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方原创】朝觐与中国伊斯兰教
朝觐是伊斯兰教的五项主命功课之一，是有条件的主命，是财产的功课，身体的功课。穆斯林凡精神健全，身体康健，身无债务，有足够的旅费，家人生活费用充足，就应当去朝觐，一生当中至少要完成一次朝觐。朝觐不是每个人必须的功课，只是一少部分具备条件的穆斯林的功课。
而朝觐的意义却绝非履行一项功课那么简单。
通过朝觐不仅完成财富的流动，体现了伊斯兰的财富流动观；更重要的是通过朝觐汇聚了世界各地穆斯林，促进了世界各地穆斯林交流互通，促进世界伊斯兰教的发展保持一致。这也是世界伊斯兰教基本信仰和基本教义和基本礼仪传承千年而始终能保持一致的重要因素。
明初实施海禁和关津制政策，禁止民间出海、出境和自由流徙，也限制外国商人往来通商。隔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隔断了回民与伊斯兰世界的联系，缺乏伊斯兰教经典和教师，回民无从学习了解伊斯兰教知识，出现了“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弘扬之无自”的境况。回民的伊斯兰教信仰逐渐淡化，汉化现象日趋严重。
明代中后期，海禁、关津渐开，许多阿拉伯、波斯、中亚各国穆斯林商人、学者来到中国，国内穆斯林也能走出国门去朝觐，重新接续起中国穆斯林与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教上的联系。就是这个时期，中国经学创始人胡登洲赴麦加朝觐。朝觐归来，“遂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兴办经学，并使经学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经学的兴办和传播，扭转了中国伊斯兰教日趋衰落的境况，使中国伊斯兰教衰境复兴。
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从未中断。
清雍正六年(1728)年，马来迟赴麦加朝觐，在麦加、也门、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访师求学，主要研习当时阿拉伯地区盛行的苏菲派学理。回国后在河湟循化地区开学，传授苏菲学理，因劝化过许多汉、藏民众皈信了伊斯兰教，声名日盛，追随者日众，后自成一派，形成中国苏菲派“华寺”门宦。
清雍正八年1730年，赴，后入也门苏菲道堂求学，多次从也门赴麦加朝觐朝觐，回国后先后在甘肃各地传教， 传授苏菲学理，形成中国苏菲派“哲合忍耶”门宦。
清后期，云南马德新、马联元先后赴麦加朝觐游学，开阔了学术视野，丰富了学术思想提升了学术造诣，朝觐归来讲经传教，著书立说，成为一代经学大师，为伊斯兰教在云南的传承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清末，马万福赴，这时期主张改革的瓦哈比思想已在阿拉伯半岛兴起，马万福与当地学者广泛交流学习，受其影响回国后宣传'凭经立教'、'遵经革俗'的改革思想，形成遍及中国各地的伊赫瓦尼派。
民国时期，青海省政府主席率由甘青二省123名阿訇组成的朝觐团，前往麦加。此时沙特王室已建立政权，统治圣地，推行瓦哈比思想。其中马得宝、马正清朝觐期间学习交流，受瓦哈比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奉行瓦哈比派主张，后从伊赫瓦尼派中分离出来，形成赛莱菲耶学派，因奉行礼拜中三抬手，俗称“三抬”。
虽然，中国伊斯兰教各门宦派别分门别户，都是源于阿拉伯地区，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基本教义教法并无区别，都是坚持以《古兰经》、《圣训》为基本信仰，严格履行念、礼、斋、课、朝五功，只是在一些礼仪的遵行细节上有所不同。
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伊斯兰教一脉相承，其中朝觐起到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一道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1958年的“宗教改革”运动到十年文革，中国伊斯兰教遭遇了前所未遇的灭顶之灾。一切宗教活动被严禁，清真寺被关闭或拆毁，中国穆斯林的朝觐自然也被禁止，中国伊斯兰教与世界隔绝了联系。二十多年后的改革开放，随着宗教禁令的解除、宗教信仰和中交活动的恢复，中国公民也可以享有出境的权利，中国穆斯林朝觐之路也逐步恢复开通。然而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仍处于国家宗教当局的严控之下，须由政府宗教部门组织，只允许极少部分穆斯林朝觐。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允许朝觐时的几百人到九十年代末的两千多人，人数逐步有所增加，但这对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来说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朝觐需求。
