·琼斯亚洲学会年会演讲集：1784-1794》（待刊）、《历史比较语言学论著资料译注》（待刊）。
合作研究的有“重建西方500年语言学术史”三部曲：《揭开语言学史之谜》（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西方语义学史论》（预计2021出版）、《尘封的比较语言史：终结琼斯神话》。此外，还有2014年已经完成的“元语言研究”三部曲：《汉语幼儿习义元语言研究》（待刊）、《现代汉语析义元语言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现代汉语元语言释义词典》（待刊）。其中尚未印行的皆成稿几年，只是我觉得还须刮垢磨光。预计再隔三年，就可以告别几十年来的语言学探索，优哉游哉了……
尽管钢筋铁骨，伏案多年也难免久坐成疾，2017年夏突发坐骨神经痛，卧床三月，针灸十八次方愈。其病程就像一首大型交响曲，前奏是2016年秋小腿抽筋，经2017年4月到7月腰疼慢板变奏，到8月、9月奏响主乐章，10月逐步消退，11月中旬已余音袅袅……曲终病散。11月下旬重返书山学海，继续神游16-18世纪的西欧，徘徊于古老学术中心莱顿，秉烛夜行，流连忘返。不禁想起100年前，黄侃先贤《古韵谱稿》（1918）校毕后所书：“每思李贺诗‘寻章摘句老雕虫，晓月当帘挂玉弓’，辄不禁起而三叹业！”
如果说近年来学有所得，那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对西方名著进行批评性翻译（即通过译注、译序和后记“边译边批、学思结合”），一是用中国传统古法研究西方学术（即“以中治西、正本清源”）。这些做法既不是“中西结合”，也不是“中为西用、西为中用”，只是尝试基于自己的知识结构而换一种思路看问题。知识结构是基础，要进行批评性翻译，首先是知识结构的较量和互补。换一种思路是境界，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
窃认为，所谓“主流”或为随大流，只有自主探索才有从容研究……为之打油：
终结美英编神话，三人成虎学林迷。
翻书无意为侦探，落笔有心似判词。
前辈援西说国学，后生依古揭西疑。
荷兰远距万千里，而立谜团耳顺知。
在黑暗中摸索，在荒野中探路。你不知那渺渺茫茫的时空隧道中何人曾先行；即使知道了人名，你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其论著题目；即使找到了题目，你也不一定就能找到其论著；即使找到了论著，你也不一定能看懂……深山寻宝，处处逢歧路；大海捞针，每每陷漩涡。唯有继续前行，或顺藤摸瓜，或歪打正着，路越走越亮。也有妙手偶得，也有未卜先知。作为勘探者，我们走过的只是一段路程，严格来说，最大的收益就是绘制了一份路线图，而要建立既全面贯通又具体精微的西方比较语言学史（12—20世纪），尚需后来者继续跋涉。
校样出来，敬奉李开先生赐教。承蒙欣然赐序，褒奖“以西方学术精神著论西方学术史”，从经验综合和逻辑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论、一以贯之的批评精神、海量西语资料三方面展开，以之勉励后学。我在自序中说，拙意在于“用中国传统方法以剖析西洋学术”，而李开先生则表彰“充满批判精神”，“学术批判”在西方世界是“学术研究”的同义语，并以康德的三大名著均以“批判”命名为之佐证。也就是说，批判精神为中西方学术研究所共有。中国传统方法表达的是考据（避免凿空之论），蕴含的是怀疑，而隐去了“批判”。后学唯有铭感于心，唯有不懈努力。
最后要赘言几句，拙著能在科学出版社刊行令人欣慰。在中国学界，影响深远的裴特生《十九世纪欧洲语言学史》（钱晋华译，1958年）、汤姆逊《十九世纪末以前的语言学史》（黄振华译，1960年）、岑麒祥《语言学史概要》（1958年）都是该社刊行的。拙著的出版得到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现代汉语元语言系列词典”（李葆嘉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汉语幼儿会话的话语结构研究”（邱雪玫主持）的资助。由于涉及语种繁多且文献古奥，无疑给编辑工作带来相当难度。一方面要执行相关规定，一方面要根据文献事实，而责编和质检又极其认真仔细。可以说，是我几十年来在多家出版社刊行几十本书中，遇到的最严格（甚至苛细）的编辑要求。从交稿到付梓，前后两年。第一阶段反复修稿。2018年4月上旬交稿，5月中旬收到初审意见，下旬修改后再交稿。8月中旬收到责编提出的若干问题，我仔细阅读后，8月下旬发出“问题汇总说明”。经过近两个月的修订，10月29日递交重订稿。第二阶段仔细校稿。2019年2月28日完成一校（由邱雪玫教授及其研究生蒋灵惠、周雯、阚晓萌帮助通读），2019年9月3日完成二校并补充“凡例”，2020年1月20日完成三校。其间，责编和质检提出的质疑和建议，我都要核实和斟酌，逐一解答或微调。在此过程中，深刻体验到的就是一丝不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
是为后记。
东亭 李葆嘉 谨识
2018年4月1日于千秋情缘
2019年2月28日修订
2020年3月12日再订
中国修辞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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