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回族“汤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产物
关于汤瓶的那些历史趣事，你都知道吗？
北周李贤墓萨珊鎏金银壶
老北京“汤瓶牌”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
清代粉彩折枝花卉纹梨式壶
长沙窑注子
宁夏博物馆馆藏铜汤瓶（民国）
“汤瓶”，形似茶壶，鼓腹、长流、曲柄，有陶、铜、锡、铁等材质，为中国回族日常洁净沐浴之工具。回族谚语有云：“回回家里三件宝，汤瓶盖碗白帽帽。”对于中国内地的回族而言，“汤瓶”极具象征意义，是伊斯兰教信仰之标志，也佐证回族“和而不同”的二元文化属性。
“汤瓶”传说的真伪
关于“汤瓶”的来历，民间传说离不开唐太宗、宛尕斯（宛葛思）、徐茂公三人，虽情节略有不同，但梗概一致。传说唐王梦见大殿梁塌，被一位缠头绿袍大汉托起。梦醒后，大臣徐茂公告诉唐王，此人为西域回回宛尕斯，唐王赐金瓶予他，以做穆斯林小净水器。后来宛尕斯在安史之乱中，助徐茂公平定动乱，从此定居中国。唐王所赐的“唐瓶”，久而久之，演变为“汤瓶”。传说固然动人，然深究则与史实不符。
穆罕穆德40岁时始传教（公元610年），卒于公元632年，是为贞观六年。唐太宗李世民在位23年，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殁，而公元642年，阿拉伯将领努尔曼才率军在波斯哈马丹以南的尼哈万德打败波斯萨珊王朝军队，继而征服波斯全境。因而在此期间，穆斯林来华传教几为不可能。
此外，传说中徐茂公原名徐世勣，唐初名将，赐姓李，后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旧唐书·李勣传》记载，总章二年（公元669年），李勣薨。而安史之乱发生于唐玄宗末年，也就是公元755年之后，二者时间上有出入，可见为后人附会。
宛尕斯，也称宛葛思、宛嘎素、斡葛思、瓦嘎素，乃阿拉伯语音译。在中国伊斯兰教史上，唐代确有名为宛尕斯的外国穆斯林，其全名为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其人曾被认为是最早来华传教的穆斯林，今广州桂花岗尚存宛嘎素墓，为中国现有最早的一座穆斯林墓，据传广州怀圣寺是其所建。此墓本身建筑年代已不可考，但周围建筑则全部为清代重建。而《明史·西域四》也记载：“隋开皇中，其国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始传其教入中国。”循其音，“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即是撒哈巴·赛义德·宛葛思。
据国外学者从中文历史文献及日文、法文、英文、阿拉伯文、波斯文资料考据，撒哈巴·赛义德·伊本·阿比·宛葛思为伊斯兰教圣人穆罕穆德的表兄弟，位列十大圣门弟子之一。此人生于公元583年，曾任伊拉克总督并建立库法城，公元673至675年间葬于麦地那。中国最早记载此人见于河北定州清真寺碑跋《重建礼拜寺记》，此碑署时“大元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也有学者考证为明人假托元人所立，总之不早于元代，唐代尚无此人记载。而清代著名回族学者刘智在其《天方至圣实录》中则述：“圣人乃命其徒赛尔德宛歌斯以真经三十藏，计锁勒一百十四篇，分六千六百六十六段来献。云‘诵此经能灭诸邪’。太宗撰之，颁诸天下。而其教遂大行于中土焉。”《古兰经》原是早期穆斯林口述背诵，直到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时期，始有三十章定本。奥斯曼在位为公元644年至656年，唐太宗卒于公元649年，期间绝无可能有“真经三十藏”入华。然清代中叶以后，在回族中流传甚广的民间传说文本《回回原来》以及《西来宗谱》却延续了刘智的说法，并将其演绎为“宛尕斯巴巴”的口头文学溯源传说。
