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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疵 | 给名人挑刺

余梦楼 故乡读书会 2022-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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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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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梦楼



    


【作者简介】




   

尚乐林,1936年2月生,湖北红安人,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五岁放牛读书,十三失学,工作后带职求学共十三年,大学毕业后在省报当记者和理论部主任共十三年,后调社科院研究哲学十三年,研究思维科学十三年。

发表主要哲学论文四十余篇,著有长篇小说《美人无处不牵魂》等。论文、楹联多次获奖并收入多种选本。

       


名人疵

|尚乐林


 

    名人大作,难免出现小疵,阅读时一旦碰上,有如美食嚼上了一粒沙子,再小也有点不是滋味。虽然有时于文情没有多大妨碍,可以毫不介意,但是还有个文理问题,是否湮没文明文化内蕴问题。这后一点比较重要,不能不辨一辨。尝试吹求三个名家小疵,与广大读者共同探讨。 

  





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写到东坡先生被贬黄州自食其力种小麦,“一位农夫跑来告诉他,不能让苗叶长起来,若要丰收,得让牛羊吃吃草,作物才能长得好些。后来收成不错,他非常感激农夫的忠告。”(第十五章《东坡居士》)这段话,说的好像是麦苗未长草先长,快让牛羊治草荒的情节,但是他搞错了,对不起东坡“诗味”、老农“忠告”。这段话,显然是根据《苏东坡全集·东坡八首》中的第五首后几句翻译的。原句是:“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这里简洁的“要须纵牛羊”,可害苦了林先生,使得他怎么也想不清楚,纵牛羊干啥?只好说是“吃吃草”!从译文“不能让苗叶长起来”和“得让牛羊吃吃草”看,林先生定是不知道原诗所说的种麦的技巧,同时也忽略了东坡的那些个贴切深沉的“昌”而“勿使”和“纵”而“要须”数字。原诗似应翻译成“不能让麦苗长得太旺,若要丰收,得放纵牛羊吃吃麦苗”。林先生同时也忽略了农夫“苦言”的辩证滋味,和东坡先生当初一样不知道麦苗在返春后会旺长,一遇倒春寒便会冻坏旺长的嫩苗芯,遭致减产。黄州地区农民的经验是,在麦苗返青之际,适时放纵牛羊吃吃麦苗,抑制麦苗抽芯旺长。北方碱性土壤疏松,“羊口如钳”,吃麦苗会连麦根拔起,不能放纵牛羊去吃,农民为抑制麦苗旺长,便在返春时用一种石磙碾压一次。林先生大概不了解农民种麦这种粗中有细的辩证耕作技巧,可以想见他翻译那几句诗的难处。一般读者粗粗领略文情,可以一带而过,实属小疵。如果细思文理,追求文明文化蕴涵,那这处失误真的可以说是硬伤太深。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有一段描写专治乱放自行车的一种“损人”办法:在车胎上“按了图钉再拔下来,这样车主找不到窟窿眼儿,补带时更困难。”这里有点儿小疵。其实,无论怎样“损人”,补自行车胎找窟窿眼儿的办法都并没有特殊的“困难”。从中国当时和现状所见,都得取出内胎,打了气,按在水里,一看水泡,便知跑气的眼儿所在。就是“按了图钉”不拔下来,知道眼儿的位置,补胎时也会充气按在水里检查,看是否还有不知道的被扎的或慢跑气的小眼儿。我是自行车族,曾经自己补胎试图不充气而按在水里检查,结果都并不妙。“损人”者用图钉的“好处”是既好扎又好拔,图钉好拿好隐蔽,眨眼之功即得手,丝毫不露形迹;甚至还可以多扎你几个窟窿眼儿,把图钉留在上面,误导一下有想偷巧干补而不充了气按在水里检查的车主人,捉弄得你反复其事,让时间白泡汤。文章摩人状物,如果在此而非彼,我想至少我会觉得不独文理自通,而且文情细腻丰满。


 

 

 

      高行健在《灵山》的第七章里,有一段写道;“那匾面上搁的五彩丝线,底下却是一对乌黑发亮的二十响,子弹全都上了膛。只要那拢岸的船里,钻出来官兵,这一双绣花的巧手就能把他们一个个撂倒”。我们知道,任何一种“二十响”的枪膛里,一次都只能“上膛”一发子弹,就是自动连发,子弹也是上膛一颗击发一颗自动退出弹壳再上膛一颗如此连发的。假如“二十响”子弹能够“全都上了膛”(全?都?),那就是一个很别致的炸弹,一击发就炸了自己。所以,枪膛的构造只允许一次上膛一发子弹,只有弹舱或子弹匣子里,才能压上数发、二十发以至更多。“二十响”“子弹全都上了膛”,这是任何一个懂枪的细心读者看了都会惊讶或遗憾的。当然,作者的本意应该是想说,“两支‘二十响',枪膛里都顶上了子弹”,或者有如老兵爱说的俏皮口语:“两支‘二十响’,都上了‘顶膛火’”。也许,作者文弱的辞典里,恐怕难得收入这等武行的词汇。然而白纸黑字是个顶个儿的“思维扳机”,语法修辞是有规范的,语言文字引起什么心理效应,作者是有“责任”的。

 

 



 

      阅读有个怡情逸兴目的,我并不赞成一味的吹毛求疵,只是喜欢拿作品细嚼慢咽,体味一些细腻感人的描写,可惜往往无形中嚼出某些小沙子,令人败胃。作品为了情趣和性格描写的需要,文笔有时也允许甚至刻意将语法修辞“拗它一下”,但是不能违背常识常理。大千世界太复杂,文笔之事正确反映太不容易。唯其如此,名家更应该在节骨眼上下点功夫,显出功力,况且“文责”责任重大,大作家对民族语言纯洁发展是有责任的,我们对大作似乎应该要求高一点,故而古人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虽然似乎严苛了点,但由此我想到白居易,常将新作问老妪:“解否?”此公定有害怕“捉襟见肘”之隐,也真是知耻近乎勇,有自知之明。鲁迅是深知弄文之难的,难怪他呕心沥血,连“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所以他也不乏吹求。他连一部名作里有个描写“反缚”了手的人忽而五体投地“跪拜”的漏洞都要在序中指出,可见谨严之至。他之主张直译,也包含着避免类似林语堂先生误译苏诗的偶然漏洞的意思。他还有个妙招,就是尽量扬长避短。他写阿Q、闰土、孔乙己、祥林嫂、吕纬甫,却终于没写曾经好想写的红军。  

    上面林、王、高三位作家,前俩都上过“十大”名人榜,后者是赫赫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又都是在域内域外见多识广的大家,对他们吹求一下不无好处,丝毫无损其名,倒可说明“文章千古事”,真的不容易。

    美人脸上长个小痣,使得美人更露脸,所以叫做“美人痣”。名家大作里有点小疵,好像也能衬托其大其名,不知是否也可以叫做“名人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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