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人民的经济收入的增加，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富裕起来的穆斯林的朝觐需求也日益增长。随着国家对公民出境限制的逐步放开，越来越多的人以探亲旅游和商务的名义申办护照，绕道他国前往朝觐。人们把政府组织的朝觐称为“公朝”，把私自去的称为“私朝”。到本世纪初，民间的“私朝”已逐渐超过公朝的人数。
经过1958年宗教改革运动到十年文革二十多年的禁锢，中国伊斯兰教遭受了严重摧残，陷于濒危境地。改革开放的春风，给中国伊斯兰教重新带来了生机。
二十多年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伊斯兰教在多数地区回民中的传承主要还是靠回民时代相传的饮食习俗和过乜贴、转夜拜拉特过圣纪这样的宗教习俗维系着，没有多少人真正懂得伊斯兰信仰，坚持礼拜的还只是个别地区少数人。许多地方妇女们戴穆斯林头巾的也很少，现在全国越来越多的地区的妇女戴上头巾穿上长衫。那时期，许多大学里的回民学生能坚持在清真灶吃饭的都是少数，能在节日去清真寺参加会礼的更是少见。现在大学里坚持主麻日礼拜、封斋和戴穆斯林头巾的学生已比比皆是，尽管学校里明令禁止，仍无法禁绝。各城市清真寺主麻日、斋月和节日会礼人满为患。
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伊斯兰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朝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甘肃平凉是西北一个重要的回民聚居区，有着十几万回民，历史上经学发达，教门兴盛。十几年前，每年仅能分配给十几个朝觐名额，并不需要排队，不是人们没钱，每年都有上百人出国旅游，而是没有那么迫切的朝觐意识和需求。十几年前，首次有二十多人参加“私朝”，此后“私朝”人数逐年增加，几年后“私朝”达到八十多人，远远超过“公朝”人数。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妇女朝觐归来后戴上了头巾，穿上了长衫走进了清真寺、阿语学校的学习班。现在平凉全回民公朝名额已增加到两百多人，可排队等待朝觐人数达到两千人左右，要等到七、八年才能排到。
河南桑坡，是一个以皮毛加工闻名全国的河南首富村之一，仅有不足一万人，十几年前每年能有上百人出国旅游，可每年政府分给的六七个朝觐名额，要上门动员才肯去。十几年前桑坡村第一次有十几人参加“私朝”，朝觐归来，有人自出场地自聘教师办起了学习班，学习教门回归教门之风逐渐兴起。现在每年能争取到三四十个公朝名额，但要排队等待一两年才能去。
远在天涯海角的三亚，如今只有一万回民人口的三亚，教门状况在全国来说也是很好的地方之一，现在每年“公朝”能有几十名额，但要排队十年左右才能排到。
新疆、甘肃临夏州、青海、宁夏一些穆斯林重点地区朝觐名额则更为紧缺，要排队十年以上。
对朝觐的哈吉，寺坊乡亲向来都要隆重的送迎，朝觐归来的哈吉都会得到哈吉荣誉和礼遇，都要隆重的宴请，向亲友们讲述朝觐的见闻感受。这是世界穆斯林流传千年的传统。
尽管这种隆重的送往迎来和宴请看似有些铺张和浪费，也不排除有好慕虚荣的成分，但在这年复一年对哈吉隆重的送往迎来中，越来越多的穆斯林接近了教门认识了教门，带动了教门意识的回归，带动了越来越多的人走上朝觐之路，也带动了浩劫之后中国伊斯兰教的恢复和发展。显而易见，凡是朝觐名额紧缺，需要排队的地方都是教门较好的地方。
中国伊斯兰教能从宗教改革和文革的劫难后很快恢复元气并快速发展，固然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朝觐的作用不可低估。
朝觐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影响和意义，许多穆斯林还认识不清，或许认为朝觐只是五项主命中无足轻重的一项，只是一少部分“有钱汉”的事，与多数人无关，其实朝觐的带动作用远胜于任何空口说教的宣教。