因此，“汤瓶”传说大抵可见其流传端倪，虽史实谬误，但本质上是回族外来族源说的变体。从宛尕斯的外来伊斯兰先贤身份，再到其助唐王平定安史之乱的功绩，继而得赐“唐壶”，得以保持信仰，由此定居中华大地，最终成为回族的祖先。
“唐瓶”、“汤瓶”与“胡瓶”
“汤瓶”传说中还有一个疑点，就是“汤瓶”是否是“唐瓶”？“唐瓶”又是何来？
传说中的“唐瓶”，器型、工艺及材质应具唐代西域之风，且功用当为水器，因此历史上曾记载的“胡瓶”较符合“唐瓶”的定位。关于“胡瓶”，唐代历史上多有记载。如《通鉴释文辩误》卷九：“唐太宗赐李大亮胡瓶。瓶，盖酒器也，非汲水器也。今北人酌酒以相劝酬者，以曰胡瓶，未识其规制与太宗之胡瓶合乎否也。”此种胡瓶器型为侈口、细颈、溜肩、鼓腹，喇叭形高足，口沿与肩安柄。宁夏固原出土的北周李贤墓萨珊鎏金银壶（见图1），即是此类胡瓶的代表，极具异域风情，唐代称其为鹤嘴壶。此外，中国各地也出土过其他相似造型的“萨珊式银执壶”（见图2），如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鎏金胡人头像银执壶，还有日本奈良正仓院所藏的银平脱漆胡瓶，皆是唐代胡瓶的代表。
然而，后世对胡人常有认识误区，将其泛指中亚、西亚来华的穆斯林。实际上，此“胡”非彼“胡”，至少在唐代，胡人确指波斯人、粟特人，非今人所说的“伊斯兰”文明承载者，而波斯与粟特之间的文化特质也有所不同，不能混为一谈。中亚的古老民族粟特人在唐代极盛，史书称其为“昭武九姓”，尤善经商，陆上丝绸之路活跃的商队主要为粟特商人。而西亚的伊朗高原在唐初尚未伊斯兰化，波斯人于公元224年至651年建立的萨珊王朝曾对整个地区的艺术风格产生过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粟特人和波斯人语言接近，高鼻深目，容貌相似，唐人常常混淆，以“西域胡”统称。萨珊王朝国教为祆教（琐罗亚斯德教），同时还有景教（聂斯脱利派）和摩尼教，而粟特人则主要信仰摩尼教。兼之伊斯兰教禁酒、禁偶像崇拜、禁使用金银器做食具，因此以金银为材质、酒器为用途、人像为装饰的“胡瓶”，实难担当中国穆斯林视为沐浴净手的“汤瓶”。
之所以有此误解，皆因“胡”字。元代色目人大量进入中国，这些人大部分是来自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并由此将伊斯兰教传至中国各地。后经明清两朝，因年代久远，回族遂以西域胡人、番客等词特指前朝来华的穆斯林先人，并将“胡瓶”视做外国穆斯林做小净的水器。殊不知，唐朝此“胡”非彼“胡”，需仔细辨别，才能对回族“汤瓶”溯源。而此类壶短流、无嘴、无盖、长颈，从实用角度而言，容量不大、易倾倒，并不适合穆斯林做小净。因此，依从中国古代器皿的发展规律，结合伊斯兰教中国传播的历史路径，唐代“胡瓶”并非回族“汤瓶”的来源，乃是后来才逐渐发展出现“汤瓶”器型。
既然“唐瓶”（胡瓶）并非回族“汤瓶”语音相转，那么中国古代“汤瓶”究竟何来？