国家宗教局和统战部的官僚大员却早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早在1998年，鉴于国内朝觐需求不断增长，朝觐名额供不应求，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私朝”的状况，由统战部宗教局公安部等中央五部委就联合下发了一个限制“私朝”的“五部委通知”，限制西北几省区穆斯林公民申办护照，出境口岸限制持有沙特签证的穆斯林出境，理由就是“朝觐嫌疑”。
然而这一违反宪法和法律“五部委通知”并不能堵绝民间“私朝”之路，只是增加了穆斯林申办护照和“私朝”的难度和为之多付出的费用，并滋生出买卖“公朝”名额的“朝觐腐败”。至2005年高峰时，各种途径的“私朝”者达到近两万人，而此时“公朝”虽逐年增加才达五千人。
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经济收入的增加，朝觐人数逐年上升，中国朝觐者在沙特朝觐期间的购买力也不断增强，中国穆斯林在世界各国穆斯林心目中的形象大为改观，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这也是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在穆斯林朝觐上的具体表现，每一位中国穆斯林朝觐者都为之感到自豪，这也应该是党和政府感到欣慰的事。
可统战部、宗教局的个别大员们却不这么认为。他们没有从朝觐名额太少，不能满足广大穆斯林的需求着想；没有从因此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中进行反思；没有从增加名额，改进管理，改善服务着手，提高朝觐工作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以树立政府的良好形象考虑。而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极左思想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封建官僚意识，出于官办朝觐的垄断利益，将“私朝”视为大患。他们把“公朝”称为“有组织朝觐”，“私朝”称为“零散朝觐”。国家宗教局前领导曾多次在宗教工作会议上，把朝觐与伊斯兰极端势力、恐怖势力和民族分裂势力的渗透联系到一起，把朝觐与西北贫困地区联系到一起，强调对朝觐要严加控制，对零散朝觐要严厉打击。并屡进谗言，谎报情况，为中央领导层的决策提供虚假信息，致使当时的中央领导做出有关批示和决定。
2006年，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和国家宗教局统一部署，新疆、甘肃、青海、宁夏、河南、云南等省区各级公安、宗教部门统一行动，展开一场对零散朝觐的空前的清剿和打击行动。动用几省区的警力，采取各种行政和刑事强制手段，收缴、注销穆斯林公民合法持有的护照。一批曾参与过零散朝觐的组织者遭到拘捕，被劳教甚至判刑。上演了一场新时期极端违法行政的荒唐闹剧。
一些主要的出境口岸都接到指令，对有“朝觐嫌疑”的出境人员均予以“劝阻”，不许出境。凡是有穆斯林特征持西北几省区签发的护照者都要详加盘问和检查，每年各出境口岸都有多批次被边检警方以“朝觐嫌疑”被拦截，并通知由宗教局官员“劝阻”回籍。对此，边检警方给不出任何不许出境的规定，推说：这是宗教局的规定，找宗教局出具证明不是“朝觐嫌疑”并同意出境就可放行。而宗教局则推说：边检由警方管理，应找边检警方。边检警方以“朝觐嫌疑”拦截穆斯林出境，宗教局插手出境边检事务，这在中国法律毫无依据，二者一唱一和，拦截、“劝阻”，完全一副黑道流氓嘴脸！这种流氓政策本肇始于周永康当权时期，如今周永康之流早已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可他留下的流氓政策却仍然大行其道，这不是在打倡导法治建设的当今体制的脸吗？
除了申办护照和出境对穆斯林严加限制外，还通过外交干预，促使沙特方面与中国伊协签订协议，沙特使馆对中国穆斯林的朝觐和副朝签证由中国伊协独家代理，必须通过中国伊协才能办理；且除北京外，沙特任何驻外使领馆都不得给中国人发放朝觐和副朝签证。
经过2006年以来，公安、宗教部门联合采取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零散朝觐”取得朝觐和副朝签证的路径基本被堵死，“零散朝觐”大为减少，“公朝”名额更加紧缺，登记报名者已排至数年甚至十年之后。“公朝”收费则由原来的¥22000元/每人飙升到¥45000元左右/每人；曾因零散朝觐的竞争而一度大幅减少的买卖朝觐名额的现象又再度死灰复燃，并一路飙升到最高五万左右。致使朝觐腐败现象一度大肆泛滥和漫延。
近几年来，政府“公朝”名额虽逐年有所增加，仍远远不能满足广大穆斯林群众的需求。沙特政府按各国穆斯林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给各国朝觐配额，每年给中国应是25000左右名额，而中国迄今为止最多一年只允许14000多人朝觐，其余名额全部作废。
为了能完成朝觐夙愿，许多人不惜花高价签商务签证去朝觐。沙特商务和工作签证由几家代理公司代理，可对穆斯林民族却仍是严加限制，不能正常办理，只能花高价通过非正常渠道办理。一本沙特商务签证汉族人正常办理全部费用只需几百元，而穆斯林却要花费上万甚至数万元高额费用，中国穆斯林的沙特签证费用堪称全球签证费之最。零散朝觐一次下来全部费用高达六、七万元以上，这也堪称全球朝觐之最！
尽管宗教、公安部门使出包括流氓手段在内的各种违法行政招数，防控打击“零散朝觐”至今仍是宗教当局每年的重点任务之一。仍不能完全禁绝“零散朝觐”之路，现在每年仍有数千中国穆斯林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获取沙特签证去“零散朝觐”。
朝觐本是受国家宪法和法律保护的伊斯兰教基本信仰，也是出入境法许可的公民合法权利。零散朝觐也从未给国家、社会和他人带来任何危害，也从未因朝觐引发任何政治或社会事件。公安部配合国家宗教局采取强制性行政手段甚至刑事措施将零散朝觐作为违法犯罪活动进行打击，以“预防零散朝觐”为由，限制穆斯林公民出境，不仅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侵害公民的合法权利，同时，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官办朝觐的垄断利益、为腐败行为保驾护航的作用，助长了官办朝觐中腐败的泛滥和漫延，伤害了穆斯林群众的感情，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致使两千多万中国穆斯林对党和政府误解和失望。不利于把广大穆斯林群众团结到党和政府周围，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这也是与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和主张相违背的。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极端势力和恐怖势力在世界伊斯兰教中只是极少数，在所有伊斯兰国家都受到严厉打击，沙特对此控制和打击尤为严厉。每年朝觐期间，朝觐人数达二百多万，他们来自世界各个国家，语言各不相同，无法交流。中国朝觐者大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没什么文化，在沙特朝觐期间，中国人之间，不同民族、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语言和方言都听不懂，更别说与外国人交流“渗透”。至于民族分裂势力，我国新疆地区的东土分裂势力只是极少数民族主义分裂分子，与伊斯兰教没有必然联系，更与朝觐无关，极少数民族分裂势力的幕后支持者并不是伊斯兰国家，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热比娅出国后从事反华分裂活动是在美国和欧洲一些西方国家，而不是伊斯兰国家；她不去沙特，她不去朝觐。就连美国这样将伊斯兰教视为威胁,反恐最为积极的国家也未对其国内穆斯的朝觐予以限制和打击。国家宗教局个别领导把朝觐与三种势力联系到一起的极左论调纯属别有用心的无稽之谈。至于把朝觐与西北贫困地区联系到一起，与影响当地经济及教育发展联系到一起的论调更是毫无事实根据和理由。西北虽有个别贫困地区，但如今贫困人口所占比例很有限，多数人早已脱贫，况且，再富裕的地区也会有一定的贫困人口，再贫困的地区也会有一部分富裕人口，出国朝觐不足为奇。现在全国穆斯林每年朝觐总人数最多不过一万多人，而在相对贫困的甘肃，随便一个地区或城市每年出境旅游的人数也远不止此数。有条件朝觐的人，大都是当地富裕户，从事各行各业经营致富，本身对当地经济发展就有所贡献，他们用自己合法的钱财去朝觐，又不是公款出国消费，何致于影响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为配合政府对穆斯林朝觐的限制，个别一些有着委员代表和伊协会长副会长身份的阿訇爷和阿訇哥们按照统战部宗教局官员们的授意或发表文章或在清真寺大殿台上宣讲：“零散朝觐是非法的，不能去”，“零散朝觐人员成分复杂，出去后与国外极端势力相互勾结渗透，把不稳定的思想带回来”。