“汤”，古文意为热水，顾名思义，“汤瓶”就是盛热水之壶，又名“茶瓶”。唐以前，虽有鸡首壶、凤首壶等，但是中国传统的壶没有把手和管状流，乃是中唐之后才出现“注子”，盖、执、嘴俱全，皆因中国饮茶法之变化，才致壶器型的流变。饮茶法历经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汉至六朝的粥茶法，类似煮粥；第二阶段是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第三阶段是元代后期以来的散茶法。两宋时期，“点茶”的兴盛，催生了茶具的变化，此时开始大量出现便于注水并能控制流量且防烫手的长流执壶。唐末宋初苏廙的《十六汤品》讲，茶末入茶盏，用带管状流的茶瓶向盏中注热水，同时用“茶筅”（竹制搅茶工具）调和茶与水，是为“点茶”。点茶时，必然要控制流量，注汤有准，唐代短直流的“注子”（见图3）就不能满足“斗茶”的需求，由此便产生了现代意义上茶壶的前身——长流管状执壶。元末至明清，点茶式微，散泡法渐盛。茶壶（见图4）圆鼓腹最大腹径逐渐下移，重心下沉，不易倾覆。壶流的位置在元代也逐渐下移至壶腹中部偏下，令液体压力加大，向外倒茶时不需较大倾斜度即可完成，且水也不易自口部溢出。同时，为了控制流速，壶流曲线增至多弯，流速变缓，收手时迅速回流，不至于洒落。
上述流变，使得壶之器型渐趋近于近代回族“汤瓶”，且功能也能满足穆斯林“小净”之需。“小净”，波斯语称“阿布代斯”，乃礼拜前用净水按程序清洗身体局部的基本要求。《古兰经》云：“信道的人们啊！当你们起身去礼拜的时候，你们当洗脸和手，洗至于两肘，当摩头，当洗脚，洗至两踝。如果你们是不洁的，你们就当洗周身。”回族小净首要条件必是用流水，且有规定的冲洗顺序和次数。由此可见，小净使用的“汤瓶”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长流，易控制水量；第二，曲柄，易于抓握；第三，鼓腹，保证一定容积；第四，矮足或无足，不易倾倒；第五，结实，常用之物耐磕碰。今常见民国往后的铜、铁、锡制汤瓶壶（见图5），皆满足以上要求，也是器物发生规律的必然选择。
此外，清代回民起义使回族历经多次人口迁移，总走势为中原迁往西北，西北散至更为偏僻的边疆。这些地区多为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等游牧民族世居之地，日用之物受杂居地传统习惯影响，未无可能。蒙古族、藏族酷爱奶茶，铜壶工艺颇具特色，而回族受其影响，将其稍作改动，作汤瓶之用，也在情理之中。
今伊斯兰国家，穆斯林做小净时，使用中国回族式“汤瓶”来冲洗者并不多见。笔者曾在伊斯兰国家发现市场上有售卖铜质水钵，以粗线所编网兜悬于水桶，供舀水冲洗之用。此类铜钵，古代伊斯兰文物图录上皆是，但是否古代穆斯林也有类似用法，也未可知。
可见，回族之“汤瓶”并非完全的舶来之物，乃是伊斯兰教中国化之产物。其型非“唐瓶”胡风，而是依中国器物之流变发展而来，其用却是从伊斯兰教教义衍生而来。回族“汤瓶”之中式器型，承载了伊斯兰教的内涵功用，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体现了中国回族“和而不同”的文化特质。
“汤瓶”之象征意义
回族将“汤瓶”形象符号化，赋予其“清真”的象征意义，绘有阿拉伯文的汤瓶壶图案一度成为清真餐饮的标志（见图6）。而回族选择“汤瓶”作为自身符号，既可自我识别，也向回族以外的主流社会发出信号，以作区隔，皆是因为“汤瓶”与洁净紧密关联。穆斯林在进入神圣空间（如礼拜）或接触神圣物（如《古兰经》）时，必须有大小净仪式，身体的洁净意味着断绝与世俗时空的关联，这种阈限使穆斯林从世俗的结构中进入神圣的反结构状态，在礼拜中接近真主。仪式结束后，又重返世俗生活，对穆斯林而言，“汤瓶”即是阈限中至为关键的道具，其承载的流动净水是洁净的象征。“汤瓶”作为文化符号的象征意义，使不可测度的文化边界转化为可识别的符号。至此，回族 “汤瓶”传说及其符号化便可得以解释，皆因伊斯兰中国化的事实需求，从而完成了二元一体的文化转变。