买卖朝觐名额在国法上属行贿受贿是犯罪，在伊斯兰教法是“哈拉目”也是犯罪，却从未有人公开指出买买朝觐名额是违法犯罪，宗教官员和个别委员代表的阿訇爷阿訇哥们却异口同声地声称：“零散朝觐”违法！中国每一条法律都有名有姓，哪一条法律把朝觐分为“公朝”和“私朝”或“零散朝觐”？“零散朝觐”非了中国哪一条法律？胡登洲朝觐归来兴办经学，才接续了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承；马果园朝觐归来，才有了中国伊斯兰教的伊赫瓦尼派。试问，胡登洲、马果园朝觐是“公朝”还是“私朝”？是合法还是非法的？他们带回来的是不是“不稳定的思想”？没有胡登洲朝觐归来兴办经学，没有马果园哈吉朝觐带回来的伊赫瓦尼，哪里有你们当委员、代表、会长的份？
伊斯兰教本身就是外来传入的，历史上因朝觐和非朝觐传入在中国形成的伊斯兰教各门宦派别，哪一个属于不稳定派别？现在哪一个门宦、派别的老人家、阿訇爷们不是各级政协人大的委员代表？哪一个不是党叫说啥就说啥的爱国爱教人士？
中国伊协是国家财政全额拨款的宗教团体，不具备经营资格，不能从事营利活动，中国伊协组办全国穆斯林朝觐则谎称为非营利活动，可实际上却是暴利。2006年以前，每人收费两万多，其利润是每人数千元，每年营利上千万；2006年以后，每人收费三万多，每人利润上万元，每年营利上亿，现在每人收费四万多元，其营利更巨。中国伊协一切办公、工资开支都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支付，而其朝觐团的带队干部大多是各省区统战、民族、宗教等党政机关干部，他们的所有费用都是由其所在单位国家财政支付，不由朝觐团负担。中国伊协每年在朝觐中获取的巨额暴利，并未向国家上交任何税、利，而是谎报无营利。每年朝觐的巨额利润中国伊协自己除搞些福利、发些奖金，连零头都用不了，如此巨额暴利资金都去往何处？纪检、审计部门立案审查中国伊协的朝觐帐目和资金去向，不难查明。民间的零散朝觐影响了他们的垄断利益，以防范宗教势力渗透为由打击和取缔零散朝觐，以保护其垄断利益，并掩盖这一巨大经济利益背后的腐败行为，这也是其重要背景之一。
朝觐不是洪水猛兽，伊斯兰不是中国的威胁，中国穆斯林从来都不是中国发展的阻力。
伊斯兰教最早在唐代传入我国，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和平发展，形成了中国的穆斯林民族，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民族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共生存同命运，早已是中国化的产物，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穆斯林从来不乏爱国传统，历史上“争教不争国”，没有自己的政治要求，谁当政就服从谁，就为谁效力，只求能保守自己的教门。历朝历代都积极顺应历史潮流，积极投身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之中。各个历史时期都为中国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对穆斯林来说，朝觐是主命，就如同江河奔流向海，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断。自至圣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到如今，无论世界经历了什么样的战乱，朝觐之路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即便是在1958年宗教改革到十年文革那个黑暗时代，仍然有人冒着牢狱之灾甚至生命的风险经由西藏印度、新疆巴基斯坦“偷越国境”赴麦加朝觐，一些人就此留居沙特。
任何极端的政策都不会长久，像宗教改革，像文革。如今正在一些地区和领域肆虐的极端反宗教政策也会是同样如此。
只要中国宪法上还写着“宗教信仰自由”，只要中国法律还没有明文限制某一族群公民自由出境，只要中国法律还没有明文禁止穆斯林朝觐，中国穆斯林的朝觐之路就不会中断。
我们期盼着云开雾散，玉宇澄清，国泰民安时代的到来，中国各族人民都能充分享受宪法和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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